袁伟时VS杜维明 中国能向21世纪贡献什么

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从何而来？

主持人：杜老师重视儒学，也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感觉你是从伦理层面和道德层面在强调，而袁伟时老师始终都是从制度层面在强调。我想问杜老师，您觉得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从何而来？比如说你在哈佛做的燕京学社，其资金来源就是哈佛、燕京校友还有其他捐赠，是独立的。但现在北大这个高等人文研究院，如果资金来源于政府拨款或来源于北大校方，是不是会影响独立性？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以来都是权力的附属体，那么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会从何而来？知识分子独立的依托点是什么呢？是宗教的自由发展？还是市场资本力量的发展？

杜维明：你刚才讲的那些问题我一直都有关注，也就是对政治、制度、文化在社会上的具体表现都很关注。若只关注在人伦、道德，可能有点片面，制度当然是很重要的。我基本的理解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有相对的独立性，基本上从孟子所代表的精神开始，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还有民本的观念。关于知识分子的独立风格，像钱穆他们讲的很多，相权（宰相的权）和皇权（朝廷的权）之间的复杂关系就是一个例子。当然，不论有多少制约，皇权仍然是至高无上。

另外，知识分子的抗议精神由来已久，有些是体制内的，就是谏议制度。他们对于朝廷的私欲横流，进行非常严厉的批评。也有很多不在政治体制内的，像大家熟悉的明代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所撰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绝对不是政权的附属体。但这里面有一个严重的误会，认为知识分子和政权的关系是皮和毛的关系。我认为知识分子在传统的中国文化发展中，虽然没有像西方政教分离的、纯粹是属于基督教传统或僧侣阶级的，但也是独立的。

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其实是从俄罗斯十二月党人开始的，它最突出的特殊性就是抗议精神。但俄罗斯知识分子对参入体制有一个严厉批评：只要进入体制就不属于知识分子。如萨哈罗夫作为知识分子，因为他是氢弹之父，他的研究绝对受到政府的资助，但是他仍然强烈地对现实政治进行批判。还有戈尔巴乔夫，因为他在政治体制之内的，就不属于知识分子。

参入体制内的问题，在法国情况就有很大的不同。法国萨特是抗议精神很强的代表。还有另一位思想家，雷蒙•阿隆，他是戴高乐的左右手。写《人的命运》一书的马尔罗是文化部长，当然它们都属于体制内的。德国也一样，有很多最重要的知识分子都在体制内，德国大学教授很多是官员，校长都是由政府任命。美国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果有资格、有机会到华盛顿作参谋，能够介入政治，大家认为那是一个光荣。

不讲过去，就说现在，中国当代具有抗议精神的很多知识分子和政府的关系很密切。比如王若水做过《人民日报》的主编，李慎之曾是社会作科学院的副院长。还有很多完全是在政治体制内部的，但是他们仍然有敏锐的批判精神。所以，我认为在政权内部，或媒体、企业各界，在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中，都可以发出真正的知识分子声音，不一定是反政府的，只要它体现良知与理性，都具有一种真诚的批判精神。

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张力

主持人：您刚才举到了两个名字，我特别想说的是，他们都已经成了我们的网络敏感词，基本上成了不能出现的名字。在这个问题上，讲知识分子独立性和社会、政治发展的关系，还要请教一下袁老师的看法。

袁伟时：我是这样看，王元化先生对陈寅恪先生那段话的理解有问题。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明确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制度”，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民国以来，很多知识分子想对三纲重新解释，有的人把君为臣纲，解释为职业的忠贞精神，对上级的尊敬、尊重。这样的解释，我认为是非常勉强的。现代社会的上下级关系和其他人际关系，人格上是平等的，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与三纲的依附和服从格格不入。所以，三纲确实是像陈寅恪先生讲的，是无可疗救的。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现在的危险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度美化。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破坏、摧残传统文化，那是犯罪，我想已经不是社会的主流。传统文化要保护没问题，要继承也没问题，要发扬也没问题，问题在你将传统文化放到什么位置上？这里面就要对时代有恰当的把握。我的理解是，每个古代文明都有自己的贡献，到17世纪以后，汇合成为现代文明，它的代表者是西方，即西欧、北美。现代西方文明，吸收了东方文明很多东西，包括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各个方面的精华。

吸收了这些，它就缔造了一个文化高峰。这个文化高峰过去简单说是“西方文化”，我认为不够全面，准确地说是“现代文化”。这个现代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产，各种文化的精华汇集，凝聚为人类的共同价值，体现在1948年各个国家的代表讨论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宣言的基石是罗斯福提倡的四大自由，终结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论争，将两种思潮的精华结合在一起。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文化的精粹；“不虞匮乏的自由”是社会主义精神；“免于恐惧的自由“总结了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专政社会主义的负面教训。于是，成就了一个新的思想基础，发展成为1948年12月的《世界人权宣言》和1966年12月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它的内容成为判断不同国家和地区人类是文明还是野蛮、兴旺还是衰败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尺；既是现代社会的标准，又是达到这个标准的必由之路。

当时有一股逆流——冷战。从更高的层次看冷战，是反文明、反对自由、民主的势力跟自由、民主、法治势力的对抗。

应该在这样整体的情况下，来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的贡献应该肯定，但是不能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有其天生弱点。例如，虽然有一些抗议精神，但是制度上没有形成分权制约，这是一个明显的弱点。另外，没有形成法治精神，它对经济自由也是压制的。结果，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制度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发展不起来。再加上先秦诸子的思维方法的弱点：缺少逻辑、实证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也发展不出现代科学。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东方社会要转化为现代社会时，会面临一个抉择：你要不要接受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文化？这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盛衰和人民的福祉。

中国为接受现代文化整整付出了一百年的代价。这一百年怎么算呢？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整整六十年，经历六次战争，五次是对外战争，有一次是内战。六次战争加上自然灾害，造成1亿多人非正常死亡，然后才知道不能抵抗现代文化；经济上来讲不能抵抗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趋势。

进入20世纪以后，从慈禧太后推动清末新政开始，一直到30年代，一共37年。那个时候总的说来——特别在经济上是接受现代文明的，要改造中国的社会，从制度到思想文化都加以改造。那个时候有很辉煌的成就，但是也出现很多问题。

到了40年代，中国开始迷茫了，从40年代到70年代末，迷茫了40年。40年代迷茫在哪个地方呢？从国民党到共产党，包括中间的民主同盟，都认为应该接受计划经济。中间派还认为在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之外，可以走第三条道路。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接受苏联的计划经济，而与自由民主结合起来。接踵而来的是内战。发展到后来，就是中国30年的计划经济，包括个人自由受到不应有的剥夺那样的一个很大的迷误。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以后，这30年又扭扭捏捏回到接受人类共同文明的轨道。

概括起来，就是从鸦片战争到现在170年，100年是迷茫的，70年比较清醒，愿意接受人类共同的现代文明。但是我们知识阶层的一些人现在还在制造各种藉口，来抵抗人类的现代文明。

一个藉口是反对西方中心论，认为人类文化是多元的。这对一个落后国家，对东方国家听起来很舒服。但你就不知道人类文明已经进步到那样一个阶段，你不接受它，必然带来灾难。不少人至今不承认这个结论，还在拼命辩论这个问题，我想这太落后了。

还有一个藉口是不要拿现代西方文化同传统中国文化比。但是，现代文明是无法遮蔽的一面镜子。在它观照下，为什么两个不同体系的传统文明，一个自行转化为现代文明，一个却至今仍在蹒跚学步？这是无法回避的考题。

现在历史转折到了一个新阶段，假如中国人、中国的知识阶层想要在文化上有新的建树，就要看到世界大同年代到了。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经过冷战付出很大代价以后，现在世界大战危险没了，甚至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危险也基本消失了。一个全球化时代、区域化时代，世界政府的雏形或者说地球管理委员会的雏形浮出水面了。从政治上来看有联合国大会、安理会；经济上有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还有科教文组织、国际法院等等，都是地球管理委员会的雏形。在这个时候，思想文化就要相应调整。中国的知识分子、思想家看不到这个变化，老想我要将儒家文化怎样发扬，没有想应该将世界上的一切文化的精华吸收过来，创造新的思想理论，帮助人类更好地生活。

我认为现在的主要问题在这里。假如你还停留在康有为年代，康有为的《大同书》是非常落后的一个理论。《大同书》是在100多年前提出来的，它设计的大同世界，没有私产，严格监控私人生活和言行；婚姻应该怎么样，家庭应该怎么样，全身毛发剃光，“一毛尽拔”，全都规定好了；荒唐之极。接受和实行他那个理论，等于将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提早五十多年罢了。

现在面对新的世界情况，全球化的时代你怎么样找出一个新的理论，引导人类前进。比如现在，一些东方国家，某些伊斯兰国家甚至还没有走出中国曾经经历过的一百年的困境，仍然认为不应该接受现代文明。

反对西方中心论，这个藉口是非常荒唐的。所以我认为，现在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要澄清这些混乱。中国的新左派、国学派（不是杜先生，而是蒋庆他们），鼓动狭隘民族情绪。他们的观念非常落后，我听起来他们好像对世界历史缺乏基本常识。

燕山讲堂特别访谈续：袁伟时 没有自由、民主，文化保守主义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