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中国文革”研究

一、美国官方的“文革”研究

美国政府进行中国研究并参与对华政策制定的部门主要有：白宫（White House）、国务院(Department of State)、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和中央情报局(CIA)等。这些政府部门对中国“文革”的研究主要为了决定和修订对华政策，因此其研究的特点是共时性的、时事性的，是伴随中国局势的发展所做的跟踪观察与评估，显而易见，这些观察与评估曾经对同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白宫的有关中国“文革”的文件大多为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艾尔弗雷德•詹金斯(Alfred Jenkins)写给总统特别助理罗斯托（Walt Rostow）经罗斯托阅后又转呈约翰逊总统的备忘录。也有些备忘录是罗斯托本人写给总统的。这些备忘录主要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形势发展的报道和分析，官员们通过分析提出自己的对华政策建议。“文革”初期，美国官员一个最关心的问题是，“文革”的发动对中国是否出兵越南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国务院的文件多且庞杂，主题涉及广泛，有许多是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发给国务院的电报和传真，有对中国局势的报道，对中国领导人的具体到个人的分析，有对中国经济情况的调查分析报告，还有些是关注“文革”的后果影响。

　　中央情报局在中国“文革”期间以香港为其最主要的窗口，大力搜集情报，对中国国内情况做出评估。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香港建立了一个名为研究机构，实为情报机构的研究所——友联研究所，主要负责系统地收集大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外交等各方面的情报。该情报机构自1966年便开始搜集“文革”群众组织报刊，途径主要是通过中立国家的外交人员、过境旅客等，采取现金收买的方式，每份高达8美元。这些报刊被制成缩微胶卷，聘用中国问题专家进行仔细的研究分类，最多时达60多人。不久，这批近万张缩微胶卷作为学术资料赠送给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1968年起又整批赠送给美国“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并拨款50万美元资助其公开影印出版。从1975年起，出版了20卷《红卫兵资料》，共1064种、10343页，成为70至80年代西方研究“文革”的原始资料，美国各主要大学东亚图书馆一般都有收藏。[1]中国“文革”期间，中央情报局对中国的领导组织结构，从中央到地方都尽可能地关注。从“文革”爆发起，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就断定中共已经分裂为两派——所谓的“毛派”和“反毛派”，于是他们的观察也围绕这两派的斗争展开，他们时而分析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和在“文革”中的作用，时而又把目光转向刘少奇、林彪等人。自然，他们把林彪划为“毛派”，并认为“毛派”是少数派；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等人划为“反毛派”；周恩来则被称作“温和派”。

　　有关美国官方对中国“文革”观察与评估的内容，本文将作为主要的史料引用并做较为详细的叙述和评析，这里就不再赘述。

二、美国主要研究机构、思想库的“文革”研究

　　美国对中国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文革”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各种机构：1.美国亚洲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Asian Studies），研究成果以专题文集、著作、学位论文的形式发表；2.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主要出版物有：《通讯》（Newsletter），《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3.亚利桑纳州大学亚洲研究中心（Arizona State University，Center for Asian Studies）；4.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主要出版物：《通讯》（Newsletter），《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有关亚洲的博士论文集》（Doctoral Dissertation on Asia）；5.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该研究所在美国数届政府的决策中起过重大作用；[2]6.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有关文革研究的出版物有：詹姆斯•汤森（James R Townsend）《中国青年的革命化：中国青年研究》（1967年）；克劳斯•梅赫纳特（KlausMehnert）《北京和新左派：国内和国外》（Peking and the New Left: At Home and Abroad）等；7.芝加哥大学中国研究委员会（University of Chicago, Committee on Chinese Studies）；8．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Columbia University, East Asian Institute）；9．康奈尔大学中国—日本研究计划（Cornell University China-Japan Program），有关文革的出版物：费雷德里克•泰沃斯（Frederick Teiwes）：《中国的省级领导：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Provincial Leadership in Chin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ts Aftermath）；10．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出版物：《环球》（Orbis）——有关国际事务的季刊；11．美国外交学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c），出版物：《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12．乔治•华盛顿大学中苏研究所（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the Institute of Sino-Soviet Studies）；13．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蕴含了该中心多年进行中国“文革”研究的主要成果；14．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5．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16．兰德公司（The Rand Corporation）；17．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Stanfo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18．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Stanford University,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等。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兰德公司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中国“文革”进行了大量的共时性研究并撰写了一批研究报告。兰德公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革”期间的中国军事和外交方面，另外对“文革”时期中国的国内政治和经济状况也给予一定的关注。（一）兰德对“文革”时期中国军事的研究：主要关注中国的军事政策、策略，中国军事发展在其对外关系中的作用，中国军队的作用以及对中国政治军事领导人的分析研究；[3]（二）兰德对“文革”时期中国外交的研究：主要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部和外交事务，中苏关系，以及受苏联影响的中国领导层的人际关系、北京的党派斗争等；[4]（三）兰德对“文革”时期中国国内政治的研究：注重分析中国政治文化中的细微差异，研究中国共产主义的政治形式及其与对外政策的关系，关注“文革”中地方政治及其与中央政权的关系；[5]（四）兰德对“文革”时期中国经济的研究：重视对中国工业发展的研究。[6] 另外，由托马斯•W•鲁宾逊（T. W. Robinson）主编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7] 是兰德公司进行中国“文革”研究的一项具有很大影响的成果。书中收入由鲍姆（Richard Baum）等五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撰写的五篇论文，从“文革”产生中的中国政权、政策和意识形态，“毛泽东主义理论”，“文革”中的周恩来，“文革”中的中国外交事务和“文革”中的中国农村等，从多个视角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三、美国学术界的“文革”研究

　　从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至今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从事“文革”研究的美国学者根据其年龄、经历（从一般意义上讲，年龄和经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们看问题的角度、视野和所得出的结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多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出生的美国中国问题学者（包括华裔的美国学者），“文革”爆发之时，他们刚好年富力强，目光敏锐，中国这场世界瞩目的运动立即引起他们强烈的学术兴趣，致使他们马上投入到中国“文革”研究中来。这些学者处于各自不同的学术领域，其研究成果涉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他们学术成果丰硕：在“文革”发生以及发展的过程之中，就已有大批美国学者发表和出版有关中国“文革”研究的论文、著作。“文革”结束后，其中一些人仍然坚持不懈地进行“文革”研究。这里主要介绍的正是这些学者和他们的学术成果，因为它们更能反映出美国人的中国“文革”观，而从这些学者对“文革”中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的描述和分析中也更能折射出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美国如何看待“文革”中的中国，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另一类是，生长在中国，后移居美国并选择从事“文革”研究的美籍华人学者，他们青少年时期亲身经历“文革”，“文革”后期至80年代期间陆续移民美国。凭借其自身回忆和感受，他们一边关注中国国内相关研究的学术动向和研究成果，一边利用美国的学术资源，本着作为中国人所固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关怀，进行着“文革”研究。

　　我们最需要了解的是，前面所提到的第一类美国学者和他们的主要学术成果。[8] 这些学者专家主要是在这一学术领域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部分学者。这里的介绍能尚不够全面，但由于资料所限，也只能做到这一步。

　　（1）在政治学领域进行“文革”研究的美国学者：

　　麦克法夸尔（中文名：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前英国国会议员（工党），中国问题权威刊物《中国季刊》编辑人之一。曾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主讲20世纪80年代该校开设的基础课“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撰写并出版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9]

　　安炳炯（Byung-joon Ahn），广东籍。60年代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西伊利诺斯大学政治学教授。代表著作：《中国政治学和文化大革命：政策决策过程的动力学》[10] ，书中作者从分析1958至1966年间的中国入手，探讨“文革”的起源的社会背景，并勾勒出1965至1966年“文革”策划乃至发动的决策过程，最后作者还评估了“文革”对中国的发展所能产生的影响。安博士的其它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著作还有：《中国政治中的意识形态、政策和权力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发展，1959-1965》、《中国对政治形式的追求：文化大革命中对权威的破坏和重建，1966-1972》、《中国高等教育中的革命，1970-1976》等。

　　鲍姆（Richard Dennis Baum），1968年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同年兼任兰德公司顾问。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员，美政治学协会和亚洲研究协会会员。1970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研究生毕业，博士论文题目为：“中国农村的革命和反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1966）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68）”。[11] 1971年，鲍姆和路易丝•贝内特（Louise B. Bennett）共同编辑的《动荡的中国：对文化大革命的几点看法》[12] ，其中收入了一些美国学者研究1966-1969年间“文革”发生、发展和发展时期颇具影响的论文，是美国学术界进行“文革”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张书成（音）（Parris Hsu-Cheng Chang），台湾籍。1969年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1969-1970年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政治学研究员。1971-1973年东京、台北和香港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研究奖金获得者。主要著作有：《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1970年）、《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激进派和激进的意识形态》（1973）、《中国的权力和政策》（1975）。

　　陈炳杞（Peter P. C. Cheng），台湾籍。内布拉斯加大学政治学教授，主要从事刘少奇研究。曾撰文：“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根源：毛泽东和刘少奇的长期斗争”；[13]“刘少奇和文化大革命”。[14]

　　洛厄尔•迪特默（Lowell Dittmer），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71年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毕业，毕业论文题目：“刘少奇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从此进行过多年的刘少奇研究，曾撰文：“文化大革命和刘少奇的沉沦”；[15]“中国的群众路线和群众批评：刘少奇沉沦分析”。[16] 1974年出版专著：《刘少奇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群众批评的政治学》，1997年这本专著重新修订出版。[17]

　　默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波士顿大学中国史教授兼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从事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主要著作：《共产党中国文学上的不同意见》；[18]《中国的知识分子：建议和异议》；[19] 编辑文集：《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国家：探寻新的关系》[20]。

　　哈里•哈丁，斯坦福大学教授，亚洲学会中国委员会成员。1976年10月曾以“斯坦福大学代表团”成员身份来中国访问。1974年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政治中的组织问题（1959-1972）” （The Organizational Issue in Chinese Politics，1959-1972）。主要著作：《毛泽东主义关于组织和制定政策的理论》（Maoist Theories of Policy-Making and Organization）；《对罗瑞卿的清洗》（The Purge of Lo Jui-ching）。

　　刘易斯（John Wilson Lewi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美国政治学协会会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编辑文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革命力量》[21]，收入由英美学者撰写的12篇论文，讨论了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央委员会的党派之争，领导权问题，知识分子政策以及“文革”中军队和党的关系等问题。

迈克尔（Franz Henry Michael），乔治•华盛顿大学中苏研究所中国史和国际事务教授，现代中国和东亚校际间研讨会主席，国务院和国防部顾问，亚洲研究协会会员。主要论著有：“权力之争”[22]；“‘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未解决的继承权危机”[23]；《毛泽东和不断革命》（Mao and the Perpetual Revolution，1977）。

　　欧迈格（又译：奥克森伯格）（Michel Charles Oksenberg），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中国事务官员，同时兼任兰德公司顾问，大学服务中心顾问委员会和斯沃思莫尔学院董事会成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中国季刊》编委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美国政治学协会会员。曾被《华盛顿明星报》评为“美国学术界研究中国国内政情的最杰出的专家之一”。曾多次访问中国。主要著作：《文化大革命：回顾1967》，包含4篇杂文论述了1967年中国的外交、经济和社会等情况。[24] 《中国的发展经验》，讨论范围极为广泛，包括中国的农业发展、科学技术的组织和应用、环境控制、家庭生活以及学校的功能、官僚体制、社会变化和组织等问题。[25]

　　白鲁恂（又译：卢西恩•派伊）（Lucian Wilmot Pye），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兼该校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兰德公司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中国季刊》编委，亚洲基金会理事，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大学服务中心理事会成员，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比较政治委员会主席。美国政治学协会会员，亚洲学会会员（执行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中国领导人将面临的两难处境”[26]；《中国政治学中的权威危机》[27；“重新评估‘文化大革命’”[28]《官话和干部：中国的政治文化》等。[29]

　　托马斯•W•鲁宾逊（Thomas.W. Robinson），华盛顿大学教授，对外关系委员会特邀研究员，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美国政治学协会会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国际研究协会会员，和平研究协会会员。1971年起任兰德公司顾问。主要著作：《中苏冲突：背景、发展和1969年3月的冲突》[30]；《中国的文化大革命》[31；《周恩来：与毛泽东和林彪比较中描述他的政治风格》[32]；《作为精英典型的林彪》[33]]；《林彪的政治军事传记》[34]；《武汉事件：文化大革命中的地方争斗和省级叛乱》。[35]《武汉事件》中作者非常详细地记录了1967年7、8月发生的武汉事件。

　　斯卡拉皮诺（又译：史乐伯）（Robert Anthony Scalapino），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同时兼任中国研究中心顾问委员会和日本及朝鲜研究中心顾问委员会委员，国际研究所顾问委员会主席，朝鲜国际研究所顾问委员会委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等职。外交关系理事会、对外政策协会等团体的成员。《中国季刊》、《华盛顿评论》和《亚洲观察》等杂志编委会成员。主要著作：“文化大革命和中国的外交政策”[36]；《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英们》[37]。《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英们》中收入一系列研究中国国家级、省级和军方领导人的文章。

　　所罗门（Richard Solomon），密歇根大学教授，兼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所特邀教授，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美国政治协会和亚洲研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关于积极性和积极分子：把国家和社会联系起来的动机与政治作用的毛主义者的思想”[38]《毛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39]《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中国的毛泽东主义过渡形象的盛宴》[40]等。

斯塔尔（John Bryan Starr），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国政治学协会会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回顾革命：中国人眼中的巴黎公社”[41]；《意识形态和文化：当代中国政治辩证法导言》[42]；《继续革命：毛泽东的政治思想》[43]。在《继续革命：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一书中作者通过调查分析内部逻辑和演变详细阐述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作者还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转变与影响这些主要转变的事件相联系。

　　邹谠（Tang Tsou），广州人。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文化大革命与中国的政治制度”[44]；《中国在危机中》，第2卷：《中国在亚洲的政策和美国的选择》[45]；《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以后的改革》[46]。

　　泰维斯（Frederick Teiwes），陆、海军联合会高级研究员。主要著作：《中国省级领导：文化大革命及其结果》[47]；《林彪的悲剧》[48]。

　　沃格尔（Ezra F. Vogel），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兼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亚洲研究协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员。主要著作：“冲突的结构：1967年的中国”[49]；《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50]。

　　（2）在军事学领域进行“文革”研究的美国学者：

内尔森（Harvey Walter Nelsen），南佛罗里达大学国际研究系教授。亚洲研究协会会员，美国历史协会会员。主要著作：“文化大革命中的军事力量，1966-1969”[51]；“文化大革命中的军事官僚机构”[52]；《中国军事体制：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研究》[53]。在《中国军事体制：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研究》第一版中作者主要研究了“文化大革命”前夕到1976年中期中国的军事体制。第二版中作者加入了对毛泽东逝世后（即1976年后）的变化的反映，另一方面，补充了毛泽东时代有关中国军事和政治体制的新材料。

惠策恩（William Wallace Whitson），兰德公司亚洲研究主任，亚洲研究协会会员。研究军民关系，国家政策系统化教育，中国，近代中国军事制度，包括军事思想，精英分子，战役和军民关系。主要著作：《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力量》[54]；《中国军事和国家利益集团的权力分布，1956-1971》[55]；《中国的高级统帅，共产党军事政治学的历史，1927-1971》[56]。《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力量》中作者主要讨论了中国政治学中军事的作用，“文化大革命”中军队的介入，职业指挥官的权力，军事力量的组织和中国军事战略和战略战术。《中国的高级统帅，共产党军事政治学的历史，1927-1971》中的第7和8章研究了“文化大革命”中人民解放军领导人的作用和活动。

　　（3）在外交领域进行“文革”研究的美国学者：

　　鲍大可，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中国季刊》、《外交季刊》、《亚洲概览》等刊物编委会委员。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重要成员。主要著作：《毛泽东以后的中国》[57]；《共产党中国的干部、官僚政治和政权》[58]；《美国对华新政策》[59]；《不确定的道路：中国向毛泽东以后的时代过渡》[60]；《中国的政策：老问题和新挑战》[61]。《美国对华新政策》中作者分三部分讨论了美中关系，即：历史背景和当时的情况；台湾问题；联合国席位问题。《不确定的道路：中国向毛泽东以后的时代过渡》中作者则讨论了中国制度稳定性的问题和价值的冲突。分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作用和活动。集中讨论中国的发展问题，领导权和继承人问题并考察了中国的对外政策。

　　哈罗德•C•欣顿（Harold Clendenin Hinton），美籍法国人，首都华盛顿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问题教授，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成员，亚洲研究协会和政治学协会会员。美报刊称“哈罗德•欣顿博士是一位研究中国政治、中苏关系和亚洲事务的公认的美国权威。”主要著作：《文化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中国的政策制定和权力斗争》[62]；《门口的熊：中国在苏联压力下制定的政策》[63]；《中国的狂暴探寻：1949年以来中国的外交关系分析》[64]。在《中国的狂暴探寻：1949年以来中国的外交关系分析》中作者在第一部分里，首先考察了毛泽东主义，中苏关系，在朝鲜和越南与美国的对峙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第二部分是探讨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军事策略；第三部分是研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复杂作用。

　　特雷蒂亚克（Daniel Tretiak），1965-1968年兰德公司顾问，1967-1969年斯坦福研究所顾问，1971年约克大学政治学讲师，1971-1972年康奈尔大学研究员。主要著作：《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外交政策》[65]。

　　（4）在经济学领域进行“文革”研究的美国学者：

郑竹园（Chu-Yuan Cheng），广东籍。专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重点分析科学和工程人力、机械制造工业、资金形成和国民收入。主要著作：“红色中国的权力斗争”[66]；“‘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机械制造工业的影响”[67]；《共产党中国的经济，1949-1969》[68]。

　　珀金斯（Dwight Heald Perkins），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中国经济研究小组委员会主席。美经济学会和亚洲研究协会成员。研究专长：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史以及东亚经济发展和经济史研究。主要著作：“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文化大革命’（1960年4月—1967年）”[69]；“‘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经济政策和行为及其后果”[70]。

　　马丁•金•怀特（Martin King Whyte），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副教授，美国社会学协会会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中国的官僚制度和现代化：毛泽东主义者的批判》[71]；《中国的小团体与政治仪式》[72]

四、（4）美国部分学术性期刊的“文革”研究

由于期刊文章出版周期短、速度快，在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许多美国的学术期刊迅速做出了反应。比如，《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亚洲概览》（Asian Survey）、《共产主义问题》（Problems of Communism）等学术刊物在两三个月之内就开始讨论文革问题。[73]因此，在研究美国的中国“文革”研究时，这部分期刊的作用不可忽略。以下列举一些登载研究中国的较有代表性的学术期刊：《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夏威夷亚洲研究》（Asian Studies in Hawaii）；《亚洲概览》（Asian Survey）；《核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中国新闻分析》（China News Analysis）；《中国报道》（China Report）；《世界商务哥伦比亚杂志》（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当代历史》（Current History）；《当代舞台》（Current Scene）；《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外交季刊》；《问题与研究》（Issues and Studies）；《亚非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当代中国杂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国际事务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Catham House）；《国际事务杂志》（哥伦比亚大学）（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Columbia University）；《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s）；《环球》（Orbis）；《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共产主义问题》（Problems of Communism）；《周六评论世界》（Saturday Review World）；《比较共产主义研究》（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政治季刊》（The Political Quarterly）；《今日世界》（The World Today）；《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这里简要介绍几份比较有代表性的中国“文革”期间活跃报道中国的期刊及其相关研究。

　　1967-1970年间《中国季刊》曾登载菲利普•布里奇海姆（Philip Bridgham）的一系列有关分析中国“文革”的文章：《毛泽东的文革：起源和发展》（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Origin and Development）、《1967年毛泽东的文革：夺权斗争》（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in 1967: The Struggle to Seize Power）、《毛泽东的文革：巩固权力的斗争》（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Struggle to Consolidate Power）。

　　《共产主义问题》从1966年第5期，即9、10月号起刊登专题讨论会“毛泽东主义是什么”（What is Maoism?）的研究成果。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施拉姆为讨论会提交的论文是《毛泽东及其学说》（“The Man and His Doctrines”），另一名专家柯亨（Arthur A. Cohen）的论文题为《毛泽东及其政治学》（“The Man and His Politics ”），另外还有与会者发表的评论，以及两位作者的答辩。接着，从第6期起，《共产主义问题》开展了总题目为“新革命”的系列讨论，一直延续到下一年。以下是一些论文的题目，格尔曼（Harry Gelman）：《毛泽东和不停息的清洗》（“Mao and the Permanent Purge”），陈赐恩（Theodore His-en Chen）：《痛苦中的民族》（“A Nation in Agony”），特里尔：《围困心理》（“The Siege Mentality”），迈克尔（Franz Michael）：《权力之争》（“The Struggle of Power”），等等。[74]

《当代舞台》的编辑在1967-1972的5年时间里曾发表22篇文章就以下主题进行分析：

　　中国经济：“给革命标价：1967年的中国经济”；“中国劳动力不足的根源：农工体制”；“1968年中期共产党中国的经济：18个月的混乱”；“中国被毁的油田：一种工业模式的失色”；“中国工业的发展：恢复到地方分散”；“中国农村的教育改革”；“北京将人力、物力资源转移到农村的规划”；”粮食和人口的平衡：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处境”。[75]（省级）革命委员会：“四川的僵局”；“毛泽东建立其乌托邦的失败：共产党中国的政治评估”；“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中国当代的省级权威”；“中国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和‘文革’结束后的党”。[76]

　　青年运动：“毛泽东的革命接班人：第二部，青年的下乡和返城”；“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复兴”。[77]

　　林彪：“林彪：政治画像”；“林彪和‘文化大革命’”。[78]

　　毛泽东、刘少奇的冲突：“‘文化大革命’：第三幕 —— 毛泽东主义者反对刘少奇”；“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共产党中国农业机械化上的冲突”。[79]

　　教育改革：“中国农村的教育改革”；“共产党中国教改在农村的落实”；“近来中国教育的发展”。[80]

　　中国外交：“北京和拉丁美洲”。[81]

五、美国中国“文革”研究的阶段划分

作为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美国中国“文革”研究，发端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伊始，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在美国，已经拥有一支相当庞大的“文革研究者”群体，这些人主要是政客、大学教授和媒体工作者，他们对文革时期的中国研究遍布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科学等各个领域。这里还应该提及的是，除美国之外很多外国学者，如英国、法国、瑞典、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学者同样也对中国“文革”的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热情，但相比之下，仍数美国学者占有资料最多，研究也更为系统广泛，而这些国家有成就的学者似乎都与美国有着或资料或合作的某种联系。

　　以《刘少奇和中国的文革》（Liu Shao-ch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of Mass Criticism）一书而著名的迪特默在一篇书评中把西方对“文革”的研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这一划分同样适用于美国的“文革”研究。每个阶段关注的问题不同，材料来源不同，但都形成了研究的浪潮，并取得丰富成果。第一阶段是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材料来源主要是红卫兵写的大字报和出版的各种小报，研究的焦点是导致“文革”各种事件的权力斗争，这使研究者的注意力放在高层政治精英中的清洗以及升迁。第二阶段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这时注意力转向了红卫兵的派性斗争，社会矛盾和冲突，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了1968-1976年。“文革”中不少人从大陆逃至香港，研究者勤奋地采访出境者，获得不少第一手资料。第三阶段是从80年代中期之后到现在，西方研究者更深刻地探究文革的原因和后果，由于中国的开放政策，他们可能获得更丰富、更可靠的资料，因而把对于“文革”的研究深化了。[82]

六、中国学术界有关美国对中国“文革”的研究综述

迄今为止，在中国学术界，关注美国对中国“文革”研究的学者并不多，相关的成果也屈指可数。

　　徐友渔的文章“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83中，作者从四个方面：一、概况；二、文革的起因；三、派别划分和社会冲突；四、影响和后果，介绍并评析了以美国学者为大多数，还有几位欧洲和澳大利亚学者的关于中国文革的研究。徐友渔指出，西方的文革研究起步很早，基本上与文革的爆发同步；已经具有广泛的跨学科的规模，虽然有些研究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谬误百出，但仍有些不乏真知灼见。有关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徐友渔把西方学者的答案归纳为三种不同的类型：一是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坚持他的社会理想，二是把文革归因于权力斗争，三是以上两种观点的综合。徐友渔还指出，有一批对文革有深入研究的西方学者，反对把文革看成只是上层的权力斗争或路线斗争，他们把自己的解释模式称为“社会冲突模式”，在文中，他介绍了几位主要的用这种模式解释文革的学者及他们的成果。最后，徐友渔介绍了泰维斯、迈斯纳等几位学者对文革影响和后果的研究。徐友渔认为，“许多西方研究者敏锐地看出，文革不仅以武斗伤害了千百万人的皮肉，而且因欺骗和谎言伤害了人们的心灵。”[84]

　　侯且岸在其专著《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中提到美国学者的“文革”研究。他指出，“‘文化大革命’确实牵动了美国学者，他们把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中国学的入门阶，是认识当代世界的首要部分。”他还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本身的研究，他们重视两个方面，一是“红卫兵的造反运动”；二是注意研究“文化大革命”本身提出并试图解决的问题。[85] 侯且岸指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富有争议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于充满着强烈的猎奇意识、嗜好探寻差异性的美国学者来说，‘文化大革命’的确太奇特、太富有感染力了。”侯且岸总结并得出结论：很多美国学者在研究中采取“逆向考察”的方法，“从文革中发现问题，然后回溯历史，总结带有规律性的东西。”[86]

　　王景伦在所著《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第三章第二节中论述了美国学者对“文革”起源的研究。王景伦介绍了美国学者有关“文革”的六种解释：一、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二、一场规模宏大的宫廷革命，是从紫禁城到地方系统的一场巨变；三、一种间接的农村反对城市的斗争形式，旨在批倒城市官僚和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和技术权贵的动荡；四、文化大革命可以看作是毛泽东试图解决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点与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精英统治倾向之间的矛盾；五、权力与地位之争；六、一场学生运动。王景伦指出，除了以上六种，美国学者对中国的“文革”还有种种解释。[87]

　　唐小松的文章“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反应（1966-1968）”[88]和王志的硕士学位论文《对文革的解读——约翰逊政府1966年7月—1969年1月的对华战略》[89]都是主要利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中的解密文件，探讨“文革”期间美国官方如何观察评估中国的局势，如何思考对华的政策调整。两篇文章受主题、篇幅和使用文献的限制，对于美国如何研究中国“文革”均未做出深入地探讨。

注释：

1 陈东林：“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研究，“民主与科学”网站（http://www.dvscn.net)搜集整理于2002-05-26。

2 哈里•杜鲁门是第一个向布鲁金斯研究所谋求提供高级人员方面给予帮助的总统。20世纪60年代，当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挑选了该研究所的许多成员担任重要职位的时候，该研究所真正开始显露头角。理查德•尼克松聘请了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学者赫伯特斯坦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该研究所对中国问题比较注意，如该所1972年的首席研究员是中国学专家巴尼特和克勒夫。

3 有关研究成果参见：Alice Langley Hsieh,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communist China’s external policies: a study kit for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Document No: P-3412, Year: 1966; Alice Langley Hsieh, Review of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army, by John Gitting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67, Document No: P-3731, Year: 1967; Alice Langley Hsieh, Communist China’s military policies and nuclear strategy, Document No: P-3730, Year: 1967; Alice Langley Hsieh, Communist China’s military policies, doctrine, and strategy: a lecture presented at the National Defense College, Tokyo, September 17, 1968, Document No: P-3960, Year: 1968; Harry Harding, Melvin Gurtov, The Purge of Lo Jui-Ch’ing: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strategic planning, Document No: R-0548-PR, Year: 1971; William W. Whitson,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s and decision-making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high command, Document No: P-4593, Year: 1971; William W. Whitson,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among military and civil interest groups in China, 1956-1971, Document No: P-5044, Year: 1973; William W. Whitson, Chines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leader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in China, 1956-1971, Document No: R-1091-DOS/ARPA, Year: 1973; George C.S. Sung, A biographical approach to Chinese political analysis, Document No: R-1665-ARPA, Year: 1975.

4 有关研究成果参见：Melvin Gurtov, The foreign ministry and foreign affairs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Document No: RM-5934-PR, Year: 1969; T. W. Robinson, The Sino-Soviet border dispute: background, development, and the March 1969 clashes, Document No: RM-6171-PR, Year: 1970; T. W. Robinson, Alternative regime typology: the case of future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choices for mainland China, Document No: P-4531, Year: 1971; Richard H. Moorsteen, Morton Abramowitz, Problems of U.S.-China relations and governmental decisionmaking, Document No: R-0659-DOS/ARPA, Year: 1971; Michael Pillsbury, Personal ties and factionalism in Peking, Document No: P-5373, Year: 1975; Michael Pillsbury,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ree new studies, Document No: P-5561, Year: 1975; Michael Pillsbury, Statement to the Subcommittee on Future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Document No: P-5663, Year: 1976; Richard H. Solomon, China policy and America’s public Debate: ten arguments in search of normalized U.S.-PRC relations, Document No: P-6048, Year: 1977.

5 有关研究成果参见：L.W. Pye, Nathan Constantin Leites, Nuances i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Document No: P-4504, Year: 1970; Melvin Gurtov, Style in the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of communist China, Document No: P-3775, Year: 1968; George C.S. Sung, China’s provincial politics in 1971: a biographical approach, Document No: P-4998, Year: 1973; George C.S. Sung, China’s regional politics: a biographical approach, Document No: P-5272, Year: 1974; K.G. Lieberthal, Strategies of conflict in China during 1975-1976, Document No: P-5680, Year: 1976.

6 有关研究成果参见：Frederick M. Cone, Chinese industrial growth: overall level of investment and its relation to general growth rate, Document No: RM-5841-PR/ISA, Year: 1969; Frederick M. Cone, Chinese industrial growth: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potential growth rate, Document No: RM-6074-PR/ISA, Year: 1969; Harry Harding, Modernization and Mao: the logic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1970s, Document No: P-4442, Year: 1970; K.C. Yeh, Economic performance, wage pattern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review of three books on the econom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ocument No: P-5389, Year: 1975.

7 Thomas W. Robinson (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8 文中所介绍的各位学者的身份一般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在职的情况。

9 有关麦克法夸尔的学术观点和他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在后文中将做更为详尽的介绍。

10 Byung-joon Ahn, 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ynamics of policy process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6.

11 Richard Baum, Revolution and reaction in rural China: the struggle between two roads during the Socialist Education Movement (1962-1966) and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8). Thesis (Ph.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70.

12 Richard Baum and Louise B. Bennett (ed.), China in ferment: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1.

13 Peter Cheng, “The Root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feud between Mao Tse-tung and Liu Shao-chi,” Orbis, Vol. XI. No. 4, Winter 1968, pp. 1160-1178.

14 Peter Cheng, “Liu Shao-chi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sian Survey, Vol. XI, No. 10, October 1971, pp. 943-957.

15 Lowell Dittm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Fall of Liu Shao-chi,” Current Scene, Vol. XI. No. 1, January 1973, pp. 1-13.

16 Lowell Dittmer, “Mass Line and Mass Criticism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the fall of Liu Shao-chi,” Asian Survey, Vol. XIII, No.8, August 1973, pp. 772-792.

17 Lowell Dittmer. Liu Shao-ch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of mass critic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Lowell Dittmer. Liu Shao-ch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Revised ed.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7.

18 Merle Goldman, 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19 Merle Goldman, China’s Intellectuals: advice and diss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20 Merle Goldman, with Timothy Cheek and Carol Lee Hamrin, eds. China’s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search of a new relationship.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Distribut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1 John Wilson Lewis (ed.), Party Leadership and Revolutionary Power in China, Cambridge, England: University Press, 1970.

22 Franz Henry Michael, “The Struggle for Power,”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VI, No. 3, May-June 1967, pp. 12-21.

23 Franz Henry Michael, “China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unresolved succession crisis,” Orbis, Vol. XVII, No. 2, Summer 1973, pp. 315-333.

24 Michel Oksenberg, Cultural Revolution: 1967 in review: four essay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68.

25 Michel Oksenberg, 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New York: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1973.

26 Lucian W. Pye, “Coming Dilemmas for China’s Leaders,” Foreign Affairs, 44.3 (1966): pp387-402.

27 Lucian W. Pye,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Chinese Politics, Chicago: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7.

28 Lucian W. Pye, “Reassess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08 (1986): pp597-612.

29 Lucian W. Pye, 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

30 Thomas W. Robinson, The Sino-Soviet Dispute: background, development, and the March 1969 clashes, Santa Monica, CA: Rand, 1970.

31 Thomas W. Robinson (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32 Thomas W. Robinson, Chou En-lai: a statement of his political “style,” with comparisons with Mao Tse-tung and Lin Piao,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 1970.

33 Thomas W. Robinson, Lin Piao as an Elite Type,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 1971.

34 Thomas W. Robinson, A Political-Military Biography of Lin Piao,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 1971. 2v.

35 Thomas W. Robinson, The Wuhan Incident: local strife and provincial rebellio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 1970.

36 Robert Anthony Scalapin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7 in review,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2,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8, pp. 72-96.

37 Robert Anthony Scalapino (ed.), “Elit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38 Richard H. Solomon, “On Activism and Activists: Maoist conception of motivation and political role thinking state to societ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39, July-September 1969, pp. 76-114.

39 Richard H. Solomon,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40 Richard H. Solomon, A Revolution is not a Dinner Party: a feast of images of the Maoist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Garden City, NY: Anchor Press, 1975.

41 John Bryan Starr, “ Revolution in Retrospect: the Paris commune through Chinese ey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49, January-March 1972, pp. 106-125.

42 John Bryan Starr, Ideology and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dialetic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3.

43 John Bryan Starr, Continuing the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44 Tsou Ta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38, April-June 1969, pp. 63-91.

45 Tsou Tang (ed.), China in Crisis. Vol. 2: China’s policies in Asia and America’s alternativ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46 Tsou Ta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47 Frederick Teiwes, Provincial Leadership in Chin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ts aftermath,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1974.

48 Frederick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1,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49 Ezar F. Vogel, “The Structure of Conflict: China in 1967,”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7 in Review,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 2,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8.

50 Ezar F. Vogel,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51 Harvey Walter Nelsen, “Military Forces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The China Quarterly, No. 51, July-September 1972, pp. 444-474.

52 Harvey Walter Nelsen, “Military Bureaucracy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sian Survey, Vol. XIV, No. 4, April 1974, pp. 327-395.

53 Harvey W. Nelsen, The Chinese Military System: an organizational stud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77. 2nd ed. (revised and updated).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1.

54 William W. Whitson (ed.),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hina in the 1970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2.

55 William W. Whitson,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among Military and Civil Interest Groups in China, 1956-1971,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 1973.

56 William W. Whitson, The Chinese High Command, a History of Communist Military Politics, 1927-1971,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3.

57 Arthur Doak Barnett, China after Mao,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58 Arthur Doak Barnett, with Ezra Vogel, 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59 Arthur Doak Barnett, A New U.S. Policy toward China,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1.

60 Arthur Doak Barnett, Uncertain Passage: China’s transition to the post-Mao era,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4.

61 Arthur Doak Barnett, China Policy: old problems and new challenges,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7.

62 Harold C. Hinton, Policymaking and the Power Struggle in Communist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rlingtong, VA: 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zes, International and Social Studies Division, 1968.

63 Harold C. Hinton, The Bear and the Gate: Chinese Policy Making under Soviet Pressure,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71.

64 Harold C. Hinton, China’s Turbulent Quest: an analysis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949,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2.

65 Daniel Tretiak,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Foreign Policy,” Current Scene, Vol. VIII, No. 7, April 1, 1970, pp. 1-26.

66 Chu-Yuan Cheng, “The Power Struggle in Red China,” Asian Survey, Vol. VI, No. 9, September 1966, pp. 469-483.

67 Chu-Yuan Cheng, “The Effect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China’s Machine Building Industry,” Current Scene, Vol. VIII, No.1, January 1970,

68 Chu-Yuan Cheng, The Economy of Communist China, 1949-1969: with a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materials on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1.

69 Dwight Heald Perkins,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0-April 1967),” The China Quarterly, No. 30, April-June 1967, pp. 33-48.

70 Dwight Heald Perkins, China’s Economic Policy and Performanc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ts Aftermath, Cambridge, MA: 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84.

71 Martin King Whyte, “Bureaucracy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he Maoist Critiqu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8, No. 2, April 1973, pp. 149-163.

72 Martin King Whyte,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73 徐友渔：“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二十一世纪》总第31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5年10月。

74 徐友渔：“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

75 The Editor, “What Price Revolution: China’s economy in 1967,” Current Scene, Vol. V, No. 18, November 1, 1967, pp. 1-10; The Editor, “Sources of Labor Discontent in China: the worker-peasant system,” Current Scene, Vol. VI, No. 5, March 15, 1968, pp. 1-28; The Editor, “Communist China Economy at Mid-year 1968: eighteen months of disorder,” Current Scene, Vol. VI, No. 12, July 17, 1968, pp. 1-16; The Editor, “China’s Taching Oilfield: eclipse of an industrial model,” Current Scene, Vol. VI, No. 16, September 17, 1968, pp. 1-10; The Edit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 return to decentralization,” Current Scene, Vol. VI, No. 22, December 20, 1968, pp. 1-18; The Editor, “Peking’s Programs to Move Human and Material Resources to the Countryside,” Current Scene, Vol. VIII, No. 18, September 15, 1969, pp. 1-17; The Editor, “The Food and Population Balance: China’s modernization dilemma,” Current Scene, Vol. IX, No. 6, July 7, 1971, pp. 1-7.

76 The Editor, “Stalemate in Szechwan,” Current Scene, Vol. VI, No. 11, July 1, 1968, pp. 1-13; The Editor, “Mao Fails to Build His Utopia: a political assessment of communist China,” Current Scene, Vol. VI, No. 15, September 3, 1968, pp. 1-9; The Editor,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Leadership – China’s Current Provincial Authorities,” Current Scene, Vol. VI, No. 18, October 18, 1968, pp. 1-28; The Editor, “China’s Revolutionary Committees,” Current Scene, Vol. VI, No. 21, December 6, 1968, pp. 1-18; The Editor, “The Revolution Committee and the Party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urrent Scene, Vol. VIII, No. 8, April 15, 1970, pp. 1-10.

77 The Editor, “Mao’s Revolutionary Successors: Part II – youth to the countryside and back again,” Current Scene, Vol. V., No. 16, October 2, 1967, pp. 1-8; The Editor, “The Revival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Current Scene, Vol. VIII, No. 5, March 1, 1970, pp. 1-7.

78 The Editor, “Lin Piao: a political profile,” Current Scene, Vol. VII, No. 5, March 10, 1969, pp. 1-16; The Editor, “Lin Pi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urrent Scene, Vol. VIII, No. 14, August 1, 1970, pp. 1-14.

79 The Edito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ct III – the Maoists against Liu Shao-chi,” Current Scene, Vol. V, No. 6, April 5, 1967, pp. 1-10; The Editor, “The Conflict between Mao Tse-tung and Liu Shao-chi over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Current Scene, Vol. VI, No. 17, October 1, 1968, pp. 1-20.

80 The Editor, “Educational Reform in Rural China,” Current Scene, Vol. VII, No. 3, February 8, 1969, pp. 1-17; The Editor, “Education Reform and Rural Settlement in Communist China,” Current Scene, Vol. VIII, No. 17, November 7, 1970, pp. 1-7; The Editor, “Recent Development in Chinese Education,” Current Scene, Vol. X, No. 7, July 1972, pp. 1-6.

81 The Editor, “Peking and Latin America: rewriting scenario,” Current Scene, Vol. IX, No. 4, April 7, 1971, pp. 1-6.

82 Lowell Dittemer, “Book Review: Politic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Agrarian Radicalism in China, 1968-1981,” American Politial Science Review, Vol.84, No. 3 (September 1990), 1049-51. – 转引自徐友渔，“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

83 原载于《二十一世纪》总第31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1995年10月），之后收入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84 徐友渔：“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

85 侯且岸著：《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

86 侯且岸著：《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第17页。

87 王景伦著：《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222页。

88 唐小松：“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反应（1966-1968）”，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期。

89 王　志：《对文革的解读——约翰逊政府1966年7月—1969年1月的对华战略》（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