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蔡定剑-为了宪政辞官不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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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定剑，生前任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他1986年至2003年底先后供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秘书处，任职至副局长。2004年1月，他去官转身步入学界。 [淘股吧]
11月22日凌晨3时30分，蔡定剑在305医院离世，终年54岁。
这张清瘦的脸庞，从此不能再用略带江西乡音的普通话谈论宪政。这个奔行在中国民主进程路上的瘦弱身躯，从此只余背影。
纪念文章如潮涌。一个前官员、现学者，何以获得如此广泛的推崇与尊敬?
推动宪政，“温和的坚持派”
蔡定剑生前任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他1986年至2003年底先后供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秘书处，任职至副局长。2004年1月，他去官转身步入学界。
一位资深媒体人士评价称，作为官员的蔡定剑，曾是鲜见的人大体制内具有鲜明个性，为中国宪政发展敢于并大力发出自己声音的官员。
而步入学界的蔡定剑有了更大的研究空间。他不断著书立说，谈民主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谈选举法修改对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寓意，谈人大代表制度的沿革与发展……他所著述的《中国人大制度》迄今已再版5次。
有同行评论，作为一名独立学者，蔡定剑不唯史书、不唯法条，更注重来自现实的观察与分析。
2005年7月~10月，蔡定剑被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邀请做访问研究，使他有机会对新加坡的制度做亲历考察。他发现被国内官员学者推崇的诸如威权体制、高薪养廉、严刑峻法等新加坡经验，有严重偏颇，给人们对新加坡的了解形成误导。他用洋洋两万言，纵谈零距离接触到的新加坡经验。后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分为上下篇，发表了他的名为《向新加坡学什么?》的文章，激起强烈反响。
在很多人眼中，蔡定剑是位温和中透着儒雅的学者，与他结识越久，越会为其具有的执著与坚持所折服。一位与蔡定剑交往多年的法学专家感慨，在他身上有一种“温和的坚持、恒久的执著”，他说话声音不高，但很有力量，他不抱怨、不暴怒、不偏激、不消沉，让人们在他持之以恒的努力前行中，看到希望的亮色与光芒。
走出书斋，宪政的民权温度
蔡定剑病危的消息传到他任职的中国政法大学，很多学生在网上为他祈福，一位网名“流云淡淡”的同学留言说：“蔡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学者，他不是停留在理论的探讨层面而是身体力行，践行着自己的理想——宪政。”
坐而论，兼起而行。蔡定剑是一位走出书斋的宪政专家，他认为中国宪政之路的精髓在于保护公众权利。在他看来，民权是有温度有表情的，它关乎普通民众的一喜一哀、一粥一饭、一屋一宇。
2004年4月，北京崇文区花市的一片民房被强制拆迁，63岁老人黄振禨手持修改后的《宪法》，与百余名街坊一起抵制强拆。
公民依宪维权的故事经媒体报道后，立刻引起蔡定剑的关注。一个周末，他约上两名相熟的记者，身穿一身运动装，背着相机，来到黄老汉家所在地调研。那天，他一直蹙着眉，走街串巷，边走边拍，把拆迁一带转了个遍。
其中一位记者至今感慨：“通常只有记者要去实地采访，去事发地做详细调研的学者可不常见。”
当时正值修改后的《宪法》刚获通过，然而面对宪法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问题，这位宪政学专家忧虑满腹。他认为，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受宪法保护等条款已被写入宪法，就应当尽快根据修改后的《宪法》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对一些违宪的法律法规、政府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以使宪法原则得到落实。蔡定剑一路疾呼严格界定公共利益，切实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人们发现，自转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以来，蔡定剑越发奔波忙碌起来，他涉足的领域更加宽泛，议论的话题也更具有现实贴近性。
他直面社会矛盾，从公民社会培育到透明政府建设，从官员财产申报到城市拆迁之痛，从网络反腐到反就业歧视，他持续地写、反复地谈。同时，他还推动参与四川罗江和雅安、上海闵行区等多处地方政改。
有同行评论，虽然被视作“温和”的改革派，然而蔡定剑立场鲜明，笔锋犀利，言辞颇有棱角，从不忌惮向官员腐败与膨胀失度的政府权力投出利刃。
一篇最新发布的文章被视为蔡定剑的遗作。他用大量篇幅与诸多事例予以剖析的，乃是“城管与小贩战争如何终结”的民生之忧。“正是由于政府很不适当的、过度的管理理念，催生的各种无事生非的管理制度，因而制造了一批批的社会矛盾”，“政府的管理应当服从于民众的生存权”。
持续不断地著述言说，坚持不懈地身体力行，是一位学者参与社会、推动社会，最不能惜力的“苦行僧”方式。
“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去年，当蔡定剑患病的消息传出后，许多人很是吃惊。“不会吧，他不是不断地在各种会议上出现，不断接受记者采访吗?”这是许多与蔡定剑久未谋面的朋友、媒体记者的共同感受。
朋友们都明白，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蔡定剑是在用他最后一腔激情与力量，支撑自己在推动中国宪政发展的路上走得再远些;是在用他最后一丝微弱气息，把中国推进民主的声音传播得再响亮些。
生病之后，他开始与时间赛跑、与病魔抗争。学者于建嵘回忆，患病后的蔡定剑还是坚持计划中的研究项目。他曾抓着这位同行的手，一字一顿地说：“我一定会坚持做下去的……”
今年全国“两会”，本报记者想约请蔡定剑来网络直播间，就中国预算制度改革谈谈看法。因为知道他生病，记者犹豫地给他打了电话，没想到，他爽快地答应了：“全国人大最重要的职责是预算审议，政府如何花钱，老百姓有权知道。”面容憔悴的蔡定剑，那一天，话很多、很密。
就在他去世前不到一个月，10月26日，罹患肝癌晚期的蔡定剑还抱病出现在“促进《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废旧立新学术研讨会”上，作了“正当合法的拆迁程序及法律制度”主题演讲。
有媒体记者曾去探望已病危的蔡定剑，临别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西北大学教授华炳啸也曾在蔡定剑病中到他家中探望。他回忆，交谈中，蔡定剑曾几次红了眼眶。他至今不能忘记蔡定剑“湿润着闪亮的眼睛”动情吟诵林则徐诗的情形：“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两日来，一条抄录着乔治·艾略特的诗歌《看不见的歌队》的短信在蔡定剑的同行、朋友中被反复转发：“用他们不懈的坚持推动人们的思想，让我加入那看不见的歌队，那些不朽的死者重又生还，人们的思想因为他而闪光，他们的脉搏跳动着宽容博爱，他们的行为正直无邪……”转帖：作者 陈季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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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上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著名宪法专家蔡定剑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几个到场的朋友后来告诉我，那天去为蔡老师送行的人很多。
过去一周里，蔡先生逝世(11月22日)的噩耗是圈内及媒体人士间唏嘘不已的主要话题。我们也看到，从广州的《南方都市报》到北京的《新京报》，从上海的《东方早报》到昆明的《云南信息报》……国内数十家市场化报纸持续发表了大篇幅的纪念文字，讲述这位“理想的践行者”和“诚贯天地的君子”的种种令人感佩的事迹，以及宣扬他执着追索的民主宪政理想。
说起来，蔡定剑大概不能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学术大师或舆论明星。这个在法学理论和实践中默默耕耘的朴素学人，能够被那么多人惦记着，显然更多地寄托着当前社会舆论对蔡老师生前孜孜以求的民主理想的普遍吁求。或许正如我的一位编辑朋友在MSN上留言给我的一段话：在当前这样令人心灰意冷的时局中，人们悼念蔡定剑，其实是抱团取暖、相互激励而已。
蔡定剑远去的孤独背影让我很容易联想起几年前同样被癌症夺去生命的澳大利亚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同样的英年早逝，他们对在中国自由、民主怀抱着同样的理想主义情怀。再往前追溯半个世纪，在这条曲折坎坷的思想小径上，我们还能与另一个筚路蓝缕的背影不期而遇，他就是著名的湖北籍在台思想家殷海光先生 ——51年前，他在与今天蔡定剑差不多的盛年死于蔡定剑罹患的相同的胃癌……与哈耶克、弗里德曼这些长寿的20世纪西方思想家相比，上天对中国自由主义者似乎格外薄情寡义，这也仿佛侧面象征着在神州大地上的惨淡命运。
不过说实在的，我眼睛里所能看见的蔡定剑、杨小凯、殷海光……这一串悲剧人物身上最闪光的地方，并不是民主或宪政这些西方泊来的现代理念，而恰恰是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或者更准确地应该称“士大夫”)与生俱来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人格。它的精神资源归根结底来自传统的儒家价值体系，与原汁原味的西方自由主义并无血缘关系。
不惟中国，所有的非西方社会在追求现代转型的道路上，占主导地位的推动力都是一部分精英知识分子的先知先觉。他们在将自己的文明同更加“先进”的西方进行比较后发现了民主的巨大优越性，于是便不懈地呼号奔走，唤醒人民大众，或通过改良，最终在自己的社会里建立起理想的政治制度。
但就我个人的阅读而言，这种思维模式却并不符合西方社会本身从中世纪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真实路径。换言之，并不是一部分先知先觉的欧洲思想家发现民主宪政是多么多么好，或劝说当权者、或唤醒大众，进而通过自觉的改良或革命，最终“建构”起一套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的。更加符合历史实际的是：中世纪以后欧洲各自治城市中不断涌现和壮大的各类新兴利益团体通过不懈的博弈，经过点滴积累，最终“演进”出一套民主制度来的。而其中至为根本、也令人惊诧地总是让非西方知识精英视而不见的一点还在于，这些利益阶层在复杂多变的博弈格局中所追求的，其实仅仅是一些说不上多么高尚——甚至是斤斤计较——的现实利益而已。
在真实的人类历史中，行之有效的民主与法治，都是无意间“谈判”出来的，而绝不是有意识“设计”出来的。事实上从没有存在过什么一劳永逸的“一揽子”或“框架”协议，每一个具体谈判的指向，很可能都与民主理想本身毫无关系。
诚然，近代西方也横空出世了无数像孟德斯鸠、康德、洛克、穆勒这样光照千秋的启蒙思想家。但在我看来，他们对西方现代化的贡献，并不是描绘了多么完美的理想，更不是规划了多么完美的蓝图，进而呼唤民众去动手落实；他们只是敏锐地洞察了社会演进中出现的新趋势及其可能性，并加以梳理总结，以指导人们在现实中尽量少走弯路而已。
当然，民主宪政最终一定会体现为一整套完备的制度文本，但那是“积跬步以致千里、积小流以成江河”的水到渠成之作，而不是“在白纸上勾画出来的最美图卷”。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个人老实说几乎从不对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寄托过多的热情与期待。100多年来，中国怀有相似的满腔理想、甚至不惜为此献身的先驱难道不是太多了吗？他们的努力又换来了多少切实成果呢？要是让我来解释的话，这一贯穿一个多世纪的伟大悲剧的核心就在于，他们以及他们的狂热信奉者和追随者始终没有真正明白，要在一个公共空间逼仄、民间势力稀薄的社会里落实法治，真正需要的恰恰是对政治施以有效制衡的博弈力量。而在我看来，他们一心追求政治改造的不少宏大努力，从客观效果上说非但无助于民主的坐实，反而进一步连根拔除了传统社会中原本就十分孱弱的民间力量，例如，传统乡村社会自治或半自治所极端依赖的中坚力量——士绅阶层。而这些，本来完全可以转化为保障宪政的重要社会资源。
因此，假如我们今天纪念蔡定剑先生，是为了激励自己继续前行，完成他的未竟之业的话，我倒是更想冷静地提醒：我们也许未必要接过他留下的话筒，一再地重复先辈们呼喊了无数遍的那些抽象的民主理念。我们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多学学蔡老师不遗余力地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群——尤其是弱势的利益群体——争取权利的那种具体入微的身体力行，比方说在我自己看来最具价值的——他为推动各级政府预算公开所作的种种艰辛但卓有成效的努力。如果有一天，当每一个个人、每一个集团都有机会在一个透明的平台上基于一种可预见的共同规则为自身的各种利益(哪怕是许许多多卑微的蝇头小利)进行公开协商谈判的时候，我们会恍然发现，真实意义上的民主法治已经到来。毫无疑问，这一天绝不会自动降临，依然需要前赴后继地奋斗，我本人对此也一点都不乐观。但可以肯定地说，经过100多年来的奋斗与挫折，今天的中国早就应该跨过了为争取“民主是个好东西”这句话获得承认而战斗的阶段。不然，我们实在是太没长进了！
在此意义上，我虽然完全理解和同情有些人将蔡定剑老师形容为“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里一位高洁的理想主义斗士”时的那种赤诚的内心写照，但我是怀着复杂的心情看待这种情感的，因为它很可能蕴涵着某种在我看来对民主法治实现路径的偏差理解。
我这么说，绝没有贬低精神力量和理想主义的意思。相反，如我在本文开头就表明的，我一向对中国儒家传统中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责任伦理充满敬意，并且认为这是中华文明千百年来赖以绵延发扬的无价的精神遗产。从蔡定剑、杨小凯和殷海光身上，我们又一次看见了它在我们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依旧顽强传承的熠熠光辉。然而，正如孟子形容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理想的最宝贵价值体现在它能够在最险恶的关头依然支撑着我们的信念，永不放弃希望和追求，并在任何条件下令我们保持独立与良知。但历史还告诉我们，在涉及人类合作的社会事务中，理想几乎很少能通过它本身的善而直接实现。更常见的情况是：无数个体的平庸(甚至是恶)的初衷经由社会承认的合适手段在分散的共同作用下最终促进了善的群体目标。这一吊诡的“大自然的隐蔽设计”，早在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康德关于“战争与商业促进永久和平”及亚当·斯密关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的深刻论述中一览无余。
以一种一尘不染的出世精神去追求一个本当极为入世——有时甚至可以说入世到几近庸俗——的目标，是非西方社会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共同特点。在我的视野中，这也是非西方世界的民主化之路之所以走得如此艰难的思想根源。把一个谈不上什么善的工具性的东西(虽然其结果可能是最不坏的)当作善的目的本身去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最后收获的每每是一声声叹息。
我还是要再一次指出，在实现使命的路途中，崇高的使命感并不能替代平庸乃至鄙琐的务实操作，那就是：重建和培育有助于制约政治的各种社会博弈力量 (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因赤裸裸的利益而非理想结成的)，逐渐发展出公开透明的博弈平台及明晰可预期的游戏规则，取代目前普遍的暗箱操作和规则变幻莫测的状态。
大约三、四个月前，我曾为一个法治方面的问题跟蔡定剑通过电话，他在那头很耐心地回答了我。不过我同他不算熟悉，并不知道他其实身患癌症已有一阵了，所以还相当执拗地缠着他就那个问题为我的报纸写一篇评论文章。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蔡老师当时一点也没有不耐烦的表示，他只是客气而委婉以个人原因拒绝了我的约稿，并且一句也没提到自己的身体状况。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惭愧得很！我现在写下这些，也算是一个晚辈后学对他的另一种纪念。惟望蔡定剑先生的在天之灵不致因我在本文中的莽撞之论而不悦，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所有的跋涉者都是兄弟姐妹。
陈季冰谨志于2010年11月26日深夜，蔡定剑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于是日上午举行。 转帖：蔡定剑：使命未尽而斯人已去 作者：刘彦 杨正莲 （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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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22日凌晨3点30分，在与疾病搏斗了一年零5个月之后，54岁的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蔡定剑告别了这个他依依不舍的世界。
一年前的6月22日，蔡定剑在单位的例行体检中，被检出“肝和腹腔淋巴转移”。蔡定剑平静地给他的妻子刘星红打电话通报这个消息，刘星红对蔡定剑说，“你骗我的吧？”
第二天，蔡定剑如常出席了早已定好的、向学校其他同事介绍宪政研究所运作经验的介绍会。
在中国政法大学11月23日下午举办的追思会上，二级教授蔡定剑，被他的同事何兵定义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另一位同事王人博则认为，蔡定剑是一个“对民主宪政有着清教徒般的虔诚”的人，一个“把宪政从文本变成一种现实生活”的人。
蔡定剑本科时代的老师、中国政法大学的终身教授江平，11月22晚上10点多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中国的宪政战线上，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战士。”
“可是，我没有时间了”
2010年11月18日，蔡定剑24岁的儿子蔡克蒙从巴黎政治学院回国，来到医院看望已经垂危的父亲。蔡定剑那天还能说话。他问儿子，“你回来干吗？”身为患者的蔡定剑，一年来怕干扰儿子的学习，坚持不让儿子请假回京看他。
“一是怕我耽误学业，二是不愿意让我看见他治疗的痛苦。”蔡克蒙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
“我们很多人根本就不愿意、也不敢在他面前谈他的病情”，今年9月份刚刚到美国伯克利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前媒体人吴薇说。2001年开始，当时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吴薇在“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服务，兼做蔡定剑的助手。蔡定剑同时还是吴薇的二姨刘星红的丈夫，但，作为一个学者，蔡定剑从来没有让外甥女吴薇沾过一点光，接受过任何一次以记者和学者身份对谈的采访。
直到今年春天，吴薇觉得，蔡定剑的人生和中国30年的中国民主法治发展历程，也应该成为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一个记录。吴薇开始与中律原法律咨询公司总裁张乐伦一起，对蔡定剑进行口述访谈记录。张乐伦此前服务于福特基金会，曾长期与蔡定剑开展一些国际合作项目，比如就反就业歧视等多个项目展开合作。
访谈从春天开始，断断续续，在蔡定剑接受化疗、组织和参加研讨会、为媒体写稿的间隙中进行。夏天的时候，吴薇还想重点与蔡定剑谈一谈知识分子问题，并且就这个问题专门写一篇稿子。不料吴薇很快接到了9月要出国的消息，吴薇对蔡定剑说，“反正，我还有时间。”
“可是，我没有时间了。”蔡定剑说。
这句话，陡然将吴薇从蔡定剑还可能康复的梦中惊醒，也似乎暗示着，作为学者的蔡定剑，抓紧着一切可以利用的最后时间来工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
“最后一个月，他简直是疯了。”刘星红说。
刘星红所说的最后一个月，指的是2010年10月份，“那时候他明显觉得不好了”。除了预先设定的反就业歧视的培训会，蔡定剑临时决定增加了两个会议，一个是10月中旬有关人代表大会代表法的研讨会，一个是10月26日在香山举行的促进《拆迁条例》废旧立新研讨会。
会议中蔡定剑致辞。致辞之后，蔡定剑坐下来，额头上全是汗。“他是在忍着痛，他坚持不大剂量服用止疼药，直到11月份最后住院之后。”会议的承办方之一、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千帆说。张千帆觉得他眼中的师友蔡定剑，不服用止疼药本身，是一种对待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不愿意欺骗自己，也不愿意让止疼药来欺骗他疼痛的感觉。”
“他希望通过这个会，讨论清楚一些具体的规划出来，并为法律的修改提供一些可操作性的意见。”刘星红说。
焦灼的感觉从2010年9月9日就持续灼烧着蔡定剑。那一天，在医院做CT发现，“介入治疗失败”，也即，一年多来的化疗和中西医的治疗方法，均已经宣告无效。
也就是从那一天起，蔡定剑开始了与时间奔跑。
常常到夜里12点了，蔡定剑还如患病之前一样蜷缩在电脑前。刘星红发火，“你还要不要命了？”
蔡定剑说，“今晚这稿子一定得交。”继续伏案。
自从2009年查出病情以来，蔡定剑的睡眠时间，已经从夜里三四点，提前到了午夜12点左右。工作量也相应减少了，但原来计划的项目没有停止。此前，在2004年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局长的位置“仕而优则学”之后，长达7年的生活中，蔡定剑一直生活在夜间工作的不规律生活之中。
自患病后的一年零5个月中，蔡定剑一直积极地配合治疗。“他吃了太多的苦”，刘星红仍然心疼丈夫能够忍受众多化疗和治疗的苦痛，“他原来以为可以像江平教授那样工作到80岁呢，”刘星红说。
直到11月18日，那是一个周四，蔡定剑“觉得不好了”，开始向他的同事、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副教授刘小楠交代工作，“要把工作做下去，把还没有结的项目做好”，还问刘小楠，12月份要做的媒体培训项目细节的安排。蔡定剑说话已经不很流畅，但却磕磕绊绊地强调，“我们确实是为了中国的民主宪政，为了中国的进步吧。”
刘小楠回过头去就哭了。
11月20日，蔡定剑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老朋友、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前司长王振耀去看蔡定剑，蔡定剑断断续续地对身边的学生说，“把书拿来”，“给振耀”。之前的一天，蔡定剑刚刚拿到出版社特地为他赶制的新书《走向宪政》的样书。2003年年末，蔡定剑从全国人大的副局级巡视员的官员身份转变为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位普通教师时，蔡定剑曾经信心满怀地对王振耀说，“不做官了，更自由了，我可以写十几本书。”
“一定要在体制内把体制建设起来”
现年56岁的前民政部官员王振耀，2010年6月21从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位置上，“跳槽”至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那一天，蔡定剑还发短消息给王振耀，表示祝贺。
比蔡定剑大两岁的王振耀认为，54岁的蔡定剑，从年轻时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任处长时，就是自己的知己、同道，“正是从蔡定剑身上理解了宪法和宪政”，王振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蔡定剑有一次曾对吴薇说，“王振耀是我最佩服的两个人之一。”
1986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毕业之后，蔡定剑供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从事宪法、中国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的研究。当时的王振耀，在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任农村处处长，重点研究落实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制度。为了落实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推进民主法治尤其是基层民主的精神，同为年轻人的王振耀，常常骑着自行车去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工作的蔡定剑，二人纵论农村选举的一些问题。二人先是工作关系，但一旦工作交往起来，发现不只是工作关系那么简单。
“那时候的年轻人，都立志要在体制内把体制建设起来。”王振耀说。
王振耀把农村选举的实践与蔡定剑关于民主的理论结合，最后，产生了王振耀所理解的“程序的价值和宪政应用的价值”。在王振耀眼中，蔡定剑特别重视程序正义，比如在村民选举中，蔡定剑常常跟他讨论，怎么用“技术和程序保证选举的公正性”。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则评价他的同事蔡定剑说，“蔡定剑把宪政文本变成了一种现实生活”。
2010年1月，蔡定剑出版了《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一书。这本书中说，“民主不仅是一种国家制度的形态，它还能成为一种社会形态和民众的生活方式。”
而作为知识分子的蔡定剑，也将自己的选择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并开始塑造了他自己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研究模式”。在蔡定剑眼中，只有“公共知识分子”才能称得上是“知识分子”，这也是德国的学者朋友对德国“知识分子”的定义。
关于这个研究模式，蔡定剑自己的定义是，在“观念厘清型”“埋头做事型”两种知识分子之外，他选择做一个“制度建设学者”型的“公共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要善于运用他所掌握的资源，用个案推动的形式，来推进中国的宪政民主建设。
2003年之前，他是一个勤奋的学者型官员。在全国人大工作的时候，他曾是仅次于委员长收信数量的工作人员。他常常坚持给普通的寻求法律帮助的人回信，也在一些具体的立法过程中关注宪法权利和民主法治。但在2003年之后，他更加坚定了“要把一个理念变成一个有形的制度，并通过制度化的程序来实现这个理念”的想法，“让宪政用起来”就是蔡定剑走出全国人大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
2003年，孙志刚在广州的收容遣送所死亡。随后，蔡定剑通过各种形式，和北京大学的滕彪等三位博士一起，运用违宪审查的方法，让“宪法用起来”。最终，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
2005年开始，蔡定剑和他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的同事一起启动反就业歧视项目，提出了歧视性法规清理报告和十大城市就业歧视调查报告。并与媒体合作，每年举办两次反就业歧视记者培训。
2007年，蔡定剑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与财政部财科所、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中心一起，在上海市闵行区开始推行公共预算改革项目。这个项目是一个全方位的预算改革，包括预算报表体系编制的透明性和以结果为导向的预算编制方法改革。
2009年开始，蔡定剑持续地关注《城市拆迁条例》的修改和重新立法。
蔡定剑的英语不是很好，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与国内外的学术机构合作。“他把体制内的力量以及国外的经验、学术的力量、媒体的力量结合到了一起，”刘星红说。
他的老师江平则说，“研究宪法的人往往流于空泛，不结合当前的热点和群众关注的问题。蔡定剑能把研究宪法和当前的热点结合起来。”
蔡定剑有一次跟吴薇谈知识分子，认为他自己在2003年之后的选择，是“有意无意地暗合了中国民主法治、公民社会发展的脉络”。蔡定剑认为，他通过个人选择，与公众一起共同推动民主的时代脉络，符合时代变迁的必然潮流。
“以善促善”
蔡定剑不喜欢发牢骚。
有一次，吴薇对着蔡定剑抱怨某一种现象。蔡定剑问：“你经历过多少事？”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在他面前批判了，”吴薇说。蔡定剑最近几年的一些具体推动，都是与某些地方政府合作，“让法律具体化”，并将实践中好的案例进行推广，阐发积极的作用。王振耀把这种模式归结为“以善促善”。
“社会转型一定要从极端的思维中走出来，在宪政的框架以内，如何让国家更稳定”，王振耀觉得，这才是蔡定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强调的理性和建设性。
但理性和建设性不是不说话。在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蔡定剑公开发表了关于民主和政治改革的一系列文章，举办了若干研讨会。今年年初，针对某些人对于民主的一些中国特殊化理论，蔡定剑撰文，说“民主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
在蔡定剑患病3个月以后，张乐伦邀请蔡定剑去国家大剧院听音乐会。在门口，蔡定剑直觉式地问，“建筑是很漂亮，可是要拆迁多少人呢？”
同期，蔡定剑发表文章，“要面子还是要民生？”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的年轻同事汪庆华在追思会上回忆，“蔡老师总是让人从悲观中看到希望，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直到住进医院后，离世前的三天，蔡定剑还没有来得及跟家人交代后事，包括信用卡等所有的细节都没有交代。他勉强交代的只有工作上的交接。
“他到最后一刻都很坚强，他留恋生命，因为觉得工作还没有做完”，蔡克蒙说。
“最难的是怎么一点一滴地坚持，30年如一日的坚持。把最关键的问题在最关键的时候说出来。”王振耀说。面对像蔡定剑这样的知识分子，王振耀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转型”，“蔡定剑倡导的理念都是在框架以内，如何让国家更稳定，只有我们几代人的努力，统一意见，统一在宪法上面，才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
在当年讨论农村选举的时候，蔡定剑与王振耀讨论的，都是怎么开会，怎么将举手的程序化和细节化的细节，“只有中国的法律工作者阐释这些细节，将宪法具体化，才会有实际意义。”王振耀说。
蔡定剑谈到自己的职业选择，有一次跟吴薇说，“人要是做事的话，就要有所选择。我的路走到最后，越来越清晰，是由价值选择决定的。”
作为学者的蔡定剑几乎没有个人生活。周末他很少参加家人和家庭的聚会，连看春节晚会时，也是一边敲着电脑，一边瞥一眼电视。大学同学、同为法律人的妻子刘星红和北大法学院毕业的儿子蔡克蒙经常在饭桌上争论，以至于刘星红禁不住发问，“这是吃饭还是吵架？”
11月23日，在北京朝阳区安慧里一区蔡定剑的家中，蔡克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蔡定剑身上，作为儿子的他，能够坚持的有两条：作为一个人，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作为一个学者，要对得住自己的学问。
蔡定剑的同事何兵在当日的追思会上说，“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他是一面镜子，每个人都应该反省。”
11月22日凌晨3时30分，蔡定剑在305医院离世，终年54岁。
这张清瘦的脸庞，从此不能再用略带江西乡音的普通话谈论宪政。这个奔行在中国民主进程路上的瘦弱身躯，从此只余背影。
纪念文章如潮涌。一个前官员、现学者，何以获得如此广泛的推崇与尊敬?
推动宪政，“温和的坚持派”
蔡定剑生前任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他1986年至2003年底先后供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秘书处，任职至副局长。2004年1月，他去官转身步入学界。
一位资深媒体人士评价称，作为官员的蔡定剑，曾是鲜见的人大体制内具有鲜明个性，为中国宪政发展敢于并大力发出自己声音的官员。
而步入学界的蔡定剑有了更大的研究空间。他不断著书立说，谈民主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谈选举法修改对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寓意，谈人大代表制度的沿革与发展……他所著述的《中国人大制度》迄今已再版5次。
有同行评论，作为一名独立学者，蔡定剑不唯史书、不唯法条，更注重来自现实的观察与分析。
2005年7月~10月，蔡定剑被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邀请做访问研究，使他有机会对新加坡的制度做亲历考察。他发现被国内官员学者推崇的诸如威权体制、高薪养廉、严刑峻法等新加坡经验，有严重偏颇，给人们对新加坡的了解形成误导。他用洋洋两万言，纵谈零距离接触到的新加坡经验。后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分为上下篇，发表了他的名为《向新加坡学什么?》的文章，激起强烈反响。
在很多人眼中，蔡定剑是位温和中透着儒雅的学者，与他结识越久，越会为其具有的执著与坚持所折服。一位与蔡定剑交往多年的法学专家感慨，在他身上有一种“温和的坚持、恒久的执著”，他说话声音不高，但很有力量，他不抱怨、不暴怒、不偏激、不消沉，让人们在他持之以恒的努力前行中，看到希望的亮色与光芒。
走出书斋，宪政的民权温度
蔡定剑病危的消息传到他任职的中国政法大学，很多学生在网上为他祈福，一位网名“流云淡淡”的同学留言说：“蔡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学者，他不是停留在理论的探讨层面而是身体力行，践行着自己的理想——宪政。”
坐而论，兼起而行。蔡定剑是一位走出书斋的宪政专家，他认为中国宪政之路的精髓在于保护公众权利。在他看来，民权是有温度有表情的，它关乎普通民众的一喜一哀、一粥一饭、一屋一宇。
2004年4月，北京崇文区花市的一片民房被强制拆迁，63岁老人黄振禨手持修改后的《宪法》，与百余名街坊一起抵制强拆。
公民依宪维权的故事经媒体报道后，立刻引起蔡定剑的关注。一个周末，他约上两名相熟的记者，身穿一身运动装，背着相机，来到黄老汉家所在地调研。那天，他一直蹙着眉，走街串巷，边走边拍，把拆迁一带转了个遍。
其中一位记者至今感慨：“通常只有记者要去实地采访，去事发地做详细调研的学者可不常见。”
当时正值修改后的《宪法》刚获通过，然而面对宪法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问题，这位宪政学专家忧虑满腹。他认为，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受宪法保护等条款已被写入宪法，就应当尽快根据修改后的《宪法》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对一些违宪的法律法规、政府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以使宪法原则得到落实。蔡定剑一路疾呼严格界定公共利益，切实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人们发现，自转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以来，蔡定剑越发奔波忙碌起来，他涉足的领域更加宽泛，议论的话题也更具有现实贴近性。
他直面社会矛盾，从公民社会培育到透明政府建设，从官员财产申报到城市拆迁之痛，从网络反腐到反就业歧视，他持续地写、反复地谈。同时，他还推动参与四川罗江和雅安、上海闵行区等多处地方政改。
有同行评论，虽然被视作“温和”的改革派，然而蔡定剑立场鲜明，笔锋犀利，言辞颇有棱角，从不忌惮向官员腐败与膨胀失度的政府权力投出利刃。
一篇最新发布的文章被视为蔡定剑的遗作。他用大量篇幅与诸多事例予以剖析的，乃是“城管与小贩战争如何终结”的民生之忧。“正是由于政府很不适当的、过度的管理理念，催生的各种无事生非的管理制度，因而制造了一批批的社会矛盾”，“政府的管理应当服从于民众的生存权”。
持续不断地著述言说，坚持不懈地身体力行，是一位学者参与社会、推动社会，最不能惜力的“苦行僧”方式。
“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去年，当蔡定剑患病的消息传出后，许多人很是吃惊。“不会吧，他不是不断地在各种会议上出现，不断接受记者采访吗?”这是许多与蔡定剑久未谋面的朋友、媒体记者的共同感受。
朋友们都明白，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蔡定剑是在用他最后一腔激情与力量，支撑自己在推动中国宪政发展的路上走得再远些;是在用他最后一丝微弱气息，把中国推进民主的声音传播得再响亮些。
生病之后，他开始与时间赛跑、与病魔抗争。学者于建嵘回忆，患病后的蔡定剑还是坚持计划中的研究项目。他曾抓着这位同行的手，一字一顿地说：“我一定会坚持做下去的……”
今年全国“两会”，本报记者想约请蔡定剑来网络直播间，就中国预算制度改革谈谈看法。因为知道他生病，记者犹豫地给他打了电话，没想到，他爽快地答应了：“全国人大最重要的职责是预算审议，政府如何花钱，老百姓有权知道。”面容憔悴的蔡定剑，那一天，话很多、很密。
就在他去世前不到一个月，10月26日，罹患肝癌晚期的蔡定剑还抱病出现在“促进《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废旧立新学术研讨会”上，作了“正当合法的拆迁程序及法律制度”主题演讲。
有媒体记者曾去探望已病危的蔡定剑，临别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西北大学教授华炳啸也曾在蔡定剑病中到他家中探望。他回忆，交谈中，蔡定剑曾几次红了眼眶。他至今不能忘记蔡定剑“湿润着闪亮的眼睛”动情吟诵林则徐诗的情形：“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两日来，一条抄录着乔治·艾略特的诗歌《看不见的歌队》的短信在蔡定剑的同行、朋友中被反复转发：“用他们不懈的坚持推动人们的思想，让我加入那看不见的歌队，那些不朽的死者重又生还，人们的思想因为他而闪光，他们的脉搏跳动着宽容博爱，他们的行为正直无邪……”转帖：作者 陈季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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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上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著名宪法专家蔡定剑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几个到场的朋友后来告诉我，那天去为蔡老师送行的人很多。
过去一周里，蔡先生逝世(11月22日)的噩耗是圈内及媒体人士间唏嘘不已的主要话题。我们也看到，从广州的《南方都市报》到北京的《新京报》，从上海的《东方早报》到昆明的《云南信息报》……国内数十家市场化报纸持续发表了大篇幅的纪念文字，讲述这位“理想的践行者”和“诚贯天地的君子”的种种令人感佩的事迹，以及宣扬他执着追索的民主宪政理想。
说起来，蔡定剑大概不能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学术大师或舆论明星。这个在法学理论和实践中默默耕耘的朴素学人，能够被那么多人惦记着，显然更多地寄托着当前社会舆论对蔡老师生前孜孜以求的民主理想的普遍吁求。或许正如我的一位编辑朋友在MSN上留言给我的一段话：在当前这样令人心灰意冷的时局中，人们悼念蔡定剑，其实是抱团取暖、相互激励而已。
蔡定剑远去的孤独背影让我很容易联想起几年前同样被癌症夺去生命的澳大利亚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同样的英年早逝，他们对在中国自由、民主怀抱着同样的理想主义情怀。再往前追溯半个世纪，在这条曲折坎坷的思想小径上，我们还能与另一个筚路蓝缕的背影不期而遇，他就是著名的湖北籍在台思想家殷海光先生 ——51年前，他在与今天蔡定剑差不多的盛年死于蔡定剑罹患的相同的胃癌……与哈耶克、弗里德曼这些长寿的20世纪西方思想家相比，上天对中国自由主义者似乎格外薄情寡义，这也仿佛侧面象征着在神州大地上的惨淡命运。
不过说实在的，我眼睛里所能看见的蔡定剑、杨小凯、殷海光……这一串悲剧人物身上最闪光的地方，并不是民主或宪政这些西方泊来的现代理念，而恰恰是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或者更准确地应该称“士大夫”)与生俱来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人格。它的精神资源归根结底来自传统的儒家价值体系，与原汁原味的西方自由主义并无血缘关系。
不惟中国，所有的非西方社会在追求现代转型的道路上，占主导地位的推动力都是一部分精英知识分子的先知先觉。他们在将自己的文明同更加“先进”的西方进行比较后发现了民主的巨大优越性，于是便不懈地呼号奔走，唤醒人民大众，或通过改良，最终在自己的社会里建立起理想的政治制度。
但就我个人的阅读而言，这种思维模式却并不符合西方社会本身从中世纪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真实路径。换言之，并不是一部分先知先觉的欧洲思想家发现民主宪政是多么多么好，或劝说当权者、或唤醒大众，进而通过自觉的改良或革命，最终“建构”起一套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的。更加符合历史实际的是：中世纪以后欧洲各自治城市中不断涌现和壮大的各类新兴利益团体通过不懈的博弈，经过点滴积累，最终“演进”出一套民主制度来的。而其中至为根本、也令人惊诧地总是让非西方知识精英视而不见的一点还在于，这些利益阶层在复杂多变的博弈格局中所追求的，其实仅仅是一些说不上多么高尚——甚至是斤斤计较——的现实利益而已。
在真实的人类历史中，行之有效的民主与法治，都是无意间“谈判”出来的，而绝不是有意识“设计”出来的。事实上从没有存在过什么一劳永逸的“一揽子”或“框架”协议，每一个具体谈判的指向，很可能都与民主理想本身毫无关系。
诚然，近代西方也横空出世了无数像孟德斯鸠、康德、洛克、穆勒这样光照千秋的启蒙思想家。但在我看来，他们对西方现代化的贡献，并不是描绘了多么完美的理想，更不是规划了多么完美的蓝图，进而呼唤民众去动手落实；他们只是敏锐地洞察了社会演进中出现的新趋势及其可能性，并加以梳理总结，以指导人们在现实中尽量少走弯路而已。
当然，民主宪政最终一定会体现为一整套完备的制度文本，但那是“积跬步以致千里、积小流以成江河”的水到渠成之作，而不是“在白纸上勾画出来的最美图卷”。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个人老实说几乎从不对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寄托过多的热情与期待。100多年来，中国怀有相似的满腔理想、甚至不惜为此献身的先驱难道不是太多了吗？他们的努力又换来了多少切实成果呢？要是让我来解释的话，这一贯穿一个多世纪的伟大悲剧的核心就在于，他们以及他们的狂热信奉者和追随者始终没有真正明白，要在一个公共空间逼仄、民间势力稀薄的社会里落实法治，真正需要的恰恰是对政治施以有效制衡的博弈力量。而在我看来，他们一心追求政治改造的不少宏大努力，从客观效果上说非但无助于民主的坐实，反而进一步连根拔除了传统社会中原本就十分孱弱的民间力量，例如，传统乡村社会自治或半自治所极端依赖的中坚力量——士绅阶层。而这些，本来完全可以转化为保障宪政的重要社会资源。
因此，假如我们今天纪念蔡定剑先生，是为了激励自己继续前行，完成他的未竟之业的话，我倒是更想冷静地提醒：我们也许未必要接过他留下的话筒，一再地重复先辈们呼喊了无数遍的那些抽象的民主理念。我们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多学学蔡老师不遗余力地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群——尤其是弱势的利益群体——争取权利的那种具体入微的身体力行，比方说在我自己看来最具价值的——他为推动各级政府预算公开所作的种种艰辛但卓有成效的努力。如果有一天，当每一个个人、每一个集团都有机会在一个透明的平台上基于一种可预见的共同规则为自身的各种利益(哪怕是许许多多卑微的蝇头小利)进行公开协商谈判的时候，我们会恍然发现，真实意义上的民主法治已经到来。毫无疑问，这一天绝不会自动降临，依然需要前赴后继地奋斗，我本人对此也一点都不乐观。但可以肯定地说，经过100多年来的奋斗与挫折，今天的中国早就应该跨过了为争取“民主是个好东西”这句话获得承认而战斗的阶段。不然，我们实在是太没长进了！
在此意义上，我虽然完全理解和同情有些人将蔡定剑老师形容为“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里一位高洁的理想主义斗士”时的那种赤诚的内心写照，但我是怀着复杂的心情看待这种情感的，因为它很可能蕴涵着某种在我看来对民主法治实现路径的偏差理解。
我这么说，绝没有贬低精神力量和理想主义的意思。相反，如我在本文开头就表明的，我一向对中国儒家传统中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责任伦理充满敬意，并且认为这是中华文明千百年来赖以绵延发扬的无价的精神遗产。从蔡定剑、杨小凯和殷海光身上，我们又一次看见了它在我们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依旧顽强传承的熠熠光辉。然而，正如孟子形容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理想的最宝贵价值体现在它能够在最险恶的关头依然支撑着我们的信念，永不放弃希望和追求，并在任何条件下令我们保持独立与良知。但历史还告诉我们，在涉及人类合作的社会事务中，理想几乎很少能通过它本身的善而直接实现。更常见的情况是：无数个体的平庸(甚至是恶)的初衷经由社会承认的合适手段在分散的共同作用下最终促进了善的群体目标。这一吊诡的“大自然的隐蔽设计”，早在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康德关于“战争与商业促进永久和平”及亚当·斯密关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的深刻论述中一览无余。
以一种一尘不染的出世精神去追求一个本当极为入世——有时甚至可以说入世到几近庸俗——的目标，是非西方社会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共同特点。在我的视野中，这也是非西方世界的民主化之路之所以走得如此艰难的思想根源。把一个谈不上什么善的工具性的东西(虽然其结果可能是最不坏的)当作善的目的本身去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最后收获的每每是一声声叹息。
我还是要再一次指出，在实现使命的路途中，崇高的使命感并不能替代平庸乃至鄙琐的务实操作，那就是：重建和培育有助于制约政治的各种社会博弈力量 (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因赤裸裸的利益而非理想结成的)，逐渐发展出公开透明的博弈平台及明晰可预期的游戏规则，取代目前普遍的暗箱操作和规则变幻莫测的状态。
大约三、四个月前，我曾为一个法治方面的问题跟蔡定剑通过电话，他在那头很耐心地回答了我。不过我同他不算熟悉，并不知道他其实身患癌症已有一阵了，所以还相当执拗地缠着他就那个问题为我的报纸写一篇评论文章。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蔡老师当时一点也没有不耐烦的表示，他只是客气而委婉以个人原因拒绝了我的约稿，并且一句也没提到自己的身体状况。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惭愧得很！我现在写下这些，也算是一个晚辈后学对他的另一种纪念。惟望蔡定剑先生的在天之灵不致因我在本文中的莽撞之论而不悦，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所有的跋涉者都是兄弟姐妹。
陈季冰谨志于2010年11月26日深夜，蔡定剑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于是日上午举行。 转帖：蔡定剑：使命未尽而斯人已去 作者：刘彦 杨正莲 （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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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22日凌晨3点30分，在与疾病搏斗了一年零5个月之后，54岁的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蔡定剑告别了这个他依依不舍的世界。
一年前的6月22日，蔡定剑在单位的例行体检中，被检出“肝和腹腔淋巴转移”。蔡定剑平静地给他的妻子刘星红打电话通报这个消息，刘星红对蔡定剑说，“你骗我的吧？”
第二天，蔡定剑如常出席了早已定好的、向学校其他同事介绍宪政研究所运作经验的介绍会。
在中国政法大学11月23日下午举办的追思会上，二级教授蔡定剑，被他的同事何兵定义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另一位同事王人博则认为，蔡定剑是一个“对民主宪政有着清教徒般的虔诚”的人，一个“把宪政从文本变成一种现实生活”的人。
蔡定剑本科时代的老师、中国政法大学的终身教授江平，11月22晚上10点多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中国的宪政战线上，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战士。”
“可是，我没有时间了”
2010年11月18日，蔡定剑24岁的儿子蔡克蒙从巴黎政治学院回国，来到医院看望已经垂危的父亲。蔡定剑那天还能说话。他问儿子，“你回来干吗？”身为患者的蔡定剑，一年来怕干扰儿子的学习，坚持不让儿子请假回京看他。
“一是怕我耽误学业，二是不愿意让我看见他治疗的痛苦。”蔡克蒙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
“我们很多人根本就不愿意、也不敢在他面前谈他的病情”，今年9月份刚刚到美国伯克利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前媒体人吴薇说。2001年开始，当时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吴薇在“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服务，兼做蔡定剑的助手。蔡定剑同时还是吴薇的二姨刘星红的丈夫，但，作为一个学者，蔡定剑从来没有让外甥女吴薇沾过一点光，接受过任何一次以记者和学者身份对谈的采访。
直到今年春天，吴薇觉得，蔡定剑的人生和中国30年的中国民主法治发展历程，也应该成为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一个记录。吴薇开始与中律原法律咨询公司总裁张乐伦一起，对蔡定剑进行口述访谈记录。张乐伦此前服务于福特基金会，曾长期与蔡定剑开展一些国际合作项目，比如就反就业歧视等多个项目展开合作。
访谈从春天开始，断断续续，在蔡定剑接受化疗、组织和参加研讨会、为媒体写稿的间隙中进行。夏天的时候，吴薇还想重点与蔡定剑谈一谈知识分子问题，并且就这个问题专门写一篇稿子。不料吴薇很快接到了9月要出国的消息，吴薇对蔡定剑说，“反正，我还有时间。”
“可是，我没有时间了。”蔡定剑说。
这句话，陡然将吴薇从蔡定剑还可能康复的梦中惊醒，也似乎暗示着，作为学者的蔡定剑，抓紧着一切可以利用的最后时间来工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
“最后一个月，他简直是疯了。”刘星红说。
刘星红所说的最后一个月，指的是2010年10月份，“那时候他明显觉得不好了”。除了预先设定的反就业歧视的培训会，蔡定剑临时决定增加了两个会议，一个是10月中旬有关人代表大会代表法的研讨会，一个是10月26日在香山举行的促进《拆迁条例》废旧立新研讨会。
会议中蔡定剑致辞。致辞之后，蔡定剑坐下来，额头上全是汗。“他是在忍着痛，他坚持不大剂量服用止疼药，直到11月份最后住院之后。”会议的承办方之一、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千帆说。张千帆觉得他眼中的师友蔡定剑，不服用止疼药本身，是一种对待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不愿意欺骗自己，也不愿意让止疼药来欺骗他疼痛的感觉。”
“他希望通过这个会，讨论清楚一些具体的规划出来，并为法律的修改提供一些可操作性的意见。”刘星红说。
焦灼的感觉从2010年9月9日就持续灼烧着蔡定剑。那一天，在医院做CT发现，“介入治疗失败”，也即，一年多来的化疗和中西医的治疗方法，均已经宣告无效。
也就是从那一天起，蔡定剑开始了与时间奔跑。
常常到夜里12点了，蔡定剑还如患病之前一样蜷缩在电脑前。刘星红发火，“你还要不要命了？”
蔡定剑说，“今晚这稿子一定得交。”继续伏案。
自从2009年查出病情以来，蔡定剑的睡眠时间，已经从夜里三四点，提前到了午夜12点左右。工作量也相应减少了，但原来计划的项目没有停止。此前，在2004年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局长的位置“仕而优则学”之后，长达7年的生活中，蔡定剑一直生活在夜间工作的不规律生活之中。
自患病后的一年零5个月中，蔡定剑一直积极地配合治疗。“他吃了太多的苦”，刘星红仍然心疼丈夫能够忍受众多化疗和治疗的苦痛，“他原来以为可以像江平教授那样工作到80岁呢，”刘星红说。
直到11月18日，那是一个周四，蔡定剑“觉得不好了”，开始向他的同事、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副教授刘小楠交代工作，“要把工作做下去，把还没有结的项目做好”，还问刘小楠，12月份要做的媒体培训项目细节的安排。蔡定剑说话已经不很流畅，但却磕磕绊绊地强调，“我们确实是为了中国的民主宪政，为了中国的进步吧。”
刘小楠回过头去就哭了。
11月20日，蔡定剑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老朋友、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前司长王振耀去看蔡定剑，蔡定剑断断续续地对身边的学生说，“把书拿来”，“给振耀”。之前的一天，蔡定剑刚刚拿到出版社特地为他赶制的新书《走向宪政》的样书。2003年年末，蔡定剑从全国人大的副局级巡视员的官员身份转变为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位普通教师时，蔡定剑曾经信心满怀地对王振耀说，“不做官了，更自由了，我可以写十几本书。”
“一定要在体制内把体制建设起来”
现年56岁的前民政部官员王振耀，2010年6月21从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位置上，“跳槽”至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那一天，蔡定剑还发短消息给王振耀，表示祝贺。
比蔡定剑大两岁的王振耀认为，54岁的蔡定剑，从年轻时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任处长时，就是自己的知己、同道，“正是从蔡定剑身上理解了宪法和宪政”，王振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蔡定剑有一次曾对吴薇说，“王振耀是我最佩服的两个人之一。”
1986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毕业之后，蔡定剑供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从事宪法、中国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的研究。当时的王振耀，在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任农村处处长，重点研究落实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制度。为了落实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推进民主法治尤其是基层民主的精神，同为年轻人的王振耀，常常骑着自行车去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工作的蔡定剑，二人纵论农村选举的一些问题。二人先是工作关系，但一旦工作交往起来，发现不只是工作关系那么简单。
“那时候的年轻人，都立志要在体制内把体制建设起来。”王振耀说。
王振耀把农村选举的实践与蔡定剑关于民主的理论结合，最后，产生了王振耀所理解的“程序的价值和宪政应用的价值”。在王振耀眼中，蔡定剑特别重视程序正义，比如在村民选举中，蔡定剑常常跟他讨论，怎么用“技术和程序保证选举的公正性”。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则评价他的同事蔡定剑说，“蔡定剑把宪政文本变成了一种现实生活”。
2010年1月，蔡定剑出版了《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一书。这本书中说，“民主不仅是一种国家制度的形态，它还能成为一种社会形态和民众的生活方式。”
而作为知识分子的蔡定剑，也将自己的选择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并开始塑造了他自己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研究模式”。在蔡定剑眼中，只有“公共知识分子”才能称得上是“知识分子”，这也是德国的学者朋友对德国“知识分子”的定义。
关于这个研究模式，蔡定剑自己的定义是，在“观念厘清型”“埋头做事型”两种知识分子之外，他选择做一个“制度建设学者”型的“公共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要善于运用他所掌握的资源，用个案推动的形式，来推进中国的宪政民主建设。
2003年之前，他是一个勤奋的学者型官员。在全国人大工作的时候，他曾是仅次于委员长收信数量的工作人员。他常常坚持给普通的寻求法律帮助的人回信，也在一些具体的立法过程中关注宪法权利和民主法治。但在2003年之后，他更加坚定了“要把一个理念变成一个有形的制度，并通过制度化的程序来实现这个理念”的想法，“让宪政用起来”就是蔡定剑走出全国人大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
2003年，孙志刚在广州的收容遣送所死亡。随后，蔡定剑通过各种形式，和北京大学的滕彪等三位博士一起，运用违宪审查的方法，让“宪法用起来”。最终，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
2005年开始，蔡定剑和他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的同事一起启动反就业歧视项目，提出了歧视性法规清理报告和十大城市就业歧视调查报告。并与媒体合作，每年举办两次反就业歧视记者培训。
2007年，蔡定剑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与财政部财科所、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中心一起，在上海市闵行区开始推行公共预算改革项目。这个项目是一个全方位的预算改革，包括预算报表体系编制的透明性和以结果为导向的预算编制方法改革。
2009年开始，蔡定剑持续地关注《城市拆迁条例》的修改和重新立法。
蔡定剑的英语不是很好，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与国内外的学术机构合作。“他把体制内的力量以及国外的经验、学术的力量、媒体的力量结合到了一起，”刘星红说。
他的老师江平则说，“研究宪法的人往往流于空泛，不结合当前的热点和群众关注的问题。蔡定剑能把研究宪法和当前的热点结合起来。”
蔡定剑有一次跟吴薇谈知识分子，认为他自己在2003年之后的选择，是“有意无意地暗合了中国民主法治、公民社会发展的脉络”。蔡定剑认为，他通过个人选择，与公众一起共同推动民主的时代脉络，符合时代变迁的必然潮流。
“以善促善”
蔡定剑不喜欢发牢骚。
有一次，吴薇对着蔡定剑抱怨某一种现象。蔡定剑问：“你经历过多少事？”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在他面前批判了，”吴薇说。蔡定剑最近几年的一些具体推动，都是与某些地方政府合作，“让法律具体化”，并将实践中好的案例进行推广，阐发积极的作用。王振耀把这种模式归结为“以善促善”。
“社会转型一定要从极端的思维中走出来，在宪政的框架以内，如何让国家更稳定”，王振耀觉得，这才是蔡定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强调的理性和建设性。
但理性和建设性不是不说话。在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蔡定剑公开发表了关于民主和政治改革的一系列文章，举办了若干研讨会。今年年初，针对某些人对于民主的一些中国特殊化理论，蔡定剑撰文，说“民主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
在蔡定剑患病3个月以后，张乐伦邀请蔡定剑去国家大剧院听音乐会。在门口，蔡定剑直觉式地问，“建筑是很漂亮，可是要拆迁多少人呢？”
同期，蔡定剑发表文章，“要面子还是要民生？”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的年轻同事汪庆华在追思会上回忆，“蔡老师总是让人从悲观中看到希望，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直到住进医院后，离世前的三天，蔡定剑还没有来得及跟家人交代后事，包括信用卡等所有的细节都没有交代。他勉强交代的只有工作上的交接。
“他到最后一刻都很坚强，他留恋生命，因为觉得工作还没有做完”，蔡克蒙说。
“最难的是怎么一点一滴地坚持，30年如一日的坚持。把最关键的问题在最关键的时候说出来。”王振耀说。面对像蔡定剑这样的知识分子，王振耀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转型”，“蔡定剑倡导的理念都是在框架以内，如何让国家更稳定，只有我们几代人的努力，统一意见，统一在宪法上面，才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
在当年讨论农村选举的时候，蔡定剑与王振耀讨论的，都是怎么开会，怎么将举手的程序化和细节化的细节，“只有中国的法律工作者阐释这些细节，将宪法具体化，才会有实际意义。”王振耀说。
蔡定剑谈到自己的职业选择，有一次跟吴薇说，“人要是做事的话，就要有所选择。我的路走到最后，越来越清晰，是由价值选择决定的。”
作为学者的蔡定剑几乎没有个人生活。周末他很少参加家人和家庭的聚会，连看春节晚会时，也是一边敲着电脑，一边瞥一眼电视。大学同学、同为法律人的妻子刘星红和北大法学院毕业的儿子蔡克蒙经常在饭桌上争论，以至于刘星红禁不住发问，“这是吃饭还是吵架？”
11月23日，在北京朝阳区安慧里一区蔡定剑的家中，蔡克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蔡定剑身上，作为儿子的他，能够坚持的有两条：作为一个人，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作为一个学者，要对得住自己的学问。
蔡定剑的同事何兵在当日的追思会上说，“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他是一面镜子，每个人都应该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