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圈、后起优势和农民对城里人的抱怨

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 研究员 陆一
2008年5月6日
如果把一条长15公分、宽1公分的纸条两头顺着粘起来，就成了一个纸圈，如果拿一个蚂蚁放在上面，它永远只能在一个面上走，要么在纸圈的外面，要么在纸圈的里面；但是，如果把这纸条的一端翻个面后和另一端粘起来，那就成了一个拧着的纸圈，这时如果拿一个蚂蚁放在上面那它就可以从里面走到外面、从外面走到里面…… 这就是在数学中著名的梅比乌斯（M.bius）曲面。那是一个可以打通内外面、具有特殊数学曲面空间分析特质的纸圈。
在艺术品中与此相似的是著名的荷兰画家埃舍尔（M.C.Escher）所创造的一系列极具智慧的画，其中许多画体现了奇妙的悖论、错觉或者双重的含义，为此他的画得到了许多物理学、化学和数学家的知音。杨振宁先生所著的《基本粒子发现简史》中就用了埃舍尔的“骑士图”作为插图。
埃舍尔的画往往表现了一些很深刻的思想，怪圈就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如果看一下那幅奇怪的版画《瀑布》，在画面的中央，瀑布倾泻而下，水花四起，还推动了水轮。汇集到水池中的水则顺着水渠哗哗地流去，一级一级地下降。突然，水又流到了高处的瀑布口！真是不可思议，可在画面上却表现得明明白白。我们只能把这种周而复始的圈称作怪圈（Strange loop）。类似梅比乌斯曲面的东西在埃舍尔的画中也有，那就是《画画的双手》。而实际上埃舍尔也画过几幅《梅比乌斯带》。
在怪圈中包含着深刻的数学原理。在20世纪，有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数学发现，就是哥德尔（G.del）定理。哥德尔定理在数学系统中发现了怪圈，这种怪圈可以说是起源于一个古老的逻辑悖论，它在历史上被称为爱皮梅尼特悖论（Epimenides paradox）。
爱皮梅尼特是一个克里特岛人，他说：“所有的克里特岛人都撒谎。”假如他说的话是对的，那么作为克里特岛人的爱皮梅尼特就是在撒谎，那么他的话就是错的；反之，假设他的话不对，那么作为克里特岛人的爱皮梅尼特就没有撒谎，他的话就是对的。无论采用哪一个假设，都无
法自圆其说。
怪圈的内在含义就是在有限中包含无限的概念。它不仅是一个圈，而且是以一种有限的方式来体现无限的过程。 可以这么说，所谓怪圈，就是指这样一种现象，我们在某一个等级系统（Hierarchy）中逐步上升（或下降），结果却意外地发现又回到了原来开始的地方。
记得将近20年前，刚开始讨论改革、四个现代化、赶超战略……等等话题时，国家科委的一帮留过洋的秀才们曾经上呈过一个报告，说的就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步阶段所具有的劣势和优势。其中列举了一系列国家和经济体的成功例子，说明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步阶段具有发达国家所没有的后起优势。那就是可以不再重复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弯路，而直接吸取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从而达到超越式发展的效果。 别人走弯路，我们后起可以走直路，何乐而不为？ 于是，我们的经济改革就开始“跨越式”的赶超过程……
但是，问题真的那样简单吗？ 记得将近20年前笔者曾经在媒体上主持的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中，归纳过这样一个悖论：“尽管我们已经认识到体制有毛病、需要改，但怎么改却是由有毛病体制来决策的。我们无法选择这种‘要在不合理的体制里尽可能做出稍微合理一点的决策，使改革往前走’的既定现实条件。我们只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做出超越历史的选择”。
这其实就是一种既存在于现实社会生活中、也存在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种可笑而又无奈的怪圈。 明年就是中国证券市场建立20周年了，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在认真回顾证券市场发展历史的时候，检点起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有一些个历史现象很值得咀嚼一番： 记得十几年前，证券市场刚刚起步时，上海有两个证券公司——申银和万国，一个脱胎于计划体制的工商银行、一个从市场以股份制形式闯荡出名万。在竞争中，万国祭出了一个在理论上完全站得住脚的杀手锏：从20世纪30年代股灾以后重建的世界资本市场到80年代末，通行的都是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分业经营。申银依靠工商银行的网点开展证券业务是不公平竞争，而且会给初建的中国证券市场带来极大的风险和不规范的前景。
这场官司从理论层面打到操作层面、从地方打到人大财经委员会、从证券市场的市场化发展初期打到交易所收归中央政府，最后在两家公司戏剧性地在政府撮合下计划性地合二为一后，政府监管部门正式在中国大陆地域内要求证券业从银行业分离出来，不许混业经营，并随后写入了法律和法规。 但这个时候，为这个政策提供了经验基础的国外成熟国家市场却已经开始并迅速普及了混业经营。
还有一些“跨世纪”的记忆，我们的证券监管部门面对媒体连续揭露出的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的造假案例，在查处之余，归咎于本国会计机构的信誉太低。于是在2001年末发布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6号——A股公司实行补充审计的暂行规定》，要求今后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和上市后在证券市场再筹资的A股公司中试行由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即所谓国际五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以此昭示监管机构对造假成风原因的追究结果、纠正姿态以及对国际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可信度的推崇。
可是，就在这个消息出台的几乎同时，美国安然公司的造丑闻被正式披露并申请破产，随之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被揭露牵涉其中，不久，安达信宣布破产。于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上述规定结果不了了之……
最怪的事情是，就在中国证券业界经历了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争论，并在政府部门裁决下找到了分业经营的理论根据而分业完毕的过程中，美国证券业几乎于提供给中国分业经营经验的同时却在90年代中期大张旗鼓地开始在金融证券业内实施混业经营。对此，国内所有的相关者似乎像是惊愕得张大嘴说不出话来，因而沉默了好久好久。直至新世纪开头两年，我们的业界精英和决策部门才慢慢地、悄悄地又开始混业经营如何好的理论探讨、蠢蠢欲动地摸索操作试探、着急着想跟上国外的混业经营步伐。而就是在这时，美国在总结安然事件和世界通讯事件的教训后，却在制度上迅速做出弥补，又开始着手把投行业务分离出来。
呜呼……
这一切，在让我亲身经历过并常常回味咀嚼的同时，不禁老是在脑海里出现2002年网上流传甚广的一个段子，它说的是《农民对城里人的抱怨》：“俺们刚吃上肉你们又吃菜了；俺们刚娶上媳妇你们又独身了；俺们刚吃上糖你们又尿糖了；俺们刚拿白纸擦屁股你们又用它擦嘴了；俺们刚能歇会儿不用擦汗你们又去健身房、桑拿房流汗了；俺们刚装上电话你们又改网上聊天了；俺们刚能在电影院约会你们又改网恋了；俺们刚吃饱穿暖你们又减肥露脐了”。
可笑的同时不禁常常让人琢磨，为什么我们的证券市场可以在硬件上10年跨越别人100年的发展历程；而在许多事情上却总是像那个农民一样老赶不上趟呢？
在类似于怪圈的悖论中最著名的是罗素悖论，用集合论的术语来说，罗素悖论就是定义这样一个集合A，它由所有不属于A的元素a组成。那么A是否属于它本身呢？如果A不属于A，那么按照集合A的定义，它就属于A；如果A属于A，那么按照定义它就是不属于A的元素。显而易见，和怪圈一样，这悖论中都隐隐约约有一个共同的“捣蛋鬼”，这其实就是自我相关（Self-correlation）。显然，在罗素悖论中，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假定一个集可以自己属于自己，这就是自我相关。因此，要想排除悖论，很自然地就要防止自我相关、以及防止自我相关的条件的出现。套一句北京土话就是，要把自己摘出来！
哥德尔定理就是揭示了自我相关是造成怪圈的同时，在证明中揭示了“跳出系统”才是走出怪圈的解决之道。确实，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所面对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背景，概括说来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因素与市场经济体制因素二元并存格局下的经济转型过程。 在计划管理方面，有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在财政手段方面，有“预算内”财政和“预算外”财政；在资金融通方面，有“体内循环”和“体外循环”；在产品价格方面、利率、汇率上，有“计划价”和“市场价”。当总需求膨胀时，采取计划手段和行政手段，往往无法调节“计划外”或“体制外”部分；采取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又会超出“计划内”或“体制内”的承受能力；几管齐下，采取“一刀切”，又会导致整个经济活动的窒息。最后，从更深层次看，经济体制层面的摩擦还表现为政府部门的人为干预与人为秩序与市场秩序之间的冲突。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改革一再出现的“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环就是这种冲突的集中体现。而90年代在证券市场中反复出现的“监管一放松就出现指数高涨，指数一出现持续上升就认定是出现了资产泡沫，一出现泡沫就用人民日报文章和政府打压方式来调控，一调控就指数大跌熊市绵绵，然后政府再用人民日报文章、利好政策和放松监管来鼓动市场信心……”这种“发展和规范”的往复循环其实就是改革中“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现象的精确再现。
再看看我们周围，如果说，“要让有毛病的体制来决策如何改革体制本身的毛病”这种怪圈现象的存在，在改革起步时，在其他经济领域里更多的是一种无奈，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尽管中国股市不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演化而来，而是在旧体制之外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的。在这个市场（特别是监管）体系中，集中了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学成回来的、和本身在国内但却是最具有市场经济头脑和思维的人。但是到1998年完成了中国证券市场垂直监管体制的建立，中国证券市场这个在改革过程中“新生的经济增长点”，终于被纳入了中央政府直接掌管的既有行政体制，完成了中国证券监管体系的行政化演变。这种行政化官僚管理体制所产生的自我相关（Self-correlation）和自相缠绕（Fangled hierarchy），使得中央政府在终于取得推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主动权和行政主导权的同时，也让中央政府不得不动用自己的信用陷入市场的利益游戏之中，成了证券市场中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的特殊利益主体之一。在这种体制下，任何市场化的宣言、分层次的角色定位和裁判改变下场比赛行为的公平愿望都会在这个现实背景中扭曲变形。 这也许是遗传、也许是宿命，更可能是一种政府和市场产生了利益的自我相关而形成的不可避免的“怪圈”……
在改革初期，我们是从“放权让利”开始起步的；但在改革30年之后，我们却以“集权争利”来运转着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 对此，我们实际上更应该思考的是：在这个充满悖论的体制中，政府部门是如何自己把自己“陷”进去了？又该如何把自己“摘”出来呢……
（布鲁诺·恩斯特著：《魔镜：埃舍尔的不可能世界》，田松、王蓓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