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西方死亡哲学的问世 作者：段德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6/03 05:49:27
西方哲学的出现与西方死亡哲学的问世
人的死亡的发现与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人的死亡的发现内蕴着两个层面：一是死亡的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一是死亡的终极性。西方有些死亡哲学研究者把这两个层面从时间维度上做出区分，把死亡不可避免性的发现看做人的死亡的发现的第一个阶段，把死亡终极性的发现看做人的死亡的发现的第二个阶段。其实，这两个层面的发现是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的，是很难从时间先后上做出划分的。但是，无论如何，一旦人类既发现了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又发现了死亡的终极性，人类就最终摆脱了原始死亡观的束缚，初步实现了对自己的死亡的发现。
人类究竟是在什么时间最终摆脱了原始死亡观的束缚，初步实现了对自己的死亡的发现呢?我们可以笼统地说，这个事件是在原始社会后期发生的，因为只有到了人类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人类才具备了发现自己死亡的诸多必要条件。
但是如果有人要向我们提出精确决定人的死亡的发现的具体时间这样一个任务，我们显然就无能为力了。就我们所知，关于人的死亡的发现的最早文献是《吉尔伽美什史诗》。这首史诗已经表明当时人类已经发现了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并开始对原始死亡观对死亡终极性的否定表示怀疑。其中吉尔伽美什痛哭并厚葬亡友以及所得返老还童神药为蛇所夺这些情节可以为之佐证。《吉尔伽美什史诗》这部文学作品约成文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如果我们把《吉尔伽美什史诗》作为一个路标，并且允许这个故事本身比这个笔录早上一两千年这样一种可能性，则与人在世界上的整个生存相比较，对人的死亡的发现仍然是一个相对晚近的事件。
人对死亡的发现是一个同哲学的出现紧密相关的事件。因为正是人对死亡问题的思考、人对死亡的发现把哲学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向人类提了出来。
人类对死亡不可避免性和死亡终极性的思考，实质上是一个对灵肉关系或身心关系问题的思考。这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精神能力和精神活动）究竟是依赖于我们的肉体器官呢，还是独立于我们的肉体器官呢?凡是相信我们的灵魂独立于或超越于我们肉体器官的，就必定相信灵魂不死，相信人的转生或死亡的可逆转性；如果认为我们的灵魂一刻也离不开肉体，则就有可能发现人的死亡的终极性和不可避免性。因而，在这里，灵肉关系或身心关系问题，从本质上讲已经接近于精神同物质的关系问题（即何者第一性的问题），亦即哲学的基本问题了。
不仅如此，人类对死亡问题的思考，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类对死亡的发现，还把人同自然界、灵魂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尖锐并且痛苦地提了出来。
如前所述，原始死亡观认为人的死亡是由“非自然的原因”造成的，且具有“可逆转性”。既然如此，人就既无须对自己的死亡承担责任，也不必对自己的死亡感到恐惧。但是，随着原始死亡观的崩解和人的死亡的发现，死亡给人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感受：死亡的可怖性和生命的无益感。
在人类发现死亡终极性和不可避免性的最初阶段，人类就敏锐地意识到了死亡的可怖性。在《荷马》史诗中，英雄阿基里斯的幽灵对奥德赛苦苦劝道：“不要津津乐道地谈死，我哀求你，啊，著名的奥德赛，依然呆在世上吧！即使为奴为仆也比到脱离形体的幽灵王国里称王好得多！”Odyssey,XI，488—491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主人公吉尔伽美什在挚友恩奇杜死后深沉地哀叹道：“现在控制着你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睡眠呀?你已经无知无觉，再也听不到我的话了。当我死的时候，我不就要到恩奇杜那里去了吗?我悲痛万分，心如火焚，我害怕死。”AlexanderHeidel.TheGilgameshEpicandtheOldTestament.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46.pp.63,64与此同时，人类也产生了强烈的生命无益感。正如《圣经》中所说，如果人永远死灭，如果来世根本无望，则“一个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们的全部智慧的用处究竟何在呢?……世人命里遭遇的，兽的命里也遭遇。它们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因为两者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传道书,3:9，2:16，3:19—20。
然而，“人出于尘土，又归于尘土”，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正是人的死亡的可怖性与生命无益感的症结所在吗?当人最终发现了自己的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和终极性，当他终于发现了自己生存的极其有限性，他就同时在默思他所从出又将要回归的“尘土”（自然界），他就同时意识到了自然界的无限和永恒。也就是说，他事实上就已经在很深的层次上思考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了。
关于人对死亡问题的思考同哲学产生的关联，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经给出了一个比较精彩的说明。他指出，在远古时代，人们“不得不思考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而“到处引起这种个人不死的无聊臆想的，并不是宗教上的安慰的需要，而是由普遍的局限性所产生的困境：不知道已经被认为存在的灵魂在肉体死后究竟怎么样了。……因此，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0。
也正因为如此，随着原始死亡观的崩解和人的死亡的发现，人类认识史上出现了一次巨大的飞跃，一种全新的思维形式——哲学产生了。
人的死亡的发现与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人的死亡的发现内蕴着两个层面：一是死亡的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一是死亡的终极性。西方有些死亡哲学研究者把这两个层面从时间维度上做出区分，把死亡不可避免性的发现看做人的死亡的发现的第一个阶段，把死亡终极性的发现看做人的死亡的发现的第二个阶段。其实，这两个层面的发现是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的，是很难从时间先后上做出划分的。但是，无论如何，一旦人类既发现了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又发现了死亡的终极性，人类就最终摆脱了原始死亡观的束缚，初步实现了对自己的死亡的发现。
人类究竟是在什么时间最终摆脱了原始死亡观的束缚，初步实现了对自己的死亡的发现呢?我们可以笼统地说，这个事件是在原始社会后期发生的，因为只有到了人类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人类才具备了发现自己死亡的诸多必要条件。
但是如果有人要向我们提出精确决定人的死亡的发现的具体时间这样一个任务，我们显然就无能为力了。就我们所知，关于人的死亡的发现的最早文献是《吉尔伽美什史诗》。这首史诗已经表明当时人类已经发现了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并开始对原始死亡观对死亡终极性的否定表示怀疑。其中吉尔伽美什痛哭并厚葬亡友以及所得返老还童神药为蛇所夺这些情节可以为之佐证。《吉尔伽美什史诗》这部文学作品约成文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如果我们把《吉尔伽美什史诗》作为一个路标，并且允许这个故事本身比这个笔录早上一两千年这样一种可能性，则与人在世界上的整个生存相比较，对人的死亡的发现仍然是一个相对晚近的事件。
人对死亡的发现是一个同哲学的出现紧密相关的事件。因为正是人对死亡问题的思考、人对死亡的发现把哲学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向人类提了出来。
人类对死亡不可避免性和死亡终极性的思考，实质上是一个对灵肉关系或身心关系问题的思考。这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精神能力和精神活动）究竟是依赖于我们的肉体器官呢，还是独立于我们的肉体器官呢?凡是相信我们的灵魂独立于或超越于我们肉体器官的，就必定相信灵魂不死，相信人的转生或死亡的可逆转性；如果认为我们的灵魂一刻也离不开肉体，则就有可能发现人的死亡的终极性和不可避免性。因而，在这里，灵肉关系或身心关系问题，从本质上讲已经接近于精神同物质的关系问题（即何者第一性的问题），亦即哲学的基本问题了。
不仅如此，人类对死亡问题的思考，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类对死亡的发现，还把人同自然界、灵魂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尖锐并且痛苦地提了出来。
如前所述，原始死亡观认为人的死亡是由“非自然的原因”造成的，且具有“可逆转性”。既然如此，人就既无须对自己的死亡承担责任，也不必对自己的死亡感到恐惧。但是，随着原始死亡观的崩解和人的死亡的发现，死亡给人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感受：死亡的可怖性和生命的无益感。
在人类发现死亡终极性和不可避免性的最初阶段，人类就敏锐地意识到了死亡的可怖性。在《荷马》史诗中，英雄阿基里斯的幽灵对奥德赛苦苦劝道：“不要津津乐道地谈死，我哀求你，啊，著名的奥德赛，依然呆在世上吧！即使为奴为仆也比到脱离形体的幽灵王国里称王好得多！”Odyssey,XI，488—491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主人公吉尔伽美什在挚友恩奇杜死后深沉地哀叹道：“现在控制着你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睡眠呀?你已经无知无觉，再也听不到我的话了。当我死的时候，我不就要到恩奇杜那里去了吗?我悲痛万分，心如火焚，我害怕死。”AlexanderHeidel.TheGilgameshEpicandtheOldTestament.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46.pp.63,64与此同时，人类也产生了强烈的生命无益感。正如《圣经》中所说，如果人永远死灭，如果来世根本无望，则“一个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们的全部智慧的用处究竟何在呢?……世人命里遭遇的，兽的命里也遭遇。它们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因为两者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传道书,3:9，2:16，3:19—20。
然而，“人出于尘土，又归于尘土”，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正是人的死亡的可怖性与生命无益感的症结所在吗?当人最终发现了自己的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和终极性，当他终于发现了自己生存的极其有限性，他就同时在默思他所从出又将要回归的“尘土”（自然界），他就同时意识到了自然界的无限和永恒。也就是说，他事实上就已经在很深的层次上思考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了。
关于人对死亡问题的思考同哲学产生的关联，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经给出了一个比较精彩的说明。他指出，在远古时代，人们“不得不思考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而“到处引起这种个人不死的无聊臆想的，并不是宗教上的安慰的需要，而是由普遍的局限性所产生的困境：不知道已经被认为存在的灵魂在肉体死后究竟怎么样了。……因此，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0。
也正因为如此，随着原始死亡观的崩解和人的死亡的发现，人类认识史上出现了一次巨大的飞跃，一种全新的思维形式——哲学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