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哭泣我们还能做点什么？灾后重建的慈善机制问题

独角兽资讯 发表于 2008-5-22 10:30:00
作者：李承鹏
19日这天清晨8时，我常常提到的“老段”带着由十几辆车自发组成的队伍从绵阳出发，和其它繁多的民间搜救队伍不同的是，这支队伍中有攀登过珠峰的登山家，有退役的军人，有业余车手，也有专业的登山绳，他们是前往北川深处的一条沟里搜寻幸存者的，据消息说，沟里有不少人。酒吧老板老段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了，他的太太，因为丈夫几天不归家正和他进行冷战。
直到20日凌晨老段才回到成都，可他没有带回哪怕一个人，只带回一条受伤的农家狗。这也很慈悲，但和初衷有很大不同。
他们曾经用绳子拴住腰吊到到沟里，但一点人声都听不见。我说，也许幸存者已经不幸了，也许这条山沟根本就是假消息，这几天这样的消息和这样的搜救队散发在民间很多，大部份没有源头，当然也没有结尾。
更典型的是大家熟知的前几天传说于江油的某条短信，有“军人”叙述自己的妻子正面临分娩而无人救助，从网络或手机上收到消息的无数的人和车赶向那个地方，可发现学校里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怀孕的女人。
这不是四川的救援现状的全部，却是之一，因热情和善良蒙受信息误导的人碰到了另一场不大不小的灾难，由于地震期间信息的爆发但缺乏可靠性，网络和短信在帮助了一些灾民的同时也成为一定范围的谣言集散地。由成都记者唐建光和成都传媒集团、网易、新浪共同推出的“救援盲区”平台适时产生，它具有一定可信度，但由于技术和人力原因，远远谈不上权威性，我曾经向唐建光询问过相关信息，他如实回答：我掌握的情况和你基本一样。
疑问是：为什么没有行之有效的统一信息平台？只能依靠民间的或者媒体的，可二者从功能和技术上都无法胜任这么大的灾难。
无法得到有效回报的汽油、人力、面包、救援绳、热情……是一种浪费。曾经作为救援信息互换平台的成都交通台现在呼吁：不要再以个人方式前往灾区，造成交通堵塞和资源浪费。可现在成都的情况是，仍有不少外地的人们前往灾区，由于没有更专业的技术和组织，虽然带着帐蓬、面包、清水却不得门而入，只能在成绵、成灌、成彭等高速路附近转悠，偶有深入山区的，大多也毫无收获，时与救护车与军车抢道，就是这样，这是不容怀疑的善良动机，也是缺乏协调和效率的民间行为。而且似乎看上去是解决不了两者的矛盾，有人认为，中国的慈善事业机制应该相应改革。
另一方面，“灾后认领孤儿”是人们最关心的话题，我接到足球报总编辑刘晓新无数次电话，他想认领孤儿，但又不知从何入手，他对自己认领的资格问题惴惴不安，我告诉他，政府现在正急于救人和防止余震，至少还得等上一周才能进入认领程序……随手翻看新浪博客或BBS就知道这是新一轮的救援热点，人们的急切愿望和现实手段出现反差，我问过奇迹逃生的“刘汉小学”负责人肖晓川关于认领孤儿的事，他说，其实有的孩子是否孤儿尚待确认，这个工作还得等几天。无论民政局还是红十会、青基会，都无暇顾及更遥远的“认领”，他们太累太忙，加之还有更微妙的程序问题，不知这次地震会不会突破过去的政策壁垒。
但孩子们现在急需在最短时间得到一个安定而温暖的家，远离心理阴影。
这次灾难使这个国家很像一个家，不仅激活了久违但一直就存在的民族自救能力，而且政府领导亲历第一线和快速反应也赢得更多的民心，当空政导演高希希告诉我中国空军从5000米高空跳入汶川创造了世界军事纪录时，作为民众一员的我的安全感也大大提高。但是，突发的地震仍说明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中国的民政和慈善机构是否太单一化，而这种单一化在重大灾难时已暴露出它应对的某些乏力。
几天前，我与置信集团、黄健翔、韩寒前往成都大慈寺红十字总会时，见红十会一位姓张的负责人已非常疲惫，她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以上，穷于应对各路捐助和救援，虽然有很多志愿者前来帮忙，但秩序肯定谈不上井井有条，红十会本身也承担了救援最多的职能，但是却不能满足外界所有试图参与到救灾行动的人们愿望。
我们在赞扬民政及红十会在这场灾难中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我们也应该思考怎样为未来的不虞之需未雨绸缪，怎样推动中国的慈善事业在坚持政府指导和监控的前提下与国际化接轨。
从电视、电台和博客留言中随处可见想要捐款、认领、亲赴灾区救援的人们的留言，有成都人留言说“我在成都市区有一处约两千平米的空置办公室，能够安置八百名灾区群众吧，请与我联系”，可按政策，私人救援者是无法收留如此之多遇灾群众的，因为他无法保证卫生防疫、安保、食品、信息传递各种事务，有给我本人留下真实电话号码要打入我卡号上向学校捐助上万善款的，可这必须通过国家认证的慈善机构也就是红十会，个人是没有权力收取这种款项的，还有无数要求认领的人们会遇到的“身份资格确认”，因为你必须保证自己不是从事人口贩运的坏人，还有人想为灾区学校捐赠十台性能良好的二手电脑，但如果由红十字出具运输费用甚至辗转送至灾区，相关费用已接近十台二手电脑。
在现场最大的感受是，向灾难人民救援的愿望很明确，可是在具体操作上却有些迷茫，从某种角度这像一个围城，外面的想进来救助，里面的却因得不到再及时一点的救助想冲出去。
最突出的问题还表现在捐款捐物的指向性上，出于特定时期特定的情感，比如当你在电视或身临其境看到一群失去亲人的老人，你很想为她们建造一座孤老院，但你的想法在复杂而繁忙的现阶段很难快速反应在这群老人身上，也许你捐出去的钱大部份最后却用在建设一条急需重建的受灾公路上，或一间医院倒塌的住院部，都是救灾，可这某方面违背了你最初的捐助指向，而我们不能忽略捐助人的情感指向，这是国际慈善事业的惯例。
红十会或者民政部门也有在捐款用途上注明具体援助指向的，比如说你的捐助物品款项可写明捐给某某学校、村镇，可至少中国捐助者更愿意看到他（她）点对点的方式去帮助别人，而不是通过“呼叫转移”达成目的，这个程序太复杂，也有不确定性。而且正如上面我说过的，也许这反而增加了红十会或民政部门的负担，因为大量不得要领的物资（包括其实现在很多灾区并不急需的旧衣旧裤）涌入慈善机构后，运送费用和人力成本，将远远超过其本身价值和实际用处。
再一方面，最近几天的民意是，有想在灾后去灾区支教的，有想去参加修建倒塌教学楼的，有想担当施工监理的，有声称能提供几十吨高标号水泥但缺乏运输能力的，也有愿意当担架队员义务司机的——在相关民政部门分身乏术，缺乏协调和组织的民间力量要么站在川门之外焦急万分却不得要领，要么直接冲到四川灾区，结果越帮越忙。
在中国特色前提下，中国的慈善事业当然要坚持在政府的领导和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的指导下展开，但从最近几天我亲临灾区的感受得出一个纯技术化建议（声明这出于纯技术化建议而非其它），中国慈善能不能在技术操作方面更加灵活更加有效率，无数的人们想参与救援，但从民政和红十字会的人力、精力、程序上难以完整组合他们，更完善地进行救援及灾后重建。
为什么不能建立更多的国家授权的慈善平台，美国有无数私人慈善机构，它们的分布并不像中国这样高度集中，却呈现出更大的作用。美国的事情也许我们不能效仿，但我们可以在民政部门的监控和领导下，给予更多的独立性，从而形成更大的规模和更精准的效率。而不是现在热心民众呈散兵状涌进，更多的资金无法吸入到位。
一位我现在还不方便透露姓名的人士一直在呼吁“民间机构”，个人认为他的补足性方法非常正确，华盛顿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助理主管，宏观经济学家迪恩贝克在分析美国慈善事业时认为，鼓励个人慈善机构的成立，而不是单一依靠中央政府，这样的竞争和资金来源的分散化，能够促进接受捐赠的机构更有效率地适用这些资金，从而让救济、艺术、医疗等在中央政府统一拨款情况下比较难以获得资金的领域，能够更容易获取资金。
李连杰说过的一句话值得深思：“要不是我有一个坚强的宗教信仰支撑，在中国做慈善，我早垮掉了”，中国尚未批准公募的个人慈善基金。按照2004年出台的《基金管理条例》的规定，个人申请成立慈善基金可以挂靠在民政部这样的政府机关下面，也可以选择半政府性质的公益组织作为业务主管单位。不过，中国红十字总会并没有业务主管单位的资格，而名人基金的审核又特别严格，所以，从2005年4月开始接触，一直到2006年12月正式签约，壹基金在法律程序上的努力历时一年半之久。
网易最近生产出一个特大假新闻，认为黄健翔李承鹏担心善款被吞，这个由网易生产出来的“网难”新闻最大的负作用是，某种程度让人们对灾后重建增加了顾虑，让正在探索坚持中国特色与国际接轨的中国慈善事业，从实际操作层面出现观念模糊，我不知有多少人理解我们内心深处在说什么，但，只需明白这种纯属编造的新闻危害不仅是被谣言中伤的个体，更在于，想进一点做善事的人畏缩不前了。
中国慈善事业的机制是否尝试一下改革，有两个最近的实例可以佐证，中国的慈善事业可以更灵活多样务实地进行，比如说成都置信和我们三个在成都红十字的框架协议下进行1060万修建三所“安心学校”，其实一样要通过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批准立项，并不是对现有的基本理念的反动，而且也像健翔说的“用我自己摸得着，看得见的方式进行救援”，现在民间很多人都是这个想法，只不过这种模式还要完善。
前天，万达集团斥资6000万人民币与都江堰市政府达成协议，由万达集团出资重建都江堰市中心医院，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信号——这次受灾严重的学校、医院的重建工作，可以通过企业直接的介入，监理，而保证其质量和投入规模了。
中国需要在红十字的领导，也需要更灵活更直接更务实的一种慈善模式，让捐助人放心，让受用人安心，不再出现豆腐渣工程和无数死伤的学生——毕竟，在灾后重建中我们不能想像个人或企业把数千万现金捐到红十字会，再让这个机构亲自去设计、买材料、施工，这对红十会本来的工作是更大的破坏，是对他们体力和精神的折磨。
再次声明，坚持民政部门和红十字的领导。
在我的上一篇亲历北川纪实后，我在思考，为什么那么多人关注X先生？其实他无形中承担了一个私人慈善的监理角色，而不是企业把钱交出来后，就一头一尾不见面了，当灾难来临，无人承担严重后果。进一步思考，倘若中国慈善事业的未来仅仅是盼望一个道德高尚的X先生现身，来重建不倒塌的学校医院，那难道不是一种悲哀吗，所以，我们应该从机制上来维系和发展它，也监督它。
殚精竭虑思考在慈善事业的李连杰可能最有发言权，他经常说：“怎么样有一个制度，能够长久地保证透明、公正、可持续、符合法律法规地来运作一个机构？”，一个武打明星说到这个境界，不易。
19至21日的“国哀日”后，中国人除了哭泣还能做点什么？重建！可怎么重建，怎样发挥社会、民间的力量去重建——这是个慈善的战略问题，而不是X先生个体道德的战术问题（虽然我很喜欢未曾谋面的他，以及这家企业的管理层在这件事情的做法），希望大家一起来思考。
可人们有些顾虑，今年三月试行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令》第十一条中注明，“抢险救灾，优抚、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的管理、分配和使用情况，要求在重点公开……”，地震之前，我们目击了包括湖北教授要求捐助学生回信从而反目，沈阳孤儿学校校长卷款跑路，等等，这场地震之后，我们更需要在机制去完善它，监督它，让它更有效率，和民众的信任。
在此，突然想引用盖茨为基金会运作定下的“15条军规”的两句话：
一、任何情况下，基金会都不得有傲慢的“施舍者心理”。
二、“所有生命，不管在哪里度过，都具有同样价值，获得最多的人，也被寄予更多希望”。
看来比尔.盖茨，不仅会生产WINDOWS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