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恋小生产

蒙勇鹏
年前年后，市场上的农产品一下子飞涨，猪肉从去年夏天的每斤五、六元涨到十五、六元，羊肉从以往的七、八元涨到十七八元，连以往不为人们注重的大葱也从几角钱猛涨到五元钱一斤。涨价涨到一般的工薪阶层到了市场上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手里攥着一百元钱，随便买几样东西就花光了，这对于月收入只有一两千元的城市贫民来说，人人面临生存的危机，实在轻松不起来。好在本人还有一个可以依赖的后方根据地，那就是生人养我的故土——晋西北老家，尽管那里贫穷落后，但是它可以为已经飞出去三十多年的不体面的儿子提供一个躲避通货膨胀的避风港，山药蛋家里有的是，小米是那里的主产，大葱找个地方拢几行就够一年吃了，父母尽管已是年过八十岁的人了，但还能下地劳动，种几亩地，本来就是他们的看手本领，让他们离开土地，这是兄妹几人多年的倡议，可他们看着两个儿子的生活到目前为止还不算宽裕，硬是不肯放弃那几亩黄土地，总要挺着身子下地干活儿，用自己佝偻的身躯，日复一日地为后代创造财富，在黄土地上，年复一年地种出西瓜、甜瓜、豆子、山药蛋、小米、糜子、黍子、大葱，又养了一群羊，每年买几只，宰几只，一到小寒时分，就给我和在太原的妹妹送来羊肉、羊杂碎、山药蛋、豆腐之类的土特产，足够我们吃好些日子。享用八十岁老人的劳动成果，实在是于心不忍，可是对于收入不丰的我来说，目前还是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市场上的东西实在贵得买不起。人生在世，张口就要吃饭，如果物价飞涨的速度不能如国家领导人承诺的那样得到控制，那么这对于收入不丰的城市贫民来说，面对的压力应该说是不小的。
还在几年前，一位在老家县城工作的老同学对我说，过几年退下来，回老家种几亩地吧。我当时听了颇不以为然，对他说，咱们早已习惯了城市生活，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出门有车坐，水电俱全，煤气做饭统统不发愁，咱与农村那拨人也没有多少好说的，我回农村干什么？可是，现在想起来，兴许还有几分道理，因为根在那里，怪不得当年陶渊明辞官回家种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自有一份乐趣在其中。如果说到躲避通货膨胀的冲击，回老家种地自然是一份很好的选择。城市是好，可什么都在涨，房价在涨，一平米大几千元，买一套一百二三十平米的房子就得拿出上百万元才能住进去，到那里找那么多钱去？生一个孩子，在老家只需找一个接产医生就可办的事，在城市就要上万元。我们兄妹四人都是母亲在自家的炕头上生的，一个个健健壮壮，也没什么大毛病。到医院看病，动辄就给你开出一个几千几万的单子，这还是小病。要遇上大病，那就更麻烦了，我有一位同学，得了肾炎，要换肾，一连几年，花去一百多万元。如果只有等死的份儿，那也不轻松，找块像样的墓地就得花几万元，一个骨灰盒也得上千元，真是活不起，死不起，没几个钱的人，死了还要给儿女背一身债。
城市的生活成本实在贵，逼得人还是留恋农村的小生产。农村什么都便宜，比如在院落里种一点菜，就省得去菜市场跟别人比拼自己的钱包了，自己种的菜又没有环境污染，还是地道的生态食品，吃起来放心。
这样一种心境，勾起我的联想，想起几十年前我们批过又批的小生产。那可是一道念了又念的紧箍咒。在我降生的那一年，中国掀起农业社会主义高潮，先是初级社，后是高级社，再后来就是人民公社，最后发展到顶峰，来了一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全国人民食堂化。立食堂那时候我已经开始记事，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挺红火的，家里不用做饭，到了该吃饭的时候提个打饭的家伙就能打回够一家人吃的饭，有白面馍，有大米粉，当然更多的是家常便饭。可是，好日子没有多久，就维持不下去了，先是吃糠，后是吃山药蛋蔓子、谷渣皮等等，直吃得扛大活的爷爷撑不下来，唉声叹气连犁也扶不动。那时节，人可真规矩，也没有多少偷抢之类的事，只听说村中有几个人放羊回家，放下羊铲铲就跑口外逃荒去了。好在我们那里还算平稳，没有听说饿死人的事，后来才从有关资料上看到，仅仅三年，中国就饿死三千万人，在四川、在安徽、在河南、在甘肃，有的村子整村人死光了，连埋死人的活人都找不到，一直臭下去。近几年曾出了一本书，是一个甘肃的作家杨显惠写的，书名是《定西孤儿院纪事》，说的就是那时的情形，看得人心里格外沉重。现在解密的材料显示，当年一向温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曾向毛泽东质问：人相食，你我都要写在历史书上的！这句话大大得罪了毛泽东，虽然毛泽东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做了检讨，也同意了刘少奇、邓小平的休养生息的主张，但是就此之后就再也不能相信自己亲手培养的接班人了。从那以后，中国农村开始实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有了这些宽松的政策，中国人才从饥饿线上渡了过来。好不容易缓过劲来，农民的肚子渐渐鼓起来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又开始折腾了，作为党的主席，他带头否定了八大的政治路线，说那是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喊得震天动地。终于等到1966年，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全国人民卷入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之中，从上到下反修防修，批“唯生产力论”，以前领导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下，把我们村一个当年周总理亲自授予“农业社会主义先进单位”锦旗的好村子搞成了一个连吃粮都成了问题的老大难，人均才300多斤口粮，好多人家还要到黄河对岸的内蒙去买粮。那时节，唯独我们家没有缺过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精心做务了自留地。自留地这个名词对于80、90年代出生的人绝对是个生疏词，可对于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来说，那是一道保命线，倘若没有自留地，在以后的年代里饿死人的事情还是要发生的，因为对于下地干活儿的庄稼汉来说，一天没有二斤以上的粗粮是怎么也撑不下来的。我特意查找了一下当时的规定，在《人民公社条例（六十条）》中，就有一条：公社社员的自留地在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在我们村这样一个土地面积广阔的村子，分给每人的自留地有4分地，我们全家八口人就有3．2亩之多。在这三亩多的土地上，祖父下的功夫最多，他要冒着烈日在地里锄四次，他手里总要挎个粪箩筐，走到那里拾到那里。我们家不缺粮，也引起了村里缺粮人家的嫉妒，文化大革命、群众专政、一打三反、批资本主义小生产，父亲首当其冲成了斗争对象，因为在“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那时节，他帮人倒贩过几头骡子，赚过一点钱，满打满算才有784元，就此戴了一顶“投机倒把分子”的帽子，被开除出党，成了一名放羊汉。
批资本主义小生产最起劲的日子是在1975年。那年我已经高中毕业回乡当一名民办教师。上面要典型，村里就找了我们家，解剖得可是细致到家，说是我家是一个典型的小生产，我爷爷会编红柳筐，出售了就是钱；我弟弟是个小木匠，打出家具来也是钱；我妈妈会裁缝，会做豆腐，还养了一头母猪，卖了豆腐赚了钱，用豆渣养猪卖了猪娃又是钱，这样的小生产源源不断地滋生资本主义。没办法，为了让村里的贫下中农推荐我上学，母亲只好把一头正下崽来钱的母猪低价给了生产队，这才铲除了资本主义的温床。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事实在有点可笑，可那是真真确确的中国现实。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年，网上检索，至今还有人说当年的人民公社解体是一个历史性的大错误，我就不知道这些人怎么看问题。为什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签了血手印冒死去搞包产到户？而后来是万里同志顶着风险支持了小岗村农民的做法，最后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才在全国农村推广开来，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大难题。就此之后，中国才有了变化。吃不饱肚子，一切都是空话。中国的改革正是松开长期束缚农民手脚的铁锁链——人民公社制度，才有了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才有了市场机制，这些怎么能说成罪过？
最近在看一本书，是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写的《社会主义体制》，不愧为大师级的世界扛鼎之作，这位亲身见证了社会主义体制的经济学家分析得可是细致入微，从苏联、东欧各国、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结构、意识形态、财产权、官僚机制、短缺与通货膨胀、就业与工资、投资与增长等等方面解剖，原来中国就是因袭了苏联那一套，只不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罢了，中国的人民公社搞得比老大哥苏联更彻底，死人更多，付的代价更大。苏联曾经出过一个反斯大林模式的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我们在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时期，空着肚子高喊：“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科尔奈在书中说，说透了，农业集体化的动机也不仅仅限于经济方面和生产效率上的考虑，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因素，即要加强官僚集团的权力，基于私有产权的农民生产与官僚集团的极权统治是水火不相容的，因为前者代表了独立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而纳入了集中官僚体制的大规模集体化管理与极权主义权力机构是内在统一的。个体农民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被取消之后，农业人口也将依赖于官僚统治，这样他们就和同样依赖于官僚统治的所有其他社会阶层没有任何区别了。
前不久，在南方周末上看到河南省南街村的报道，真感到感慨万端。为什么南街村的掌门人王宏斌能够得到十几亿元的贷款？还不是有关部门为了树立典型的需要。海阔天空吹了十多年，最后竟有那么多见不得人的肮脏龌龊丑事，村主任王金忠几年前因突发心脏病病死，办公室竟有2000多万元的巨额存款，有几个女人抱着孩子声称是王金忠的二奶，遭到王宏斌的厉声喝斥。南街村红色亿元村原来有两个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一个银行十几亿的贷款，至今本息未还，进了银行的黑名单，在南街村打工的外来人一个月只有150-300元的工资。令左迷们心旷神怡的南街神话又像一个汽球一样破灭了，难道这还不能说明问题？超越历史，与人民的切身利益相悖，注定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与历史潮流相违背，就是地地道道的反动！
我留恋小生产，留恋小生产者追求财富的冲动，留恋祖父编柳筐时边编边唱的惬意，留恋农家场院上那庆贺丰收的歌声，留恋农家小吃的一股股馨香，留恋村中那打铁的当当声，留恋……但愿这些东西不要离我们太远，它能给人们带来长久的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