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袁騰飛：歷史老師應該教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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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騰飛：歷史老師應該教什麼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0-11-05 11:02:28
袁騰飛
外國學者說中國人對歷史是“有選擇地記憶”或者叫“有選擇地遺忘”。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陳獨秀先生對義和團曾經有過這樣的評價：“我國民要想除去現在及將來國恥的紀念碑，必須要叫義和拳不再發生；要想義和拳不再發生，非將製造義和拳的種種原因完全消滅不可”。“現在世上是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道路。我國民若是希望義和拳不再發生，討厭像克林德碑這樣可恥紀念物不再竪立，到底是向哪條道路而行才好呢？
再比如關於太平天國，1862年夏，馬克思在他的《中國紀事》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國）除了改朝換代以外，他們沒有給自己提出任何任務，他們沒有任何口號，他們給予民眾的驚惶比給予舊統治者們的驚惶還要厲害。他們的全部使命，好像僅僅是用醜惡萬狀的破壞來與停滯腐朽對立，這種破壞沒有一點建設工作的苗頭……太平軍就是中國人的幻想所描繪的那個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國才有這類魔鬼。這類魔鬼是停滯的社會生活的產物！”
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認真研究了太平天國之後，得出結論說：“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權，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梁啟超先生言：“所謂太平天國，所謂四海兄弟，所謂平和博愛，所謂平等自由，皆不過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實與中國古來歷代之流寇毫無所異。”
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表示：“他們（太平天國）禁止了鴉片，卻採用了宗教；（他們）不建設民國，而建設‘天國’，這是他們失敗的重要原因。”
實際上，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以範文瀾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也非常客觀地對太平天國加以評析，指出了導致他們敗亡的狹隘性、保守性、自私性以及貫穿始終的宗派思想、享樂思想和低級趣味。
然而在過去極左思潮一度泛濫的時期，出於狹隘的意識形態原因，國內學者大多失去客觀性，他們對馬克思、孫中山、李大釗等人有關太平天國的評價視而不見，只是從簡單的“階級”立場出發，對太平天國大唱贊歌。他們在史料挖掘和史實鈎沉方面的工作做了極多，卻均是出於“一面倒”的治學原則。凡是有利於突出太平天國“高大全”的東西，即使是經篡改過的民間歌謠、讖言，也當成史實加以“發揚光大”；凡是不利太平天國“光輝形象”的東西，拋開汗牛充棟的清政府原始檔案不講，即使是當時身經戰亂，對交戰雙方均加以客觀描述的士紳、學子筆記，也均斥之為“地主階級”對太平軍的“誣蔑”和“抹黑”。更有甚者，極“左”學者們往往背離“雙百”方針，對不同的學術聲音加以圍剿，甚至把太平天國的治學研究引入“儒法鬥爭”的死胡同，似乎誰只要歌頌農民起義就等同於給誰的研究打上百分百的“歷史唯物主義”保險，失去了實事求是的客觀態度。這種治學嚴謹程度，遠遠不如民國初期的梁啟超。這種作風，在今天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中還有很大的影響。
學者徐友漁先生1986年到英國牛津大學留學，中國大使館發給留學人員一本書時說，你們以前學習的歷史不完全代表真實的歷史，許多歷史上發生的事實你們都不知道，但是現在國門打開了，如果你們和外國人說話，是會鬧大笑話的。這件事讓他很受震動，印象極深。徐先生接受採訪時說：“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以前對中國學生灌輸的歷史知識是多麼的片面、多麼的有問題、多麼的蒼白無力！這麼可笑的做法難道還應該繼續嗎？這種做法跟中國融入世界是格格不入的，通過教科書的形式來灌輸一些教條，這種做法太過時了。”
現在，新歷史課程強調人文主義精神、強調人性和生命的價值，確認多元化的歷史認知的合理性，要求學生學會同他人，特別是有不同見解的人合作。這意味著，新歷史教育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會使今後中國社會、政治的變革走向更加寬容、更加人性的方向。文明還在路上，中國人都在期待。（來源：《看歷史》雜志）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0-11-05 11:02:28
袁騰飛 中評社北京11月5日訊／前段時間受到非議、所謂非主流歷史教師袁騰飛今天撰文“歷史老師應該教什麼”，內容如下：
歷史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真相只有一個。然而記載歷史、研究歷史的學問卻往往隨著人類的主觀意識而變化、發展。因此，學習歷史和研究歷史最重要的是培養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對此歷史學者袁偉時曾提到，對歷史教科書而言，比掩蓋真相更可怕的是讓學生放棄獨立思考，而這恰恰是中國歷史教科書的最大弱點。
作為教科書，價值取向應該趨向客觀，使學生了解自己民族的發展過程和經歷，使學生產生國家和民族認同感和榮譽感，從而培養富有奉獻和犧牲精神的學生群體。教科書不能出於一時的政治需要，而把源源不斷的歷史長河剪斷，否則教育必將出問題。實際上，將“革命史”教育極端化在我們這裡並不是沒有過，“文革”時期，那些毆打過老師的學生都體味過“造反有理”的“革命史”教育所帶來的快感；那些被自己的學生批鬥毆打的教師都體味過“造反有理”的“革命史”教育所帶來的苦味。
現在的教科書仍大量受舊框架的限制。按歷史教科書的觀點，中國的歷史其實很簡單，主要有四條：
1.凡是推動統一的，就是進步的。反對統一的就是反動的。
2.凡是抵抗外侮的，就是進步愛國的，反之就是反動賣國的。
3.凡是造反的都是革命的。
4.凡是擴張了領土的，就是進步愛國的，反之，就是喪權辱國的。
外國學者說中國人對歷史是“有選擇地記憶”或者叫“有選擇地遺忘”。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陳獨秀先生對義和團曾經有過這樣的評價：“我國民要想除去現在及將來國恥的紀念碑，必須要叫義和拳不再發生；要想義和拳不再發生，非將製造義和拳的種種原因完全消滅不可”。“現在世上是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道路。我國民若是希望義和拳不再發生，討厭像克林德碑這樣可恥紀念物不再竪立，到底是向哪條道路而行才好呢？
再比如關於太平天國，1862年夏，馬克思在他的《中國紀事》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國）除了改朝換代以外，他們沒有給自己提出任何任務，他們沒有任何口號，他們給予民眾的驚惶比給予舊統治者們的驚惶還要厲害。他們的全部使命，好像僅僅是用醜惡萬狀的破壞來與停滯腐朽對立，這種破壞沒有一點建設工作的苗頭……太平軍就是中國人的幻想所描繪的那個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國才有這類魔鬼。這類魔鬼是停滯的社會生活的產物！”
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認真研究了太平天國之後，得出結論說：“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權，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梁啟超先生言：“所謂太平天國，所謂四海兄弟，所謂平和博愛，所謂平等自由，皆不過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實與中國古來歷代之流寇毫無所異。”
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表示：“他們（太平天國）禁止了鴉片，卻採用了宗教；（他們）不建設民國，而建設‘天國’，這是他們失敗的重要原因。”
實際上，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以範文瀾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也非常客觀地對太平天國加以評析，指出了導致他們敗亡的狹隘性、保守性、自私性以及貫穿始終的宗派思想、享樂思想和低級趣味。
然而在過去極左思潮一度泛濫的時期，出於狹隘的意識形態原因，國內學者大多失去客觀性，他們對馬克思、孫中山、李大釗等人有關太平天國的評價視而不見，只是從簡單的“階級”立場出發，對太平天國大唱贊歌。他們在史料挖掘和史實鈎沉方面的工作做了極多，卻均是出於“一面倒”的治學原則。凡是有利於突出太平天國“高大全”的東西，即使是經篡改過的民間歌謠、讖言，也當成史實加以“發揚光大”；凡是不利太平天國“光輝形象”的東西，拋開汗牛充棟的清政府原始檔案不講，即使是當時身經戰亂，對交戰雙方均加以客觀描述的士紳、學子筆記，也均斥之為“地主階級”對太平軍的“誣蔑”和“抹黑”。更有甚者，極“左”學者們往往背離“雙百”方針，對不同的學術聲音加以圍剿，甚至把太平天國的治學研究引入“儒法鬥爭”的死胡同，似乎誰只要歌頌農民起義就等同於給誰的研究打上百分百的“歷史唯物主義”保險，失去了實事求是的客觀態度。這種治學嚴謹程度，遠遠不如民國初期的梁啟超。這種作風，在今天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中還有很大的影響。
學者徐友漁先生1986年到英國牛津大學留學，中國大使館發給留學人員一本書時說，你們以前學習的歷史不完全代表真實的歷史，許多歷史上發生的事實你們都不知道，但是現在國門打開了，如果你們和外國人說話，是會鬧大笑話的。這件事讓他很受震動，印象極深。徐先生接受採訪時說：“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以前對中國學生灌輸的歷史知識是多麼的片面、多麼的有問題、多麼的蒼白無力！這麼可笑的做法難道還應該繼續嗎？這種做法跟中國融入世界是格格不入的，通過教科書的形式來灌輸一些教條，這種做法太過時了。”
現在，新歷史課程強調人文主義精神、強調人性和生命的價值，確認多元化的歷史認知的合理性，要求學生學會同他人，特別是有不同見解的人合作。這意味著，新歷史教育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會使今後中國社會、政治的變革走向更加寬容、更加人性的方向。文明還在路上，中國人都在期待。（來源：《看歷史》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