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价值，何种中立——走出教师价值中立的误区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教育被弄得很脏，几乎成了各种“科学”人生观、“科学“价值观的载体。由于厌恶这种强制灌输观念的行为，但又不便公开表达厌恶，于是，许多人在教育中采取了打不赢就躲的策略——回避价值，并给出了一个非常学术的理由——价值中立。价值中立体现在语文学科上就成了工具主义和唯美主义，体现在历史学科中则是相对主义——是非混淆、善恶模糊，形成该状况的理论基础是：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认识的局限，教师也不例外，那么我们所认为正确的并不一定就正确，没有人能够掌握绝对真理，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向学生阐述自以为正确的观念。
这样的看法具有很大的迷惑性。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价值中立要比拼命向学生灌输谬误和偏见的做法好得多，其次，我们还要承认，这样的价值中立源于在知识面前的谨慎和谦卑，有助于防止教师产生自以为真理在握的的霸气，少一些专制的冲动，但是，这样的中立往往也导致了我们课堂中价值的缺席，使我们在课堂上给学生一些矛盾而混乱的信息，使得一些起码的常识和基本的大是大非无法建筑在学生精神层面上，占领学生精神的仍是强势的话语。
我不明白，在强势话语掌管这人们的记忆，并大量释放出危害学生心智信息的背景下，一个具有社会关怀意识的教师为什么要羞羞答答以至于不能准确清晰的阐释自己对普适价值的看法？当有学生说，专制和民主各有各的缺点时，老师你要怎样中立？如果老师此时选择了中立，我认为就是选择了纵容，选择了做沉默的羔羊。曾经有学生拿这个问题跟我讨论，我的回答是：的确，专制和民主各有各的缺点，各有各的风险，不过，民主的风险比专制小，因为它有自我纠错的能力，而专制没有这个能力。
当我这样“强势”的阐述自己见解时，我的确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比学生更有把握，不过，这种“自负”只是弱势话语抵抗强势话语时坚决的态度罢了。在主流话语铺天盖地的进攻下，权力成功地将教育变成了有利于它的不均衡战场，当强者欺负弱者时，人们所声称的中立其实就是让弱者缴械投降，只有势均力敌时的中立才能客观和公正。
当马克思韦伯提出价值中立时，多元价值观在在西方思想竞技台上势均力敌，谁也不能声称自己代表世间唯一的真神。在谁也不能欺负谁的背景下，学者和教师所要做的是扮演好诸神之间裁判的角色。如果我们忽略社会背景的差异，在当下片面强调教师价值中立，就会给主流话语以更强大的地位和影响。那么，究竟什么是价值中立？怎样做到价值中立？
一般认为，价值中立是指对研究对象不进行任何价值评判而持一种公正客观的态度，基于这个认识，许多人反对老师在课堂上做有倾向性的价值判断，并认为教师有倾向性的价值判断是另一种形式的思想专制。这个看法暗示了一个前提，仿佛教育本身是不偏不倚的，没有价值观的倾向性，在这个前提下，教师最好维持教育的原生态，不要打扰它。
事实上，这个前提是站不住脚的。首先，从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来看，价值不是中立的。我们普遍采用纲性的国家课程，教材也都是统编的，涉及价值观的内容不容挑战。其次，从考试来看，涉及价值观的内容不但不中立，而且通过分数来体现强制性。再次，从培养目标来看，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政治性一目了然。所以，“教育无涉价值”或者“价值中立”的言论纯粹是自欺欺人。
当教育是在反方向使力时，教师就应该拧过来，朝向正面发力。其实，没有任何一个教师可以真正做到价值中立。那些表面上没有对学生直接阐述自己价值观的老师，有时是用一种更加间接隐蔽的形式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并对学生施加强有力的影响。我们不能设想在尊重生命和践踏生命两种价值观之间，老师怎样去中立？无法中立的情况还很多，再比如遇到具有反社会人格的学生，他们的价值观本身就是需要矫正的；再比如遇到厌学的学生，教师似乎也不能对此“保持中立”。
再想得远一点，如果一个德国教师在种族歧视和自由平等两种价值观之间保持“价值中立”，我们会认为他是真的中立吗？如果一个日本教师在日中战争是侵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的争论之间，保持“价值中立”，我们会认为老师是真的中立吗？不，我们会认为他们站在纳粹和侵略者一边。
显然，世界存在着一些终极价值：自由、平等、安全、正义、人性等，在这类价值面前，人们无法选择中立，你要么赞同它，要么反对它，中立就是反对。事实上，“价值中立”不是取消价值关系，而是要求教师在教学中严格确定经验事实与价值判断的界限，如果教师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选择了研究课题，它应该遵从他所发现的资料的指引，而停止使用任何主观的价值观念，严格以客观的、中立的态度进行观察和分析，从而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在价值观以外，我们每个人还有自己的情感态度，情感态度往往会干扰价值中立，导致拒绝与其相背离的信息和资料。比如，许多人对日本没有好感，甚至是厌恶。当我们在研究南京大屠杀时，所有能够证明日军暴行的信息都会被我们迅速的吸收，所有为日方辩护的信息，我们均毫不犹豫的拒绝。在死亡人数上，我方坚持30万以上，而日方认为由于战争开始后的逃亡，南京市当时总人口都不到30万，并且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盟国认为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为20万或者10万。面对这样的分歧，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对方提出的证据，寻找事实来驳斥对方，例如人口数据，而不是简单地控诉对方赖帐，否则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立场的说服力。
所以，教师要做到价值中立首先是不用情感态度的筛子来筛选事实，而是在中立的立场上平衡的引用双方坚持的事实，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不要带着有色眼镜选择性的引用事实。其次，坚持价值中立要做到尊重事实自然延伸出的结论，不用自己的价值观对其强行解释使之与自身的观点一致。例如，在《九国公约》当中，美国声称“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并与英国共同对日本施加压力，迫使日本归还了山东。这本来对中国是件大好事，但我们对这一事实却做了一个“美国阴谋论”的解读。我们认为：美国表面上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实际上是想打破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使中国回复到由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这样一个判断显然没有尊重事实自然延伸出的结论，而是扭曲了对事实的解释使之符合我们反美的价值取向。美国要求日本归还中国领土的动机是什么，在没有获得美国方面有关阐述其意图的外交档案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把猜测作为最终结论，我们只能就这个事情本身所造成的影响来分析和评价。
所谓价值中立就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调查研究者和教师应当无条件的将经验事实的确定同自己的实际评价及他对这些事实的评价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区别开来。这两件事情在逻辑上是完全不同的，把它们看作是统一的东西实际上是把异质的问题混淆起来。”（《社会科学方法论》）显然，如果我们做不到将经验事实与个人见解区分开，就做不到价值中立；反过来看，如果我们不对将经验事实与个人见解混淆在一起的行为进行否定评价，即用事实与观点之间逻辑产生的价值对其衡量，那么，我们就没有真正做到价值中立，因为价值中立的灵魂不在于放弃价值表达，而在于论从史出，即价值是否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上并有逻辑上的对应关系。
作为生活在受压迫者教育学之下的教师，我们必须意识到话语绝对不是一个中性透明的因素，而是争夺的对象，是斗争的手段，如福柯所言：话语就是权力。这个权力源于将记忆看作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搏，因此，对权力而言，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关的。如果我们把价值中立等同于放弃价值的表达，就等于听任强势话语对我们记忆的接管，就等于放任话语指鹿为马、四处劫掠。
谁的价值，何种中立？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刘支书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