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位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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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三位老乡

后惟泰

    1962年我从芜湖来到徽州,被分配在休宁临溪中学当教师。当时我只身一人举目无亲,多亏杨先地等三位老乡的鼎立相助,使我度过了一道道难关。

杨先地

杨先地是汽车修理工。1958年从芜湖汽车队调到屯溪汽车二队。他家在芜湖县赵桥乡,和我家隔得很近,不足百米。我来徽州自然要找到他。

我父母亲就我这一个儿子,身边无人照应,寒暑假我理当回家探亲,可当时屯溪到芜湖的铁路还没修,汽车班次少,车票很难买,更主要的是我的经济困难,结婚后有了孩子,一家三四口人往返路费实在是个大问题。

杨先地他非常理解我看望老人,尤其是春节一家团圆的心情。为了帮助我能回家探亲,他千方百计地为我找便车。二队都是货车,每趟车只能带一两个人,尤其是春节边,想乘便车的人又多,因此很难找到。他总是超前和几个要好的司机相约。我每次要回老家,他总是一个个地找司机商量,求他们帮助。我看他一次次地和他们讲好话求人,心里过意不去,有时说:“我不回去算了”。他总是说:“那怎么行呢?你父母亲在家望你回去,眼都望穿了……别着急,再等等看,总会找到车的。”他给我找车,还要招待我吃喝,他从不嫌烦。

杨先地勤劳刻苦是有名的。他受的苦是常人所受不了的。1962年,我第一次到他单位找他,有人就指着废料场上一辆报废的客车,说“杨先地就住在这车厢里。”夏天炎热的太阳烤着车厢的铁皮,里面象烘房一般,他只好整夜地睡在车间的水泥地上。冬天,破车厢玻璃残缺,挡不了风雨,里面犹如冰窟一样。

杨先地家境十分困难,他妻子带四个小孩在农村,还有个双目失明的老母亲,一家七口全靠他扶养。他一年到头,穿着单位里发的工作服,没见他穿过一件新衣,盖过一床新被。连发的工作手套他都舍不得用,攒着给小孩织衣服。在食堂就餐只求填饱肚子,好一点的菜不敢向津。他真如鲁迅先生所说的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杨先地干活极其卖力,整天忙着修汽车,不分上班下班时间,车没修好决不休息,连他轮休的时候,有司机急于要修车,找到他,他也从不推辞。有时司机半夜回来,车需要保养,为了不误第二天出车,把他从床铺上叫醒,他也不嫌麻烦。

杨先地虽是轮胎工,但是车间里的车工、钳工、电焊工的活他都可以动手。七十年代初他曾帮我自制了一台落地电风扇,除了风叶、电机是买的,其余配件全是他做的,这在当时是很稀罕的。

杨先地对我的帮助让我终生难忘,我们之间的交往无丝毫的客套,有的只是知心朋友的真诚,有喜悦共同分享,有困难互相帮忙。

我也曾利用我在山区工作之便,利用我会做木工的一技之长,为他尽过一点微薄之力。他的大儿子在家乡结婚没有家具。我给他做了床铺、木箱、桌、椅、橱、柜送给他。

从1962年到1982年这二十年中我们交往十分频繁,我们之间毫无拘束,十分随便,因为他家属不在身边,每当节假日休息时间他总喜欢到我这里来玩。每次来我都准备些酒菜,他也毫不客气,吃到最后剩下的菜他全部承包。

说好人一生平安,只是人们的良好祝愿。杨先地可称得上大大的好人,可他的一生并不平安。

他辛辛苦苦、省吃俭用、一心为抚养几个小孩。可就在1979年夏天,他的十四岁的小儿子放暑假,从家乡来到他身边,本想痛痛快快地玩一下,可来了没几天,小孩说腰痛。上市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脊锥炎,要动手术。一个普通工人出于对大医院医生的信任,就顺从地签了字,结果手术失误,说是手术刀碰了中枢神经,造成了下肢瘫痪。一个有说有笑的孩子走进医院万没想到会坐着轮椅出院。医院承认是医疗事故,可只用一千多块钱和一付轮椅就打发了。杨先地何尝不想起诉,讨个公道,而苦于无人无钱,只有抱恨终生。

本来就很困难的家庭,又添了残疾的孩子,真是雪上加霜。

祸不单行,没过几年,可怜的杨先地自己又患上了胃癌,吃尽苦头,于1985年9月11日经治疗无效与世长辞,年仅五十岁,丢下可怜的残疾儿子。老天爷是何等的不公道!

杨先地走了,我失去了一个推心置腹的好友,给我留下无比悲痛的哀思。

杨先地生病住院,我曾到医院看望过他,后来出院回老家休养了,因距离较远,我工作又忙,未能常去看他,得知他病故的消息,我极其悲痛,我曾回故乡买了祭品送到他家以示哀悼,并慰问其家属。

杨先地去世已二十多年了,我每次回故乡,都要去看望他的老伴和那残疾的儿子。

杨先地:我的老乡!

我再也见不着你淳朴的身影,我再也不能和你促膝谈心,但你的精神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

古人说:“积善余庆”。你一生积德行善,你的家人也赖以得福。

现在你的老伴身体健康,你的四个子女个个有发展,连你最放心不下的残疾的小儿子,如今也能在家经商,自食其力。

安息吧,我亲爱的老乡!

后老好

后建平,绰号后老好,无论男女老少都叫他老好,知道他学名的人反倒不多。他是屯溪汽车二队的驾驶员,他和杨先地同时由芜湖调过来的。通过杨先地的介绍,我们熟悉了,他是芜湖市人,自然也是老乡,又是同姓,于是很快就结成了好朋友。

老好为人诚恳,宁负己,不负人,于世无争,中庸厚道。   

说起他的绰号,还有段鲜为人知的故事。那是他刚到徽州不久,正碰上上级要派几个驾驶员支援大西北,工作正难做。领导点到他,他二话没说便答应了。

到那里不久,有一天,领导突然叫他停职写检查,交代自己来这里干了什么坏事。他也不申辩,只是冥思苦想自己的“过错”,可总是通不过,说他避重就轻,蒙混过关。后来竟停发他的工资,只给点生活费,他也默默忍受。

领导见他“死不交代”,就把当地干部找来与他当面对质,这才发现是冤枉了他。

原来是老好的一个同事和当地少数民族的一个姑娘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被当地干部知道,追问其姓名、身份,那人竟慌称叫“后建平”。当地干部将情况反映到运输队,才有他被停职检查的事。从此“后老好”的绰号就渐渐地传开了。

老好,为人忠厚,调度上派他跑芜湖长途的机会不多,但他只要有机会跑芜湖,总是优先带我,有时还主动问我回不回去。多年来我乘他的车次数最多。我的三个小孩都曾在我父母身边住过些时候,多次往返几乎都是乘他车的。我父母两次来我处也都是他代我接送的。带老人、小孩不象带青壮年省事,一路上还要细心照应,也只有他肯做这样的好事。

为了帮助我解决困难,有时还要冒极大的风险。

1973年家乡发洪水,我家房屋被毁,我给我父母修房用的竹木料是他帮我带回去的。我给父母买的棺材料,也是他给我带回去的。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有一次,已是除夕的头一天,我一家三口要回去,可车上坐不下,只好在车厢里留个空位,让我躲在里面,外面盖上雨布,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对我的照顾可谓仁至义尽。

老好是个多么好的人啊!可他竟逃不了悲惨的命运。年轻轻的患上了肝癌,非常痛苦地结束了短暂的一生,去世时还不到五十岁。丢下孤儿寡母,还有那可怜的老母亲,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何等的悲哀!

从1984年我调进城后,和老好交往的机会少了,得知他患病的消息,当即就找到他家,见到了他。当时他在楼上大阳台上晒太阳。他的情绪还好,说是肝腹水,发作起来痛得厉害,他象平常一样和我拉了许多家常话,并满怀信心地说:“等我身体好一些,一定到休宁去你家玩。”

临别时,他爱人送我出门,一路上流着眼泪告诉我,老好患的是肝癌,难好了,没让他本人知道。等我再次去看他时,他已经走了,没想到那次相见竞是永别。他临终时我没能为他送行,深感内疚!

老好,我的好友,你走好!

你在人生的旅途中虽没立下丰功伟绩,但你的好名声却有口皆碑。你真诚善良的道德,你纯洁高尚的人格,是激励我不断进取的力量!你对我的真挚无私的帮助我永志不忘!

 

杨兴华

今年农历正月初四,我回老家参加叔父的丧事,可就在我走的第三天接到杨兴华病故的电话,两边的丧事几乎同时,相距数百里,无法兼顾,无奈不能给我这位亲如长兄的老乡送终,留下痛心的遗憾。

我从芜湖回来后,就赶到他家,我在尚未撤去的灵堂前久久伫立,望着他那慈祥的遗像,看着他妻子腊香那悲伤的情景,悲痛的泪水夺框而出。归来后好多天,都无法高兴起来,一闭上眼就会想起我和他在一起的日子。

杨兴华是1958年由省城合肥调到屯溪来的,给当时的地委书记开小车。他是我的同乡,原来就熟悉,我来徽州自然和他常来往。

他当时住在市府大院的宿舍楼里,住房条件虽不宽裕,但他家有间放杂物的库房,是我们经常住宿的“客房”。

兴华夫妇俩待我们非常热情,每次留我们吃饭总是尽量搞许多好吃的菜,还叫我们吃水果、糕点。我在文革初期一度被整,他曾和杨先地一道到临溪看我,安慰我。他对我的生活、工作非常关心,在那样样要票的年代,我在农村没有煤票,他俩常想办法给我煤票,解决我燃料困难。

兴华看我在山区工作不方便,曾主动找他的老同事帮忙,要给我调到屯溪,后来是我自己顾虑太多没去成。

杨兴华是1947年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本当有更高的职位,只是他为人忠厚,五、六十年代替领导开车,七十年代被安排在地委机关搞后勤,管机关房产,手中也有点权,而且认识的老干部也多,可他从不以权谋私,从不拉关系走后门,他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他千方百计为机关干部安排好住房,而他自己的住房,几经搬迁却都是很简易的普通住房。他家中没有一件好看的家具。市场上已普通流行29寸的彩电,他才添置了一台14寸的小彩电,空调、冰箱、洗衣机一直没进家门。直到离休时才住上组织上给他安排的一套好一点的住房。

他的妻子是小印刷厂的普通工人,他在位时也没利用在地委工作的熟人关系为妻子谋个好的岗位。他一世可谓“一生清白,两袖清风。”

早在七十年代,他就患过胆结石、胃溃疡,两次到上海治疗,切除了胆襄,胃也切除了一半,弄得平时饮食提心吊胆,近几年来又患上了心肺方面的疾病,一年有大半年住在医院,常年与药打交道。

孔子曰:“大德必得其寿”。兴华经过抢林弹雨的洗礼,又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了四十个春秋,本当可以享受离休老干部的优厚待遇,好好过几年舒心的日子。可是无情的病魔却夺去了他应得的晚年的幸福。

兴华与病魔顽强搏斗,加上医疗条件较好,使他有幸享年79岁高龄。

兴华在弥留之际,我曾到市医院看过他两次,最后一次是在春节前,那时他头脑清醒,也不悲观,见到我非常高兴,还笑着说:“老弟,我这次进来,恐怕出不去了,我这辆老爷车该报费了,共产党没有亏待我,要不是医疗费全包,我早就没了,总算让我熬到了七十九,够本了!”说着又猛咳一番。

临别时,我曾对他儿子说:“你爸若有情况一定要打电话告诉我。”想不到那次相会竟是永别。现在我能做到的只有抽空常去看望他的老伴,以寄托我的哀思。

我已近古稀之年,想到父,母、叔、姑、舅、姨和大姐都相继去了。有些老朋友、老同事也都走了,眼下亲人越来越少,朋友越来越少了,兴华又走了,又少了个说知心话的人。

兴华兄:我真的好想你!

 

200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