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公平正义(总理见面会的疑惑与思考)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
一、温总理有如此一番话，令人费解，“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整一大改革家宣言。如果说这番话言过其实，只是代表一种改革的决心，那么可以理解，可是如果代表一种政府行为与措施，那么可以说，太无知了。
什么是天变不足畏，小即宫庭斗争、权力更迭，大即改朝换代、社会形态进化，作为一国政府总理，他是在法律在人大在国家主席的授权下从事国务工作，如果他要进行任何一种“变天”行为，那么请问规范于三者的授权之下吗？如果不是，凭什么在政治体制的改革方面作如此宣言？他所谓的变毕竟是要变成什么样子？二院的那些死刑审核权上收难度可以称得上“变天”吗?
什么是祖宗不足法，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那些腐败糟粕的东西，固然是不足法，然而其中精华也不足以法吗？一个中心二个基本点也可以不法吗？太不可思议了！他后面透露出来的中心意思是什么是很让人费解的。
什么是人言不足恤，这也太可怕了，少数权贵精英的损人利已之言可以不恤，难度大多数人之言也可以不恤，这和张维迎之流精英的理性思考性难度有区别吗？
打着改革的旗号，漠视大多数民意，行一已之私，不在设定措施防范这些负面影响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强大的改革决心表现出来的只会给我们两种印象：一是表演作秀；二是根本酒翁之意不在酒，实施的是某些智囊所提倡的全面私有化合法化。
当然要行醉翁之事也可以，不过请先修改宪法，否则国人非傻瓜，司马昭之心，路人岂不知？
实在是令人费解，会作此形容。
二、公平正义与精神文明建设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没有信用和没有道德的国家，我们大多数人大多数事都是在出卖着自己的信用和道德以获取那微薄的生存权。不管总理在镜头面前是多么的从容，我都没有怀疑这点。每个能够能够张眼看清事实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切的原因正是在于我们根本能力维护自己的权益，没有自由平等的条件，何来发展的机会。如果说画饼可以充饥，那么我说，总理给了我们大大的精神食粮。
公平正义平等这些貌似合理的蛋糕背后，可以用具体的事情表现出来。
这二天读到袁隆平和龙芯的报道，真是令人揪心不已。袁隆平作为世界公认的杰出巨大贡献人士，获取诺贝尔奖的荣誉也不过分，然而这个奖项掌握在别人手中，我们无能为力。然而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样一顶帽子，却不能给予一个对国家对世界有不可否认巨大贡献的中国人。这是多么令人心寒的一件事情。何以体现公平，何以表彰创造，何以奖励贡献？那怕形式上的一点荣誉也不给袁隆平，权益自由平等机会，连袁隆平这样几乎家喻户晓的人士都不能获得，何况一般的普遍老百姓呢？
袁隆平落选院士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它使我们看清楚了我们所处的状况与环境，以官本位作为国家主导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已经可以说几乎到穷途末路。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古人已经说得非常明白，“如将不尽，与古为新”，这个引用好得很，无论事情多么复杂无论说得多么的好听，处理事情的基本原则、民心向背的判断标准不会变，古今皆然。
我想总理不是在梦呓吧。
当然不能把袁隆平落选这件事造成的恶果算到总理头上，这是不公平的，这件事和总理没有直接相关。但是千千万万的大大小小袁隆平们毕竟一般老百姓们都承受着同样的恶果，那么可以说肯定是和总理相关的了，可以说总理失职了。
我看了这几个龙芯事件可以算一下，为什么哪些骗取科研费用的项目单位和人员能够屡屡得手，而哪些真心为国家科技献身的人却没有能够得到相关资源支持呢？至少我们在科技管理上存在着极大的不足，从更大的层面来说，不是大多数人在承受着袁隆平同样的恶果吗？这算不算总理在过去5年内的失职呢？如果有问责制让我表达意见，我真想问一问呢。
还有长期存在的科技管理人员的职称考试考核评定职务审核这些，专业人员怨声载道，因为外语不过关者个人得不到应用的待遇，企业不能名正言顺地引进真正创造价值的人才；因为没有相关学历而不能取得从业资格，那怕像袁隆平一样有水平，仍然不能纳入国家的社会的人才法眼，只能依附于资本脚下，讨那么一点嗟来之食。这不是极大的压制了个人企业创造力生产力吗？我们政府技术技能资格的信用体现在哪里？我们的政府博爱包容吗？
与户口学历职称这些相关的中国人被政策划分为三六九等这些怪事的长期普遍存在，难度显示出政府对国民的关怀吗？
三十年的数亿农民工年复一年候鸟式迁徒春运背后隐藏着的一个个辛酸的目光难度是总理一个人在广州火车站的几声慰藉在见面上的几声宣言就可以抚平的吗？总理也是出身于基层，也长期处于异地劳作之中，想必当日也挤过火车，虽然未必有今日这么红火，但设身处地地想像一下，应该可以感受到目光背后的强烈期盼是什么。
更多的混乱现象是不可列举的。
我再次感叹，总理你说公平创造这些不是在梦呓吧。
虽然我把这看作两个问题，总理也是分开讲述，然而这却是同一问题，确实不知总理第一个问题的前提条件和方向是什么，也不作猜测。只就两个问题相互关系谈谈个人见解，个人以为，权贵精英对于大众的不公是整体存在的，并且不是一般性的不公，形成了一个根深缔固的系统性制度性环境事实，任何创造条件建造和谐的改革行为都毫无疑问会受到这个系统的自然而然对立，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所以改革的实施必须统一大多数人思想，得到大多数人的情感支持，思想准备要取得实效，而不是把人数最多的工农排之于外，否则任何改革只会变成权贵和资本更加丰盛的大餐，只会让社会更加不和谐，矛盾积累更多。五十年的社会建设，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是全国人民数代人血汗和智慧的结晶，理所当然是属于中国属于中国人民，保护了人民保护了财富，就是保护了国家保护了民族，处此关键时刻，谋定而后动比干了再说要风险低效果也会好。毕竟今天之中国与三十年之中国大不相同了，昨天行之有效之手段，今天未必不会取得反效果。单刀奋战不可能成功，不管战斗的对象是谁；依靠少数权贵精英虽然暂时可以得逞，最终还是失败。
最后，用西方电视剧中一句经典台词来结束这些零碎的思考，“我可以信任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