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学老教师的课堂苦忆

课堂苦忆

后惟泰

1949—1979，三十年教育沧桑我耳闻目睹。我个人的经历融合在时代的风雨中。解放初，广大农民随着政治上的解放，对文化教育有着强烈的追求，到处搞扫盲，办小学。记得1952年我上五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在村里的夜校上课，那些都比我大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端端正正地坐着听我教他们识字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从那时候起就有人叫我“老师”，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可在心底里就埋下了当教师的理想种子。过了十年，我真的当上了中学老师，直到退休。十年寒窗，四十年教学生涯，可以说一辈子没离开过教育，历经磨难，不改初衷，坎坷跌宕，心系课堂。

我年已古稀，无力对新中国成立近60年的教育做全面的评说，只就我个人的体验，记下一些痛苦的回忆。仅是一点，不可代面，但这一点“伤疤”，绝不可忘记。记得有位老作家说过：“忘记历史、掩盖历史，终将受到历史的惩罚！前人的辛苦跋涉，是后人识途的轨迹，后人不要重蹈覆辙。”

一、解放初教材苏化对民族文化的冲击

1955年我上初中时，语文是分为“文学”和“汉语”两门课。当时的语文教学的主要问题是机械地照搬苏联的一套，忽视了我国汉语的特点，存在严重脱离实际的倾向。那时“汉语”课专讲语法、修辞知识，而且讲得很细；“文学”课专讲中外文学名著，着重分析介绍。记得当时同学中传着这样的打油诗：“汉语烦，文学难，两眼直盯老师讲，提笔作文泪汪汪。”

那时是“5”分制记分，学习成绩分五级，5分最好，3分及格，由于级差大，要求严，大部分同学都是3分2分，很难看到自己的进步，严重地挫伤同学们学习的积极性；对少数得5分的同学也不利，自以为学习到顶了，其实5分不等于100分。

那时学生的课外阅读，只局限于苏联的故事、小说，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雨所诞生的》等，其他的书很难看到，即使有学校老师也不让看。

唱的歌曲，跳的舞蹈，也全是苏联的，就连穿衣服也要穿苏联大花布。

一味地照搬国外，而丢掉了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优秀教育传统，实在是令人遗憾。

二、1957年反右斗争对知识分子的打击

1957年起，安定的学校开始有点动荡了。学校整天忙于“帮助整风”、“大鸣大放”，常因老师们开会，要同学们自学。开校会，开班会，出专栏，写作文全是“反右斗争”的内容。后来一些教师被打成右派分子，有些课一时就没老师上堂了，即使临时凑合的，也是丢掉课本，大讲反右斗争的伟大意义，反右斗争的大好形势。因有些右派劳教去了，教师缺额，有些课程就不能正常开设，对当时教学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更痛心的是，被扣上右派帽的教师蒙受了二十年的灾难，幸存者胆战心惊，心有余悸。反右这一历史事件对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教师精神心理上蒙了一层阴影。目睹运动的残酷，面对“右倾”紧箍咒的威慑，明哲保身，苟且偷生就成了那时代教师的普遍社会心理。有的教师变得象鹅卵石似的圆滑，见风使舵。多数则变得象孔乙己般的迂腐。一些不识“时务”者，在后来的运动中“自食其果”。

三、1958年大跃进对正常教学的干扰

1958年大跃进，学校大办工厂、农场，当时我在芜湖师范读书，开始每班一周轮流劳动一天。后来大炼钢铁运动开始了，上课的时间很少，几乎天天到很远的地方去运矿石，学校到处是小高炉，还在市郊建了炼焦厂。第二年我们又迁到市郊芜湖师范专科学校新校址，大搞劳动建校，简直把我们当劳动力使用，我在《校园记事》里已写过了，这里不再赘述。

当时把“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简单的理解成政治与劳动，把文化科学丢在一边，谁要抓学习、抓教学，谁就是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谁敢不服从！热血青年意气风发，咬紧牙关也要向前冲。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好闭着眼睛跟着跑，跟着叫，这就是当时多数人心态。

人们在内心还是清楚的，据我所知，有位小学数学教师在上“体积”一课时，运用当时报上刊登的新闻数据，编了这样一道计算题：某县水稻亩产23万斤，问这些稻谷在田里要堆多厚？（提供每斤稻谷的体积）难道这仅仅是在教数学吗？

劳动占去了大量的时间，很少的一点课堂学习时间还要用来写大跃进民歌、“大跃进锣鼓”。读了两年大专竟没有一本象样的课本，只有些用劣纸刻印的破讲义。住了三年低矮粗陋的“简易教室”，大楼没盖好，我们就告别了这大跃进的母校。我们在那样艰苦的年代里，历经磨难，但我们仍然高声朗诵：“我校在大跃进中诞生，我们在大跃进中成长！”

四、三年“自然灾害”对师生生活的影响

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进入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不知是谁想出这个欺世盗名的好名词，凭我的记忆那几年我们南方似乎没有什么自然灾害，纯粹是“人为灾害”。

随着大跃进、共产风，浮夸风盛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伟大号召，还有“小株蜜植，越密越好”的指导，带来了粮食亩产数万斤甚至数十万斤的“卫星”满天飞。当地传着一首民谣：“小株密植好，稻禾变成草，计划统购粮，一点不能少，卫星吹上天，百姓吃不饱。”

且不说广大农村遍地饿殍，学校师生也勒紧裤腰，我们那时是早上一碗“洪湖水”（稀饭），晚上一对“小二黑”（馒头），中午半碗米饭加开水。如此艰难度命，师生的教、学能不受影响？我校的一位老教师他在赞颂鲁迅节约精神的一文中说：“金汤非粟不能守，人没饭吃，也就难以战斗。”我们同学中也常有人念着歪诗：“饭都吃不饱，哪有力气跑，要想学习好，首先得吃饱。”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坚持劳动建校，坚持读书深造。

+五、十年文革教育遭破坏教师受迫害

1962年我当上了中学教师，走上了讲台，我满怀激情，刻苦进修本科函授，努力搞好本职工作，一心想把耽误的青春夺回来。当“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初见成效，我的家乡先搞起了土地承包，我高兴地把这消息告诉同事，领导硬说我造谣。

临溪初中在我之前的毕业生没一个考上高中，我接任的63、64、65三届初三班有不少升入高中、中专，显著的成绩非但得不到鼓励，反而引起某些人的妒忌，那昏庸的红牌校长对教学一窍不通，文革开始，他却动手最早，跟得最紧，高举造反大旗，横扫牛鬼蛇神，学校近半数教职员工挨整，停课闹革命，整整斗三年，我的《文革劫难》一文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受到的迫害。

尽管后来提出“复课闹革命”，“评水浒，批宋江”，结果闹得更热闹，根本没有上文化课。

记得当时缺教师，恩准我这“牛鬼蛇神”，“戴罪立功”，给我上课的机会，我受宠若惊。当时学生无心坐下来听课，我想，评《水浒》得先介绍水浒，不知内容如何评？不知宋江怎么批？于是我就名正言顺地在课堂上有声有色地讲起水浒的故事，赢得多数同学的欢迎，连别的班上的同学也挤进来听我讲故事。当时许多教师都为课堂纪律烦恼，看到我的教室里静悄悄，都说：“老后真有一套”。这哪里是教学，是不得已而为之。

1969年教育大普及，各公社办中学。我校教师留下几个红牌“骨干”，其余的分别下到山区办初中班。我是到最远的大山区，我的《大山为师》一文，是以积极乐观的精神写的，其实象那样办学岂不误人子弟。

六、三年“恢复”积重难返

1974年我被调回原临溪中学教高中，又遇上“批林批孔”、“学工学农”，教学仍未走上正规，这对于我的语文教学影响还不是十分大，毕竟有一定的课堂教学时间，我可以有重点的分析课文，讲些基础知识，可以利用写批判稿，利用学工写农的材料，指导学生练习写作；可数学、英语等课程，由于学生基础、师资力量、教学时间等问题，受到的影响就更大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三年，由于“按既定方针办”的思想指导，教学仍未摆脱文革的阴影，虽然提出一些拨乱反正的政策，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积重难返。这从安徽恢复高考后的一次作文题《永唱东方红》，就可以看出经济建设仍未归到基础的地位，教育还处在惶惑不定的状态。

严峻的历史，我们清醒地面对：我们在痛苦的回忆中发泄心中的愤懑，痛定思痛；我们在悲苦中思索：受害的不只是个人，遭难的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与文明扭曲在愚昧倒退之中。三十年课堂气候竟以当权者个人意志为转移。教育为本变成历史的玩笑。三十年教育培养的人才，好似断垣残壁上的小草，犹如扎根石缝的黄山松。噩梦醒来，蕴涵厚重的期待，惩前毖后，展望未来！

2008-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