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兰：文革是一场反社会运动

杜兰：文革是一场反社会运动

　　杜兰教授是法国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在社会学理论上，他创立了“行动社会学”，并将之运用于南美、法国、东欧社会运动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他大力推动“社会学介入法”之运用，80年代中期其研究重点集中于社会运动“主体”，尤有建树。

　　作为一个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上都颇有建树的学者，杜兰教授怎样看待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呢？这无疑是本刊及读者都很感兴趣的问题。为此，我们委托旅居法国的陈彦博士代表本杂志采访杜兰教授，在此谨表谢意。以下为本刊编辑室提问（▲）和杜兰的回答（□）。

　　▲　杜兰先生，您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能否用您提出的社会运动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能不能将之看作是一场社会运动？

　　□　我先对这个问题作一个较为直接但尚欠明确的回答。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将其界定为“反社会运动”，即它与社会运动背道而驰。

　　社会运动是由社会角色、社会群体为争夺利用各种社会资源的主导权，而参与并引发的冲突，是一个社会集团同另一社会集团、一个阶级同另一个阶级的冲突，但冲突的参与者对同一件事会作出自己独特的阐释。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革命这一名称本身就既非运动也非社会，而是文化和革命，这完全是另外一极的现实。某类运动自身可能包含一种战争因素而不是冲突：如淘汰异己，寻找一种绝对的匀质，反对外国人、反新教徒、反叛徒、反资产阶级、反犹太人等等。如果一个运动以追求绝对的匀质、追求整合──即使是以人民之名进行的整合──等为名，企图排除少数，无论这个少数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这个运动便同社会运动相反。

　　所谓社会运动，它首先至少有两个参与角色，这是一种社会关系。举例来说，工人运动中有工人与老板，资本主义社会里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工薪阶层和雇主阶层，他们之间在为利用社会的资源文化而争斗。如果一个运动不是一个集团反对另一个社会集团，只是发动所有的人起来，如向所有好的中国人、所有好的法国人发出某种号召；另一方面，如果这个运动是同政府而不是同民间社会相连的（这一点十分重要），那么这个运动就不能叫做社会运动。这就是说：第一，文化革命不是从基层发起的运动，它主要是由毛发动的；第二，文革模式不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所谓“炮打司令部”，即是说号召全体人民起来铲除那些需要被铲除的人，那么这就只是战争模式、矛盾对抗模式，而不是社会冲突的模式；第三，文革运动已经没有共同的认同，因为它是文化价值层面的运动。我再重复一句，社会运动预设一个共同的价值命题，如对进步、对技术等这些十八、十九世纪的信仰。所以我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十分完美的“反社会运动”的样板。有意思的是，这种“反社会运动”完全可以甚至特别经常地激发起热情。让我们拿远离共产主义世界的纳粹运动为例，它在德国曾激起巨大的热情。纽伦堡的反犹法，青年们就曾经热情响应。1933年，希特勒通过民主选举取得了领导地位；然后在1935、1936、1937年，我相信如果当时举行自由公民投票，希特勒仍会获得多数支持；又如斯大林去世时，苏联人在大街上痛哭，等等，都说明了这种有人民支持、激情的“反社会运动”或者摧毁社会角色的运动，可以很容易地在各社会群体中引起一种要求纯洁、要求匀质的冲动，就像今天大多数的塞尔维亚人大概都同意将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穆斯林人杀掉。对匀质的追求、对少数派的斗争、对叛逆的检举、寻找替罪羊等等，都是这种运动的特点。另一方面，这类运动还有民粹主义倾向──反知识分子、反精英阶层，文革的红卫兵就有着十分明显的反智、反精英的民粹特点。

　　▲　您曾经写过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的著作，你怎样看它与文革的异同呢？

　　□　有意思的是法国确实有过毛主义份子，他们在1968年的“战争”里起了很大、甚至是最重要的作用。在政治上使用暴力，搞暗杀等行动主要是毛份子干的，相对来说托洛斯基份子要温和一些。我在我的那本有关1968年五月风暴的书中强调，法国五月运动的特点是那些有组织的少数派的行动同当时运动的意义完全相反（《五月运动或乌托邦共产主义》，1968）。如果以历史家的眼光去研究五月学生运动的意义，我会称之为“文化解放”，即是说它将由社会、经济问题引起的政治动员领域移向文化问题、种族问题、性问题、妇女问题、地区问题等等。但如果你从意识层面看这一运动的表达、它的话语和意识形态、它的领袖人物，你就会看到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面貌。毛主义份子、托洛斯基份子等对运动有完全不同的认识。换句话说，这一运动的实践是创新的，但其运动的话语则是工团主义的、威权主义的、甚至是准军事的。法国毛主义份子等以毛的名义发动了一场同毛主义运动、同文化革命完全相反的运动，当然他们对文革运动也是一无所知的。他们在文革中看到了某种无政府主义的东西，以为是人民起来反抗寡头政权，这种情况在法国和中国都是不存在的。

　　法国1968年五月运动就是这样的运动：它以旧的词汇表达出新的东西，正如圣经所说的旧瓶装新酒。当时，学生说将革命旗帜从弱小的学生手中移交到强大的无产阶级手中去，他们去工厂，然而五月运动的意义并非是工人罢工。当时的工人罢工时间很长，规模也很大，但并没有甚么意义。二十五年后，当人们谈到1968年5月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学生运动，谁也不会想到工人罢工。实际上，学生运动才是有创造力的。五月运动中存在着一个误区，这个字太轻，用社会学术语说，是一种意识形态滞后的现象。其实这一现象是常有的。我以为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论述就十分精彩。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和1848年六月革命的新意，是工人运动的诞生（1877年工人国际在伦敦诞生）。但巴黎公社的话语完全不是工人运动的，相反却是法国大革命的话语。马克思对此嘲讽道：历史事件往往重复两次，第一次以悲剧形式出现，第二次以喜剧形式出现。巴黎公社里的激进革命小资产阶级讲的是法国大革命的话语，而他们首先做的事就是开除巴黎公社中的工人代表。

　　我很想说相同的话，1968年五月运动中的那些毛主义份子、托洛斯基份子、知识分子、革命者或不革命者等等，其实他们对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呼吁”如性自由等十分鄙视，他们是那种军事的、工人的、清教徒式的、先行者等模式的人。所以说，五月运动的误区不仅仅是由于对文化革命的无知，还由于该运动的实践与意识形态的分离。

　　另一个有趣但并不十分重要的现象是，一些法国知识分子去过中国回来后，就对毛大唱赞歌，有的因而成名。如在法国就有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索勒尔斯（Philippe Sollers）及马基雅基（Macciocchi），这种现象同法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分不开。法国知识分子是理性主义的，他们比较不相信社会运动，更多地相信革命的矛盾、革命的辩证法，即是说相信历史规律，相信历史有客观逻辑可循，而只有知识分子掌握这些历史的规律。革命之所以对法国知识分子有吸引力，是因为革命可以用理性的权力来替换金钱的权力，从而可能创造出一个哲学家国王。从某种意义上讲，列宁就是一个哲学家国王，他也用历史规律的名义排除东正教和镇压异己。当然，毛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哲学家国王，但他是最坏的（笑），宁愿要一个腐败的国王，而不要一个哲学家国王。

　　从这个角度可以解释法国当时所出的关于中国的书，现在看起来简直是对知识的玩弄。他们提供错误的东西，原因是他们所知的就是别人告诉他们的，作为知识分子他们起码应该寻求事情的真相，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这种情况可以用知识分子被意识形态“贿赂”来解释，但重要的还在于怎样理解法国五月运动中的实践与理论的差别。

　　▲　这种社会运动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是否有更为深层的社会与历史的原因？

　　□　我刚才已经部分地解释了这种现象，这就是法国知识分子对启蒙思想传递下来的思想或意识形态模式的依恋。那么多人从信仰理性、启蒙哲学而后成为斯大林主义者并非偶然。一个十分著名的例子是本达（Julien Benda），他曾经高呼《文人的背叛》（The Treason of the Intellectuals），要求知识分子起来捍卫真理，他后来却成为斯大林份子。另一个例子是罗曼罗兰，现在有材料表明他访问苏联时，曾看到过文件，目睹过事实，但他却为了斯大林主义而撒谎。这些例子说明，知识分子本能地不相信社会运动，知识分子相信政权，他反对某个政权但拥护另一个政权，他想抓住政府。社会运动是民间社会的运动，是底层的运动，知识分子在底层没有力量、没有实践、没有经验、没有影响，他们总是将自己定位于上层，反对政权或者拥护政权。他们很少同下层民众在一起，因为他们自认为是真理的持有者，应该靠近政权。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历史地看，法国一直是一个比较相信政府而不相信社会角色的国家，今天仍然如此。法国的政治力量一直很强大，而社会力量则是弱小的。政治上的右翼如拿破仑、波拿巴党人是强大的，但老板公会则一直是弱小的；左翼的共产党或共和党等等一直是强大的，但工会都是弱小的。这就是说，社会角色一直十分弱小。现在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and）。尽管密特朗有半生具有右翼倾向，但他仍然是典型的左派政治家。他对社会问题毫无兴趣，他感兴趣的是权力、是法学、是文学、是国际政治，似乎社会是骯脏的。只有那些糟糕的社会民主党人才会对经济、社会有兴趣，而社会民主党人在法国总被视为社会的叛徒。由于历史的原因，法国人特别热衷于法国革命的模式，即是说夺取政权。所以当人们告诉他们“炮打司令部”时，对他们来说就是“占领巴士底狱”的意思，他们很喜欢。

　　▲　您刚才提到纳粹主义，您是否想将它与文革相比？

　　□　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问题，我无意将文革同纳粹相比。不过实际上都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极权主义（Totalitarisme）这个概念到底有无意义？我的朋友傅瑞（F. Furet）最近在他的书中很多地谈到这个问题（《幻象的历程》（Le passe-d“une illusion ），1995）。有意思的是，如果说法国思想界拒斥极权主义概念，这绝非偶然。为甚么？第一，法国革命知识分子的传统不愿人们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第二，犹太人一直坚决强调纳粹对犹太人的毁灭是独一无二的，是没有可望其项背的，所以大多数的犹太裔思想家认为不能将纳粹主义同其它的甚至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因为在墨索里尼那里就完全没有这种绝灭惨剧和绝灭人的思想。同样，即使在俄国和中国有很多人死亡，我们也不能说里面有纳粹屠杀的影子。

　　我本人当然绝不否认，在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共产主义、米罗舍维奇的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霍梅尼或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救世阵线的原教旨主义等等之间有着极大差别，但我坚信运用极权主义这一概念有着重大和基本的意义。极权主义不是专制主义，不是中央集权，也不是专政，极权主义是国家权力吞噬社会，是政府以社会的名义发话。我们可以在1932到1934年纳粹创立时期的文件中找到很好的解释。同在毛主义体制中一样，重要的甚至不是政府而是政党，政党本身就是运动，就是人民。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统帅（Ein Volk， ein Reich， ein Führer）（希特勒语）。极权主义是国家权力与社会的聚合，不是聚合于政府，而是聚合于党、领袖、统帅的手中，这就是说既无社会又无国家。有关纳粹主义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莱曼（Franz Neumann）于1942年出版的《巨兽》（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35-1944， 1963）。作者在该书中曾提出一个被后来的研究都证实的观点，即在纳粹时代的德国，国家机器完全解体，集团纷争，社会混乱到了极点。戈林（Hermann Goering）做一件事，戈贝尔（Joseph Goebbels）干另一件事，人们无所适从。十分明显，文革时的中国国家机器也完全瘫痪。摧毁国家权力，摧毁社会，摧毁文化、科学，摧毁舆论以成就一种纯意志论的东西，至使这种唯意志论无所不包。

　　▲　时至今日，中国和法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法国知识界对中国文化革命的看法也应该发生了变化，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　当时写过有关文革的书籍的人一部分已经消失了，因为他们所写的东西从专业角度说实在是可耻；另一些人则完全变了立场，如索勒尔斯等人，他们现在进入文学、新闻、商界，其观点的改变并未遇到大的困难。应该指出的是，当时的毛主义者对毛的思想一无所知，他们仅仅是借用毛的旗帜去同当时既存的秩序决裂，他们达到了目的，也就可以放下这面旗帜了。整体说来，对当时这些毛主义者的评价应该是否定的，他们犯了分析的错误。作为知识分子犯分析的错误是严重的，他们没有弄懂社会上发生了甚么事。法国的毛派尽管出现分裂，但仍然决定不采取恐怖行动，判断还是温和的，结果也不致造成大灾难。有些知识分子如在意大利及德国一样，鼓动暴力行为，较为突出的是萨特（Jean Paul Sartre）。另外一些人在政治上成熟一些，如吉斯玛（A. Geismar），1968年五月运动时，他是教师领袖，后来成为社会党中的社会民主派领导人。这些人接受了托洛茨基式的思路，一种不断革命的思路。正是因为这种思路才有了后来共同纲领的签署，才有了社会党与共产党的结盟，才避免了法国滑入恐怖主义的泥坑。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这次“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功臣，而没有再发动任何“革命”。

　　▲　按照您的解释，1968年五月运动中的人对中国文化革命并没有具体的了解。但能否说，由于他们借用中国的语言，从而引发了他们对中国的兴趣？

　　□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怎么会没有兴趣？但真正激起人们对中国的关心，还是1989年TAM事件，这一事件激起了法国左翼知识界对中国的普遍关注，而不局限于革命的知识分子了。***映像出的形象是十分西方式的，那位只身堵***的形象对于西方来说是西方个体意象的象征、是自由的象征、是个体用生命争取自由的象征。***告诉人们，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感到中国知识分子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

　　现在还想说一点纯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以为，现在确实存在着相当相当大的危险，即中国成为一个权威性的民族主义国家，可能在二十一世纪占据主导而对整个世界构成危险。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成为抗击这种可能趋势的主要力量。

　　近年来，中国由于经济开放、政权失控、农村解体、社会贫富不均等因素而有分裂的危险，这一演变的趋势就可能导向极权主义的方向发展。同一般看法不一样，我以为新型工业国家有重走本世纪初德、日权威政治老路的趋势，当然这种趋势并非不可避免。世界的前途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内部的反威权民族主义的力量，这个力量既包括知识分子又包括现代工业中的职员。未来二三十年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是非常重大的。中国如此庞大，非外力所能左右，天安门运动之所以在西方难以被人们忘却，原因是中国的变化只能依靠中国人自己，而非美国人、日本人、欧洲人。

　　杜兰 （Alain Touraine）　1925年8月生于法国埃芒维勒市（Hermanville-sur-mer），1945年就读于国立高等师范学院，并在50年代初先后在美国哈佛、哥伦比亚、芝加哥等大学深造。60年代之前任职于法国科学研究中心（C.N.R.S.）等研究机构。1965年获国家博士学位。1966-1969年执教于巴黎第十大学（Paris-Nanterre）；1958年创办工业社会学研究室，1970年扩大为社会运动研究中心；1981年创办社会学介入与分析中心并任该中心负责人至1993年。他目前同时兼任整合委员会、世界银行持久发展委员会、拉美学会、国立高等师范学院理事会成员。他亦是美国艺术学院及波兰科学院外籍荣誉院士和欧洲科学院院士，并拥有日内瓦、蒙特利尔等多所欧美大学的荣誉博士头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