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仅是一个环保的问题,如果仅仅是一个环保的问题,那么,在油罐车的尾部安装一个防漏的装置就可解决。对我来说,它意味着一个纪元,这个纪元将人和他所生存的世界完全分离开来。科学以其无所不能的姿态凌驾于一切之上。人被他所发明的东西掏空,变成了一些没有敬畏和责任,缺乏良知和信念的“肉偶”。尤其是当这种全球性的技术文明和“大一统”的极权政治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它的破坏性就远远超过了古典的皇权专制主义时期。
因为古典的皇权专制主义,它是临时的、地区性的、缺乏理论准备的,它的兴起和灭亡都带有即兴的特点,因而,不管是出于无意还是害怕造反,它都为民间社会留有一些空间;而极权主义在政治上实行一党专政,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管理,在文化上以意识形态统领一切,尤其是当土地和企业收归国有,遍布全国的雇主变成全国唯有一个雇主以后,民间社会就几无任何伸缩腾挪的空间。
皇权专制时期当然也讲“建设”和“发展”,但限于技术力量和敬天畏地思想,一般不会形成大面积的掠夺式破坏,普通总不过修路架桥而已;而极权主义挟技术文明之威,张计划管理之狂,足迹所到之处,几乎不可能听任任何事物按自然的有机力量去发展。也就是说,这种混合了技术理性、极度膨胀的官僚统治,从本质上不可能尊重任何事物的本来秩序,倒常希望任何本来秩序能尊重它的意志。因而,有人认为,从更深的层次看,极权主义本身就是全球技术文明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它的开始。
与本来意义上的“封建制”不同,古典的皇权专制当然也是“大一统”,但限于技术条件和宗法伦理,统治力量一般不会达到县级以下;而极权主义因为拥有最先进的资讯手段和交通便利,监控力量随时会到达任何一个偏远之地的村小组。因而,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不一定是极权统治,而极权统治无一例外都是大一统的专制主义,没有听说哪个极权主义国家能允许真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
我不了解现代联邦制国家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划分细则,但常识理性告诉我,一个人一旦从他的利益背景中分离出来,他的道德感和责任心便会大打折扣。一个五年一任的县官凭什么要对一个地方五百年后的环境负责?除了选票、制衡机关以及不受控制的舆论,没有什么办法能使他乖乖就范。在一个真正的区域自治组织中,寇盗式的开发压根儿在议会中通不过,当地的选民除非普遍鼠目寸光,否则不会因为眼前的蝇头小利放弃子孙后代的利益;而极权政治中的官员根本不需要对议会负责,或者干脆就没有议会,只要领导点头,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干的。
在全球化的浪潮袭来时,人们过分担心了“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概念在本土文化中的缺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凭本能就可认定,一个在祖宗的庐墓旁选出来的官员绝对比不知从哪个爪哇国“空降”来的官员可靠。没有人相信,一个从遥远得无法想象的地方“委派”来的官员,比从身旁选出来的官员还关心当地的福祉。殖民地如果不是单指外族入侵,那么,我认为,从一个本族的超级组织中“委派”一个党徒到“异地为官”也是殖民。因为这个被“委任”的官员一没经当地百姓投票,二没经地方议会授权,辖区内的居民既不知道他的出身背景,也不知道他的道德人品,接受他仅仅因为他有上级部门的一张红印信,抗拒不得,和认贼作父差不多。这种“异地为官”的殖民甚至比诸侯割据时期的“封藩”或“牧”更糟糕,因为这些“藩”或“牧”不是“五年一届”,要想祖祖辈辈“牧”下去,就必须寻找一种长治久安的管理模式。统治的利益决定了他不可能杀鸡取卵,涸泽而渔。
三
“小国寡民”思想长期以来被当作封建地主阶级的没落思想来批判,但直到最近几年,我才悟出,这其实讲的是“地方自治”。在老子的时代,由于信息隔绝、交通不便,人们把周天子拥有的“九州”称为“天下”,类似于现在的“国际社会”。“九州”之外在理论上也模模糊糊地认为有人口和国家,但都是蛮夷之地,不足挂齿。因而,“小国寡民”的“国”就指的是“诸侯国”。诸侯国拥有独立的土地、人口和军队,只要不为非作歹侵略别的诸侯,周天子在法理上不拥有干涉其内政的权力。
唐尧、虞舜时代有多少部落,不得而知。武王伐纣时有“八百诸侯会盟津”的说法。“八百诸侯”是个笼统说法,以现在的国土面积估算,大概有的国家就相当于现在几个乡镇大小。周初据说共分封了71个诸侯国,诸侯再在自己的封地里分封卿大夫,卿大夫再在自己的封地里分封士,这样一级一级封下来,自治的单位越来越小,百姓自然就会有“帝力与我何有哉”之慨。后来因为王室东迁,周天子兵力衰微,根本没有能力维持“国际和平”,各诸侯不断发动侵略战争。依次出现的“五霸”,挟天子之名以令诸侯,在一定时期内也起到了维护“国际秩序”的作用,而到老子的时代,强盛的诸侯不断扩张而诸侯的数目日益减少,争地以战的规模却越来越大,“战国”取代了“春秋”。于是,他特别向往“小国寡民”的上古时代。因为国小,所以不敢侵略别人;因为民寡,所以不能发动“人民群众”当炮灰。这和他的反战主义立场是一致的。如果这也叫“没落思想”,那不是越“没落”越好吗?
(杏树坡的蓝天)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也不是“复古倒退”,而恰好反映的是在地方高度自治的情况下,百姓自食其力,关起门来过日子的景象。老子在这句话的前面说得很清楚:“(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就说的是在“小国寡民”的制度下,百姓自得其乐,自行其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生活状态,可惜被批评者们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
我们细想一下,如果一地的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既不需要到中央开会,又不需要到各地串联武斗,他们为什么要“往来”?尤其是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出行往往有性命之忧。因而,关键问题不是“不相往来”,而是“不相往来”的原因是“不能往来”还是“不愿往来”。一个人不怕狼虫虎豹与旅途劳顿,执意要往“邻国”去,不会遇到来自政府方面的任何阻挠,和一个人还没有出发,就因拿不到单位的介绍信或惧怕到了异地因没有暂住证被打死,没有“全国通用粮票”而饿死,是有天壤之别的。自由制度不是人人都要到全国瞎跑,而是在有人愿意跑的情况下,不会有来自身份、户口或地域的限制。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人才的流动非常频繁。好多有思想、有个性的人物都出在这时。
与“小国寡民”相对立的是广土众民的“大一统”专制主义。有论者认为“广土众民政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新的生产关系要求一个全国统一的地主政权这一历史任务在各大国的政策上的反映”(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其实生产力再发展也不会要求把其他国家都灭掉,一国坐大,实行“郡县制”的专制统治。虚拟一个“历史任务”,然后按照“甲决定乙,乙对甲具有反作用”的公式往上套,可以取媚于一时,但很难说服后世。按这样的逻辑,以美国现在的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是不是早就要求建立一个全世界统一的霸权?早就应该把“州自治”取掉,实行“一杆子插到底”的中央集权?“这一历史任务”是不是要求历届总统都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需要公正完善的法治秩序,而不需要“大一统”的专制统治。“大一统”的专制统治是军事征服的结果。
与我们历来称颂的相反,“大一统”的专制统治摧毁了刚刚萌生的自由联邦制度,中断了“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使得任何地方的老百姓都失去了用脚投票的可能。一个早熟的民族从此走上了一条治乱循环的不归路。尤其是当这种广土众民的“大一统”演变为对社会资源进行全面控制的极权统治的时候,这种广土众民政策除了能让统治者胆气十足地说“中国有六亿人口,死掉四亿,还有两亿”,或者叫嚣“牺牲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换取“美国数百座城市被毁”外,我看不出它对社会的文明进步,百姓的幸福尊严起过什么积极作用。
在这种“大一统”的极权话语中,“地方主义”当然是一个贬义词。其实,地方就是扩大的个人,国家就是扩大的地方。当全社会都以个人为利益和目标的终端时,国家和地方的关系应当这样理解:国家就是每个自由地方的联合体,地方就是每个居住其上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地方主义是由个人主义延伸出来的,国家主义是由地方主义延伸出来的。如果我居住的家乡是专制的,黑暗的,国家再兴旺发达跟我有什么关系?同理,如果我呆在水牢里,不见天日,那么,家乡再歌舞升平,再好吃好喝,也跟我没关系。
个人,而且只有个人,才是一切制度设计和文化创立的原因和目的,除此之外的一切共同体,如国家、社会、政府都是为此服务的,而不是相反。一个社会要人热爱家乡,保卫国家当然也可以,但前提是这个家乡和国家有可热爱或值得保卫的东西。如果生我养我的地方没有一寸土地是我自己的,我所住的房子随时有被拆迁的危险,即使不拆迁也只能住70年,我为什么要热爱?如果在生来就有的国家,我没有说话的权利,也没有自由谋生的权利,甚至随便走动一下都有可能被户籍警察盘问甚至打死,我凭什么保卫它?因而,“亡国奴”这个词在某种意义上,是倾向于混淆,而不是澄清了这个词的本来含义。我的意思是说,它使人误以为“有国”就一定不是奴隶。
2006年8月12—27日草于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