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擎旗手颂（附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6/03 11:59:51
莫弃耻
739
附一
《炎黄春秋》2009年第9期，2010年第2期和2010年第5期，各有一篇文章探讨了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或是“君主”等，对于民主这一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课题不可回避的问题。其中2010年第2期胡湘先生《民主的对立面不是专制吗》一文，对否定专制是民主的对立面进行了反驳。其其他观点不提，但胡湘先生对“许多学者都热衷于拿纳粹党通过选举上台说事，以证明民主亦可导向专制，民主与专制并非势不两立”的观点所做的驳斥，实在有点文理不畅，不能不提。
显然，胡湘先生一文在这里少说有三个漏洞，只需把漏洞补上，结论正好与胡湘先生的相反。
其一，胡湘先生认为，说纳粹党靠选票上台是有漏洞的。因为希特勒不仅以种族主义蛊惑民众，而且是以其冲锋队和党卫军胁迫民众，破坏其他政党集会，才得逞的。
胡湘先生的漏洞在于，首先种族主义宣传和冲锋队的暴行到底起了多大作用没有明确告知。如不说明此，则仿佛民众投纳粹党票大体是因为这两个原因。其实不然，这两个原因都起了一定作用，只是都不是主要作用。
当时在处于民主制下的德国，不仅有纳粹党以种族主义蛊惑民众，同时也有社会民主党宣传“社会主义”，还有共产党鼓吹“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有保皇党呼吁帝制，甚至还有资产阶级的钢盔团叫嚣军国主义。所有这些，令人遗憾的是，都受到民主宪法，民主政权的保护，民众听信什么，实在有很大的选择自主权。
至于冲锋队、党卫军的确曾以暴力破坏其他政党的集会，但因为当时纳粹党还没掌权，这些不是军事组织的民间暴力组织起的作用并不大。况且工会也有自己的组织，退伍军人（根据凡尔赛和约有大批人员）也有自己的暴力组织，都曾互相冲突过。在纳粹党没掌权时，没有多少人对冲锋队、党卫军怕到违心投票的地步。
事实上纳粹党获得选票主要靠的是它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和它捕获民心的狡猾理论和手段。“啤酒馆革命”失败以后，希特勒深信用暴力胁迫不如走“民主”的议会道路。1924年从监狱出来的希特勒明确表示“不再企图通过武装政变夺取政权”，而是：哪怕比动武花的时间更长，也要坚持议会斗争。
希特勒不仅组织了暴力团体，还组织了大量群众组织，纳粹党在各地建立街道和基层支部；成立了德意志少年团；希特勒青年团；民族社会主义大学生联合会及教师、医生、妇女联合会。
希特勒不仅宣传种族主义，还宣传：没收“不劳而获的收入”；“废除利息奴隶制”；“将一切托拉斯收回国有”；“分配大企业利润”；在农村实行“土地革命”；“废除地租”。希特勒不仅鼓吹民族主义，还扬言“代表人民对现行制度提出挑战”；“希特勒对千百万人民来说就是拯救的同义语”；“希特勒就是独立、工作和面包”；政府“把德国农民变得贫穷了，中产阶级破产了，几百万人的希望破灭了，近1/3的靠薪金生活的人找不到工作了”（这口气特像现在国内的左派）。
于是乎，这个“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人数激增，1930年30万，1931年80万，1932年超过100万。在支持纳粹党的人员中工人占到最大比例，达26.3%。属于官吏和大所有者的不足10%。
胡湘先生的这一漏洞还在于：上述纳粹党的种种言行活动，不管是否属于暴力，都是在这样一个事实下进行的，那就是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这个民主制不仅允许了纳粹党胡作非为，也允许了共产党、钢盔团胡作非为。前提仅仅是只要不搞武装暴动，干什么都行。事实上无论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政府，还是人民党的右翼政府以及“帝国联盟”的总统兴登堡都不欣赏希特勒。希特勒当上总理，是纳粹党依靠其在民主制度下取得的大量实力为基础的。没有这样的实力，兴登堡就会坚持其在同意希特勒任总理前不到半年时，通过政府向全国人民宣称的“因为他的良心和对祖国的职责不允许他将全部政府权力转交给想单方面使用这一权力的纳粹运动。”于是他在前总理巴本保证“在两个月内，我们把他挤到角落里让他尖叫。”的乐观估计下，认可了希特勒出任总理。可惜他们低估了纳粹党已获得的巨大实力，低估了民众对纳粹党的支持。当希特勒得到全部国家权力时，民众对他的支持率高达90%以上。
希特勒心里比谁都明白，正是民主制使他能利用历史的机遇夺得至高的权力，民主制同样也会让别的什么主义或别的什么人物获得同样的权力。所以他必须过河拆桥“彻底根除民主这个毒瘤”。
纳粹党使用了什么样的手段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不管怎么说，纳粹党是在一个民主制的共和国上台的，你说能和民主无关吗？
假如这个民主的共和国，这部当时最民主的“魏玛宪法”哪怕多少使用一点“不民主”的手段，比如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全面执政的时候，或者“宪法赋予了比皇帝权力还大的权力”的总统兴登堡的时候搞一点“不民主”，纳粹党还会那么顺利得到全部权力吗？可惜，民主不允许不民主！
不仅民主的软弱使希特勒上台，民主的软弱还可笑地使主持制定了那部“最民主的‘魏玛宪法’”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艾伯特总统，因为严格遵循那部宪法行事，被各种反对势力整得焦头烂额，甚至被判刑，最后竟在心力交瘁的状态下，因为治疗不及时，死于盲肠炎。这真不可思议！
胡湘先生一文的另一个小漏洞是：他引用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的话说：“一个民主的社会是政府依靠被统治者自由地表示同意的社会。”然后胡湘先生写到：这个定义的关键在于“自由地表示同意”。再然后胡湘先生接着写到：在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淫威下，民众如何“自由地表示同意”？诚然，胡克的那个“定义”中“一个民主的政府”如何如何不如“自由地表示同意”那么关键，但那个“定义”毕竟是就一个“政府”而言的，可是胡湘先生明写着“早在纳粹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前的1930年底”云云，这就是说那时纳粹党还没有“政府”这一身份，那么胡克的“那个定义”尽管千好万好，在这里仍是什么也不能说明。
1930年底，的确早了点。1933年1月希特勒才被任命为总理，那时“希特勒仍然不是德国的独裁者”（艾伦.布洛克）。1933年6月希特勒在民众和国防军的压力下，镇压了为他上台立下汗马功劳的冲锋队。直到1934年8月，兴登堡总统去世后，通过一次被控制的选举，纳粹党才夺得了全国政权。
那么从1930年底到1933年1月，再到1934年8月那个“政府”都作了什么？它正因为是一个以一部最民主的宪法为准则的政府，而允许“被统治者自由地表示同意”把德国一步步送到了纳粹党手里。
胡湘先生一文还有一个更小但更明显的漏洞。
胡湘先生说“在选举过程中，希特勒派遣其党卫军胁迫民众，破坏其他政党集会，明显违背了军队不干预政治的民主通则”。军队不干预政治的民主通则有之，但党卫军在汉语里有个“军”字，却不是军队。在民主国家里不干预政治的是国家的军队，希特勒的党卫军只是纳粹党的暴力组织，不是国家的军队。既然是纳粹党的党卫军而非民主国家的军队，当然会干预政治，不然纳粹党要它干嘛？
这个至多称得上民间暴力组织的党卫军所以能放肆地对其他政党及他们的支持者施暴，起码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它没碰上国家军队的镇压。虽然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只能保持10万人的一支国防军，但直到1930年德国仍有40万国防军陆军。就是到了希特勒上台时，国防军陆军总人数还是比10万多。这支国防军虽然人数不算多，用来镇压党卫军还是绰绰有余。
1923年希特勒的啤酒馆革命，前来镇压的仅仅是巴伐利亚的警察部队，枪声一响，三千纳粹党暴动分子立刻四散逃窜。据说希特勒这个一战中负过伤的下士，第一个卧倒在地，然后爬起来撒腿就跑，被警察逮个正着。若是换了国家的军队前来镇压不定会怎样呢？
恰恰因为国防军遵循了“军队不干预政治的民主通则”，没有镇压纳粹党的种种破坏活动，才使得希特勒的上台如此一帆风顺。
果然如莫某所言，把胡湘先生一文的漏洞一一补上，所得出的结论刚好和胡湘先生的观点相反。魏玛共和国很不成熟的民主制度和最民主的“魏玛宪法”中不完善的民主设置，使一个民主社会将民主的软肋由各种政治野心家们（除纳粹党外还有完全听命苏俄指挥的德国共产党）乱戳，民主被阴谋、谎言、暴力所绑架，像一个涉世不深的小姑娘，被裹挟着带着纳粹党夺取全国政权而无可奈何，并最终被“枪杀”。
所以先确立一个观点，再用历史证明这个观点，而不是从历史的方方面面细节分析出结论，是很危险的。这种马克思惯用，之后又被马列主义者大量采取的手法，是找不出真理的。
至于说专制，当然不是民主的对立面，特别是如果你说的民主是指“人民当家作主”或“少数服从多数”（若以为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民主，也即人民当家作主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那是不是太幼稚了。不妨问问当时的“人民公敌”和被置于人民之外的人是什么感觉，不就明白了吗？），这样的民主差不多就等于是专制了，相互间哪里还有对立。这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为多数人的利益而对少数人的专制。当上世纪50年代初，全国人民欢天喜地的以“人民民主专政”镇压被撵出“人民”的一小部分人时，你说那不是专制又是什么？当上世纪60年代中，全国人民昏头昏脑的以“大民主、大字报、大辩论”和暴力揪斗批打走资派、地、富、反、坏、右、资、封、修、特、叛、奸时，你说那不是专制又是什么？又要实行专制，又要看上去有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就是打着“无产阶级民主”的旗子的专制吗？
其实民主的对立面很清楚，那就是独裁。无论是一个人、一家人、一族人、一伙人、一个组织、一个集团、一个政党、一个阶级手握全部权力，国家、社会、民族的事由他、他们独自做主，就是独裁。裁就是做决定，就是做主。独裁就是除他、他们之外，其他人被剥夺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即做主的权利。于是民，这个无论内涵和外延都被任意理解，因而一直争论不休的主体，就做不了主了。
不难看出，民主作为近代以来人类最向往的美事儿，却始终没被人说清楚。因为民主不是一个价值元素，它是一个价值体系构成物，人们可以说清楚自由、平等、博爱、公平、公正、正义等许多价值元素，却只能让一个价值系统构成物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一步步通过补充、修正完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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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2009年第9期，2010年第2期和2010年第5期，各有一篇文章探讨了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或是“君主”等，对于民主这一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课题不可回避的问题。其中2010年第2期胡湘先生《民主的对立面不是专制吗》一文，对否定专制是民主的对立面进行了反驳。其其他观点不提，但胡湘先生对“许多学者都热衷于拿纳粹党通过选举上台说事，以证明民主亦可导向专制，民主与专制并非势不两立”的观点所做的驳斥，实在有点文理不畅，不能不提。
显然，胡湘先生一文在这里少说有三个漏洞，只需把漏洞补上，结论正好与胡湘先生的相反。
其一，胡湘先生认为，说纳粹党靠选票上台是有漏洞的。因为希特勒不仅以种族主义蛊惑民众，而且是以其冲锋队和党卫军胁迫民众，破坏其他政党集会，才得逞的。
胡湘先生的漏洞在于，首先种族主义宣传和冲锋队的暴行到底起了多大作用没有明确告知。如不说明此，则仿佛民众投纳粹党票大体是因为这两个原因。其实不然，这两个原因都起了一定作用，只是都不是主要作用。
当时在处于民主制下的德国，不仅有纳粹党以种族主义蛊惑民众，同时也有社会民主党宣传“社会主义”，还有共产党鼓吹“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有保皇党呼吁帝制，甚至还有资产阶级的钢盔团叫嚣军国主义。所有这些，令人遗憾的是，都受到民主宪法，民主政权的保护，民众听信什么，实在有很大的选择自主权。
至于冲锋队、党卫军的确曾以暴力破坏其他政党的集会，但因为当时纳粹党还没掌权，这些不是军事组织的民间暴力组织起的作用并不大。况且工会也有自己的组织，退伍军人（根据凡尔赛和约有大批人员）也有自己的暴力组织，都曾互相冲突过。在纳粹党没掌权时，没有多少人对冲锋队、党卫军怕到违心投票的地步。
事实上纳粹党获得选票主要靠的是它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和它捕获民心的狡猾理论和手段。“啤酒馆革命”失败以后，希特勒深信用暴力胁迫不如走“民主”的议会道路。1924年从监狱出来的希特勒明确表示“不再企图通过武装政变夺取政权”，而是：哪怕比动武花的时间更长，也要坚持议会斗争。
希特勒不仅组织了暴力团体，还组织了大量群众组织，纳粹党在各地建立街道和基层支部；成立了德意志少年团；希特勒青年团；民族社会主义大学生联合会及教师、医生、妇女联合会。
希特勒不仅宣传种族主义，还宣传：没收“不劳而获的收入”；“废除利息奴隶制”；“将一切托拉斯收回国有”；“分配大企业利润”；在农村实行“土地革命”；“废除地租”。希特勒不仅鼓吹民族主义，还扬言“代表人民对现行制度提出挑战”；“希特勒对千百万人民来说就是拯救的同义语”；“希特勒就是独立、工作和面包”；政府“把德国农民变得贫穷了，中产阶级破产了，几百万人的希望破灭了，近1/3的靠薪金生活的人找不到工作了”（这口气特像现在国内的左派）。
于是乎，这个“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人数激增，1930年30万，1931年80万，1932年超过100万。在支持纳粹党的人员中工人占到最大比例，达26.3%。属于官吏和大所有者的不足10%。
胡湘先生的这一漏洞还在于：上述纳粹党的种种言行活动，不管是否属于暴力，都是在这样一个事实下进行的，那就是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这个民主制不仅允许了纳粹党胡作非为，也允许了共产党、钢盔团胡作非为。前提仅仅是只要不搞武装暴动，干什么都行。事实上无论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政府，还是人民党的右翼政府以及“帝国联盟”的总统兴登堡都不欣赏希特勒。希特勒当上总理，是纳粹党依靠其在民主制度下取得的大量实力为基础的。没有这样的实力，兴登堡就会坚持其在同意希特勒任总理前不到半年时，通过政府向全国人民宣称的“因为他的良心和对祖国的职责不允许他将全部政府权力转交给想单方面使用这一权力的纳粹运动。”于是他在前总理巴本保证“在两个月内，我们把他挤到角落里让他尖叫。”的乐观估计下，认可了希特勒出任总理。可惜他们低估了纳粹党已获得的巨大实力，低估了民众对纳粹党的支持。当希特勒得到全部国家权力时，民众对他的支持率高达90%以上。
希特勒心里比谁都明白，正是民主制使他能利用历史的机遇夺得至高的权力，民主制同样也会让别的什么主义或别的什么人物获得同样的权力。所以他必须过河拆桥“彻底根除民主这个毒瘤”。
纳粹党使用了什么样的手段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不管怎么说，纳粹党是在一个民主制的共和国上台的，你说能和民主无关吗？
假如这个民主的共和国，这部当时最民主的“魏玛宪法”哪怕多少使用一点“不民主”的手段，比如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全面执政的时候，或者“宪法赋予了比皇帝权力还大的权力”的总统兴登堡的时候搞一点“不民主”，纳粹党还会那么顺利得到全部权力吗？可惜，民主不允许不民主！
不仅民主的软弱使希特勒上台，民主的软弱还可笑地使主持制定了那部“最民主的‘魏玛宪法’”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艾伯特总统，因为严格遵循那部宪法行事，被各种反对势力整得焦头烂额，甚至被判刑，最后竟在心力交瘁的状态下，因为治疗不及时，死于盲肠炎。这真不可思议！
胡湘先生一文的另一个小漏洞是：他引用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的话说：“一个民主的社会是政府依靠被统治者自由地表示同意的社会。”然后胡湘先生写到：这个定义的关键在于“自由地表示同意”。再然后胡湘先生接着写到：在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淫威下，民众如何“自由地表示同意”？诚然，胡克的那个“定义”中“一个民主的政府”如何如何不如“自由地表示同意”那么关键，但那个“定义”毕竟是就一个“政府”而言的，可是胡湘先生明写着“早在纳粹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前的1930年底”云云，这就是说那时纳粹党还没有“政府”这一身份，那么胡克的“那个定义”尽管千好万好，在这里仍是什么也不能说明。
1930年底，的确早了点。1933年1月希特勒才被任命为总理，那时“希特勒仍然不是德国的独裁者”（艾伦.布洛克）。1933年6月希特勒在民众和国防军的压力下，镇压了为他上台立下汗马功劳的冲锋队。直到1934年8月，兴登堡总统去世后，通过一次被控制的选举，纳粹党才夺得了全国政权。
那么从1930年底到1933年1月，再到1934年8月那个“政府”都作了什么？它正因为是一个以一部最民主的宪法为准则的政府，而允许“被统治者自由地表示同意”把德国一步步送到了纳粹党手里。
胡湘先生一文还有一个更小但更明显的漏洞。
胡湘先生说“在选举过程中，希特勒派遣其党卫军胁迫民众，破坏其他政党集会，明显违背了军队不干预政治的民主通则”。军队不干预政治的民主通则有之，但党卫军在汉语里有个“军”字，却不是军队。在民主国家里不干预政治的是国家的军队，希特勒的党卫军只是纳粹党的暴力组织，不是国家的军队。既然是纳粹党的党卫军而非民主国家的军队，当然会干预政治，不然纳粹党要它干嘛？
这个至多称得上民间暴力组织的党卫军所以能放肆地对其他政党及他们的支持者施暴，起码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它没碰上国家军队的镇压。虽然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只能保持10万人的一支国防军，但直到1930年德国仍有40万国防军陆军。就是到了希特勒上台时，国防军陆军总人数还是比10万多。这支国防军虽然人数不算多，用来镇压党卫军还是绰绰有余。
1923年希特勒的啤酒馆革命，前来镇压的仅仅是巴伐利亚的警察部队，枪声一响，三千纳粹党暴动分子立刻四散逃窜。据说希特勒这个一战中负过伤的下士，第一个卧倒在地，然后爬起来撒腿就跑，被警察逮个正着。若是换了国家的军队前来镇压不定会怎样呢？
恰恰因为国防军遵循了“军队不干预政治的民主通则”，没有镇压纳粹党的种种破坏活动，才使得希特勒的上台如此一帆风顺。
果然如莫某所言，把胡湘先生一文的漏洞一一补上，所得出的结论刚好和胡湘先生的观点相反。魏玛共和国很不成熟的民主制度和最民主的“魏玛宪法”中不完善的民主设置，使一个民主社会将民主的软肋由各种政治野心家们（除纳粹党外还有完全听命苏俄指挥的德国共产党）乱戳，民主被阴谋、谎言、暴力所绑架，像一个涉世不深的小姑娘，被裹挟着带着纳粹党夺取全国政权而无可奈何，并最终被“枪杀”。
所以先确立一个观点，再用历史证明这个观点，而不是从历史的方方面面细节分析出结论，是很危险的。这种马克思惯用，之后又被马列主义者大量采取的手法，是找不出真理的。
至于说专制，当然不是民主的对立面，特别是如果你说的民主是指“人民当家作主”或“少数服从多数”（若以为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民主，也即人民当家作主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那是不是太幼稚了。不妨问问当时的“人民公敌”和被置于人民之外的人是什么感觉，不就明白了吗？），这样的民主差不多就等于是专制了，相互间哪里还有对立。这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为多数人的利益而对少数人的专制。当上世纪50年代初，全国人民欢天喜地的以“人民民主专政”镇压被撵出“人民”的一小部分人时，你说那不是专制又是什么？当上世纪60年代中，全国人民昏头昏脑的以“大民主、大字报、大辩论”和暴力揪斗批打走资派、地、富、反、坏、右、资、封、修、特、叛、奸时，你说那不是专制又是什么？又要实行专制，又要看上去有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就是打着“无产阶级民主”的旗子的专制吗？
其实民主的对立面很清楚，那就是独裁。无论是一个人、一家人、一族人、一伙人、一个组织、一个集团、一个政党、一个阶级手握全部权力，国家、社会、民族的事由他、他们独自做主，就是独裁。裁就是做决定，就是做主。独裁就是除他、他们之外，其他人被剥夺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即做主的权利。于是民，这个无论内涵和外延都被任意理解，因而一直争论不休的主体，就做不了主了。
不难看出，民主作为近代以来人类最向往的美事儿，却始终没被人说清楚。因为民主不是一个价值元素，它是一个价值体系构成物，人们可以说清楚自由、平等、博爱、公平、公正、正义等许多价值元素，却只能让一个价值系统构成物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一步步通过补充、修正完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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