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风险社会及其有效治理的战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6/06 05:11:35
风险社会及其有效治理的战略
作者：张成福 谢一帆
摘要：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与风险相伴随的。社会的冲突与动荡、环境的污染与恶化、层出不穷的灾害、各种各样的传染性疾病、恐怖主义等，都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风险。所谓风险，是指影响未来事件/ 行为及其结果的某种不确定性，它是关于某一事件/ 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对发展目标的影响的描述。风险包括事件/ 行为的概率与后果两层含义，并涉及风险承受体的脆弱性和人的主观价值判断。
[摘要] “风险社会”是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社会科学界被广泛认同和讨论的概念之一。风险社会的形成，归根结底在于风险从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过渡。人口、资源环境、科学技术、组织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构成了现代风险社会的五个基本风险源，而全球化、城市化、贫富两极分化、社会治理能力弱化和大众风险感知强化实际上扮演了风险社会的催化剂的角色。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必须从战略视角出发，考虑和设计风险治理的原则、措施和方法。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应采取政治、市场、社会、文化、组织化、机制、法律、信息、科技、国际合作十大战略。
[关键词] 风险；风险社会；风险治理；战略
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与风险相伴随的。社会的冲突与动荡、环境的污染与恶化、层出不穷的灾害、各种各样的传染性疾病、恐怖主义等，都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风险。所谓风险，是指影响未来事件/ 行为及其结果的某种不确定性，它是关于某一事件/ 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对发展目标的影响的描述。风险包括事件/ 行为的概率与后果两层含义，并涉及风险承受体的脆弱性和人的主观价值判断。
无论归咎于风险本身的增量，还是公众认知的提升，风险都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和面对的事实。而且，与传统社会相比，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开放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完全置身于风险丛林之中和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 1 ] ( P218) 风险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性特征和理解真实世界的背景，它不仅改变着社会，而且改变着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甚至从制度和文化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运行逻辑。
一、风险社会的背景
1986 年，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提出“风险社会”概念，强调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推动，社会公众切身地感受到生活在因市场经济、先进科技和官僚行政等现代性带来的风险之下，以及由此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巨大挑战。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并有力地推动了对风险问题的研究与应对，“风险社会”也因此成为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社会科学界被广泛认同和讨论的概念之一。
几乎同时期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疯牛病等危机，为风险社会理论提供了有力佐证。尤其是进入21 世纪以来“， 9 ·
与传统社会相比较，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公共风险的增大并居于主导地位。公共风险具有两个基本属性：一是内在关联性，即公共风险的作用对个人来说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二是不可分割性，即任何个体都无法游离于公共风险之外，遭受损害的可能性也是基本相同的。公共风险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关注与应对，人们一般把这一领域的风险分为自然的和人为的两类，或者如吉登斯所提出的外部风险和人造风险。[2 ]来源于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自然的不变性所带来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如地震、洪水、海啸等；而人造风险是由于人类行为尤其是不断发展的知识、技术和制度安排对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如生态、化学、基因、核风险等。从风险形态来看，有几类风险由于其对人类的危害较大而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如自然灾害、工业事故、传染病、恐怖主义、食品安全等。[3 ] 这种基于实际操作作出的分类与危机、紧急事件的分类是一致的，也是各国对风险进行干预和管理的主要路径。传统上认为风险是损失的代名词。在当代社会，风险给人类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根据国际灾难数据库( International Disaster s Database) 的最新统计，1975 —2008 年，全球共发生各类灾害风险8 866 起，导致2 283 767 人死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5 276 亿美元。其中23 次巨灾风险引起的灾难就导致1 786 084 人死亡(大多数在发展中国家) ，并造成近40 %的损失(大部分在发达国家) 。[ 4 ] 另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提供的数据，仅2008 年一年，全球就发生了300 次以上的灾害风险，共造成235 000 人死亡、2 亿人受到影响和1 810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5 ] 除了人员伤亡、建筑物倒塌、基础设施破坏等物理层面的损失以外，风险给社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包括：(1) 影响经济运行和发展，包括生产和服务中断、财政支出增加、市场秩序混乱、消费者信心不足、投资减少、债务增加等。(2) 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行，包括社会环境恶化、社会关系受到影响、社会信念体系动摇、公众心理状态紧张等。(3) 造成政治上的影响，如政府形象受损和公信力下降、政府正常计划被打乱、国家和地区稳定受到影响、国际关系紧张甚至出现冲突和战争等。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风险所带来的影响似乎更多是负面的，但从发展的角度而言，风险也隐喻着新的发展机会。风险具有两面性：风险的发生既可能造成灾难和痛苦，也可能带来发展和创新，其损失与收益机会并存。如果应对得当，风险所导致的影响和压力就可能转化为变革的推动力和催化剂；存在风险的脆弱环节往往会受到更多关注，从而成为新的发展领域。对于政府而言，风险的存在也具有改进政府管理、改善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的正功能。因此，对于风险，不应只是简单地对待其损失的一面，还应将风险作为一种机会，一种积极的甚至难得的改善与成功的契机。在一贯认知风险消极因素的情况下，对其积极性的关注是应当特别强调的。公共管理者尤其是领导者应当有意识地包容和利用风险，善于将风险转化为改进自身和未来发展的机遇，通过减少风险损失、获取风险收益，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二、风险社会的根源与成因
当今时代，各种风险层出不穷，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风险社会的形成，归根结底在于风险从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过渡。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传统风险的表现形式以自然灾害为主，但从根本上看，现代风险社会的形成是人的因素作用的结果。
随着人类活动频率的增大和范围的扩大，其决策和行动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强，风险结构从自然风险占主导逐渐演变成人为的不确定性占主导，风险的“人化”程度显著提高，“内生”特点更加明显。可以说，只是在近代之后，随着人类成为风险的主要生产者和制造者，风险的结构和特征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才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风险”，并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的雏形。具体来看，人的因素对风险变迁的影响主要产生于人口、资源环境、科学技术、组织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五个领域，这也构成了现代风险社会的五个基本风险源。
第一，人口。全球人口总量的持续增加已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根据联合国最新人口统计数据，全球人口总量将在现有68 亿人的基础上继续增长，到2050 年超过90 亿人，其中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幅尤为显著。[ 6 ] 人口剧增会使社会承担巨大的风险： (1) 加剧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紧张状况，对资源环境造成空前的压力。(2) 人口高度密集的居住方式将使社会面临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公共卫生风险。(3) 影响到人类社会系统自身的结构、功能与发展，如人口老龄化问题。(4) 对各国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严峻挑战，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可能会对政治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第二，资源环境。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是全球资源环境状况愈加严峻的主要原因，而人类自身也反过来要承受其带来的巨大风险： (1) 气候变化。近百年来全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过程，可能导致极端气候现象和重大灾害，并对农业、种植业和人体健康产生影响。(2) 生态环境危机。主要表现在臭氧层破坏、酸雨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大气、水源、土壤和生物污染严重，海洋、森林、草地和农田四大生命系统受到损害等方面。(3) 资源紧缺。淡水、土地、粮食、能源紧张，越来越难以满足人类持续增长的需要，这将是我们要长期面对的问题。
第三，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大提升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和水平，为人类提供了更好的生存环境和状况。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工业事故、生态危机、核泄漏等巨大风险，其后果越来越难以预测和控制，潜在的负面作用日渐显露。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潜藏着对人类社会的各种威胁，成为现代风险社会的重要根源。科技的风险主要来自于： (1) 高新科技和技术进步本身带来的不确定性。(2) 技术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3) 现代社会人们对科技的高度依赖甚至过度依赖。(4) 对科学技术的研究日益突破限制和禁区。(5) 科学研究的逻辑在很多领域已经发生改变。
第四，组织制度。人类具有冒险的天性，也有寻求安全的本能，组织制度的完善为这一矛盾取向提供了实现的环境及规范的框架。但组织化和制度化亦使得某些人为风险加速成形和定型。(1) 组织化的行为使得某些简单的风险变得复杂，也使得风险可能成倍扩大，尤其是它与技术因素的相互混合，更加剧了风险的隐蔽性、复杂性和摧毁性。组织的复杂性还增加了应对风险问题的困难程度，甚至带来“有组织的不负责任”(organ2ized irresponsibility) 。[7 ] ( P28) (2) 工业、法律、科学等各个领域的制度在规范各自活动的同时，也导致了许多风险。社会正在制度性地产生和制造风险，因为制度本身就是风险的重要来源。
第五，社会经济结构。严格地说，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风险大多是人类不理智、不适当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造成的结果，由此形成的不合理的社会经济结构往往成为众多危机与灾难得以萌生与爆发的源头。主要表现在： (1) 市场经济、竞争压力和追求效率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规模化和过于集中，从而大大增加了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脆弱性。(2) 只顾短期效应而忽视可持续性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通常是造成发展中国家风险频发的重要原因。(3)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减少，市场和公民社会的自主性得以提升，但在转型期亦不可避免地产生失序或混乱。(4) 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分化、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加剧，致使社会运行的成本增大。
以上诸多领域中存在的风险，逐步取代了传统自然因素的不可抗力，演变成为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的主要形式。然而，现代风险社会的形成，不仅在于这些风险源的存在，还在于其他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包括全球化、城市化、贫富两极分化、社会治理能力弱化、大众风险感知强化等。这些因素的单独或交织作用，使得风险的爆发容易演化或放大为在时空维度失控的危机，极大地提高了处置的难度。
第一，全球化。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全球化对促成风险社会具有关键性的影响。首先是风险源的全球化。人员、物资、资本、信息等跨国界流动的加速以及各个国家、社会、人群相互联系和依赖的增强，必然会导致原来仅限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风险传播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这些风险在传播过程中，彼此还可能相互交织，产生新的风险源，使得风险种类增多。其次是风险影响的全球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联系越来越紧密，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此背景下，风险所造成的影响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民族国家的疆界之内，而是会迅速波及其他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从这一意义上讲，全球化促成了风险的平等化和无差别化。
第二，城市化。截至2008 年底，我国共有城镇人口6.07 亿人，城市化率达到45.7 %。[8 ] 2008年底，全世界城市化率首次达到50 %；到2050 年还将达到70 %。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化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风险化的过程，表现为： (1) 传统社会风险与现代社会风险共存并生，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加。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带来了社会风险的现代转型，从而导致城市社会面临更多人为的、制度性的现代社会风险以及新旧多元甚至重叠性社会风险。(2) 风险的规模效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而提升。城市化进程在带来规模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规模风险，这使得城市社会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更大挑战。
第三，贫富两极分化。尽管全球经济呈现出不断增长的发展态势，但是地区间和国家间的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据统计，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在过去40 年间增加了一倍，全球最不发达国家已从1971 年的25 个增加到目前的49 个。贫富两极分化所带来的风险是不容忽视的： (1) 一些国家的极端贫穷和落后，催生了部分民众的绝望心理和铤而走险的心态，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土壤，也成为诱发或强化国家之间利益矛盾、引发冲突和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2) 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及其背后所隐藏的巨大的社会不公正，不仅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还会削弱抵御和应对自然灾害、社会冲突和严重传染性疾病等风险的能力，加大风险给社会带来的冲击力。
第四，社会治理能力弱化。风险不仅是对政府管理能力的挑战，更是对全社会整体应对能力的考验。从当今世界来看，社会治理能力尚不能满足应对风险的需要。首先，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的社会公共工程，风险治理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力、物力和强制性机制，更需要最大限度地吸纳各种社会力量参与。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市场、公民社会等现代治理机制正在形成之中，尚存在诸多缺陷，不仅难以充分发挥治理功能，还容易产生和诱发新的危机，从而对社会治理能力的构建和提高带来挑战。其次，现代人的个性化倾向也加大了公众行为选择的不确定性，很可能由于个体行为的偏离或差误而给整个社会系统带来风险。在社会发展多元化、多样化不可逆转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千差万别的个体行为所导致的风险，成为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必须解决的新课题。
第五，大众风险感知强化。风险与危险的区别之一就在于风险带有主观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感知使风险成为“现实”。不仅如此，风险还有可能是建构的结果，个人、社会、文化、媒体等因素都会通过建构风险来影响人的风险感知。可以说，大众不断强化的风险感知作为主观因素，也是风险社会形成的重要原因。首先，风险的层出不穷，使人们切身感受到置身于一个真实的风险社会之中，增强了风险感知、风险意识和对风险社会的认同。其次，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为人的风险感知提供了巨大便利。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媒体，也对强化风险感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外部因素亦有可能放大实际风险，引发公众不必要的心理恐慌，从而带来负面影响。
三、风险社会有效治理的战略
作为人类为应对风险而实施的一种现代管理行为，风险管理是长期以来企业、政府和社会普遍采用的一种抗风险方法和工具。然而，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使得传统的相对狭窄的技术性的风险管理越来越难以满足现代社会和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它超越了纯粹管理的概念和范畴，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治理问题。如何建立一套对风险社会进行有效治理的制度安排，推动风险社会善治格局的形成，成为政府、社会以及有志于参与风险社会治理的人们共同思考和面对的问题。这种制度安排应该考量与风险有关的所有因素，有效地协调受到风险影响的各方关系，合理地分配现代社会的力量体系及其权责。一言以蔽之，通过这种改善的制度安排，能够有机地整合所有相关的知识、技术、立场、力量和资源，更好地应对风险社会带来的变革与挑战。
风险社会的特点及其治理的内涵，要求我们坚持整体主义的方法论，站在国家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高度，从宏观、全局和长远的视角出发，考虑和设计风险治理的原则、措施和方法。为此，我们提出风险社会有效治理的十大战略。
(1) 政治战略。从古至今，政府存在的目的之一就是管理风险。政府管理风险的水平和效果如何，影响到民众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认同，影响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因此，有效地管理和降低风险，保护人类安全和公民福祉，保障社会有序运转，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也是政府的基本政治责任。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作为风险治理的实施者具有很多方面的优势：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具备了在风险治理中的领导能力、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合法的强制力。有鉴于此，政府不仅与风险治理利害相关，更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政府不仅要参与风险治理，更要切实承担起风险治理的主导作用。针对具体风险的治理而言，政府发挥的作用也有所不同。当个人或企业行为对他人构成风险时，政府扮演的是管制角色，旨在确定游戏规则；当风险不可抗且不能归结于任何主观故意因素时，政府扮演的是服务角色，提供保护和减轻影响；当政府处理自身事务带来的风险时，扮演的是管理角色，减少自身运行给外部带来的风险。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负责任的政治领导者，应当具有强烈的使命感、政治承诺和政治责任感，将责任范围内的风险纳入自身的职能范围，并明确区分和应对；应当在风险治理的组织建设、制度创新、资源保障、文化培育等方面，予以坚定的政治领导和政治支持；应当以风险治理为契机，推动实现政府宗旨，改善政府管理和政治统治。
(2) 市场战略。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的普遍发展，使得市场成为现代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也成为在风险社会治理中应予灵活运用的有效机制。与公共部门相比较，私人部门趋利避害的特性，使其对于风险更为敏感且具有更强的弹性和创新精神。应当通过公私合作，将私人部门的这一优势以及私人部门风险管理的先进经验、技术和方法纳入风险治理中来，在风险预防、消减、转移、共担等环节发挥积极作用。尤其是保险，作为风险承受体之间的风险转移与交换，或者说是重新分配，已经演变成为当今社会使用最广的风险转嫁机制，也成为风险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基于风险存在的普遍性、不确定性和结果的破坏性，通过保险手段来转嫁风险，从而帮助个人和社会解决风险问题，不失为风险社会有效治理之良策。在政策层面，可以更多地采取经济诱导政策以取代直接供给和硬性管制，根据人们趋利的特性，阻止那些容易引发风险的行为，鼓励采取具有正外部效应的行为。与传统的“命令—控制”型工具相比较，这种基于市场机制的政策工具更有弹性，成本更低，也更有效率。
(3) 社会战略。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离不开全社会各方力量的聚合与参与。除了政府和企业外，各种各样的非营利组织、社区组织、志愿者组织等也是风险治理的重要实施者和参与力量。首先，需要创建以风险治理为目的的非营利组织网络。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草根性、弹性、创新性、专业性等比较优势，使其能够在广泛的风险领域
施加独特影响，弥补政府力量之不足。尤其是国际性和区域性的非营利组织，还能在风险治理的交流与合作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次，社区组织贴近实际、扎根基层的优势，使其能够在风险监测、预警、宣传、教育、培训等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将风险治理置于社区有效防范和应对的基础上，目的在于发挥社区在风险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此提高整个社会的抗风险能力和恢复力，降低社会的脆弱性。再次，加强志愿者组织的建设，也是现代社会公民参与风险治理的重要途径。风险治理已成为志愿者组织一项越来越重要的功能。通过志愿服务的方式，有助于提升全体公民的风险意识、知识和抗风险的能力，从而构筑有效的风险治理的社会基础。
(4) 文化战略。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要求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包括对风险的认识、感知、态度、观念、意识) 及所有支撑行动的理念范畴。与西方某些学者提出的风险文化论不同，这种所谓的文化不是风险产生和存在的决定性因素，文化来源于现实，反映并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现实。风险治理的任务决定了风险治理的文化是非线性和有弹性的。在组织内部，要通过持续学习和相互学习，鼓励创新，避免僵化，形成对风险的正确理解和认知，提高风险意识和责任感，建立一种乐于承担风险、有效支持变革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培育组织风险文化与构建学习型组织、弹性化组织是一致的。在社会层面，要通过媒体等公共信息宣传、标准化的学校教育、风险知识普及教育、抗风险技能培训、定期与不定期的模拟演习等具体措施，提高公众和整个社会的风险意识、知识和抵御能力，在全社会范围内引导建立能够适应于风险社会的文化。无论是在组织层面还是社会层面，培育风险治理的文化都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当抓住组织变革、人事变动、危机发生等有利时机，积极推动文化转变。
(5) 组织化战略。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需要组织化的力量，依托于一定的组织平台。首先，风险治理是任何社会组织的基本目标，无论是公共组织还是私人组织。风险的存在，使得组织的内、外部环境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影响组织目标的实现，这些因素都应被纳入有效管理，以保证组织的生存与发展。风险治理由此越来越成为现代组织的一项重要职能。其次，必须存在长期承担风险治理责任的组织机构，但并非一定要成立独立的专职机构。由于风险治理不断朝着更加综合、全面或整合的方向发展，因此，将风险治理当做一种独立行为，还不如将其整合进既有的管理活动中。基于这种认识，现代组织普遍将风险治理职能分散于一般的职能部门当中，“兼职”的风险治理机构往往多于“专职”的机构，所有相关职能部门都可能承担风险治理的某些具体活动。因此，明确哪些组织机构承担风险治理职责与合理划分权责范围才是重点所在。再次，要有从事风险治理的专业人员。为确保专业性和职业化，从事风险治理的组织成员应当具备与风险治理相关的资格证明、知识体系和道德标准，并在工作中通过教育培训不断发展提升。
(6) 机制战略。由于风险的动态性，对风险社会的治理也要经过一个连续不断的动态过程，需要建立和完善一整套有效的运行机制。第一，决策机制。风险暗含着决策，正是决策使得风险和危险区别开来。[ 9 ] 在不确定性和压力面前，应当逐步适应和优化风险决策，将风险纳入日常决策的行动和程序中来，尤其要将风险与组织管理、与经济社会发展、与未来可持续发展相整合，以减少决策风险的不利后果。第二，执行机制。决策只有付诸执行才有意义。在执行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留出一定的余地，保持适当的灵活性和弹性。更重要的是，应把风险作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而非强加于己的身外之物。第三，协调机制。通过这样一种机制，能够有效地协调各方的利益和需求，整合各方的资源和力量，化解争议和矛盾，争取达成共识。而且，这种机制必须建立在一致的、合理的和民主的方式之上。第四，沟通机制。风险的有效治理还需要科学与政治之间的沟通、专家与公众之间的沟通、风险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等等，双向甚至多向的沟通机制在风险治理中将发挥重要作用。第五，责任机制。风险社会的运行越来越要求各方承担自身造成的风险的责任，对责任的明晰有助于避免可能导致的混沌局面。应当明确规定相关主体的风险责任，建立责任落实和责任追究机制。
(7) 法律战略。风险社会的治理需要有制度做保证，在既定的规则范围内进行。为此，应当创制一定的规则体系，以长期规范风险治理行为，使风险治理过程具有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制度往往体现为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体系。所谓风险治理的制度化，就是要创建服务于风险治理目标的规则体系，使得风险治理行为稳定化、规范化与常规化。因此，风险治理的制度建设措施多体现为各种层次的立法行为与规则制定过程，尤其是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则以规范风险治理行为，使风险治理过程有法可依，减少风险治理行为的不确定性。
立法行为在风险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是突出的，如我国出台的《防洪法》、《防震减灾法》、《传染病防治法》等专门的法律法规均在一定程度上为相关的风险治理行为提供了制度保障。《突发事件应对法》和尚未出台的《紧急状态法》等涉及危机管理的立法也应纳入风险治理制度化的范畴。此外，风险治理行为的制度化还意味着风险治理成为公共管理的常规性议题之一。不同层级的管理者必须创制稳定的风险治理工作制度，以便保证风险治理目标的达成。
(8) 信息战略。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必须建立在准确、全面、适时的信息基础之上。风险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动态性，使得信息的作用更加不可忽视，也使得信息系统的建立变得更为重要。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包括资料库、知识系统、规范模型、预警系统、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平台等在内的信息系统，为风险治理中的决策制定、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提供有力支持。开放是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一大法宝，开放的风险治理与开放的政府和社会是一致的。事实证明，公开透明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消除恐慌、稳定情绪、赢得信任、达成共识，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因此，风险治理机构在治理过程中应当保持高度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至少要明确在多大程度上与公众共享信息。在开放的治理体系的基础上，还要加强风险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沟通本身可能产生和放大风险，全球化、民主化、网络化的时代，更给风险沟通带来挑战。开放性的沟通态度、对话式的沟通方式、有策略的沟通技巧、多元化的沟通工具，都有助于提高风险沟通的有效性，而获得和维持公众的信任是关键所在。
(9) 科技战略。风险是复杂的，现代风险更加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质。这意味着风险治理的专业性不是减小，而是大大加强了。专家对于风险议题的发言权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和难以替代，专业咨询或建议由此成为风险治理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建立合法化、制度化的专业咨询体系，为风险治理和风险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也为风险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持，尤其是计算机、互联网、卫星遥感、全球定位系统等技术的运用和信息管理系统、信息通讯系统、决策支持系统的建立，极大地提高了风险治理的有效性。风险治理者必须熟练掌握和应用技术领域的信息和知识，政府也应当采取相关措施鼓励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以期为风险治理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风险治理还需要相关学科的交互与融合，包括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将硬科学和软科学结合起来，将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结合起来。此外，还要掌握和运用专业的风险管理工具和方法，包括如何进行风险的识别、分析、评价、预警、处置和日常监测等，这实际上也构成了风险管理循环往复的过程。
(10) 国际合作战略。风险的全球化表明：风险并不为某个国家或地区所独有，而是全人类要共同面对的；对风险进行有效治理也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责任，而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单纯地依靠以地域、国家、民族为基础的治理机制已经无法解决全球化时代的风险，必须突破既有的利益障碍，建立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战略，寻求多方面、多层次的合作。多方面的合作表现为风险治理的合作领域是广泛的，包括所有影响到人类的跨国界问题，如全球安全、生态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人类自身的安全等。多层次的合作表现为风险治理的合作主体是广泛的，涉及村庄、部落、地区、国家乃至全球范围。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国际合作战略应该建立在充分考虑各国国情、社情和文化价值差异的前提之下。世代的、种族的和历史的背景都会促使人们对风险作出相当不同的理解和反应。因此，要以协商的方式明确各自的权利和责任，在公平、合理、有效的前提下开展国际合作。同时，还要处理好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全球共同治理与各国自我治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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