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大师 董仲舒(3)

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驾崩。景帝是继文帝之后，又一个奉行黄老清静无为、与 民休息之治，从而实现“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称景帝时期，仓禀丰实，府库饶财， 移风易俗，黎民淳厚，西汉社会从经济到治安都达到了农业社会美好的极点。但是， 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无为放任，诸侯骄恣，豪强坐大，商业地主侵渔细民，割据 势力业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临，匈奴寇边……班固论当时形势曰：“汉兴六十余 载，海内义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汉书·公孙弘传赞》） 在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汉社会实已潜藏着严重的危机。急需有为之君起而进行大 刀阔斧改革，制祸患于未发，防斯民于土崩；更进而结束无为之治，乘仓实财饶之 运，大兴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础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礼乐教化的盛世 太平！可是，景帝只是一个继体守文之君，他实现文景之治的最大奥秘只是“无为 之治”，在民力凋弊之时让其自创财富，自食其力。文景之治的到来与其说是文景 君臣统治得好，不如说是放松统治的好。怎样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实现大治，文景 君臣就无能为力了。这个使命历史地落到了汉武帝的身上，汉武帝的继位，给西汉 社会带来了新气象，也给儒学带来了复兴的希望。十年磨一剑，三载不窥园的董仲 舒，正好赶上了这个机会，真是千载一时，三生之幸！

1．汉武帝

汉武刘彻，是景帝的中子，爱好文学，崇尚儒术，雄材大略，朝气蓬勃。他讲 文治，修武功，北击匈奴，南抚百越，西通西域，东郡朝鲜。西汉帝国声威大振， 号称极盛。他在位时期也是西汉人才最盛的对期。《汉书》称赞说：“群士慕向， 异人并出。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 推（荐）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制诰）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 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庄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调制音 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 （托孤）则霍光、金日(石单)；其余不可胜记！”（《公孙弘传赞》）真是人才济 济，群星灿烂，“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同前）！西汉此时之所以如此群贤毕集， 广得异材，固然与汉武帝本人雄才大略的感召力有关，更是他求贤若渴，不拘一格 选拔人才的直接效验。而其选拔人才的有效手段，便是经常性下令郡国及百官公卿 举贤才、荐奇士和下令郡国立学校、修儒学。据《汉书·董仲舒传》所载，汉武帝 “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秀才）孝廉，皆自董仲舒发（倡议）之。”可见汉之 得人在武帝，武之得人在选举与儒学，而选举和儒学的提倡则发自董仲舒。由一个 儒者之议影响朝廷的决策，由正确决策导致群士向慕，再由人才群集而迎来西汉帝 国的极盛局面。于此，谁还会说德生无用呢？此乃“无用”之大用！“无用”之妙 用！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建元。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少 年天子，一改文景时代一切因任自然、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施政方针，建元元年 新年伊始，即“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直言极 谏之士”。这次应举者百余人，庄助为举首；公孙弘以明于《春秋》中选，为博士； 辕因生亦以贤良应征。其余学申不害、商鞅、韩非法家之言，操苏泰、张仪纵横之 说者，一概罢黜，不予录取。董仲舒是否参加这次对策，史有分歧。董仲舒对策， 《汉书·武帝纪》记于六年后的无光元年（前134），《资治通鉴》载于建元元年。 《汉书》所记可信。对策说“今临政愿治七十余年”，从高祖元年至建元三年才七 十年，若是建元元年对策，不得称“七十余”，而至元光元年则为七十四年，可以 说“七十余年”。董仲舒建元初不出对，很可能与当时政局有关，那就是窦太后仍 然健在。窦太后是文帝皇后，景帝母亲，武帝祖母，她好尚黄老，憎恨儒学，菲薄 五经。武帝即位，被尊为太皇太后，建元初年，朝廷大事都得奏请她首肯。此时自 然还不是推行儒学的时候。事实上，儒学刚一抬头便遭到窦太后的严励摧折。元年 夏，汉武帝任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虫分)为太尉。窦田倾向儒学，推荐儒 生赵络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赵、王二人是诗学大师申培的弟子，建议立明 堂以朝诸侯，用“束帛加壁，安车蒲轮”的特殊礼遇将申培从山东接来，商议明堂 礼制。似乎坠给将振，”儒运当兴。赵绾一时得意，竟要汉武帝不再奏事太皇太后， 以便推行儒术。结果窦太后大怒，私下调查出赵绾、王臧贪污事实，责问汉武帝， 武帝将二人下狱，迫令自杀谢罪。窦婴田(虫分)亦免职反省。申公以老疾为由，县 归故里。明堂之事不了了之。整个建元时期，儒学都受压抑，在艰难中挣扎。直到 窦太后亡故之后，儒学才真正迎来了复苏的春天。董仲舒也才应时而出，适时地喊 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长期郁积的心声。

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窦太后死，黄老之学的最后一个顽固堡垒消失了。 六月，武安侯田(虫分)复出为丞相，坚冰已经打破，阻碍已经消除。‘司马迁说： “及窦太后崩，武侯田(虫分)为丞相，细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 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 《史记·儒林列传》）。儒学的真正复兴和走俏是在窦太后死后，而为儒学的走红 作好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的，则是次年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如果以窦太后薨作为汉 代学术崇尚的转折点，那么董仲舒的对策无疑就是儒运宏昌的开端。

2．贤良对策·第一策

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又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而董仲舒以贤良对策。 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亦连答三章，其中心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史称《天人三 策》（或《贤良对策》），后被班团全文收在《汉书·董仲书传》之中。

第一策主要是“天命”和“性情”问题。汉武帝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为何有善恶良莠之分？当务之急，“何 修何饬”，才能使“百姓和乐”，祥瑞普降呢？

董仲舒正告说，有天命存在，灾异就是天与人的对话：

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 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天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国家政治有失，天就出现灾害来谴责他；如不 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异现象来警告他；如果还不知悔改，天才改变成命，使其丧 邦失国。这就是“天人感应”，天和人可以互相感应，互相影响。他说王者将王天 下，天必出现一种非人力所能引起的征兆，此即“受命之符”。如果“天下之民同 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尚书》记载，周之文武将兴，兵渡盟津， 白鱼跃入王舟；有火覆盖在王屋上，又忽然流动，变成了红羽乌鸦。这就是三代受 命之符。祥瑞不是凭空产生的，她是对美德的报答，是王者世世代代“积善累德” 的效验。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灾异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他认为这是“废德教而任刑罚”的结果。刑罚不中就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气聚 于上，上下不和，阴阳之气就不会协调，阴阳失调就产生妖孽，于是灾异就出现了。 天瑞与灾异虽是天的旨意，但都是根据帝王的所作所为作出的应答。

对于人性善恶问题，董仲舒说：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惰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 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

命是上天的指令，性是生命的本质属性，情是人的欲望情感。人的性情有仁与 不仁，寿命有长有短，都是造物者（陶冶）和社会环境（治乱）作用的结果。天命 无法改变，而社会环境却可以改良。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 风必偃（向风而倒）。”因此，尧舜行德政其民就仁厚长寿，桀纣行暴政其民就贪 鄙夭折。可见人民的好坏善恶全在你皇帝老儿的所作所为了。“上之化下，下之从 上，犹泥之在钧，唯甄（塑造）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熔炉），唯冶（铸造）者 之所铸。”

当务之急该怎么办呢？董仲舒提出“法天”、“正始”、“教化”、“更化” 四策。

法天的原理本之《春秋》。他说，稽考《春秋》之文，求王道的端绪，找到一 个“正”字。《春秋》开篇即说“春王正月”，正字排在王字之后，王字又排在春 字之后，春是天体运行方式，正是王的行动方式，这个排列顺序表达的意思就是： 王者“上承天之所为（天道），而下正其所为（人事）”。那么王者被有所为就当 求之于天道了。天道是什么？他说：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 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天道有阴阳，人间有德刑。天以阳气为主，以生养为德；人亦应以德政为生， 以生成为意。可是“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 施虐政于天下，而望德教遍于四海，岂不是南辕北辙么？

正始之意亦发自《春秋》。《春秋》第一篇是“鲁隐公元年”，为何谓一为元 呢？他说：“一者万物之所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 本也。”《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见一是万物的 根基，是本，是始。元，为首，为大。称一为元，即是说要重视开始，端正根本。 政治之本在百官，百官之本在朝廷，朝廷之本在君主，君主之本在宸衷，“故人君 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裔）。” 天下正与不正，就视你君心正与不正。天下四方都正了，没有邪气干扰于天地之间， 阴阳调和，风雨得时，五谷丰登，民生幸福，四海来宾，若此，福物祥瑞，莫不毕 至。

正始是统治者自正，教化则是正民。董仲舒认为当时“美祥莫至”的另一原因 是“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他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 防之，不能止也。”老百姓都是追逐物质利益的，不用教化为堤防就会有作奸犯科 之事发生，因此帝王临驭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他建议汉武帝：“立大学 以教于国，设库序以化于邑，渐（浸润）民以仁，摩（砥砺）民以谊（义），节民 以礼。”自古以来，凡是“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都是由于“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更化讲革除积弊，改弦更张。圣人继乱世，应当干净彻底地扫除其残风余孽， 万象更新，然后再修明教化来美化风纪。可是秦承晚周之敝，非但不改，且有过之 而无不及。秦始皇反对习儒雅，禁止民间扶藏诗书，抛弃礼义，尽灭先王之道，独 断专横…真是“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所以得天下才14年便灭亡了。汉承秦 制，无所更改，“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鄙薄丑恶，人民卑劣嚣顽，好 勇斗狠，欺上惘下，低级下流到了极点！于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恶习 不除，有新的法令必有新的奸诈。正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法令再多也无济 于事。孔子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粉饰）也。”现在汉承秦之敝， 正如朽木粪墙，不加革除，终不可救。他比喻说：“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 乃可鼓也。”同理，“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汉家得天下 以来，常欲善治却得不到善治，其原因就是“当更化而不更化”所致。临渊羡鱼， 不如退而结网；临政愿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的内容就是励行“仁义礼智信”正 常之道，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享鬼神之福。一句话，就是要革除亡秦以法为治 的恶政，改变汉初因循守旧的惰习，力行儒家仁义礼智，积极有为的政治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