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创作悲剧：解放后没写好作品 临死仍说我要写

■编者按

9月24日是曹禺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从9月22日起，本版从寻访、怀故、忆亲等不同角度连续刊登文章，以增加读者对他的了解，并表达我们对这位文化大师的敬意。

时值中秋，愿大师的百年清辉伴随着当空明月，慰藉着我们对光明的向往。

■爸爸收集过几个先进人物的事迹数十本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爸爸觉得他向往的新世界已经到来，衷心地希望能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他完全不去考虑已有的艺术成就和地位，全心全意地去做任何分配给他的工作，那些他不熟悉、不会做的事情。解放初期国家还没有礼宾司，爸爸曾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主持过一段外宾接待和国宴事务。送往迎来，安排活动和食宿，准备宴会，甚至排座位、选酒品尝等许多烦琐的事务工作，事无巨细，他都亲自动手。记得，接待包括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在内的苏联艺术家代表团，爸爸反复地去查看舞台的地板，唯恐损伤这双金贵的“国脚”。那时，爸爸一天常常工作十几个小时，非常劳累，他曾患有严重的胃病，吐过血，此时他经常犯病。但即便如此，他也从来没有为做这些与写作无关的事情而抱怨。在新生活面前，爸爸觉得自己是“从旧社会来的人”，觉得自己所熟悉的东西已经没有用了，包括他的戏剧艺术，真的觉得都没有用了，因而，自己迫切需要学习，需要彻底地改造。他以一种近乎孩童的天真，来接受新事物。爸爸是一个非常感情化的人，看问题做事，常常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容易偏激、过头、夸张，就像他演戏经常过火一样。他当时就是带着这种性格的感情色彩，来否定自己和自己的剧作；来赞美，可以说是虔诚地崇拜新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爸爸，心里是非常非常快活的。

1954年，爸爸开始写作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剧作《明朗的天》，这是组织上交给他的第一个创作任务。他怀着谦恭的热情投入了新的工作，到军管会领导下的协和医院体验生活，目睹了工作组在医生中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过程。但是这部戏他写得很吃力，最感到困难的是党委书记董观山这个人物。创作中，周围意见纷纷，这个人让这么写，那个人让那么改，今天这个部门审查，是这个意见，明天那个部门审查，是那个意见，爸爸不知改了多少遍，仍难尽如人意，爸爸感到无所适从，很苦恼。这是他创作生涯中第一次遇到的问题，就是作家个人的写作竟然要涉及这么多的人和事。

他还年轻，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爸爸是作为青年代表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当时他才39岁，充满活力，满怀激情。在艺术上，也正处于成熟的高峰期，创作上还有很多很多想法，他跟我们说，新中国成立前写了6个戏，以后至少还应该再写20部。

他由衷地崇敬和赞美涌现在他面前的许多新人物，真心希望按照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写出工农兵的高大形象来。他曾经准备写原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优秀售货员小谢……爸爸花了巨大的心血收集过几个先进人物的事迹数十本，并与他们共同生活。当时我们一个劲儿地催爸爸赶快写，赶上时代的潮流，但爸爸并没有赶潮流，他始终没真正动笔。

尽管爸爸手头有这些先进人物的材料，但是爸爸觉得自己并不真知道他们，并不真熟悉他们，并没有把他们变成活在自己心中有个性、复杂的人。关键的问题在于，爸爸想要写的真实、复杂的人，当时的政策并不允许。对“人性论”“中间人物论” “广阔题材论”等文艺思想的批判，让文艺为这个服务、与那个结合的种种限制，政治概念、思想主题先行的创作定势，社会舆论的，有形的、无形的条条框框、棍子、辫子，向艺术家压过来，让人不敢写，也无法去写。

而爸爸又是一个流着心血倾心写作并在创作中追求完美的作家，他所要写的，是能够真正燃烧自己的心灵，并使观众在精神上迸发出火花的作品。他不能把连自己都通不过的作品交给观众。

所以，他不能去写，不情愿写，也写不出。他为写不出十全十美的高大形象来顺应时代的潮流而苦闷，更为不能表现他真正熟悉的生活而苦闷，为戏剧的艺术规律、创作原则被扭曲，为自己原有的创作观念、创作方法、创作心理和艺术个性遭到压抑、颠覆和破坏而苦闷！酷爱写作、有强烈的创作欲望与“写不出”的矛盾使爸爸极度痛苦！各种点名的和不点名的批判让他胆战心惊！困惑、失望、恐惧和苦痛加在他这样一个思想深邃、感情丰富的人身上，使他一次又一次地感到手中的笔是这样沉重！经过多少次痛苦的创作尝试，最终，他没有写出什么真正的好东西来。

后来爸爸虽然写了两部历史剧，但是他对我们说，他不喜欢，也不擅长写历史剧。既然不喜欢，为什么他还要去写呢……

■当时真怕爸爸那些危险的自伤念头

现实生活并不完全像爸爸所期望的那样，政治运动、文艺界的批判和斗争年复一年，一个接着一个，永远没个头儿，涉及的面越来越广，人越来越多。爸爸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真想到大学教书，北大……哪个大学都行，我想他们会要我的。”他似乎是想到学术世界里寻找世外桃源，过点清静日子，流露出对当时地位的无奈、无所适从，甚至厌倦。苦闷和压力使爸爸的失眠越来越严重，他服用大量的安眠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危险精神症状，因而不得不多次住进协和医院治疗。

那段时间里，爸爸的许多话只能对作为长女的万黛说，他说他怕黑，不敢一个人呆在屋子里，管不住地想拿刀子对自己下手。他说他特别害怕，前面有鬼追他，杀他，他要跳楼，从火里冲过去。看他这个样子，万黛哭着对他说，爸爸，你别跳楼！当时我们真怕，怕爸爸那些危险的自伤念头，怕他有一天会突然离开我们。爸爸多次对才是一个中学生的万黛说：“黛黛，我真希望你快点长大，我们能好好谈谈。”他又说，他对文艺界的某个领导怕得要命，被这个领导当众点名做过检查；还说，有些话现在还不能说……

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对爸爸的精神、肉体和创作才能的摧残，更是当初的他所始料不及的。爸爸是个感情细腻、丰富的人，特别敏感，有时甚至有点神经质，他自尊自爱，很要面子。像他这样的人，在“文革”中却遭遇到街头挂牌示众，拖来运去被轮番揪斗，半夜审讯、折磨，不让他有一点喘息；随时随地被拉出去，指着鼻子羞辱、恐吓、咒骂，没有半点做人的尊严；还有写不完的检查交代，交不尽的外调材料等等。在这种残酷的精神折磨下，爸爸几乎完全失去了自信，把自己当成一个罪人。极度的恐惧和罪恶感使他的精神面临崩溃的边缘，好几次，我们真怕爸爸坚持不住了。

“文革”过后，爸爸的精神创伤久久难以平复，他有一段时间很少说话，总是呆坐，身体急剧衰老、恶化，他一次次地住进了医院。

逐渐地，这场灭顶之灾让他开始思考许多问题，明白了许多道理，包括困扰他后半生的许多世事。他一遍又一遍地回顾、审视自己的一生，对自己做了严格的剖析。然而，越是明白，他就越是痛苦，他有太多的苦楚，太多的遗憾，他说他对不起这个人，对不起那个人，接着，又登门向他们“谢罪”……然而，他心里觉得最对不起的还是他的读者，他的观众，他觉得自己写得太少了，“写得少”成为晚年困扰他的最大痛苦。他就是在逐渐明白的痛苦中，带着“来不及挽回的痛悔”走过人生的最后阶段的。

爸爸考虑过再写点东西，他拿起了笔，开了很多头，想过很细的提纲，包括人物性格、小传和相互关系，甚至还有大段的台词对话。他多么希望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写啊，他要挣脱长期禁锢他的精神枷锁，发泄出郁积在心中的闷气和愤怒。但是他又放下了，无穷的磨难已使他的身心枯槁，他再找不回年轻时那种酣畅淋漓、自然浪漫的写作感觉和极乐时光，再也写不动了，就像“王佐断臂”故事中所说的那样：明白了，人也残废了。

1996年，万黛在医院最后一次看见爸爸，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谈话中，爸爸突然问：“黛黛，你说我还能写东西吗？”黛黛看着眼前这个风烛残年的至亲老人，心里一阵难过，一阵犹豫，她知道，如果说“不”，这对爸爸来说，是太残酷了，就连忙回答：“爸，我相信你还能写。”爸爸停了一下，像是对自己缓缓地说：“我要写，我一定还要写。”

回顾爸爸后半生的创作生活，他那么想写，爱写，能写，对创作有那么多想法。但是，他不能写，写不出，写得不情愿，作为一个把戏剧创作视为生命和幸福、为戏剧而生的天才剧作家，他是多么痛苦、委屈和不甘啊! 我们什么时候想到这一点，都止不住地想哭，这正是我们最难过，多次让我们在研讨会上发言时掉泪、痛心的地方。

爸爸是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至亲至爱的人，这几年来，随着对他理解的加深，我们越来越多地想到的是，对爸爸艺术天才和创作悲剧的痛惜与悲哀，这不光是对他个人而发的，已超脱了纯粹亲人间的感情。爸爸的创作苦闷，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戏剧文坛的悲哀。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固然有他个人的弱点，比如他的懦弱、胆小怕事，还有私心，也有人说他世故，屈从。他写了自己内心并不情愿写的作品，在文章中伤害过朋友，等等。爸爸的胆子的确很小，在文艺界，他总觉得自己既不是从延安来的革命作家，也不是国统区的左联作家，内心胆怯而自卑；爸爸还怕出国，怕与外国人交谈临场发挥，他怕说错话，怕偏离“精神”，为此曾受过批评和斥责。“文化大革命”中，他不敢看大字报，上街，不敢听广播，看报纸，甚至不敢到理发店理发，怕人问他什么出身，认出他是谁。1966年12月4日，红卫兵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抓彭、罗、陆、杨事件”，爸爸因此而失踪。我们急坏了，到处去找。后来，周总理讲了话，才放了他。回家以后很长时期，他对家人的问话一言不发，成天关在家里，连窗帘也不敢开，随时随地担心再被抓走。

人是复杂的，爸爸不论在创作、为人，还是家庭婚姻上，也是一个复杂的人。比如，爸爸是一个艺术的行家，但在政治上却十分幼稚简单，再加上他感情化的艺术家气质，如前面所说的偏激、做事过头，这种偏颇和政治上的自卑往往使他过分地否定自己，虔诚地轻信和服从，他永远搞不清，更驾驭不了复杂的政治斗争。这些都是爸爸的弱点。

现在重要的问题是，像爸爸这样的一位才华出众的剧作家，一生只写了9部戏，尤其后半生几乎没写出什么好作品，这是为什么？其中的原因是不是应该研究研究？除了探讨他个人的责任以外，还有没有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

■“你爸爸像发疯一样追你妈妈啊！”

我们的妈妈郑秀是曹禺的第一位夫人，他们二人也是清华大学时的同学。爸爸比妈妈高两班，是西洋文学系的学生。当时清华女生很少，妈妈大家闺秀的气质，秀美端庄的仪表，引起了爸爸的注意。

1933年早春，在学校的校园戏剧活动中，爸爸让好友孙浩然出面，特别邀请妈妈出演英国剧作家高尔斯华绥的话剧《罪》，担任女主角，同时爸爸也开始了对妈妈的热烈追求。

起初，爸爸并不顺利，因为妈妈是法律系的学生，与爸爸并不认识，对戏剧表演更是外行。而且，妈妈对这位身材矮小，身穿大棉袍，戴着一副黑边眼镜，总是抱着一大堆书在清华园里来去匆匆的“老学究”，并不以为然，她回绝了邀请。这使爸爸心伤欲碎，他不住地在妈妈宿舍“静斋”院外长时间痴痴站立，有时又送去一封封写满诗篇、洋溢着艺术激情的书信，不久，失魂落魄的爸爸终于病倒了。因此，好心的同宿舍同学不得不托人传话给妈妈：“你们赶快让郑秀和万家宝好了吧，不然，怎么得了？这几天万家宝整宿不睡，喊着郑秀的名字，又哭又叹气，非疯了不可，我们也被他闹得不得安宁。”这些往事，在我们长大以后，爸妈的同学也经常向我们提起：“你们都不知道，当初，你爸爸像发疯一样追你妈妈啊！”

演戏的邀请，最后由于爸爸的执著，再加上同学们的竭力说情，妈妈同意和爸爸接触并参加演出了。为了指导妈妈如何演戏，了解剧情和人物关系，爸爸一人担任了剧中的全部角色，专门为妈妈做示范表演。爸爸表演得有声有色，不同的角色，不同性别和年龄，不同生活背景，不同思想感情，不同的性格，在爸爸的挥洒之下，都呈现得生动感人，恰如其分。妈妈曾向我们说过：“爸爸扮演女角，不像别的人那样，一点也不肉麻，十分可爱，真诚，台词念得诗意而有韵味，非常好听，抓人。”

就在爸妈相识相恋的1933年，爸爸动笔创作了《雷雨》。暑假，爸爸请求妈妈不要回家，留下来陪伴他写作这部构思已久的剧作，他深情地对妈妈说：“身边没有你，我将一事无成。”

当爸爸写出一页页手稿，总是急切地先讲给妈妈听，让妈妈先看，妈妈就用她从小练就的清秀、工整的字体把它们誊写干净，成为爸爸第一个，也是最忠实的读者。

在这沟通心灵的谈话里，妈妈才注意到，爸爸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这双眼睛在洞察，在思考，传出他心中的理想和追求，闪烁着他的才华和智慧，这心灵的窗户在妈妈面前完全敞开了！爸爸动情地对妈妈说：“你唤回了我早逝的青春，让我品尝了人生最醇厚的美酒，和你在一起，我感到最幸福。Dora （妈妈的英文名），如果将来有一天，我能写出像样的东西，你的爱就是我创作无可比拟的动力。”妈妈深深地被感染和激动。就这样，在清华园里，妈妈得到了她一生最珍贵的爱情。

但是，也因此带来了以后一生的痛苦。1951年，妈妈经历了一生中最痛苦的离婚过程，由于爸爸的坚持，妈妈不得不与爸爸分手了。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妈妈强忍痛苦，孤身一人，自强自爱地奋斗。作为一个职业妇女，她一直在工作，把我们姐妹二人抚养成人。在她内心深处，始终如一地忠贞于在清华园里建立的爱情，这是她一生的精神财富，尽管历经折磨和不幸，她都在所不悔，信守不渝，一生始终没有再爱和再婚。

■焦急的妈妈常说：“爸爸太可惜了”

妈妈内心深处最关心的，还是爸爸，还是爸爸的艺术。当她知道爸爸写不出剧本和内心的痛苦，焦急的妈妈常对我们说：“爸爸太可惜了！”因为妈妈相信爸爸的才华，而且终生坚信不疑，并把爸爸的艺术生命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离婚时妈妈曾说过：“当初为了爱，我与曹禺结婚；现在也是为了爱，让曹禺更好地写作，创作出更多的作品，我同意离婚。”离婚后的妈妈真心期望爸爸的艺术才华能够在以后的岁月里发光，所以时常惋惜地对我们说：“爸爸写戏是个天才，应该能再写出好东西，他真是太可惜了！”

最令妈妈痛心的是，爸爸的书信和像片被烧毁。记录清华园那段美好生活的近十本大像册和爸爸给妈妈的一百多封情书（有的一封就几十页），妈妈始终视为生命，不论战乱，还是数次大搬迁，都随身携带，亲自保管。南京大屠杀前夕，妈妈扔下了所有财物，只带着一箱爸爸的书信离开南京。“文化大革命”中，即使妈妈在任课的学校挨整时，也总是随手提着装着爸爸信件的小皮箱，从不离身。可是，当妈妈看到红卫兵抄家时的残酷斗争，特别是在北京人艺的抄家展览上，看到展览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个人隐私的信件、像片和衣物挂出来示众，她受到极大的震动，她是绝对不愿意让爸爸的东西这样任人践踏和污辱的，因而不得不让我们把珍藏一生的信件和像册放进大锅炉里烧了。这时，坚强的妈妈禁不住失声痛哭，因为烧掉的不仅仅是照片和信，而是她的青春，她的爱，她对青年时代的幸福回忆，她心灵深处的精神支柱。妈妈几天几夜不能入睡，沉浸在巨大的痛苦之中。在这之前，妈妈曾多次告诉我们，等她老了以后，一定要把这些信件和照片献给国家博物馆，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情书，而是文学珍品，是人类最美好感情的结晶，是爸爸青春年华、创作力最旺盛时期的创造。妈妈的一位好友曾看过几封爸爸给妈妈的信，深受感动，对我们说：“这些信不像花前月下的谈情说爱，不是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而充满着纯真的感情，富于理想和追求，才华惊人，那样热烈，那样健康，那样高尚。你爸爸年轻的时候太可爱了，谁看了这样的信，都会动心的。” 爸爸给妈妈的信，一半是由万黛带到她的学校——北京医学院，投入学校锅炉房的大锅炉中烧掉的。另一半由万昭带到她的学校——中央音乐学院，在五号楼三层的女厕所中烧毁。当时万昭觉得在哪儿做这件事都不放心，于是半夜爬起来，在厕所点燃后，用水冲进下水道。信的内容，由于害怕，她连看都来不及看一封，只是展开信纸时，见到上面写满了诗句。似乎有一封描写的是，爸爸躺在草地上，仰望蓝天白云所作的青春遐想。看着燃烧的火焰和一页页书信化为灰烬，万昭的心情无法形容，多少年来，她经常为此半夜惊醒、落泪，被无穷的追悔所折磨，不住重复着一个念头：“为什么当初没有把信藏到……如果那样，信就保存下来了，那该多好啊！”觉得自己犯下了无法弥补和无法饶恕的罪过。

在“文化大革命”最艰难的岁月中，妈妈因爸爸遭受株连，但是她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没有说过一句、做过一件有损爸爸的话和事情。妈妈惦念爸爸，在爸爸被关进牛棚，每天清晨为人艺扫门口的时候，妈妈上班之前总要路过那里，站在马路对面，远远地望着爸爸许久，许久……

妈妈怀念爸爸，珍视与爸爸共同度过的幸福时光，即使在她为生命作最后抗争，尽受苦难的时刻，也还要我们去照顾爸爸，把好吃的东西给爸爸送去，痴情的妈妈总是在想着，等着，不住地巴望病房的房门，希望爸爸能够走进来，她是多么想再见爸爸一面啊！（续完）

本版标题引自曹禺先生晚年写在笔记本上的一句话：“灵魂的石头就是为人摸，为时间磨而埋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