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与“中国迷”

我在人群中艰难地挤来挤去，差点儿把一个中年人手中的咖啡杯撞洒，“I am really sorry.（对不起）”我不好意思地用英语道歉。“没关系！”对方却用略显生硬的中文安慰我。我这才注意到，他长着一张典型的东方人面孔。“你是华人吗？”我换成中文问他，不料他却告诉我：“我是日本人。”
他是在英国居住了20多年的英籍日裔商人……
我走到一堆年轻人中，交换名片、握手、寒暄、似曾相识地大笑、彼此用或流利或蹩脚的中文互相问候……他们之中，有男孩，有女孩，有白人，有华裔，但他们的共同“名片”是：一颦一笑之中掩饰不住的青春活力，他们共同的“履历”是：都在中国生活过一段不算短的时间。
 
他们是英国著名律师事务所年利达（Linklaters）的几位实习律师……
听了我上面的描述，你或许以为，我是在参加一个商业聚会。但实际上，我们都是一个学术研讨会的听众，在聆听“信息密集型”演说的间隙，在茶点室中用咖啡、聊天、大笑来放松一下自己。
上周五（11月16日）在伦敦市中心一栋看似普通的小楼中举行的这次学术研讨会，是楼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与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英国外交部威尔顿庄园国际论坛（Wilton Park）共同主办的“中国周”的首日开场活动，FT中文网则是这次活动的媒体支持者。
日裔商人、实习律师、投资银行家、商业开发经理、大学教授和学生、一个名为“筷子俱乐部”的“中国迷”社交团体的发起人……如果我不在研讨会的几次休息期间去一楼茶点室“放松”一下，我也不会认识这些仿佛“风牛马不相及”的各色人等，我也不会知道：英国的“中国迷”，其实遍布于许多出乎我意料的阶层、职业和族群。
中国经济是否会“翻车”？
当然，这一天最精彩的内容，还是研讨会上的演说。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2020年的中国：中共17大的关键政策后果及其影响”，演说者中则有许多中外名人和国际知名的“中国通”，这大概也是英国各界许多“中国迷”慕名而来的原因吧。
根据发表演说的顺序，这些演讲者分别为：英国外交部负责亚非事务的部长马洛克-布朗勋爵（Lord Malloch-Brown）、中国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美国波士顿大学东亚研究项目主任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郑永年、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丁宁宁、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宋丽娜、美国《新闻周刊》驻华记者邓肯·休伊特（Duncan Hewitt）、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胡永泰（Wing Thye Woo）、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姚树洁与英国著名政经评论家、专栏作家威尔·哈顿（Will Hutton）。

本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右)、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中)与会议主持人、牛津大学现代中国历史讲师米特(左)在研讨会上
因为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中共17大，所以，中共著名理论家李君如自然而然地成了会场的焦点。
“一个月前，中国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熟悉中国政治的朋友都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党代会最能反映出中国的政治走向。”以中文演讲的李君如这样开始了他的演说，也的确抓住了在场所有听众的注意力。
那么，中共17大反映出来的中国政治走向是什么呢？李君如娓娓道来：“一个和平发展的中国将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大踏步走向现代化。”
熟悉和不熟悉中国政治的西方人，可能都会被李君如演说中那纷繁杂乱的数据、层出不穷的术语、叠床架屋的大一、二、三和小1、2、3搞得“一头雾水”，但我注意到，场内所有听众依然非常专注地听着他讲的每一句话，似乎这些听众都具有剥开政治术语硬壳、捡出实质内容果仁的超凡能力。
当然，一直到会场休息期间，我才知道他们这种超凡能力的奥秘：就连那位一脸灿烂笑容的年利达年轻女实习律师，也断断续续在中国学习、工作过两年，就更别提那位每年都去中国跑生意的英籍日裔商人了。
我注意到，李君如花了很多时间，用了很多数据，解释中国近五年经济发展和战略选择的“变”和“不变”。
李君如说，五年前，中国政府“曾经提出要把发展速度降下来”，但从2003年到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4%，比原来提出的目标高了很多。怎么解释这种持续了29年的高增长？李君如给出的答案有四点：
一、中国是个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市场把中国社会潜在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激发出来了；
二、中国是个内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发展呈现梯度推进的特点，由此决定了中国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将持续快速发展；
三、中国是个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转型的国家，特别是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后，世界市场包括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
四、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有很大创造力。
在谈到第二点时，李君如用了一个比喻：“中国经济好比‘动车组'，原来只有几节车厢有发动机，现在更多的车厢有了发动机，列车肯定会增速。”
谈到中国经济发展时，美籍华裔学者胡永泰也用了“车”的比喻，他说，中国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但正因为高速，就存在着翻车的风险，他谈了可能导致翻车的潜在因素：
一、硬件故障（车轮飞出）：经济机制失灵，例如银行系统崩溃、财政管理失误等；
二、软件故障（车内发生打斗）：治理失败，例如腐败、无能等；
三、动力供应故障（汽油用尽）：环境管理失误，例如缺水等。
不过，根据李君如的说法，中国政府也并非没有意识到中国经济列车高速行驶的风险。李君如在演说中特别提到了中国决策高层所特别关注的“经济快速发展背后的问题、特别是潜在的风险”：“多年来中国经济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依靠第二产业带动，依靠大量的物质资源消耗推动，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发展不平衡；社会事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还不健全，特别是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农村还有2000多万贫困人口，低收入水平群体的生活还比较困难；等等。”
骤变中的中国
李君如提到的中国发展不平衡，是下午另一时段讨论的焦点。
中国学者丁宁宁谈了他对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理解和解决方案：“首先，我们有必要承认第一次分配过程中收入差距扩大的合理性及其对改善微观经济效率的贡献；其次，除了政府的再分配措施之外，更为重要的工作是建立一种低标准、广覆盖的社会救济制度，同时缩小地区之间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再次，由政府来严厉惩罚官员的腐败，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英国华裔学者宋丽娜通过大量的数据和图表所得出的结论，似乎佐证了丁宁宁的上述建议。宋丽娜的结论是：在中国，生产力更高的地区，收入分配更平等；政府雇员更少的地区，收入分配更平等；政府经费在本地GDP中所占份额比较少的地区，收入分配也更平等。
曾任英国广播公司（BBC）驻华记者、如今是美国《新闻周刊》驻华记者的休伊特，并没有在他的演说使用什么数据、图表或幻灯演示，而是用他在中国当记者多年所接触到的具体例子，来说明中国这些年出现的变化、进步和面临的挑战。
休伊特在演说开场白中讲了一个例子：大约与中共17大同时召开、但显然未引起中外传媒关注的一个会议，是在中国北方海滨城市大连举行的一个中国同性恋组织发起的会议，讨论如何防治艾滋病的传播。休伊特认为，这个例子特别具有象征意义，说明中国各类草根团体一直努力争取自己社群的权益，逐渐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而中国政府也逐渐从公民的私人生活和其它非政治领域中退了出来，其结果就是：中国人的社会活动空间逐步扩大，自由逐渐增多。
休伊特最近出版了一本谈中国的新书：《先富起来：生活在骤变中的中国》（Getting Rich First: Life in a Changing China）。在上周五演讲和回答听众提问的过程中，休伊特也援引了大量生动、有趣的例子，说明中国除了经济高速增长之外，也在社会多元化、法制建设、宗教自由、男女平等、甚至新闻自由方面出现了很多令人鼓舞的进步。在回答听众有关中国媒体的提问时，休伊特再次引述了自己新书的观点：中国媒体是半开放的媒体，虽然它有很多局限，但比许多西方人想象的更开放、更自由。
另外几个国际知名的“中国通” 的演说更是吸引了听众的浓厚兴趣和尖锐提问：傅高义阐述了中国在与日本和美国打交道时所面临的挑战；傅士卓则从中共17大的高层人事变动谈起，分析了中国的精英政治是否正在迈向制度化；马丁·沃尔夫谦称自己绝非“中国通”，但他对中国经济的精湛剖析，使在场的所有听众和专家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而刚刚出版了中国问题专著《凶兆》（The Writing on the Wall）的威尔·哈顿，也谈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一系列严峻问题……
限于篇幅，我无法在这篇短文中介绍所有演讲者的精彩观点。但我特别想提到的是：这次研讨会安排了很多时间，用于听众提问，也用于休息喝咖啡，以方便听众之间、听众与演讲者之间更为轻松、随意、面对面的交流和探讨。
我还记得，我在休息期间认识的伦敦经济学院一位来自中国北京的本科生，后来得到了两次提问机会，他也没有辜负这两次机会，提出了非常尖锐的问题；我也记得，美国学者傅士卓（不要被这个地道的中文名字所欺骗，他其实是一位母语为英语的白人学者）在回答一位自称在IT业工作的华人听众提问时，非常熟悉地说出了中共17大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的名字，不仅如数家珍，而且发音标准，更有趣的是，在谈到这些政治局成员的学历和专业背景时，傅士卓甚至纠正了那位华人听众提问中的几点错误；我更记得，在咖啡休息期间，许多普通听众把中国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团团围住，与之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是否明智，与其辩论中国股市持续攀升算不算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