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背景下远程教育的规划与管理/[印] 桑托希·潘德

[印] 桑托希·潘德（Santosh Panda）



作者简介：

　　 桑托希·潘德博士（Santosh Panda）是印度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远程教育专业的教授、印度大学协会研究和政策部的前任主任。作为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师资培训和研究中心前任主任，潘德教授通过对印度11所开放大学、102所面授和远程教育并存的双重模式大学，以及一些普通高校的员工训练，特别是在计划和管理、课程设计、教学设计、多媒体学习和培训材料的开发、学习者支持和指导、学生和课程评价、媒体和技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师资培训和研究的经验。他曾经为下列项目或机构提供咨询和指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埃塞俄比亚和加纳的国际资源建设中心的项目；世界银行和莱索托政府的合作项目；在印度的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全球远程学习网；英联邦进修组织和尼日利亚政府、尼泊尔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项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印度政府赞助的政府官员及培训者远程培训的资源建设。他曾经在印度大学协会指导过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和大学管理者培训，该协会由印度的275所大学和超过13 000所学院组成。潘德教授已经出版过13本著作，参与过28本书的编写，在国内和国际的期刊上发表48篇文章和研究报告。他是《国际师资和教育发展》杂志的首任编辑，也是《印度开放学习》杂志的编辑之一，这两本国际性学术期刊上的论文都是经过同行匿名审查的。潘德博士的最新著作《远程教育规划和管理》于2003年由纽约劳特利奇·法墨（RoutledgeFalmer）出版社出版。



【摘 要】这篇论文分析了远程学习中发生的全球化变革，包括组织结构（远程教育和远程培训）、项目结构（从独立学习到协作学习）和全球学习社团(从象牙塔到学习形式整合)，以及远程学习的发展和多样性。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整体规划的案例，讨论了组织管理决策中远程学习定位的管理规则、教学中的技术应用、成本、教师工作量、远程学习的地位，以及质量评估和鉴定等问题。与狭义的策略规划不同的是，整体规划强调内在的力量，考虑可能的选择方案，基于项目的开发，灵活和整合的系统，整个组织朝着灵活和整合的方向发展，以及以组织的文化历史为基础。最后，文章讨论了本研究对远程教育的组织布局、管理和学术的思考、成本、教师利益以及国际化等主题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 远程教育；全球化变革；规划；管理



介绍

　　 这篇论文基于四方面的资料。第一，作者在发展中国家中最民主的开放大学——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的16年工作经验。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有遍及26个国家的100万在册学生人数；第二，作者最新出版的关于远程教育规划和管理的著作（Panda, 2003）；第三，作者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提供远程教育的规划和管理的咨询；第四，作者在2003年作为富布莱特基金的学者，广泛地咨询了美国的同事们，了解美国的高等和远程教育的情况。

　　 本篇论文讨论了远程教育领域的发展和多样性、对革新的全球化考虑、该领域面临的挑战，并强调管理的必要性。

发展和多样性

　　 远程教育由传统的“函授教育”和“家庭学习”发展到现在的“开放学习”、“灵活学习”、“分布式学习”和“网上学习”，“开放大学”教育是机构组织和传递模式的最新发展形式。今天，这一模式的重心是“学习者”，其机制是“灵活性”。“开放大学”概念的出现是整合了入学机会和平等的教育哲学与开放和灵活的结构机制。约翰·丹尼尔（Daniel，1999)指出，世界上有11所巨型大学，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中国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该大学注册学生人数超过120万。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巨型大学都是单一模式的，如哈里等(Harry & Perraton，1999)提出，当今，单一模式和双重模式的院校对远程教育的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土耳其的阿纳多卢大学是一所双重模式的大学，其注册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了80万。进而，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虚拟大学的出现并不能必然地代表长期以来形成的开放大学的教育哲学。

　　 除了开放大学，更多的传统机构正在采用无教室的教育形式，这是因为有一些带有强制性的原因，包括入学机会和平等，灵活学习，正在出现的多样化教育和培训需要，终身学习和继续专业发展，把教学革新的成果用于教育和培训的实践的需要，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学术文化的变革，对传统大学核心地位的挑战等等。我们发现，当今远程学习的课程是通过很多组织传递机构提供：单一模式的远程教学机构，包括开放和虚拟大学；在大学、学院、培训机构以及工业界中的远程学习中心、灵活学习中心或校外扩展学习中心；学术项目和研究院的个别课程；以及全国/地区/国际的合作集团和联盟。

　　 与双重模式院校中大部分个别学院提供网上学习课程的概念并不对立，远程教育遵循着一个系统模式(Moore & Kearsley, 1996: 9)，因此，无论是在课程层次上还是组织层面上，都需要采用集体合作的方法。个别学院和单一模式的开放和虚拟大学的远程教育模式在阶段和解释上是不同的，开放和虚拟大学需要许多远程教育工作者合作和联合。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是：从传统的教育和教学工业化中使用的工业福特主义方法转向后福特主义模式，包括建构主义/基于情景的学习(Brown, Collins & Duguid,1989; Lave & Wenger, 1991; Jonassen et al, 1995)，多媒体教育，异步学习中的交互和探究(Garrison & Anderson, 2003)，文化多样性和社会建构(Gunawardena et al, 2003)，实践者团体(Wenger, 1998)，网上学习社团的构建和支持(Palloff & Pratt, 1999)。远程学习在过去已经经历了巨大变化，而且在最近十年里变化更加明显。当今占主导地位的范式是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的教育和网上学习。

改革与变化

　　 埃德尔森等（Edelson & Pittman，2001)指出，美国一些声誉良好的大学，比如芝加哥大学，从一开始就将函授学习整合进入整体教育计划中(芝加哥大学建于 1892年)。根据威斯康星大学的看法，这是一种“民主主义思想意识的体现”(Edelson & Pittman，2001: 73)。如果没有芝加哥大学的首任校长威廉·哈珀（William Harper）爵士，美国的远程教育将是另外一个局面。今天，美国采用第五代远程学习的速度比全球很多地区都快。下面概括美国的一些发展，作为讨论当今远程教育变革的序幕，这对于许多国家和系统具有普遍的意义。

　　 ● 在评论美国网上学习的现状时，埃德尔森等（Edelson & Pittman ,2001)进一步指出，除了大学的继续教育学院和虚拟大学外，一般人会认为网上教育是远离教学原理的。这种对异步教学性质在认识上的混乱导致对网上教育质量的歪曲。这一类观点在全球很多地方仍很流行。

　　 ● 通常认为网上教育课程的开发和传递费用便宜，所需要的教师工作时间较少，而经济回报较高。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实际情况也许恰恰相反。

　　 ● 远程教育面临着来自教授们的强力批评，例如，戴维·诺布尔（Noble, 1998)提出，大学占有教授们的智力财产是对劳动力的一种剥削，破坏了教授们的价值和自主权。

　　 ● 布朗等（Brown & Duguid，2000)指出，在远程教育中，社会距离被严重忽视了，“简单的敲击键盘”并不能克服这个问题。远程教育再也不能看作只是地理方面的含义了。

　　 因此，我们需要认真地审视这种“变化”。

　　 在远程教育领域中以及领域周围，在以下三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①　远程教育和远程培训（在组织结构的范围）；②　从个别学习到协作学习（在课程结构的范围）；③　从象牙塔到学习形式整合（在全球学习社区的范围）。

　　 远程教育和远程培训

　　 当高校从提供远程教育转向提供远程培训，或者将远程教育和远程培训结合时，常常出现很多混乱(Panda, 2003a)。远程培训的变化包含着更多的是继续专业发展，引出的是更多的网上学习。教师们把网上教育看作是一种不需要教学论的教学，也发现要进行网上培训是困难的。基更（Geegan，2000: i）在其最近的“对认为远程培训缺乏学术优势和地位的假定之挑战”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国家文化的全球模式，并坚持认为，提出这一假设的人们，是因为他们缺乏对无教室的教育系统的理解。

　　 科恩福特等（Cornford & Pollock，2002) 在其最近的著作中评论了虚拟大学的概念，他们主张，远程教育的建立如同流水作业工作者网络一样有效，这也是组合各种元素的异种工程学的一种形式。我们相信这一观点对远程培训更有实践意义，在这种元素组合的观点中，任何一个元素都具有同等地位。在这个工作者网络中，校园成为灵活性的限制因素。但是，我们怎么能想象没有校园的远程教育呢！校园是一个提供了丰富资源的制约因素，而“虚拟大学的目的在于超越校园的约束”(Cornford & Pollock, 2002: 175)，远程培训则成为了这一网络中的主角。很多的教育组织（尤其是专门的教育机构）都经历过远程教育和远程培训的冲突，其原因在于后者具有工业化特性和较少的学术可靠性，而二者的共存和汇合不仅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极为需要的，“一个机构的发展规划图显示出要求变革这些因素，这在管理方面的重大挑战是能使两者在理论、实践和研究上保持合理的平衡”(Panda, 2003a: 2)。这也就关系到远程学习的组织定位的主题。

　　 从个别学习到协作学习

　　 传统上，教育机构为了确保远程学习者的独立自主，通常为其提供学习者支持服务和学习者的学习控制。学习内容是单独提供的，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的交互用于支持加强学习的个别化和独立性。人们逐渐意识到，如果说独立可以确保更多的反省，由此产生高层次的学习，交互则将会带来社会交往中的意义建构。然而，另一方面，完全的独立学习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行的，我们同样可以从成功的交互中获得个体的独立和反省。维果斯基(Vygotsky，1978)的关于学习的文化历史方法，在有指导的实践背景中为教师的脚手架理论作了辩护。情境认知、情境学习和社会建构主义已经将独立学习更多地转变为协作学习。因此，协作对学习者获得更多自主有着更大的重要性。虽然，与异步和同步的协作一样，学习者在虚拟学习情境下的自学过程中也完全独立。从自主学习到协作学习的转变已经在时空灵活的学习中发展成为一个实践者网络(Thorpe, 2002)；在这个网络中，独立的反思丰富了小组交互和学习成果。这一转变对组织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不仅要能迎合一种灵活的学习环境，而且能满足灵活和变化的行政和管理的需要。

　　 从象牙塔到学习形式整合

　　 在传统的观念中，大学被看作是象牙塔，进入大学是特权阶层享有的教育特权。但是新的情况是：在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持续压力面前，要求高等学习机构为人们的灵活学习提供弹性的课程和学习方法。当越来越多的学习者都是年纪较大的成人，并且来自不同的背景和职业，同时采用校内和校外学习的要求就更强烈了。这一现象需要灵活的组织机制以满足上述多样性，例如，“灵活学习”这一术语在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中的引入带着一种强制性的要求：大学和学生团体都能在课堂学习和校外学习之间自由转换学分。现在，这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管理方式了，越来越多的校内外融合的学习形式为学习者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灵活性(Tait & Mills, 1999)，这意味着对远程教育政策和实践的更多尊重。霍尔（Hall，2003: 256）提出，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联网能力已经模糊了校园学习和远程学习各自的特殊性，“大学的融合学习形式对学术鉴定者来说出现了许多新的主题”。

　　 因此，在上述变化中，对中学后教育机构提出的要求是，通过采取整个组织内的变革以应对挑战，并建立起一个促进21世纪学习的新的坚强阵线。整个组织的全盘变革需要能超越传统的规划策略的整体规划(Haughey, 2003)。

整体规划

　　 当工业界和私营企业进军教育和培训领域，尤其是网上学习时，通常会带来震动、论战和威胁，而大学就常常处于这些震动、论战和威胁的前沿。然而，尽管整合的学习模式的影响，中学后教育机构已经并将继续保持其主导的教育模式。但是，环境的发展和全球化却要求教育机构做出反应，并由此开始变革和革新。基于校园的大学在传统意义上是研究生学习、研究、决策的组织模式的先导。然而，来自研究实验室和工商业的网上学习提供者的竞争，迫使大学开始在变革中为自己寻求新的位置。对此，人们提出的改革建议往往是私营化、外部资源、重新设计、合作以及联网。一些中学后教育机构开始重新设计、改组和改造，可是，外部资源和私营化也许仍然不能被他们纳入日程。重新设计要求把信息与通信技术整合到机构的学术工作中；改组则与组织的效率有关：它要求组织增加灵活性，积极应变；而改造将导致教学过程和学习者服务的重新设计。所有这些，在本质上都是在要求技术与机构运作的核心和功能得到良好的整合。

　　 一些管理的专业人士提倡的策略规划，可以运用于定位，包括环境检讨、威胁评估、实力和弱点评估以及策略小环境的鉴别，这有助于引导很多机构不断地提高和进步。但是，策略规划的问题在于，它把环境看成是组织机构的外部因素，并试图让组织定位适应环境中的有利条件，它没有考虑组织的核心内在动力，忽略了内部职员潜在的实力和自发性。为了更好地理解何处需要变革和如何调动内部和外部的支持，我们有必要进行更多的探讨。但是，整个实践还在如何落实的阶段挣扎前行。而整体规划同策略规划不同，它要求组织以其内部实力为基础进行重新定位，并灵活考虑可能的选择(Haughey, 2003)。整体规划为在现有的传统组织文化中引进激励和酬劳机制提供了许多机会。计划为本的发展要以内部实力和激励计划为基础，这是规划过程的核心。为了达到重建机构使命的目的，这一方法同时要求整个组织关注在灵活性、教育融合系统和复杂的人员方面的调整。小规模的创新将积水成涓，最终带来大型的变革。而管理责任中将包括以计划为本的革新、基于组织的使命，并将确保执行和广泛的应用与扩展。

　　 通常在学术机构中要很好地匹配技术运用和教学论是困难的，整体规划者不仅仅要能确保技术运用和教学论要求的一致，而且能基于组织的增长和文化的历史。远程学习提供了同步和异步学习方式的不同组合，这些组合远远超出了课堂教学的传统要求。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学术、行政、服务和管理部门应当将自己融合进灵活的、全新的学习方式中。凯思特（Keast，1997)指出了规划和应用中另外两个重要的主题：集体的变化，即集体在组织内行为的变化；协作，即参与者的吸收和理解。

管理的迫切性

　　 以上介绍的整体规划构架要求机构通过革新采用灵活的策略。许多双重模式的院校已经关注不断增加的变化及其带来的各种结果。但是，这些渐增的改变是缺乏热情的、补充式的及暂时的，它同基于机构实力制定的、项目为本的规划是不同的。灵活而反应迅速的院校管理机制（远程教育能在机构的全面发展中找到其合法位置的机制）的引入要求机构的全面革新，包括从机构的使命到微观的执行步骤、合并和长远规划。科学地说，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中学后教育机构管理中所谓的范式改变。上面略述了为变革而制定的重要管理规则，我们还需要讨论在机构层次上的实际挑战。

　　 1. 远程教育和开放/灵活/网上学习的定位和部门规划是有争议的主题，无论是继续教育、扩展学习、进修、远程学习中心，或是任何其他这样性质的中心，很显然，定位和规划都依赖于机构文化、实力和组织的动力。但是，有一点是很重要的：远程教育管理的集中管理和对权力下放的教师支持的方法，能清楚地表明各自的利益和费用节省（这是与管理者密切相关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这将为有需要的教师提供有效的教和学以及质量方面的支持，这也可以从一个窗口折射出院校的映象。如同整个组织朝向灵活学习的变化，这也要求全体员工和部门的定位顺应灵活学习。

　　 2. 在管理和学术两者之间也存在很多争议的问题。技术的应用就是其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教师需要知道如何根据教学论/成人教学论的原理促进学习，同时他们也需要了解如何有效地促进个人学习和合作学习。与此同时，媒体和技术专家也需要鉴别对教和学的技术方面的要求，以便最好地利用技术。作为来自不同学科的教师，很少试图理解教学原理和技术优势的关系，以及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最佳利用。长久以来，对这一需要的忽略和“存在或者毁灭”的名言一样由来已久，现在是到了关注使用技术和研究为教学服务的时候了(Paul, 2003)。关于媒体有效性的辩论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特别是克拉克（Clark）和科兹玛（Kozma）的争辩。相对单一模式的远程教学机构，双重模式院校在现存的大量的技术基础方面得到的评价较好，这类院校不仅更经济地转向并适应了灵活学习，而且大量技术的应用已经表明，没有必要讨论“是否应该用技术”这样毫无意义的问题。正如贝茨（转引自Koumi, 1994）曾经评论的：关于媒体的辩论就像是在争论一匹马跟人比赛谁跑得更快一样。但是，让人感兴趣的是技术决策的方式：很多时候，院校的规划者和管理者以革新的名义，在单纯后勤和管理规则基础上、在机构政策方针的狭小范围内考虑媒体和技术决策，却忽视了对技术教育应用特性的考虑。正是在这一方面，保罗（Paul，2003)要求领导者目光长远、全心全意，以及富有想象力。而全体职员也正需要被引领到应用技术教育的前沿。

　　 3. 一般来说，成本是机构考虑的重要方面，这在灵活/远程学习中尤其如此。人们可能存在这样的误解：远程教育的开发和传递是比较便宜的，而且教师花费的时间也少。这种认识也许是不正确的。例如，鲁姆博尔（Rumble，2001）提供了网上教育所需活动的清单，包括网上材料的开发、网上测验、网上交互、行政管理、基础结构、规划和管理（甚至包括了院校校长的时间分配）。他除了提供一个成本计算的方法以外，还引用了亚利桑那州学习系统的三个单位的课程开发成本（三种不同网上教育策略的成本），以此作为媒体应用中成本变量的例子，详见表1。这能为媒体和技术选择提供一个总体的指引。

　　 斯帕克斯（Sparkes ，1993)根据自己在开放大学的教育经验，列出了教师及其他有关人员用不同媒体开发“一小时教学”的工作量，其中也包括面授教学，结果见表2。

　　 图罗夫（Turoff ，1997)进一步提出，开发一个小时的网上教学内容，要花费差不多18个小时，他指出，为建立一所能招收2000名学生的虚拟大学，需要花费大约1500万美元，这几乎等于在校园中建造一栋教学楼。上面关于成本和工作量的数据仅能代表一般机构的情况，提出这些数据并不是为了影响在此基础上的任何决定。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考虑到，院校一般来说已经有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因此，使用或额外使用这些设施的成本将被最小化。技术推动的教育/网上学习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大量使用交互式多媒体和虚拟现实。恰恰相反，成功的网上教学和培训课程往往并没有大量使用这些技术。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客户注册入学，能降低毕业生的单位成本，由此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4. 长期以来，教师工作量、任期、晋升、奖励和此类的其他考虑都是争论的焦点。许多学者都撰文探讨这些问题，如伯格（Berg，2000)、多尔蒂等（Daugherty & Funke,1998)、帕杰（Pajo & Wallace, 2001), 沃尔科特（Wolcott，1997),、沃尔科特等（Wolcot & Betts，1999)，等等。

　　 ① 在很多院校中，远程教学仍旧被认为是超出其范围的；

　　 ② 远程教学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规划和教学，这就产生了这样的矛盾：最后的成绩是归于个人还是学院？此外，所有权的问题又该怎么处理呢？

　　 ③ 我们还需要考虑薪酬、财政支持、工作条件改善、另外的技术支持、时间安排、任期内远程教学和研究，以及与面授教学同等的晋升机会。

　　 这些都是管理决策涉及的领域，需要向全体员工咨询。保罗（Paul，2003)提出，对管理人员和领导者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鼓励大家探讨，如何从最新出现的多种选择中作出决策，以及哪些因素将能导致现实而长期的变化。有人主张，如果在顶层的管理决策中已经确定采用灵活学习和学习形式整合，如果采用远程和网上学习方式的教学，以及相关的研究在终身职位和晋升中能得到同等对待和鼓励，全体教员将愿意为远程教学作出更多的贡献。这对组织的健康发展很有好处(Panda, 2004)。在这方面，单一模式的开放/远程教学/虚拟机构已经显示了管理上的优势。但遗憾的是，在普通高校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结论

　　 远程和网上学习是教育民主化和教学法/成人教学法的发展，它是现今时代发展的需要。尽管还存在如“勒德”派（Luddites）对技术运用持否定的态度，技术仍将在中学和中学后教育培训中得到进一步的应用(Bradley, 2003)，而远程学习将在技术应用中起先锋的作用。远程学习为教育与培训革新的舞台增添越多色彩，其出现的关于质量、鉴定、国际化的问题就越多。奥尔科特（Olcott, 2003)提出，当我们忙于基于多种媒体的远程教育时，还需要为数字化传递的课程制定新的评价与鉴定的指南和协议，此外，我们还应强调整合的学习模式的需要，这不仅要认识到不同方法能得到相似的结果，还要认识到不同教育传递模式在过程方面的不同，只有这样，才能推动课程、项目和系统的国际化和国际标准的制定(Farrell, 2003)。法内尔（Farrell）主张，远程教育国际环境的动态本质为其自身的质量规划和管理提供了相应的机制和可能性。但是，这样特定的动态变化也是神秘的，正如约翰·丹尼尔爵士曾经说过的(Daniel，2002: 3)：“……远程学习研究就像是一锅煮烂的意大利面条，牵动一根会缠动全盘。”整体或者部分这两个问题都是对核心管理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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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丹/译 张伟远/校)

评论

　　 远程教育作为培养远程教育领域的专门人才的一个专业，不只是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院校，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的一些高校也存在已久。印度的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开设的远程教育专业就是一个典例。本文的作者桑托希·潘德博士是这所大学远程教育专业的教授，他所在的师资培训和研究中心，已经为印度的11所开放大学和另外100多所普通高校培养了大批远程教育领域的专业人员，并全面地对远程教育工作者进行文凭和证书课程层面上的培训，从而大大推动和促进了整个印度的远程教育的发展。然而，我国远程教育的专业人员培养和师资培训无论在范围还是在层面上都是有限的，远远不能适应远程教育实践发展的需要，因此，远程教育的学科发展是我们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

　　 潘德教授在文章中提出了国际上远程教育领域发生的三方面变化：远程教育和远程培训；个别学习到协作学习；象牙塔的高等教育到面授和远程教学形式的整合。这三方面的变化对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的组织结构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首先，从远程教育和远程培训来看，我国提供这类教育和培训的机构很多，包括电大、成人教育学院、网络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成人教育研究协会培训部等等，但是这些机构各自的定位和机构之间合作并不明显。我们迫切需要探讨如何形成最佳的远程教育和培训的组织结构，理顺体系，整合各类机构在技术运用和教学原理运用两方面的优势和强项，加强合作和联合，共享技术、共享资源以及共享人力，为社会的各类人员提供所需要的多层次的、高质量的、良好成本效益的远程教育和培训的课程。

　　 第二，传统的远程教学往往强调个别学习和独立学习，但人们越来越感到合作学习对于远程学习成功的重要意义。远程学习者需要通过同教师的互动、学生的互动以及社团的互动，才能进行有效的自主学习。我国远程学习者在这方面的特征尤为明显，他们特别喜爱协作学习的方式。这可能同我国教育领域中长期采用的合作学习、互帮互助、集体主义的教育方法有关，“比、学、赶、帮、超”以及“一帮一、一对红”等学习方式从整体上提高了我国学生学习的成功率。当在国际远程教育领域中，从强调个别学习转向协作学习时，我们需要总结我国远程教育实践的经验，并发扬光大，例如，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如何在网上学习中帮助学生建立虚拟学习小组。

　　 第三，传统的高等院校强调精英教育，大学成为教育的象牙塔。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终身学习社会的到来，越来越多的成人将加入到学习者的行列，然而，由于他们的本职工作和/或家庭职责，不可能像在校学生那样，全脱产进行基于校内的学习。另一方面，如果成人完全采用自学的方法，由于缺乏必要的学习支持服务，能坚持下来的还是极少数。要解决这种成人学习时间安排的困难，教育机构需要提供一种灵活的、弹性的教学模式，高校中整合面授教学和远程教学的模式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如果高等院校提供的课程，能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自由地选择课堂学习或远程学习的方式，并且无论采用哪种方式进行学习，只要能通过，就能得到同样的学分，这种课堂学习和远程学习的学分一致和转换，能为成人教育和进修扫除时间安排上的障碍。

　　 潘德教授在文章中还一再指出，那种认为网上教学成本低、教师花费时间少而效益高的观点是错误的。相反，有效的网上教学需要较高的成本，教师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因为网上教学需要技术的支持和运用有效的教学原理。新技术的运用是昂贵的，教师学会如何运用技术和掌握远程教育的教学原理更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费用。这一观点对我国网上教学的实践发展也有所启发，有效的网上教学不只是考虑技术的运用，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以教学论和成人教学论为基础，根据远程成人学习者的学习风格、学习方式、自我图式等学习特征，设计优质的、合适的教材，建立良好的网上学习环境，提供全面的学生支持服务，同时要研究如何使技术运用能根据教学原理最佳地服务于网上教学中。

　　 潘德教授文章的重心是：在远程教育迅速发展的时代高等院校的规划和管理整体改革的必要性。远程教学在普通高校中越来越成为与面授教学并列的教学模式，普通高校的教学模式需要的是面授和远程教学两种模式的融合和整合。在这样的形势下，普通高校的管理和组织体系需要从整体上进行改革。潘德教授认为，这必须通过院校内的整体规划和组织，而任何在有限范围内的策略规划都还不能适合这种变革的需要。他的这种观点对我国普通高校的管理和组织体系进行改革的启发作用是什么呢？关于远程教育是教育模式还是教育技术？远程教育是一种教学方式还是只是多媒体的运用？这些在我国教育界仍然有不同的观点。然而，在教育实践中远程教育的含义越来越广，教育的模式甚至可以只分为面授教学和远程教学两种，而且面授教学和远程教学两种形式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越来越相互补充。例如，面授教学可以通过远程的方式实现虚拟面授教学；网上教学中可以采用IP课件实现网上讲座；网上教学通过虚拟的手段，可以进行师生互动和学生互动、甚至网上学习小组等。在教育实践中，远程教学中辅以面授教学；面授教学中辅以网上讨论；印刷教材和网上资源的结合等等。所以，高等院校面临的是面授教学和远程教学两种模式共存和结合的发展趋势，这就有必要重新审视整个组织和管理模式，并重新从技术、教学、行政、后勤等全方位进行整体规划，这可能牵涉到高等院校中的方方面面，如技术运用、面授和远程教学的模式、员工的岗位规范和职责、师资再培训、财政安排、面授和远程学习的学分转换，以及远程教育的研究等等。尽管要进行全面的管理改革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这是任何一所站在高等教育前沿的普通高校面临的迫切需要研究的主题。 （张伟远）



本栏目预告：

　　 下期将刊载加拿大托尼·贝茨有限公司董事长及行政总裁、原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远程教育部主任托尼·贝茨（Tony Bates）博士的文章《网上学习：教学策略与技术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