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几点补充

前面在博客中曾贴了几篇有关马克思经济学的文章，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下，任何为马克思经济学作正面解释的努力都是不讨好的，甚至会引起毫无学术性的人身攻击；不过，作为一个学人，需要的是客观而全面地理解和吸收前人所留下一切思想沉积，作为一个思想者，更应能够忍受世人的不解乃至误会。为了让社会大众或学界人士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是以为文一篇以补充几点。如何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几点补充
——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反思（十二）
1.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许多具体理论本身存在问题，即使被视为马克思经济学基石的劳动价值理论就是如此；它不但建立在一系列过分抽象的前提假设基础之上，而且，后面的推论本身也是建立在根本不现实的等价交换规律基础之上。事实上，等价交换是李嘉图提出来的，他认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商品的交换价值将同它们所包含的劳动量（包括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两方面）成比例。这个价值理论的重要涵义是：价格只由生产和技术决定，而需求则与之无关；事实上，在完全竞争且资源充足的情况下，需求确实不影响商品的价格，因为任何需求的上升都会被供给所抵消，交换也在等价的基础上进行。然而，尽管李嘉图意识到了等价交换只有在完全竞争中才可以实现，但却基于个人的特殊观景和当时的历史环境将完全竞争视为常态，当然地把社会中的交换都抽象为等价交换，商品按照价值出售是永恒的“法则”，而任何对“规律”的偏离都视为暂时的例外；将不完全竞争情况下的交换视为例外的做法，也深深影响了马克思以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克思却把等价视为现实交换中的基本价值规律，不但舍弃了完全竞争的条件，也将间接劳动撇开了。显然，由于李嘉图一方面在理论上坚持商品是等价交换的，另一方面又在现实中看到等量资本总是获得等量利润；那么，在资本有机构成不一致的情况下，就出现了“逻辑”的不一致问题。
显然，正因为坚持等价交换的规律，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也给后人留下了两大难题：一是如果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交换是等价的，那么剩余价值是如何产生的？二是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情况下等量资本是如何得到等量利润的？也正是为了弥补这种“逻辑”上的曲线，马克思构建了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一方面，通过引入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别来解释剩余价值的产生，其关键在于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另一方面，通过引入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区别来解释利润的平均化问题，其关键在于竞争导致剩余价值向利润的转化。但问题是，长期引起人们困惑这两个难题真是个“问题”吗？还是属于蓬莱楼阁的“伪问题”？显然，这里的推理逻辑是有问题的，因为等价交换是一个抽象结论，它建立在不现实的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而剩余价值的产生是一个现实世界中的现象；显然，如果现实和假设出现不一致，那么我们应该去更为真实地描述现状，而不是保留这种不现实假设去寻找其他的原因，以至出现了劳动力和劳动这样的区分。同样，剩余价值率相等也是不现实的完全竞争劳动市场下的抽象推论，而利润平均化则是一个现实的发展趋势；如果两者之间发生逻辑上的不一致，我们更应该去考察剩余价值率是否相等，更应该审查劳动市场的现实状况。事实上，正是由于马克思坚持基于不现实的完全竞争所推出的等价交换规律下审查现实问题，就出现了剥削不能产生于交换或流通领域的结论，从而从生产领域去考察剩余价值的来源，并提出了劳动力、生产价格等概念；而如果直接从不等价交换入手，那么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显然是一个假设和推理交叉混同谬误的典型例子（详细分析可参见笔者的《有效劳动价值论的现实阐释》一书的第6章）。当然，上述具体问题中的分析错误几乎体现在所有学者的著作和理论中，这包括配蒂、斯密、李嘉图、西尼尔等都是如此，从而它们所得出的具体论断也往往是错的，这里不一一列举。
2.正因如此，笔者强调，我们不能局限于马克思本人的研究内容、具体理论和分析框架，更不能仅仅阐发和宣扬马克思那些提出的具体观点，但可以且应该继承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实际使用的从本质到现象的基本路线。实际上，这就涉及到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区别：认识论关注的是知识的本质：知识是什么；而方法论关注的则是知识是获得的途径：如何获得知识。一般认为，尽管认识论和方法论往往会在感觉论的基础上得到统一，但在现实中两者也往往会存在一定的脱节。一方面，尽管方法论是正确的，但由于特定的条件限制，并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譬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科学的取得都是在一种特定的（正确的）方法论基础上不断推进的，这就意味着，在每个阶段的认识都是有问题的。另一方面，尽管人们对某事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获得认识的方法并非是正确的；譬如，现代经济学已经正确地认识到现代企业往往表现为股东牟利润的工具，但笔者以为，这一认识的方法论却不是正确的，因为它并没有遵循从本质到现象的分析路线来揭示这是一种异化现象，而将之大成合理状态而接受了。推而广之，对待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都是如此：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些具体观点还是100年前的残留，这种观点在现在看来很可能是错的，但并非意味着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是错的；同样，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关注现实，其观点也随着现象的变化而改变，从而往往体现出与现实的一致性，但这并非意味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对的。
然而，不幸的是，每当笔者向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分析马克思的一些具体观点，特别是劳动价值理论内在的缺陷时，他们马上就会提出抗议，因为在他们看来，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石，如果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存在缺陷，那么整个马克思经济学都要被抛弃；相反，当笔者向西化的主流经济学者阐述时，他们往往幸灾乐祸，认为马克思经济学本身就是一个不值得探讨的谬说。但显然，这两种态度都是要不得的，事实上，即使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具体表示形式是错的，也不意味着从劳动角度探究价格的内在实质是错的，更不意味着马克思经济学不值得研究和探讨，毕竟它提供了巨大的方法论指导；这就如马歇尔的市场完全出清等论断根本上不符合实际一样，但毕竟马歇尔奠定了用供求来分析现状的完全体系，因而迄今马歇尔经济学得到不断的修补和发展。
3.笔者以为，马克思经济学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全面，它所设立的理想状态也更有意义。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主流经济学的长期和短期之间是相脱节的：注重长期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世界视为均衡的，而关注短期问题的凯恩斯经济学则认为现实是非均衡的，这两者能够实现有机的统一吗？至少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合理的统一理论出现。相反，古典经济学遵循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思路，把经验和超验联系了起来，不但可以探究长期的理想状态，也可以通过权力结构等因素考察现实的变异性。关于这一点，前面的一篇文章已经作了阐述，这里再补充一点：两者的对理想状态所设立的途径也是不同的。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注重对具体经验事实的概括，强调要从人类历史的演化过程中发现未来的发展趋势，并把最终的状态是为理想状态；当然，这种理想状态又往往遵循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它必然在以前的历史阶段中得到某种程度的体现，因而它特别注重对各种影响因素的考察，探求历史上可能存在的那种类似理想状态。另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极力引入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就如物理学中的无摩擦状态使一种现象，而通过小球在平滑平面上直线运动的试验永远得不出均衡状态一样；它也强调，经济学的理想状态是想像出来的，是一种彻底思考的纯粹状态，而不是实践或经验的产物。正因如此，马克思经济学注重对实现世界的观察和调查，但新古典经济学则强调想象力的训练；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一般思路是：首先设想某种均衡状态，其次研究该状态下的情形而得出均衡状态下的结论，再次以这种假想的均衡状态为视角来对现实进行解释。
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只要将均衡状态搞清楚了，不均衡的情形分析起来就有了逻辑，也更容易搞清楚；为此，新古典经济学几乎将经济学所遇到的所有问题都设想出均衡状态，但事实果真如此吗？譬如，就一般均衡理论而言，这是新古典对所有的市场所设想的一种理想状态，根据这种理想状态，整个市场的生产和交换将处于一种帕累托最优状态；那么，为什么现实中的市场不是帕累托有效状态呢？新古典的解释是：现实中的市场还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但是，这同样还是面临着问题：在存在多重均衡的情况下，哪个帕累托状态会出现呢？更不要说，完全信息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因为市场中的价格作为信号本身就内含着悖论：价格一方面反映了市场的供求信息，但另一方面又没有也不可能包含搜寻的成本信息，否则，人们就失去对信息搜寻的动力。而且，新古典经济学对均衡状态的假定本身也不是独立的，而是由人是理性的这一先验预设推衍而来的，而这一先验预设与现实又是相悖的，因为不均衡的现实状态已经反映了人的行为不是理性的，或者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定义的那种理性的。正因如此，马克思本人就曾极力批判当时已经逐渐盛行的基于先验预设的纯理论构建，他（Marx，1988，70～71）写道，“不要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国民经济学家只是使问题堕入五里雾中。他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即两个事物之间的例如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必然关系，假定为事实、事件。神学家也是这样用原罪来说明恶的起源，就是说，他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
4.我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经济学是要借此来探究现实问题，解决西方主流经济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当前那些掌握话语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上却大多搞错了方向。事实上，迄今为止，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往往热衷于劳动价值理论、利润平均化或下降理论或者转型问题等马克思以及以后经典作家不止反复争论过多少次的问题上，一些人也往往号称已经解决了其中的某些问题，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吸引力和生命力是否提高了呢？尽管当前越来越多学子开始对主流经济学常识了不满，但又有多少转而相信当前这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呢？特别是，这些“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极力批判当前的一些政策，但把视野仅仅局限于立场和主义之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本身提供了多少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呢？例如，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讨会中经常出现的有关“利润率是否下降”的争论而言，其实，这本来是一个一般规律，因为现实中利润率本身是资本的供求决定的，而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导致资本的谈判势力的减弱，当然也就会导致利润率下降；当然，资本的丰裕程度和谈判势力在特定时期或特定地点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利润率出现波动和反复，特别是，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全球化等等因素往往会对资本的谈判势力产生影响。但问题是，当前那些学者努力通过各种统计数据来证实或证伪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又有什么意义呢？而且，他们总是要证明马克思这一论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适用性，那么，又为什么不同样来检验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呢？再如，当前政治经济学界又兴起了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的争论，这种争论又有什么意义呢？一者，公平本身的含义就是非常丰富的，这方面西方伦理学或社会哲学已经积累了远比马克思学说中更为丰富和思维的理论，而那些热衷于争论的学者对这些发展却往往熟视无睹；二者，效率本身就不是一个实义目标而仅是一个实现某特定目标的速度，如果不界定效率的内涵，空泛地讨论有什么意义吗？
实际上，当前马克思经济学要取得发展或振兴的契机，首先要正确地区别为官方控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允许多视角地探究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同时，要能够从马克思的研究和思维中获得启发，以解决当前主流经济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多年马克思本人的一些论述。譬如，就企业而言，主流经济学基于伦理实证主义把企业是为股东最大化其利润的工具，并且，在股东价值观的基础上关注交易成本以及相应的委托-代理机制的建立；但显然，这种过于强调产权明晰化的主张反而窒息了人的主动性，从而使得囚徒困境、激励不相容原理以及X低效率理论都出现了。显然，这些方面都可以从以马克思位代表的主殿经济学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因为古典经济学特别强调分工，而分工的深化则依赖于自发和自觉的合作。特别是，我们可以充分借鉴马克思主义中的协作和异化思想：从协作角度可以基于人的社会性来探究组织内外的分工与协调，从而把企业文化和社会伦理结合起来探究社会共同治理等机制；而从异化角度则可以梳理股东价值观的起源、现实困境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从而可以从更高层次上认知和把握企业的实质和现状。其实，只有用马克思的思维来探究现实问题，研究西方主流经济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才能使马克经济学焕发生命力，这种理论才能不断传承下去；同时，只有这样，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才有交集，才有对话的框架和平台，才可以引起广大学子的兴趣，从而促进整个经济学的发展。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对理论作深层次的思考，需要充分吸收现代科学新发展的知识；例如，只有对社会伦理和道德哲学方面对平等、正义、美德以及善等的争论和发展，我们才能真正更全面地理解和发展马克思关于公平的理解，才能真正挖掘现实社会中的异化苗头。
5.最后，要强调的是，我们在理解和探究马克思经济学时，要避免马克思“主义”陷阱，这就需要将马克思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区分开来：马克思经济学是试图阐释马克思本人的理论认知，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那种占统治地位的部分学说。究其原因在于，尽管将马克思经济学抽象化一种学说体系，并整理出某种特定范式，对方便一般读者的理解是必要的；但是，学术系统化、编码化本身却往往体现了后继者尤其是那些掌握话语权的认识的解读，也就必然会带上他们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立场，从而也可能会对马克思的原意造成一定的曲解。其实，历史上的任何思想大师必然有其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东西，也有其需要被扬弃的过时或错误的认知；但是，任何学说一旦上升到“主义”的层次，就开始了异化的发展。正因如此，我们在继承和发扬某个大师的思想和理论时，要时刻防止因学说的“主义”化而带来的教条主义倾向。
例如，就马克思经济学而言，一旦转变成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就开始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方面，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教条性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从而使得当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育具有经院哲学的色彩；而另一方面，那些崇尚新古典的“主流”经济学者则往往对马克思的所有一切都不屑一顾。同样，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一旦上升到新古典主义也就开始被打上了形式主义和国内主义的烙印，在推动经济学帝国主义心态不断膨胀的同时，其发展也就成为越来越脱离现实的极端抽象化思维方式，成为纯粹的数字游戏，从而窒息思维的自由交流，并产生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危机。那么，如何处理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儒学的发展历程中得到启发。事实上，自汉武帝将儒学政治化之后，儒学就开始朝两个方向发展：原先积极建制立法的政治儒学转变为政治化儒学，专务治术并为现政权服务，并逐渐由创造性的思想转向解释性的思想；而原先热衷天道性理的心性儒学则转入民间，专守经业而进一步探究王道理想，从而开启了专注于释经传业的传统。显然，就当前中国的学术氛围而言，我们必须清晰地对作为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学术的马克思经济学进行区分，防止政治过程干涉学术的讨论；只有存在自由的讨论风气，人们才可以更为深入地认知马克思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才可能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