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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百度百科
九一八事变目录
事变概述
事变经过
各方反应
民间运动
文艺作品
纪念活动
事变思考
策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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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概述
九·一八事变指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炸毁沈阳柳条屯一段铁路，反诬中国军队破坏,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是由日本蓄意制造并企图以此来侵略中国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根据冲突爆发的日期，史称“九·一八事变”。由于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称为满洲，日本方面将这次事变称为“满洲事变”。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这次事件爆发后的不到半年时间，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直至今日，九月十八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在国际上，这起事件经常被拿来与纳粹德国的国会纵火案相提并论。
事变背景主要人物：张学良、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
1.日本国内情况
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21年日本的军费为七亿三千万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可是大规模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但裁军开始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2.日本控制东北铁路
１９０５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的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己有。此后，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有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
3.田中奏折
１９２７年６月，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并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折）。在田中奏折中曾经提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这份奏折在１９２９年被曝光，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及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均认为是日本奉行侵略中国政策的证明。
田中奏摺的真实性受到包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在内的学者质疑，当前的主流说法多认为其应为国民政府所伪造。然而时至今日查考史料及历史脉络，当时日本图谋全面侵华已久确为事实。
4.皇姑屯事件与东北易帜
当初，日军与东北军阀张作霖维持了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１９２８年，关东军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史称皇姑屯事件。日本关东军希望籍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
皇姑屯事件并未引起日军所期待的东北混乱，相反，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２９日，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突然宣布全东北易帜，接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领导。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
5.万宝山事件
１９３１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１２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１８８名朝鲜人耕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这一工程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２００余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７月５日前完成筑渠。７月１日，中国农民４００余人，联合起来平沟拆坝。７月２日，日本警察镇压平沟的中国农民，双方对峙，后日本增武装警察，在日本军警保护下，工程于７月５日完成。同时，日本通过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捏造新闻，说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掀起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日本却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
6.中村事件
１９３１年６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日本藉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
[编辑本段]事变经过
1.柳条湖事件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２营第３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夜２２时２０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７．５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３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备队。
爆炸同时，呆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
爆炸后，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南军为平田幸弘指挥关东军第２师步兵第２旅第２９团，北军为岛本正一指挥的铁路守备队第２营。
当时，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事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６２０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最后突围撤走。由于执行不抵抗命令，北大营逾万名守军被只有５００多人的日军击溃。
2.辽宁、吉林主要城镇沦陷
日军在沈阳当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２师第３旅第２９团向奉天城攻击。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辽阳的第２师主力增援对奉天的进攻；独立守备队第３营进攻营口、第４营进攻凤凰城、安东（今丹东）；第２师第３旅主力、骑兵第２团、独立守备第１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子、二道沟、南岭等地。至９月１９日１０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１８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９月２１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２师主力占领吉林。
3.黑龙江主要城镇沦陷
１０月１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３个团进攻齐齐哈尔。１０月１６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防军击退。守军炸毁嫩江铁路桥的第１、第２、第５号桥，以阻止日伪军进犯。１０月２６日，关东军第２师第２９团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１１月４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指挥３个旅，５个团共１．６万余人进行江桥抗战，战至１１月１８日，终因伤亡惨重而弃守省城齐齐哈尔，撤往克山、海伦。１１月１９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4.锦州、哈尔滨沦陷
张学良在事件爆发后离开奉天，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８日，关东军派出１２架轰炸机空袭锦州。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礼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军攻占黑龙江省主要城镇后，开始进攻辽西地区。12月15日，关东军进攻锦州。12月1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今大虎山）。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已奉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犯，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１月３１日，依兰镇守使兼第２４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天，自卫军伤亡惨重，撤往宾县。２月５日，日军攻陷哈尔滨。
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和3000万同胞陷于日寇铁蹄的蹂躏之下。
5.满洲国成立
由于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关东军不敢悍然武力占领满洲全境，因此考虑建立傀儡政权。当时担任特务机关负责人的土肥原贤二大佐游说了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当时关东军以复兴满清为条件，说服溥仪回到东北。11月10日，溥仪从天津出发，11月13日到达营口，最后停留在驻守旅顺的日本军营内。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正式成立。溥仪担任国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现在的长春），年号定为「大同」。上述宣言都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的公馆发表。国际联盟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行为，并不承认满洲国政府的合法性。日本表示抗议并且脱离国际联盟。
3月9日，溥仪登基仪式在新京举行。
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伪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满洲国承认日本的既得权益，并允许关东军在满洲国内驻军。九一八事变简介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的事件。
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日本逐步确定了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战略方针。1930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为了转移日益激化的国内阶级矛盾，日本加快了武力侵华的步伐，于1931年7月和8月在东北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9月18日，日本又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
当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由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事变发生前，蒋介石于8月16日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9月12日，他在河北石家庄召见张学良时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当时，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而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16.5万人。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违反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
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东北军撤向锦州。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26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各方反应
1.国民政府
1.外交努力
9月19日，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
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
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2.不抵抗政策
１９９１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不抵抗”的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为。与蒋介石无关。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９月６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评价。然而对于张学良的不抵抗行为，后来逐渐评价为：他错误判断日军目的，若其知道日军并非“寻事”，而是要吞并东北。作为东北少帅，他不至于会将东北拱手让给日本。张学良１９９０年接受日本国营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当时认为「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
2.中国共产党
９月２０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
９月２２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向全党指出：“立刻发动与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是党的中心任务，特别在满洲应组织武装力量，“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并连续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声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高潮，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太原、广州、济南、福州等地的大中学生和市民纷纷集会游行，通电抗日救国，并结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3.日本政府
1.内阁不扩大方针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南次郎陆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然而关东军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不断扩大战线。
2.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
12月11日，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次日，犬养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
６五一五事件
１９３２年３月１２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市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同年日本爆发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暗杀。）
4.国际社会
国际联盟及李顿调查团
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调查事变始末。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日，该调查团发表李顿报告，指出日本发动的事变是侵略中国的行为。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令日本撤出国联。调查团在事变后一年多后才发表报告，诚然是为时已晚——日本不理会国联的谴责，继续侵略行动。
我国驻英公使郭泰祺在国联特会上演说，反对国联对中国问题不顾多数国家的反对，仅秉英、法两国之意旨草拟袒日报告书。
5.美国
１９３２年１月７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表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这被称为“史汀生主义”。中国和当时欧洲各国对此都普遍表示赞同，但是日本却无视这一通告。
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观望，到与国联合作，再到“不承认主义”的过程，总的趋势是朝着逐渐强硬的方向发展。但由于美国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实质性行动，美国的反应对日本的遏制是软弱无力的。民间运动
东北抗日联军
⑴游行集会
9月28日，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
9月28日，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学生打伤，后被迫辞职。
⑵抵制日货运动
1931年7月，由于万宝山事件，日本煽动朝鲜排华反华，中国国内再次爆发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变后，运动愈演愈烈。
[编辑本段]文艺作品
张寒晖《松花江上》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中国东三省，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驱赶“剿共”前线的东北军官兵，携老带子，布满西安街头。他们被迫流亡关内，有家不能归，有仇不能报，却要为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去卖命，从心头都郁结着悲苦怨愤，要倾吐，要爆发 。正是在如此的背景下，张寒晖谱写了这首感人肺腑的独唱曲，以含着热泪的哭泣似的音调，唱出了悲愤交加的声音。他把自己的这首歌教给学生、群众演唱，然后，他带领群众到西安的城墙上，街头中去演唱，悲怨壮烈的歌声深深打动了广大东北军官兵的心，竟有数万名官兵听后落泪。“西安事变”爆发前后，西安城里已到处可以听到《松花江上》的歌声，并迅速传遍全国。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这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曾被誉为“流亡三部曲”之一，而风靡中华大地的抗战歌曲《松花江上》。
西安事变前夕，西安爱国青年去临潼请愿时，行至十里铺，张学良将军驱车赶来，劝导学生勿去临潼，怕有危险。这时，有人唱起了“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悲壮的歌声令人断肠。张学良听了，沉痛地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
抗战开始后，周恩来曾代表中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会议结束时，周指挥与会军官唱了这首歌。悲愤的歌声激起了大家思念故乡的情绪。当歌声进入“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时，全场军官有的热泪盈眶，有的低头哭泣，有的举起了拳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的决心，充溢着歌唱者的胸膛。
《松花江上》初由省立二中唱起，后流传东北军，并迅速唱遍了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当时，这首歌曲并没有出版，而且谁也不知道作者是张寒晖，可是，那旋律中凝聚的血泪却强烈地感染着爱国的中华儿女们，人们争相传抄传唱，在祖国破碎山河的上空，到处飘荡着歌曲中的呼号。
1938年7月7日晚，武汉举行了抗日周年的盛大活动，十多万群众分乘几百条木船，举着火把汇聚在长江之上。这时候，不知是谁领头唱起了《松花江上》，立即引起大家的呼应，十几万人的歌声掀起了巨大的声浪，汇成了人间罕见的、血泪凝聚的感情的交响。
一直埋头苦干的革命音乐家张寒晖，就是这样代表着人民倾吐呼号，为我们留下了这首不朽的战斗性的悲歌。
歌曲赏析
这首歌以带尾声的二部曲式为结构。倾诉性的音调贯穿全曲，并兼有叙事和抒情的特点，真切感人。旋律以环回萦绕，反复咏唱的方式引伸展开，感情越来越激动，具有回肠欲断的效果。当尾声唱出呼天唤地似的旋律时，歌曲达到了高潮，在声泪俱下的悲痛中，蕴藏着要求起来抗争的力量。
歌词全文：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一堂？！纪念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１９９１年９月１８日在沈阳开放了九一八事变陈列馆。前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１９９７年访华时拜访过这个地方。９月１８日被不少中国人认为是「国耻日」，而中国民间要求将９月１８日定为国耻日的诉求也不时出现。
沈阳市从１９９５年始，每年在９月１８日晚上鸣响防空警报３分钟，以警示民众勿忘国耻。
[编辑本段]事变思考
１９３１年的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这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和损失，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血鉴。今天，面对第78个“九一八”，勿忘国耻，我们思考的应当更多、更深。
其一，勿忘国耻当思国运。走进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让人深思再三的莫过于“国运”二字。从高耸的残历碑到蜿蜒的展厅，如同是用一串串“难”字勾画出的国难图，国家的灾难、民族的苦难、抗争的磨难……抚今追昔，百感化作一念：当苦日子离去的时间越久远，当富日子光临的越急匆，我们心系国家、民族的命运，如何才能让国耻一去不复返？历史实践告诉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兴衰成败，需要全国人民的人心支撑，而要把十三亿人的力量凝集起来，惟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其二，勿忘国耻当思发展。77年前，我国经济落后也是造成国门洞开、生灵涂炭的一个重要原因。看昨天知国耻，看今天想国兴，看明天盼国强。只有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为了不再做“弱肉”，不再被“强食”，我们必须励精图治、奋发图强，以科学发展来大踏步地向前追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我国经济总体规模虽然比较大，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１００位之后。面对现实，倍感发展之急迫，不思发展就如同当年的不抵抗，有发展才谈得上民族尊严，才能在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中，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真正巍峨挺立。
其三，勿忘国耻当思忧患。古往今来，我们的民族不乏“忧论”：忧国忧民、居安思危、先忧后乐、进亦忧退亦忧，等等。忧，具有很重要的道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然而，这个道理，似乎没有“直奔主题”，没有“坐落”到目的上——忧患是为了图强，而图强又必须先进。如今，我国人民先进意识大大增强，国家也正在欣欣向荣地强大起来。这是个大醒、大幸。然而，世界风云变幻，“落后就要挨打”还将是一个长久而严酷的现实。因此，面对77年后的“九一八”，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指出，“居安思危”应成为我们须臾不可忘却的忧患意识。
史路迢迢，多有一鉴：“兢兢以强，迤迤乃亡”；“盛世不怠，奋发图强”。惟有人人不怠，才有举国不怠；惟有举国不怠，我们民族才能长盛不衰，明天才会更加美好。
[编辑本段]策动人员
“九一八”事变的策动者及其结局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盘踞在我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和实施者。
坂垣征四郎被称为关东军的“大刀”。他１９１６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１９１９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任云南、汉口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１９２９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１９３０年６月，坂垣征四郎在与石原莞尔进行了多次密谋后，组织了横跨中国东北三省的“参谋旅行”。“参谋旅行”是他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前哨战。他们在哈尔滨、锦州、旅顺等地制定了日军在这些地区作战的攻防战略，在“旅行”中提出了日本占领满蒙的计划，并称，“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石原莞尔被称为关东军的“大脑”。１９１８年，他以全校第二名的总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当时曾有人评价说，石原莞尔的头脑是陆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的头脑”。１９２２年，他留学德国，研究过拿破仑军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但他的全部兴趣和爱好，都集中在如何完成日本的侵略扩张方面。１９２８年１０月，他由日本陆军大学教官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与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形成团伙，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土肥原贤二是日军中的“中国通”。他１９１２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随即被派往中国，开始了长达３０年的特务生涯。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讲几种中国方言，１９３０年任天津特务机关长，“九一八” 事变前３０天，他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虽然“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不在沈阳，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却是发动事变的中心。事变发生后３天，土肥原贤二即从东京返回，就任沈阳市市长。
“九一八”事变后，坂垣征四郎任沈阳特务机关长、伪满洲国军政最高顾问，１９３６年任关东军参谋长，并在１９３７年以日军第五师团长的身份率日军入侵中国华北。战后，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于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３日被处以绞刑。
事变后，石原莞尔被任命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后升任日本陆军中将。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石原莞尔见风使舵、混淆视听，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５日，他因膀胱癌病死家中，终年６０岁。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还参与策划了一系列侵略中国的阴谋事件，如“华北自治”、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张北事件”“七七”事变等。日本战败投降后，土肥原贤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处以绞刑。
1931年日军为取得更大利益，于当年9月18日突然对东北军发动攻击。在不抵抗命令下，东北军撤出东北，日本策划伪满州国成立，从此东北民众开始了日军统治的14年悲惨生涯。抗战胜利后，每年的9月18日被中国人视为国耻日！相关条目
南满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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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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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由于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当晚日军便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短短４个多月内，１２８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３.５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３０００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九一八”事变前，它已通过日俄战争夺取了旅顺、大连和满洲铁路沿线并派兵驻扎，这正是它能够阴谋进行事变的前提。
在１９２７年夏，日本内阁就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７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
创作反映九一八事变歌曲《松花江上》的作曲家张寒晖
（1902－1946）
“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出现了东北义勇军和各种抗日武装。１９３６年２月，东北各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抗日联军团结广大群众， 进一步开展了广泛持久的抗日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抗战。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那天发生了什么？
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２２时２０分，以日本军官河本末守中尉为首的７名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按照预定的阴谋，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湖村一段。日军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军队，随即向沈阳东北军精锐第七旅驻地北大营发起进攻。日军袭击了北大营火药库，守护火药库的众多中国士兵从睡梦中惊醒，来不及着装，便被射杀、屠戮。驻北大营王以哲旅数逾万人，装备齐整，素有东北军模范旅之称，由于忍辱执行不抵抗的命令，却被日军铁路守备队第二大队５００人一举将营地攻占，王旅仓惶溃退。当时，东北军的总人数有３０万左右。除参加中原大战随张学良进关的１１万余人外，留守东北的尚有２０余万人，另有公安、警察部队若干。而日本关东军此时在东北的兵力只有１万余人。由于执行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在兵力上占优势的东北军将士对突如其来的进攻毫无戒备，致使日军偷袭得逞。
1932年蒋介石写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手令
１９日零时２０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向所属部队下令，向东北各地实施进攻。同时，又令驻东北的关东军第二师主力迅速集中，攻击沈阳城；独立守备队各部队进攻南满铁路沿线的安东（今丹东）、营口、凤凰城和长春等地。关东军还电请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尽速增援。 １９日凌晨３时，日军攻入沈阳。留守的沈阳公安总队在警务处长黄显声的带领下同日军展开了巷战。晨４时，驻扎长春、宽城子等地的日本军队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当时，在沈阳的东北地方军政大员仅有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两人。与关东军的蓄谋已久相比，荣、臧二人对日军的突然行动毫无准备。当得知日军开始进攻时，臧式毅通过电话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进行了交涉。日本领事的回答却是：“军人行动，领事无权处理。”当北大营第七旅值班军官向荣臻电话请示处置措施时，由于当时身在北平的张学良事发时正在同英国大使一起看京剧，联系不上，不敢擅自改变既定对日政策的荣臻含泪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领营房，均可听其自便。”
日军占领北大营的资料照片
９月１９日晨６时３０分，经过５个多小时的战斗，日军占领了沈阳城。日军第二十九联队仿佛进入无人之境，所有中国警察、宪兵都被缴械。东北当局及辽宁省设于沈阳的党、政、军、财、教育等机关，兵工厂，飞机场，银行等全被侵占。辽宁省省长臧式毅被俘，东北边防军代理司令、参谋长荣臻等微服逃走。日军攻占沈阳后，大肆抢掠公私财物。 据不完全统计，仅官方财产损失就达１８亿元以上，损失飞机２６２架，各种炮３，０９１门，机枪５，８６４挺，步枪、手枪１１万余支。日军在攻占沈阳的当天，还攻占了安奉、南满两铁路沿线的长春、营口、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抚顺等２０余座城市，略地千余里。日军又继续扩大占领区，仅一星期，就侵占了辽、吉两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这是“九一八”事变第2天上午11时，日本侵略军占领东三省官银总号（中央银行）大金库，掠夺了大批现款和黄金。这是日本兵把守在金库门前，门上贴有“日本军占领”的字条。新华社发
柳条湖村位于沈阳北郊，面积近８平方公里，多为柳林丛生的沼泽地，还有少部分菜地和庄稼地，散乱地分布着２０来户人家。北大营距沈阳老城区约５公里，原为张作霖麾下东北军一大兵营，驻兵万余。整座营盘方方正正，边长两公里，四周环以土围和深壕。日军精心选定“九一八”事变发生地，实因柳条湖和北大营是中国东北的军事要地，还因为这里的地理位置、地形地物便于日军寻找事变借口和易于发动事变。北大营距沈阳城５公里，距柳条湖村５００米，距南满铁路最近处仅３００米。 据当年参与策划柳条湖事件的日军中的３个核心人物之一——花谷正，在《文献昭和史》中是这样描述的：“１８日夜，月近半圆，高粱地黑沉沉的一片；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查铁路线为名，带领数名部下向柳条沟走去。一面从旁边观察北大营的兵营，一面选了个离兵营约８００米往南去的地点，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安装在铁轨下，并点了火，时间是１０点过了，轰的一声炸响，铁轨和枕木都炸飞了。”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也已明确认定：柳条湖事件“是日本人有计划实行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哪些行动？
辽西义勇军老梯子队在阵地上抵抗日军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中国内战不息，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张学良受蒋介石诱惑，率东北军７万余人入关助蒋，使东北防务空虚，给日军行动造成了机会。中原大战后，蒋介石继续坚持反共立场，调动数十万军队连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国民党内部斗争亦十分激烈，１９３１年５月，汪精卫等在广州另立中央，成立“国民政府”，形成宁粤对峙的局面。国民党统治集团把精力都用到内战和内争中去了，根本不顾外患。“万宝山事件”发生后，东北边防公署三次派员调查。９月初，中国政府承认了这一事实，表示可用外交途径解决，并委曲求全，将关玉衡逮捕，拟对关进行军事审判。但日本帝国主义者并不甘休，他们认为利用“中村事件”正是向东北出兵的“天赐良机”，公开宣称要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侵略气焰甚嚣尘上。当东北危亡在即之时，蒋介石政府却认为日本为亚洲文明国家，绝不会有违反国际公约之行为，日方之宣传或系一恐吓手段。蒋介石不仅没有对日军入侵有所防备，反而一再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由于中国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所以日关东军司令部敢于命令仅一万余人的关东军向驻有近２０万中国军队的东北全境发动进攻。
1936年1月28日，东北抗日联军成立，杨靖宇(左)、周保中(中)、李兆麟(右)分任三路军总司令。 新华社发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正值国际联盟召开第十二届大会。中国政府不积极动员人民和军队抗击日本侵略军，却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国联。９月１９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电饬出席国联会议的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控告日军侵略中国东北领土，请主持公道。施肇基在诉说日军入侵，中国军队毫无抵抗的情景时，声泪俱下，并声明：中国完全听命于国联，毫无保留条件。 但国民党政府继续奉行不抵抗主义的政策，对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力加镇压，使日军占领东北后把侵略的战火又烧向中国内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什么行动？
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
宣传抗日御侮的报刊杂志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东北抗联战士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被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怒了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各党派爱国人士、爱国民众团体的倡导和响应下，迅速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浪潮。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号召。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和当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分别于９月２０日、２２日、２５日、３０日和１０月１２日连续发表宣言、决议、告全国同胞书等，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恶目的和反动本质，严厉谴责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辱国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了“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抗日救亡主张。中共中央号召全国民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自己武装起来，“真正地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中共中央还在有关决议中特别要求当时的满洲省委加紧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抗侵略，加紧组织军事力量进行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
马本斋及其领导的回民支队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中共满洲省委全力以赴，立即投入了发动和领导东北民众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斗争。９月２５日后，在沈阳、大连、哈尔滨等地的街头出现了“以罢工、罢市、罢课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反映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标语和传单。在中共满洲省委的积极宣传、推动下，东北广大民众的民族觉悟被极大地唤醒，抗日义勇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支援下在东北各地蓬勃发展，狠狠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并最终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东北抗日义勇军到后来的东北抗日联军，从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４５年的１４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白山黑水间谱写着一曲曲壮丽的诗篇，以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为代表的无数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血沃疆场。中国共产党也在血与火的抗日战争中经受住考验逐步壮大、成熟。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主要抗日军队有哪些？
抗日英雄杨靖宇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在东北已经有了多支抗日队伍，如“东北工农抗日游击大队”（对外称东北抗日救国军第一补充团）、“抗日救国游击总队”、“抗日救国游击军”、“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等。“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这些抗日队伍联合在一起，形成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日联军：“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部分爱国官兵和各阶层群众，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相继组成各种名目的抗日义勇军，抗击侵略者。其间，中国共产党迅速派出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魏拯民、冯仲云等重要干部到东北，组建东北抗日联军，与自发组织起来的东北义勇军一道，在白山黑水间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从而拉开了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东北抗日联军，是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入东北之后，在党的直接领导下，通过不同方式，经过不同发展阶段，先后建立起来的１１个抗日武装部队的总称。它是在中共满洲省委和各级党组织领导下成立的。
东北抗联战士
１９３５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东北党的组织和人民革命军立即响应，并积极筹组东北抗日联军。１９３６年２月，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拟定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决定将党所领导的东北抗日部队一律改为东北抗日联军，并吸收其他抗日武装参加这一联合军队组织，扩大抗日统一战线。自１９３６年初至１９３７年秋，东北抗日联军陆续编成了１１个军。但由于各军被敌人分割各地，联络不便，一直未能建立起统一的指挥机构，各军仍然分散独立作战。１９３６年３月，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关指示，将部队改称东北抗联第二军，兵力二千，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委。同年６月，魏拯民到达南满金川县河里地区（今柳河县境）与杨靖宇会见。时值中共南满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宣布南满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为东北抗联第一军。尔后，由杨靖宇、魏拯民主持召开南满、东满特委及第一、二军主要干部联席会议（即河里会议）。决定：（一）抗联第一、二军合组抗联第一路军，杨靖宇、王德泰分任总、副司令。（二）建立党的南满省委，选举魏拯民为书记。此后两支部队更为密切地展开了联合抗击日伪的战斗。
抗日英雄赵一曼
１９３６年１月下旬，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四、六各军和谢文东、李华堂部队举行联席会议，合组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赵尚志任总司令，李兆麟任总政治部主任。之后，第三军正式改称东北抗联第三军，部队扩大成十个师，兵力六千。东北抗联第六军于同年６月改编，军长夏云杰。同年１１月，抗联第四军第二师改编为抗联第七军，军长陈荣久。后长时期与我党领导的部队联合抗日的谢文东部民众军、李华堂支队相继于１９３６年９月和翌年１月分别改编为东北抗联第八军与第九军。 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于１９３６年冬改编为东北抗联第十军，军长汪雅臣。 至１９３７年上半年，东北抗日联军已经由小到大号称“十大联军”，兵力达２万余众，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日武装力量。日本帝国主义称东北抗日联军是伪满洲国的“治安之癌”。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各国列强是怎样表现的？
“九一八”事变后，在国际上，苏联和世界其它一些进步国家一致谴责日本的侵略罪行，但英美等国却采取了姑息养奸的绥靖主义政策。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愿对日本采取强硬制裁，反而偏袒日本。国联后作出决议，不区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要求双方撤兵，避免事态扩大。虽然要求日军从占领区撤退，却赋予日军自由“剿匪权”这一有利于扩大侵略的条件。对国联这些颠倒是非、侮辱中国的决议，一向逆来顺受的国民党政府竟也完全接受。
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４日国联大会通过一项报告书，确认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在沈阳及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不能视为自卫措施”，“日本在争端的全部过程中采取的军事措施，也不能视为自卫措施”。
为什么说日军酝酿“九一八”事变由来已久？
1927年，日本田中内阁通过先征服
“满蒙”而后征服全中国的计划
日军侵华“纪念章”
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内政状况都对日本入侵有利。欧美帝国主义正陷在１９２９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之中，自救不遑，无暇东顾。
这时，日本关东军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认定１９３１年是使用武力进攻东北的极好时机，坚决反对日军参谋本部的“一年以后行动”计划。在石原、板垣等人策划下，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强调“关东军应有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之决心”。因此，日军不断挑起事端，制造武装侵占东北的借口。７月，制造了“万宝山事件”。日军利用侨居在长春附近万宝山的朝鲜人与当地农民因租地挖渠引起的冲突，以保护朝鲜人为由，开枪镇压中国农民，打伤多人。日本事后反而颠倒事实，在朝鲜大肆宣传华人排斥朝鲜人，在朝鲜煽起了一场骇人的暴力排华事件。日本并以此向中国提出严重交涉。８月，日军利用“中村事件”，把武力侵华的战争狂热推向高峰。原来，日本现役军人中村震太郎大尉冒充农业专家到禁止外人游历的大兴安岭地区侦探，被我东北屯垦军第三团关玉衡部抓获。因其间谍证据确凿，当时满怀民族义愤的官兵于盛怒之下将他处死。
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作为战犯在中国受审时曾供认说：“伪满洲国的建立及其成长，就是关东军秉承日本帝国主义的命令，侵略东北并企图巩固侵略的一个手段。”
“九一八”事变前，日军的侵略魔爪多少次伸向中国？
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满洲里
１８９４年，日本挑起甲午战争，１８９５年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１９０５年，日本取代沙皇俄国，攫取了租借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等权益。不久，日本把辽东半岛改称“关东州”，设立殖民统治机构“关东都督府”，把驻扎在东北的日军命名为“关东军”。
１９１４年，日本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利益，侵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
１９１５年，日本以武力相威胁，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
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７日至７月７日，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７月，内阁首相、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有什么罪行？
第19路军奋起反击
在国联的决议支持下，日本有恃无恐，侵略气焰更加嚣张。１２月下旬，日军以“剿匪”为名，大举进犯锦州，中国军队弃守，日军攫取了辽西地区，直逼山海关。１９３２年１月，日军进攻哈尔滨特区，２月５日将哈尔滨攻占。自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开始，仅４个月零１８天，东北四省全部沦陷，日军随后即在中国领土上制造了一个伪“满洲国”。日军占领沈阳后，接着分兵侵占吉林、黑龙江。从此，日本帝国主义把东北变成为它独占的殖民地，全面加强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文化奴役，使东北３，０００多万同胞，惨遭涂炭，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与此同时，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晚，日军又在距东北数千里之遥的上海突然挑起事端，向闸北、江湾、吴淞湾等地大举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率所部第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积极支援和配合下奋起抵抗。不久，张治中将军率第五军增援第十九路军。中国军民英勇顽强的抗击，挫败了日本法西斯的疯狂气焰，打破了其侵略华中的计划。但国民党当局妥协退让，于５月５日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日本从此取得了在上海长期驻兵的特权，为其后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华中建立了桥头堡。同时，它们用停战协定取得了战略主动权，得以抽调兵力投向中国东北三省，加紧了对东北抗日军民的“讨伐”。
１９３３年１月，日军蓄意制造了手榴弹爆炸事件，借机攻陷了东北通往关内的咽喉要地——山海关。２月２３日，日军调集关东军第六、第八师团等部及部分伪军共１０余万人，兵分三路向热河进犯，不到１０天的时间就攻陷了热河省会承德。随即，日军分兵向冷口、界岭口、喜峰口、罗文峪、古北口等长城要隘进犯。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经近３个月的浴血奋战，中国军队毙伤敌数千人，给骄横一时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然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了长城抗战的失败。至５月２４日，日军接连侵占丰润、蓟县、遵化、平谷、香河、怀柔等冀东２２县，直接威逼平津。在华北危急的情况下，蒋介石政府软弱妥协，接受了日本政府“停战”谈判的条件，并于５月３１日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退到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以后不得越过该线。该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及热河的占领，为日军进一步向华北入侵洞开了大门。
1931年9月27日，东北爱国人士在北平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张学良资助30万元。图中前排左起：卢广积、王卓然、孙恩元；后排左起：阎宝航、杜重远、王化一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法西斯并不满足在中国的既得利益。经过充分酝酿，日本政府和军部于１９３３年１０至１１月间，一致提出了“根绝排日”、“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的分离华北的政策。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８日，日军诬称驻守热察边区的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有碍行政，要求将察哈尔省沽源以东、长城以北地区划归热河省。随后，不断地向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相继制造了两次“察东事件”。６月５日，日本又借口第二十九军在张北县逮捕了４名日本特务机关人员，由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馆领事桥本正康等出面向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兼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抗议，并提出处罚责任者等三条无理要求，一手制造了“张北事件”。国民政府为平息事态，于６月１９日下令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之职，改由秦德纯代理。在日本方面的协迫下，秦德纯于２７日与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一）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负责人；（二）取消察省境内的国民党机关；（三）划定察东为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撤走；（四）承认日伪的对蒙工作，援助特务机关的活动；（五）制止山东移民通过察省。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街头的反日标语
日本侵略者在察哈尔制造事端的同时，５月间以中国军队进入冀东非武装区破坏了《塘沽协定》为借口，以伪满中央通讯社记者、天津《振报》社社长白逾桓和《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被刺是国民政府的排日行为为引子，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并以武力相威胁，对华北统治权提出种种无理要求。面对日本法西斯新的挑衅，国民政府又一次屈服。５月２９日，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方代表开始秘密谈判。６月９日，日本在华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发出了一份备忘录，其主要内容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和平津的党部；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离驻平津地区的东北军及国民党中央军。７月６日，何应钦复函梅津，表示对“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至此，何、梅间达成协议，通称《何梅协定》。 通过《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日本攫取了冀察两省的大部主权，实现了分离华北的第一步计划。继之，日本又开始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自治运动”。１９３５年１０月间，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授意汉奸武宜亭等人鼓动数千饥民在香河县发动暴乱，制造“自治”是出于“民意”的谎言。１１月２５日，土肥原贤二又唆使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后，改称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１２月１８日，国民党政府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下，指派宋哲元组成了“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设置，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是一个名义上主权还属于中国的半自治性质的地方政府。
日本对热察等内蒙地区主权的攫取，采取了与平津等地相类似的手段。首先扶植组建了李守信伪蒙军。１９３６年４月，又扶植了以德王为傀儡的伪“蒙古军政府”。
卢沟桥上的中国守军
１９３６年６月，广田内阁决定扩大中国驻屯军的编制，由原来的１７７１人猛增至５７７４人，兵力增加近３倍。并将过去每年的轮换制改变为永驻制。上述扩充的日军各部队，６月上旬就急急忙忙地在中国登陆，分别部署于塘沽、滦县、山海关、秦皇岛等各战略要点。
丰台位于北平西南，是扼守平津、平汉铁路线的要冲。日军为控制这一要点，连续制造了三次“丰台事件”。６月２６日，日军扣留中国守军受惊马匹，殴伤马夫，逼迫中国驻军换防，制造了第一次“丰台事件”。９月１８日，日军外出演习部队在丰台正阳街与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孙香亭连相遇。双方互不让路，相持许久后，日军将孙连包围，并掳去连长孙香亭。随后日军派兵强占丰台，制造了第二次“丰台事件”。是年冬，日军又以向北平市当局购买丰台至卢沟桥间５０００亩地修筑兵营和机场遭拒绝为由，制造了第三次“丰台事件”。日军连续挑起事端并抢占丰台，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侵占平津创造条件。
1937年7月北平守军用先进的
机关枪抗击日本侵略者
为检验全面侵华战争的计划，日军在其本土和华北地区连续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１９３６年底，日本陆军参谋总长西尾寿造中将率近十名将官，在日本东京、名古屋进行了一次首先入侵中国，然后进攻苏联的图上演习。这是日本把侵华战争升级，尔后向第三国发动侵略的世界战略的预演。因此，日本组织全部上将军官参观了这次演习。这些将官随后都被派往中国，担任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的各方面军或军的司令官。在华的中国驻屯军，组织以夺取北平为目的的军事演习更加频繁。演习的次数由每月或半月一次，增加到每３-５日一次。自进入１９３７年５月之后，驻丰台的日军，不分昼夜地进行实弹演习，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当时，在日本东京盛传：“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沟（湖）一样的事件”。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７月７日夜，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附近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至大瓦窑之间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深夜零时许，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当这一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日军即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此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中国守军忍无可忍，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旅第二一九团在旅长何基沣的指挥下奋起反击，从此开始了历时八年的全国性抗日战争。
“九一八”事变的策动者及其结局
板垣征四郎
土肥原贤二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盘踞在我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和实施者。坂垣征四郎被称为关东军的“大刀”。他１９１６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１９１９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任云南、汉口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１９２９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１９３０年６月，坂垣征四郎在与石原莞尔进行了多次密谋后，组织了横跨中国东北三省的“参谋旅行”。“参谋旅行”是他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前哨战。他们在哈尔滨、锦州、旅顺等地制定了日军在这些地区作战的攻防战略，在“旅行”中提出了日本占领满蒙的计划，并称，“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石原莞尔被称为关东军的“大脑”。１９１８年，他以全校第二名的总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当时曾有人评价说，石原莞尔的头脑是陆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的头脑”。１９２２年，他留学德国，研究过拿破仑军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但他的全部兴趣和爱好，都集中在如何完成日本的侵略扩张方面。１９２８年１０月，他由日本陆军大学教官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与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形成团伙，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土肥原贤二是日军中的“中国通”。他１９１２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随即被派往中国，开始了长达３０年的特务生涯。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讲几种中国方言，１９３０年任天津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前３０天，他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虽然“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不在沈阳，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却是发动事变的中心。事变发生后３天，土肥原贤二即从东京返回，就任沈阳市市长。
“九一八”事变后，坂垣征四郎任沈阳特务机关长、伪满洲国军政最高顾问，１９３６年任关东军参谋长，并在１９３７年以日军第五师团长的身份率日军入侵中国华北。战后，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于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３日被处以绞刑。
事变后，石原莞尔被任命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后升任日本陆军中将。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石原莞尔见风使舵、混淆视听，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５日，他因膀胱癌病死家中，终年６０岁。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还参与策划了一系列侵略中国的阴谋事件，如“华北自治”、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张北事件”“七七”事变等。日本战败投降后，土肥原贤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处以绞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