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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存在深刻的自我矛盾，这样的矛盾是结构性的。之所以存在这样的矛盾是因为其理论范畴上的空缺而导致的。尽管马克思主义存在这样的弊端，但并不否认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哲学发展的贡献，但问题的关键是以哪一个为基础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哲学。
〖文章正文〗
坚持马克思主义将把中国引向迷茫
（说明：本文是我与桑希元先生讨论的整理，本文未涉及我与桑先生关于“礼”的讨论，主要是关于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问题。考虑到观点的针对性，本文将论述马克思主义会把中国引向迷茫的部分放在前，而把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哲学发展的贡献放在后。）
历史发展到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思维越来越需要明确自己的方向了。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固有的理论缺陷，决定坚持马克思主义必将把中国引向迷茫。说马克思主义将把中国引向迷茫，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矛盾性而产生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的非常明显的排他性而产生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身矛盾性首先表现在对历史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自称自己是历史的唯物主义，但对政治的理解却是唯心的，把政治看作是为经济服务的工具，把政治的基础建立在阶级的基础上，政治是可以被不同的阶级所任意操控的。历史的发展如果是唯物的，那么由于政治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作用，无论如何如果历史的发展是唯物的，政治不可能是唯心的；如果政治是唯心的，那么历史发展也绝不可能是唯物的。
其次，在唯物辩证法上，马克思承认事物的内因决定事物的发展，而对历史发展的理解上却认为是生产力决定了人类的发展。如果我们把人类看作一个有机的自组织系统，那么人与人的相互作用相应于是人类的内因，而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则是外因。如果我们承认事物的内因决定事物的发展，那么我们就需要否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如果我们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那么我们就需要承认是事物的外因决定事物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矛盾性还表现在对人的理解上。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是处于普遍的联系之中的，事物的矛盾是事物联系的基础；尽管我们认识事物的矛盾不可能脱离事物的普遍联系，但事物的固有矛盾内容不等于事物的联系。但在对人的理解上，马克思主义则把人的关系（生产关系）理解为人的本质。如果我们认为人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综合，那么我们将否定事物的矛盾规定与事物的联系的不同；如果我们认为事物的矛盾与事物的关系不同，那么我们将否定人是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综合。
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矛盾性还表现在发展观上。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在事物内在矛盾的基础上推动的，但马克思主义所构思的社会制度，则否认了人类的内部矛盾，把人与自然这个外部矛盾看作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认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的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果我们承认事物发展是由事物的内部矛盾推动的，那么我们也将否定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如果我们肯定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那么我们将否认事物的内因决定事物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这些弊端是结构性的，依靠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克服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中的，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不断发展的，但无论马克思主义如何的发展，这样的结构性缺陷是他自身无能为力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这样的结构性缺陷从深层次上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他的历史观之间的矛盾；我们坚持他的唯物辩证法，就要否认他的历史观；坚持他的历史观，就要否认他的唯物辩证法。无论马克思主义者如何标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统一，都不能掩盖他的理论自身所具有的结构性矛盾。
坚持马克思主义将把中国哲学引向迷茫，还因为马克思主义自身具有的强烈的排他性而导致的。马克思主义的排他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表现在对西方其他文明的排斥上。马克思主义以其关于哲学的阵营说，将哲学非常明晰地划出了两大阵营，因为哲学的阶级性而自然地将其他哲学思维的成果拒之门外。虽然，在表层上，马克思主义还可以接受和容纳其他哲学成果，一旦触及其理论内核，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固有的强烈的排他性使马克思主义本身很难完成对其他文明成果的吸收和整合。在所有的社会主义政权中，都曾经发生过的文化的革命或者文化上的专制突出地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具有的排他性。其次，马克思主义的排他性还表现在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态度上。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起，马克思主义就掀起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彻底否定的历史思潮。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而编撰的中国哲学史，除了将中国传统哲学看作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再没有其他存在的价值，在现代中国更是掀起了否定中国传统哲学合法性的思潮。作为依靠华夏文明哺育而不断成长起来的炎黄子孙，与传统文化有着割不断、理还乱的血肉联系，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否定也将把中国引向迷茫。
马克思主义尽管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但这并不妨害中国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有益补充，革命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却是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自然延伸，马克思主义又以其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和强调人的社会性，弥补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不足。
中国传统哲学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是自发地把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在其发展的早期，对人的理解是模糊的和笼统的，是建立在对人的生命形态、群形态和自然形态浑然一体的理解的基础上的。中国传统哲学对人的生命形态的思考伴随着中医的理论基础的完善脱离了中国哲学的视野，并蜕化为“养浩然之气”的道德修持而依附于中国传统哲学关于人的自然形态和人的群形态的矛盾作用的思考。伴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矛盾的尖锐和剧烈的社会动荡，中国传统哲学又在人群形态和自然形态之间作出取舍，突出了人的群形态矛盾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把人的群形态矛盾作用自己的基本问题而贯穿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中国传统哲学在其早期，对人的群形态矛盾的理解是脱离人的具体存在形态的、空泛的，这突出地表现在脱离人的发展过程而抽象地谈论人性善、恶的问题。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个弊端，在经过了“白马非马”的过渡后，开始试图结合人的具体发展过程来认识人的群形态矛盾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道家固有的理论缺陷，产生了“大小具足，自足其性”的理论概括，经过“大小具足，自足其性”的理论过渡，道家成为宗教，中国传统哲学在结合人的具体性来认识人的群形态矛盾时走向了死胡同。
与中国传统哲学走向迷茫相伴随，佛教传入我国，在佛教的外衣下，中国传统哲学依托于佛教的因缘说，继续试图结合人的具体存在形态来认识人的群形态矛盾作用，佛教也以其因缘说的对人具体存在形态的肯定而自然地融合进了中国传统哲学之中，产生了理学和心学，汲取了佛教关于一多关系思考的智慧之果。佛教“一即多，多即一”的对一多关系的理解演变为朱熹的“理一分殊”的观点，对人的一般和人的具体之间的关系被理解为如同月印万川一般。佛教对一多关系的理解是错误的，汲取了佛教对一多关系理解的理学和心学对人的群形态矛盾作用的理解也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人的群形态矛盾作用。自王阳明之后，经过东林党人和李挚的哲学启蒙，中国传统哲学产生了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一代学人，试图在理论上寻找突破，以弥补中国传统哲学的不足。满清的入关和西方文明的传入中国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自然发展过程，面对林林总总的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以其对一多关系的正确理解弥补了中国传统哲学不足，自然地嵌入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
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不仅以其唯物辩证法而被中国传统哲学所接受，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观点也是与中国传统哲学不谋而合的。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很早就形成了“政者，正之文也”结论，认为政治是包含一定的“正”在其中的。儒家把仁义看做政治的基础，道家把道看做政治的基础，其实都是想透过历史的表象来寻找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礼之尊也，尊其义也；舍其义而陈其数，祝史之事也”。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规律性的东西所决定的，并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看作支配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马克思主义嵌入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还以其对人的社会性的强调而被中国传统哲学自然地接纳。“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人生不能无群”，强调人的社会性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出发点，如果没有这个出发点也就没有人的群形态矛盾这个问题。在西方哲学中，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把人的社会性作为自己对人进行理解的出发点这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有了对话和交流的基础而被中国传统哲学所接纳。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是以人的自然形态矛盾为出发点来认识人的社会性的，强调人的自然形态矛盾作用在人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弥补了中国传统哲学舍弃人的自然形态矛盾作用的理论空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传统哲学自我完善和不断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历史选择。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该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我们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中国传统哲学的有益补充？还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或许有人会问：不是建立在现代文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哲学能担得起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重任么？这个问题已经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了，这里姑且不作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