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忆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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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父 亲
汪永述
一九六六年 上海
前 言
为了纪念父亲，想写一些父亲在世时的情况，这在好多年之前我就这样想过。因为通过比较有系统的对父亲的回忆，可以进一步全面地了解我家过去的历史情况，达到温故知新的目的。
前二年孩子们对我也曾提出这个要求，最近又听苏妹说，乡下的二弟也在想这个问题，因此我觉得应该是到写的时候了。好得母亲尚在世，她老人家知道得更具体，有些内容还能证实一下。于是我从一九六六年元旦开始动笔，化了十几个晚上的时间，在春节前写出了初稿。
我为什么这样急于求成的赶紧写出来呢，这是有理由的。一是：光凭我个人的回忆是不够全面的，想趁今年春节，我们八个兄弟姐妹碰面的机会，发动大家来回忆，来动笔，来充实。二是：近来我的厂里正在动员职工支援内地建设，要是去了，今后这种机会就少了。
这份家史经大家讨论后，确实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这样，我就根据大家所提供的资料，在初稿的基础上进一步作了较大的修改。并采纳四弟的意见，题目取名为“忆父亲”。
苦了七代才“翻身”
我的祖父叫汪金发，按照宗族排行应为墓字辈，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墓了。他是一个替人家撑帆船的船工，俗称撑南头船，走福建外洋一带，主要装运木材。
我的曾祖父也是替人家撑帆船的，也走福建外洋一带。传说，我们在很远几代前，还是从原籍安徽地方移居过来的。
我们祖辈前几代都是非常贫苦。根据母亲说，祖母在年青时候，连做产前的后半月就不能很好休息了，为了生活所迫，就得参加纺花（即家庭纺棉纱）劳动。因此，在祖母去世那年，父亲替祖母的丧事办得稍微象样些，当时就有前一辈老人非常赞叹的讲过，说是到金发婆为止，汪家是苦了七代才“翻了身”。
下面有一个关于半路汪为入祠堂而打官司的传说，也可以说明我们上几代生活确是比较贫穷的。
在过去我们祖辈几代住的地方叫镇海半路汪，半路汪原来叫“抬轿汪”和“赶出汪”。为什么有这么不好听的地方名称呢？原来半路汪、庄家琪、大宗汪是三个兄弟住的地方，均相隔里把路程。住半路汪的是大哥哥，因生活困难帮人抬过一次轿子，在当时封建意识非常浓厚的社会里，认为抬轿是下等人干的事，有失汪家体面，是坍了祖宗的台，因而被赶出了汪家祠堂，就把大哥住的地方称为“抬轿汪”或“赶出汪”。后来隔了好几代，半路汪有个叫汪罗墓的人，为重争进入祠堂这件事曾打过好多年官司。一直打到杭州省里，结果还是没有打赢，主要是由于经济实力不足。从这场官司还包含着争权夺利因素，因当时大宗汪的下代已出现“章”字辈，而半路汪上代贫穷，娶亲较迟，辈分也就大了，一般可称太公，仅从这一点也可说明祖祖辈辈是很贫穷的。在封建社会里，族权是很大的，因为按宗族规定，族长是按辈分最大的人来做的。由于半路汪人出身贫穷，辈分很大，如果重新入祠堂那么族权落在半路汪人手里。大宗汪人为了控制族权，就千方百计采取排挤手段，不让半路汪人重入祠堂。
关于现在称呼的半路汪这个地名，还有这样一个来历：传说从前柴家有一个做官的人家，他们派人到渡驾桥去买菜，路过我们汪家时，刚是一半路，就把汪家叫作半路汪，因而半路汪一直为今天的地方名。
阿爹从小饿瘪了肚皮
我父亲于一八八二年
我父亲平时不大多说话，也从不讲他过去困苦生活，所以我们很少知道有关父亲在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状况。记得我父亲劳动力很强，但平时饭吃得很少，吃不到二碗，为此我们曾问过父亲，父亲回答说：“阿爹是从小饿瘪了肚皮，所以饭吃不多。”仅从这一句话，可见我父亲在青少年时代过的是多么困苦的生活啊！
父亲当然没有条件进学堂读书，他在十三岁那年就去当学徒，学的是做糕团的行业。什么地方学的，虽然父亲在世的时候讲过了好多遍，当时我们都很小，全忘记了。据母亲说在镇海鼓楼前的一家糕团店学的，后来还到过外码头，如汉口等地去做过五、六年的糕团师傅。据母亲说，父亲十三岁学生意那年，专门从三角地到鼓楼前挑担送饭，十四岁专门磨粉，是顶苦生活。十五岁才能上作场学做糕团，就不磨粉了。父亲在当学徒的第一年，有一次担饭回来，在路上摔了一跤，把空碗打碎了五、六只，急得父亲坐在街上大哭。当时有许多人围上来看，有的说，这一个每天出脚挑饭的小孩是个好小孩。一些好心肠的人，也都产生怜悯心。有的就到家里挑选出同样花纹的饭碗送给了父亲。这样总算避免老板娘的一顿打骂。这天我父亲因哭红了眼睛，而且时间又过了太久，回到店里只得在老板面前伪装是肚子痛。事情虽然瞒过去了，却饿了一顿饭。但群众热情帮助父亲这件事，父亲印象极深，直到后来我父亲还经常提起过这件事。
债主上门逼债
我父亲是三十一岁才结婚的（在当时社会一般人家子弟差不多不到二十岁就成家的），我母亲结婚时只有十六岁，俩人年龄相差十五年（媒婆骗说是相差十二年）。门当户对，只能是穷人家对穷人家的了。据我母亲说，在结婚的时候，除了一张大眠床是化九元钱买来的和一只红箱子是陪嫁来的外，其他一切东西都是向左右邻居借来的。等结婚之后，人家把这些东西陆续都要了回去，连借来的一顶帐子也被讨还了，小小一间屋子里，顿时露出了破墙壁，母亲就用麻袋把它遮起来。连坐的凳子也没有，唯一的只有一根灶沿矮凳（烧饭时坐的一种小凳子）。
不久，讨债的人又上门来了。原来我父亲是纠了一个五十元钱的会结婚的。在当时社会里，穷人家遇到生男育女、婚丧喜事等重大事情，在一时没有经济能力情况之下，有一种穷办法，叫做“纠会”。当时农村比较普遍的有“坐会”、“标会”、“摇会”三种，金额也有一百元或几十元不等，一般需要靠十个户头参与。第一次大家付出来的钱，先给首会应用，然后按照会的性质大家挨次序得会。如“坐会”得会次序是固定的，越是得会早的人，每次付出的钱越多，首会得按照得会者规定所付之款填充。“摇会”则是用四颗骨子摇点数，大者先得会。“标会”是大家出标子（利息），出得多者得会。据说这种来会，还是一举两得的事，既能帮助人家解决困难，又为自己积聚整数。“会”在当时的农村很为流行。那时我父亲连第一次会钱都付不出来，只得把会倒了。这样轮到第一个得会的债主硬逼着父亲，只得把汉口带来的仅有的生产工具——一只石磨拿去抵债。过了一个时期，第二个得会的债主又来向母亲吵着要讨还会钱，这个债主是一个很泼辣的老太婆，连逼五六次，说是不归还她会钱，要坐等吃饭。在这样威逼情况下，我母亲急了，只得忍痛将父亲的唯一结婚纪念聘礼——一副绞丝银镯，叫父亲到镇海去当了，抵了这个老太婆逼讨的会债。后来，第三、第四会的债，就逐步依靠母亲整日在家磨纸（当时社会的一种迷信品——锡箔纸）劳动，和祖母不时去帮人家做做短工撑些收入逐步还清的。
一九一五年
“下半夜想想别人”
我家从一九一六年秋天便从徐家堰头搬到了外婆家——顾家，（半路汪的祖屋由于我们没有经济能力，在年久失修之下，后来倒掉了。）这里共住了十六年。于一九一七年
就在一九二一年这一年，我父亲和他的三个朋友每人出一股资金，合伙在镇海南门大街开一个糕团店，招牌叫“大有”。这次母亲又是纠了一个一百元钱的会，拼拼凑凑给父亲做本钱的。据母亲说，我诞生的第二天，当时我们村里有个叫镇国公特地到镇海父亲店里去报喜：“阿照！昨晚你家添了个儿子，今年你开了新店，又是你四十大庆，祝贺三喜临门！”中年得子，父亲是多么的高兴啊！据母亲说，父亲所谓做老板，是个苦“老板”。开店前的一切筹备工作，包括什么店内打灶、搪灶，到海塘挑泥，除了雇二个泥水匠外，都是父亲自己动手。当时街上就有人称赞讲，这样节约的人没有见过。开店后，父亲是直接参加劳动的，并规定工资每月为十余元，也雇用伙计。“大有”店以后生意很不错，我家也在当时农村里成了小康之家了。家里杂用家俱也逐渐添进来了，原来的一张老式大眠床被卖了出去，在宁波买进了一张新式的三弯凉床，后来子女多了，又买了一张。随着经济情况的好转，上门的人也多了，不但有什么喜事或什么节日，就是平日每天晚上，家里的煤油灯总是点得亮亮的，客厅里坐满了邻居，谈天说地，说东道西，也有的邻居是为了节约自己家里的点灯而来的。我家的所谓客厅恐怕还是根据这种需要而辟出来的。为了稍微像样些，客厅里也有了搁几、大坐，八仙桌也有三、四张，还添上了一只日本货的时辰钟摆在搁几上。这些家俱有的新买的，有的是人家卖出的，有的是买了木料请木匠制造的。我们家里吃的米是镇海寄来的，油酱是镇海寄来的，原听的煤油也是镇海寄来的。应市的鲜鱼、桃梅李果等等，总是一札一札、一篓一娄的寄回家来，样样东西什么都有，过时过节更不用说了。有时我母亲还带了我或者姐姐亲自上镇海去买这买那。
为什么我家经济能够这样逐渐富裕起来，最主要原因是靠我父亲付出艰巨的艺术劳动换来的。原来父亲生平学得一手好特技——能用米粉做出各种各样精巧人物，糕团上称“花草”，又称“捏面人”。
当时社会的人们对这种粉制手艺作品很受欢迎，特地来我父亲店里定制的人很多。如三月里行稻花会就要用许多粉制的古代英雄人物。女儿出嫁的嫁妆，在茶花杯里要摆上粉制的美丽茶花。吃长素的人家送年（祝福）要用三牲或五牲（即：鱼、肉、鸡、蛋等的一类粉制祭品）。还有什么迷信用的十二生肖等等。这种东西一般糕团店是不会做的，镇海县内唯有“大有”店能做，而大有店也只有我父亲做得来。店内规定这种收入是属于我父亲的。这种“花草”成本极低，卖的是艺术。我听父亲说过，一个铜板可换来十个铜板。因此我家的收入就大为可观了。
我家经济情况逐渐富裕起来后，由于我父亲是贫苦出身，因此处处能帮助人家、关心人家。我的父母常对我们说：“穷人没有穷到底，千年瓦片也有翻身日”，“上半夜想想自己，下半夜想想别人。”因此，凡亲友遇到困难时，只要我们力所能及，总是慷慨解囊，热心助人。赢得四亲八眷的好评。这里举几个例子，足以说明我父亲是一个高尚的人。
急人所急，无私解囊。邻居镇国婆生活比较困难，我父亲经常送米接济。当凡亲友来我家借些钱去做小生意时，我的父母总是有求必应，据二姐说：“一付空担来，还招待烟茶饭。”有的人家一时无钱，向我家借三元、五元更不在话下。有时我们手头也没有钱，就把衣服或首饰等物借给人家上当铺典押，有的当了没有赎回来还我们的也有。据母亲说，父亲对待乞丐也是平声气和，经常瞒着人多给乞丐几个钱，还叫他们不要声张。
想人所想，为别人分担忧虑。如在乡下替许多人家做经济担保人一件事情来说，在当时社会人民的生活水平很低，市镇上有些商店，如“大有”店对面的绸缎局、鱼行、肉店，为了推销商品，采取凭摺记帐到时付款的赊销形式，但赊欠对象必须要有一个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作保。由于我父亲肯为乡下贫苦人家作“中人”，因此，住在顾家近二十户人家，差不多都以我父亲的名义进城向商店赊购棉布、衣料和食品等物。付款办法一般规定一年分端午节、中秋节、过年三次。到那时若还不来付清货款，那些商店还特地派了帐
处处为人着想，事事出力相帮。象当时社会旧法结婚，要备整只猪羊祭神，这对穷人家来说是个困难问题。这样我父亲就经常替这些人家向镇海城里肉店采取“借用后退还”的办法，解决这样的困难问题。谁家结婚，没有象样的衣裳，我们就借给他们。如那年我家邻居有个叫顾阿尧，在结婚时经济上确实非常困难，父亲就替他们去借新郎新娘的衣服。如有一年，父亲店里有一个同事要结婚，要我父亲帮忙，父亲就像对待自己亲人一样，不但替他在乡下借临时房子，借房间里一切家俱，而且连我们家里一张大眠床也借给他们用。邻居顾悦明那年结婚，父亲在镇海替他们买菜，走出城外很远一段路，才想起水果忘了买，感到人家在乡下买水果是很不方便的，就又回到城里去买。不料替人家买来了之后，人家说，我们已由上海带来了。父亲并没有半点意见，就拿到家里来给我们吃了。
热心公益，爱管“闲”事。象这样助人为乐的事情也不胜枚举。如我们住的顾家村庄里公用大院子内石板坏了，就换新的去铺上，院子外篱笆要修了，就主动做发起人，即使公摊的修理费凑不足，我父亲经常自己掏腰包。顾家专用的堂前（即祠堂）要修理了，我们虽然不是姓顾的，也愿去摊上一股修理费。还有一件是替人“做坟、夹材”的事。在旧社会穷人家是做不起祖先坟墓的，有些下代子孙只能把祖先棺材用稻草（又称草苫）每年去包扎一下，俗称“夹材”。我父亲如见到没有“草苫”的棺材，知道他们的下一代是没有人了，不论是汪姓或外姓，就会产生怜悯心，不但自己化去了劳动力，而且自己还赔了稻草。记得我小时候，父亲曾替一对不相识姓汪的老年人做了泥坟。另一件是填石板的事。有一天，我父亲从镇海回到家里来，在塘路上见到一块石板高低不平，他就数好是第几块石板，回到家来后连忙拿了工具就去把它填平。我父亲还说：“不去填平，半夜进城去批货的小贩要跌跤的。
风雨下的小康人家
我们住的顾家，屋主是我母亲远房的堂叔婆——云生婆（人称汰糊婆），后来她见到我家逐渐人财两旺，非常迷信地认为是这房子吉利的原因，因此多次吵闹要把房子收回自己来住。于是我们在一九三二年下半年搬到了离顾家不远相隔一条河的对面，叫河东岸居住了下来。次年，即一九三三年这一年的
关于房子问题，我还记得我跟着父母曾去过叫五里牌的地方，想去典人家房屋（典屋，是事先要付一笔较大的房金，可住上五年、十年或更多年数）。这所房屋倒蛮大蛮好，大概是价钱稍微大了一些，结果没有租下来。从这一件事也说明我家在表面上挺过得去，其实家里是没有积蓄的。
我父亲和人合伙在镇海开了十三年之久的“大有”店，终于后来因营业清淡便在一九三三年初关掉了。我父亲唯一的手艺是做糕团，不做这一行怎么行，帮人家去当伙计吧，家里已有五六个子女，怎么能养得活这一家。因此在“大有”拆伙关店时，就把一些生产工具（磨、捣臼、面板、小方板、白篮、蒸笼、糕团印板等类）按议价盘了回来。接着觅得镇海大道头父亲自己开了“汪复大”糕团铺。这是一九三三年的春季，我已经十三岁了，当时我已高小毕业。父亲为了不让我荒废已学得的文化，仍在“养蒙”小学读老书，但是为了考虑店里有个助手，我还是一同到了这个店里，帮助父亲管理财务帐目。
干这个行业不管生意是大是小，而没有熟练的助手是搞不成的，因此雇用了过去曾在“大有”做过的老伙计，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记得别人都叫他“岙里王”的这个绰号。
我父亲租来开“汪复大”这间店房只有靠二十平方公尺那么大，后面还有一块很小的空地，外面围着竹篱笆。店房里的东西排得挤挤的，有磨米粉的磨，蒸粉和烧饭吃的落地灶，做糕团的面板，还有一只床铺也搭在这个店房里，还有赶市用的担子，以及生产资料——几石米。捣粉用的石臼和燃料柴爿等零星什物，都放在后面露天的一个空地上。店的后面还有一排紧靠着海的房子。右面是大道头，有摆渡船只方便江南人来往。左边是航行经清水浦、梅墟、三官堂至宁波的一天二班的小火轮码头。对面有一块空地，再过去一些是一家专锻船锚的打铁店。江南摆渡来镇海的人，上岸后直向南大街，根本不知道稍微弯一下有家新开的糕团店，乘小火轮的客人也不一定都买些点心吃吃，平日店面来往行人很少，唯一的长主顾，是对面打铁店的工人。因此生意是清淡的。
过去流行一时的“花草”，这时也不那么流行了，早在“大有”店的后期，象南货店一类食品行业也拉去了这个生意，仅仅是作品艺术要求高，他们做不来的“花草”才转到父亲那儿来加工，父亲只是拿些过手钱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开的“复大”，不但没有复“大”，而且不到三、四个月时间就开不成了。接一连二的恶运开始了。
一九三三年，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我父亲突然病倒。大概是农历七月季节里，在一个将近傍晚的时候，有一个叫小文兴的同行者，他把我父亲用船送到了我的家中，开始是心胸剧痛，（父亲心胸痛病经常发生，其实是一种胃病。是我父亲在青少年时期经常挨饿所得的胃病）后来便发展为严重的腹泻病。店里暂时由我负责，照常营业。父亲回到家中的第二天，尽管马上请来了医生诊治，但并未见好转。第三天，父亲估计自己的毛病一下子好不起来，店交给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是放心不下的，于是便差我大姐来镇海通知我暂时关店。我和大姐急急忙忙的把店里事项稍微处理一下，并委托那个叫“岙里王”的伙计晚上睡在店里照顾，白天上锁，他去向别的糕团店作临时工。
我同大姐回到家里之后，我马上去看望父亲，只见父亲睡在前后房之间的一块铺板上，面孔消瘦了，眼珠也有些退进去。我蹲下身来靠近父亲的面部轻轻地叫了一声“阿爹，我回来了。”接着眼泪不断从眼眶中流了出来，泪水不断地落在父亲的脸上。父亲他也哭了，但是他还是安慰着我说：“阿宝，店里是不是按照我的意见安排的吗？你不要难过，我会好起来的……
父亲的腹泻病，是一天比一天厉害，急得母亲把什么医生都请来医，什么卜课算命一套迷信也都用上了，还是不见效果。在毛病危险的阶段中，每夜有许多亲戚在陪夜。父亲还曾经昏厥过三次，连寿衣也穿上过。
在临近死亡边缘的父亲，却念念不忘的想起自己的亲妹妹——汪云香，姑母终于盼到了，真是“吉人天相”。我姑母的东家的第二个儿子是做西医的，当时在梅墟的一所红十字会里当医生，经我姑母的介绍，上门来我家替我父亲看病了好多次。父亲生这样严重的毛病还是第一次，看西医当然更是第一次。西医的医法不像中医那样搭脉吃中药，它是比较科学的一种医法，体温用表量，还用听筒在胸前背后听，后来还上一种什么药水硬灌进了胃肠，然后再排泄出来。这样经过好多次的治疗，父亲的病情从脱离险境转向逐渐好转。当时我的小娘舅顾忠德由于失业，也住在我的家里。那个从梅墟红十字会来的医生，每次来回都是由我小娘舅陪送的。
我父亲的病一共生了四十多天，后来虽然是好起来了，但还需要长期休养才能恢复健康。但是，真所谓“屋倒碰着连夜雨”，就在父亲养病期间，另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大潮水氽去了我父亲店里的一切生财。那年的秋季，镇海发生了一场大水灾，海水冲到岸上有一人多高，大道头凉亭的一尺见方的石柱都被海水拦腰冲断，何况沿海岸的“汪复大”糕团铺的毛竹房子。等到潮水退了之后，我和大姐赶紧到镇海去看，天哪！这里只见是铺得厚厚淤泥的一片空地，哪里还有“汪复大”的毛竹房子的半点影子。我和我的大姐难道在做梦，还是走错了道？不！不是在做梦，是事实，没有走错道，是这里。在这个被淤泥埋上几寸厚的空地上，我们找到了一只捣臼和一只磨，连磨架子也不知去向了。
接着，第三件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应收未收的“会”钱倒了。那年凶如猛兽的大水灾，确是带来多少户人家的困难，我家乡的农民不论是夏季、秋季几乎是颗粒不收。过去流行的“会”，由于经济困难，付不出钱，倒“会”的（即破产的）很多，我家被一个叫房阿文的倒去“会”钱二佰元。父病、水灾和倒“会”这三桩接踵而来的不幸事件，真如母亲所说的，我家象“三股麻绳一股抽”被抽倒了。
父亲正在积极休养身体，想待恢复健康后再去复业的计划破产了，再要重起炉灶，经济上能力完全没有可能了。为了生活，为了子女，不得不写信托我的姑母，在她那老板面前说说好话，托脚生意做做。我姑母不但是救活我父亲生命的引路人，而且也是我家谋生计的介绍人，并且在经济上也给了我们经常的很多帮助。我们应该永远感激她的。
一九三四年农历二月，上海来信了，我姑母叫父亲见信后马上动身。这当然是喜事，有生意了，从此一家的生活有保障了。可是再过一个月，
总之，父亲生大病医药费用去二百多元，“会”钱倒去二百元，大水灾氽走店里所有生财。父亲失业半年多，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家里要有十个人开支（包括小舅父和小舅母），两个女儿又相隔三个礼拜相继出嫁。几件事情凑在一起，我家在经济上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风雨下的小康之家就此一蹶不振，当铺从此就成了我家经常出没的场所。
在上海做工三年
大姐在上海结婚之后，母亲带着二弟、三弟和四弟回乡了。我这时已有十四岁，母亲便把我留在上海等机会学生意，因此，我没有回乡。
父亲在上海小沙渡路底（现更名西康路）浜北，福新面粉三厂、内六厂做普工。倒也好，休息日（实际上没有休息日，而是三班制换班的时机）可以到女儿家里来走走，我大姐也时常烧些小菜给父亲带到厂里去吃。有一次，父亲来大姐家，我要求父亲，到他厂里去玩玩，一共住了五、六天。这个厂是很大的专门生产面粉的工厂，父亲在这个厂里是担任马达间清洁和加油等工作的。厂里有集体的单身宿舍，晚上我和父亲睡在一个白鸽笼的床铺里。
一九三五年二月，我通过我姑母的关系，进入了华通电机厂当艺徒，什么写“关书”、付二十元钱的保证金也都是我姑母替我一手包办的。
两个姐姐出了嫁，父亲在上海工作，我又在上海学生意，母亲为了节约三面开支，带了三个弟弟于一九三五年春天来上海居住了。父亲工作在沪西，我学徒在虹口，两地相隔几十里，到底母亲住的房子该找在哪里合适。经过俩老的协商，最后决定还是在离我学生意的周家嘴路华通厂较近的虹镇临平路、德润路（即现在的安丘路一零二号）租了一家煤炭店的灶披间。
这个煤炭店的老板是绍兴人，他的妻子也在华通厂老板家给小老板娘当奶妈。我们住的小小灶披间，还是通过姑母关系而借到的。家里只有一张三块板铺的床，是母亲和四弟睡的，我睡在向煤炭店借的一张单人竹床，白天还可以当凳子坐。还有一只借来的小台子。从乡下带来的唯一的一只木箱子放在母亲床底下，其它除了吃饭炊具之外，什么都没有，但是房间里已经挤得满满的。卫生条件很差，一到晚上臭虫很多。由于房子小，我的几个弟弟只能在母亲的床上当作游戏场所，或者就混在外面去玩。有了家，我也不吃人家的包饭和借人家的铺床了。
父亲在上海做工三年是啼饥号寒的三年，生活是非常穷困的，父亲的工资每月十八元，我在华通当学徒每天只有二角钱，算是生活费用，请假还得扣钱，算它六元一月，总共的收入只有二十四元。灶披间的房租每月要三元，还有手电费、倒马桶费，余下来的钱平均每人生活费三元半还不到。生活不但非常艰苦，而且很难过得下去。
为了生活，为了子女，为了那怕有一点点收入能贴补家用，就想方设法，这样母亲搞起包饭来了。当时我在厂里说好了六、七个师兄弟到我家来吃包饭，当然价钱得比原来他们吃的地方便宜些，小菜稍微好一些的了。搞了一桌包饭，这样可以解决一个人的吃饭问题。没有多久，师兄弟认为路太远，吃一顿饭来回要化上半个多钟头，不方便，他们再也不来了。怎么办？母亲就替人家做衣服和洗衣裳。做衣服大都由姑母介绍过来，洗衣服那怕是隔壁的一家小铜匠厂穿得油腻厚厚的衣裳，只要人家能给我们洗，我们也是乐意的。我也在厂里说好几个师兄师弟，凡有赃衣裳我们去拿，洗净后我们送去。收发衣裳的任务，就由二弟和三弟担当下来，到工人宿舍去一次，来回要走五、六里路。这时，华通厂里有一个姓周的师兄，见到我两个弟弟年幼，他就经常帮助收发衣裳和代写标签（订在衣服上）。厂里工人夜工要做到九点半钟，我的两个弟弟就每晚差不多过十点钟后，才能把要洗的衣裳拿到家来。他们俩人晚上只能合睡在一块狭狭的长板上，显然是睡眠不足的。为了弥补一些家用，二弟、三弟还到香烟桥附近的一家叫“天同”蚕丝厂去做过一期剥蚕茧的童工，剥得二弟手也起了泡。后来还去卖过几次崇明芦黍，又在马路上叫叫喊喊去卖过冷阴冰（机器冰）。我的两个弟弟还学会了卷香烟，他们在马路上去拾香烟壳子，把自己卷的香烟装璜起来去卖，也卷了给父母自己吸。为了养活一家人，母亲是什么苦活都做，还替楼上一个叫张师母的邻居代她洗马桶，一个月也可以收入几元钱，有时还到香烟桥一家被服厂去缝棉衣。尽管一天只能赚得十、廿个铜板，但是机会还是很难得的。为了减轻家里的一些开支，有时二弟和三弟经常轮流到大姐家去住宿，就是留一餐二餐饭也好。
但是生活还是对我们这样的无情，日子仍然很难过得下去，能上当铺的当了，到期赎不起，算了。那时姑母尽管对我们很关心，有时在老板家里讨些旧衣服给我们改穿，有时给我们几元钱贴补家用，但俗话说，“救急可救，救穷难救”。母亲和姑母商量了，托姑母找个帮佣的地方。天哪！这怎么行呢？家里最大的孩子不过十三岁，最小的还只四岁哩！但这又有什么法子呢。一天姑母终于替母亲找到了一户人家去帮佣，母亲只得硬着心肠暂时离开了这群可怜的、不懂事的孩子。把家里照顾弟弟、烧饭、洗衣服等事，安排给二弟、三弟，母亲替人家做佣人去了。三天，整整的三天过去了，在第三天的晚上母亲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由得异口同声惊叫一声：“阿姆！你怎么回来了，你是不是来看看我们的，你看我们不是都弄得很好吗？”四岁的弟弟定康，两只小手抱住母亲的脖子，而且抱得紧紧的，似乎要把母亲抱住，不让她再走那样，嘴上不断地哭叫着：“阿姆抱，阿姆抱。”母爱，这是莫大的爱。母亲对我们说话了，不！这不是说话，而是哭。不！不是哭，而是控诉，控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原来，母亲去做佣人的一家人家，有一个四岁的孩子，母亲就是专为照顾这个孩子的。为什么同样的一个孩子，人家把他敬上天、抱下地的疼爱，还雇人照顾他？为什么我的孩子要离开亲生的妈妈，丢给不懂事的哥哥？这是什么世界？三天，整整的三天，母亲的眼泪没有停止过。最后，母亲慢慢地对我们说出了：“我再也不离开你们了，就是讨饭我也领着你们一起讨。”
那时，我的二弟正是求学的年龄，他在乡下时只读了三年的书，已荒废读书整整一年了。我的三弟已经十岁了，还没有正式上学，只能在什么免费夜校里，什么补习班里去读上几个小时的书。后来到了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母亲打听到有一家信耶稣教人办的一个学校叫永生堂可免交学费，这样，我的两个弟弟才幸运得很地去正式读书了。
可是我二弟还没有读完半个学期的书，因为要照顾四弟，不能再读下去了，尽管学校的
母亲怀孕已有六七个月了，可是从外表一些也看不出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在一个父亲调休回家的日子里，父亲和母亲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在叽叽咕咕争论着，当时我和二弟也插了进去，只听见父亲对母亲说：“说我们年纪已这么大还养孩子，你还只四十岁，怎么算大？说我们穷不能养孩子，人家讨饭的不是也有领一个背一个的吗？说子女已这么多，这是有钱难买亲骨肉啊！俗话说，小人是随饭碗大的。你为什么每天要用帮带紧紧捆着胎儿呢？你把胎儿捆死在肚里，这不但是罪过，对你自己的生命也是有危险的……”父亲一面安慰着母亲，一面还征求了我们的意见。
母亲还是瞒着父亲，一心想待小孩出世后送掉，而且抱送到养育堂去的人也请好了，连小孩的“人胞”也准备以一元钱卖给人家。
一九三七年
生活过得那么艰苦，父亲对厂里的工作又是那么不称心，但父亲在精神上却非常愉快。我父亲本来已是非常节俭的，这时更是省中又省。马路旁开的这么多的烟杂店，没有缘份，吸的香烟只能吸三、四个铜板二十支一包的“磕头”牌，有时还吸由我两个弟弟在马路上拾来的香烟屁股，然后再自己卷成纸烟的香烟，而且一支烟还分二次吸，还用上了一只烟嘴，一直把香烟吸得实在不能吸为止。父亲还把母亲每礼拜给他的十八个铜板从岳州路乘到大自鸣钟的车费省了下来，贴补家用。不管是刮大风、下大雨，就是遇到身体不大舒服的日子，还是从虹镇到浜北的福新厂的二十多里路程步行来回。连小沙渡路到浜北过苏州河只化一个铜板的摆渡费也舍不得，宁愿多走五、六里路兜一个大圈子，去过一根造币厂桥头。
生活是过得那么艰苦，我父亲还是那么乐观，把希望全寄托在我们身上。他经常安慰着母亲：“看！儿子不是都养得这么大了，再过几年天可亮了。看！这几个孩子不是生长得挺登样的，将来不会错。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公鸡，将来都是会啼的大公鸡……”
旧社会夺去了我父亲的生命
苏妹出生后的没多天，当了三整年面粉厂的普工的我的父亲，蕴藏在脑子里的想法提出来和母亲商量了：这样下去，生活怎么过得下去。这时，我父亲在面粉厂工作是受了“头脑”不少的气，他老人家想来想去，还是想回到乡下重操他的老手艺。母亲千方百计的又替父亲纠了一个一百元的“会”钱，并向上海亲戚借了一些钱，再一次拼拼凑凑给父亲去做本钱。就这样父亲和二弟先回到了乡下，在万嘉桥租了一间店面房子，向原来和“大有”有交往的米店赊了一担半米和二斗豇豆、黄豆，又向柴行赊了几元钱柴爿，在这一年的清明前重新开起了“汪复大”糕团铺。从此以后，二弟也成了父亲的帮手。母亲在苏妹满月之后也带了三弟、四弟和苏妹，全家回到乡下万嘉桥。原来关在河东岸房屋的家俱，也陆续搬到了万嘉桥，退还了河东岸所租的房子。我在上海仍旧恢复原来吃包饭、借铺床的生活。
父亲想的这个念头，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念头，父亲的这个具体行动，是一个非常及时的行动。他这样想，他这样做，不但对我们全家的生活起了稍微安定的作用，而且在相隔只有五个月的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战争在上海爆发之后，能够避免这场战争对我们生命的威胁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否则的话，面粉厂关闭，父亲失业，我学生意的华通厂暂时解散，原来住的虹镇的地方成了战场……其后果是会不堪设想的。
抗战发生之后，我逃难回到了家——镇海万嘉桥，我的大姐也逃难到我们家中，在当年农历的十二月，她还在万嘉桥养了一个女儿——慧珠。我在万嘉桥住了十四个月之后，再来上海继续学生意。
万嘉桥是一个乡间的小镇头，街是沿河的，倒蛮长。街上的店也很多，有绸缎店、南货店、米店、百货店、杂货店、大饼店、理发店、山货行、轿行、锡箔庄，还有一家开在我们店后面的轧米厂等等。这个小镇还规定与徐家堰头街隔日轮流集市。集市，集中在中心的一个地区，挺闹猛，市面倒不算错，什么摊头应有尽有。但是“汪复大”的店是开在大街的尽头，地段这么偏僻。根本做不着生意，一天的营业额只有三百多个铜板（一元合三百个铜板）。当时家里的开支一天要一元钱，我们就靠到集市的中心地区去设摊和隔日到徐家堰头去赶集市，或者去赶什么庙会场来增加收入，但是日子还是很难过得下去。
从这时候起，我父亲逐渐开始在心情上不像从前那样常常说笑了，总是锁紧着眉头，有时遇到店里生意异常清淡或者有什么不如意的事，脾气有些急躁了。父亲这种反常表现，是不能怪我父亲的。这是那时候称为“非常时期”、“珠米桂薪”的生活重担，压得我父亲透不过气来。这是逼出来的。
谁知我父亲到乡下只有二年多一点时间，不幸在一九三九年
父亲所生的毛病是一种叫“禁口痢”的病症（这种不要吃东西的腹泻病，在今天新社会里是很容易能治好的），前后共四十天，得病的经过是这样的：这一年农历六月中旬的一天，住在我家的小舅姆接到小舅父从国外寄来若干款子，要到镇海的邮局去领取。当时由于抗日战争时期，镇海的上空差不多每天都有日本帝国主义飞机的骚扰，因此邮局的营业时间改在下午。那天小舅姆委托了我父亲去镇海邮局取钱。我父亲在家里吃了早中饭之后就赶往镇海。当时正是炎夏天气，尤其是当正午的时刻，天气显得特别酷热，连路上的石板也在冒着热气。我父亲走到迎师桥时，想起了去镇海时间尚早，到了镇海的邮局也是白等在那里，还是到半路汪去看看“大家田”种的庄稼长得如何，然后再去镇海。在回家的当天晚上，父亲感到身体非常不舒服，当晚就发了高烧。第二天早晨还是勉强支持做生活，下午就躺下，就此发烧加腹泻，一病不起。旧社会有句俗话叫“有钱钱来挡，无钱身来挡”，意思是只有有钱人家才能请医治病。这样挨过了七天，还是未见好，而且一点东西也不要吃了，这真把母亲急坏了。但是离我们不远的镇海或庄市有的是医院，正如母亲所说的，要百打百钱生好才能进医院去治疗啊！后来，母亲化了重大的代价去请来了当时庄市有名医生。出诊是用轿子抬来的，来一次要一石米价。这样连看了三次。但限于当时当地的医学水平和万恶的旧社会，什么都要钱在先的情况下，父亲的病还是一天比一天的重起来。
我的大娘舅顾阿法，原来他曾在“大有”店拜我父亲为师学过糕团这一行的，尽管以往他与母亲为了小娘舅问题而引起一向不和睦，但这种情况下，他来帮助了。
父亲生了病，较大一些子女均在上海，在身边的最大孩子，不过是十六岁的仁康，他这时也正在患着胸痛的病症，睡在床上不能起身。母亲还得和大娘舅一起工作做生意，因此也不能很好来服侍父亲，要茶要水，只是把放在床头边的一根木棒敲打着地板，作为招呼的信号。父亲在病重时间曾不断想念着在上海的大女儿、二女儿和我，有时还不断地叫着我们的名字，不止一次地询问母亲：“大康（我的小名）、美玉、美蓉回来了吗？他们是不是知道父亲的病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了？……”起先，母亲还是敷衍着、安慰着父亲 ，说“要到快了”，后来经再三追问之下，母亲只得告诉父亲：“上海与宁波交通封锁，他们怎么能来？”父亲只是含着眼泪默默地不作声了。后来还对母亲说，我床头下还有五、六十个铜板，你可把它拿掉。父亲的意思：这几个铜板白被烧“高祭”（人死了之后，把病人睡过的枕、席用火烧毁）的人拿去的。我父亲生平从不藏私蓄，这些不到二角钱的铜板藏了有什么用呢？原来是这样的：我父亲和四弟是睡在一个床头，早晨父亲很早起来工作，有时四弟醒了也要跟着父亲起身，父亲就用这几个铜板哄四弟玩的。据我三弟回忆，父亲在临终前夕，好像有许多的话要说，但总是被母亲打断话柄。天啊！母亲哪里想到这是父亲最后的遗嘱呀！父亲是千言万语并了一句对母亲说：“我也没有办法，这是寿世到了，今后你要多想想我待你不好的地方。”
可怜！我死去的父亲在出殡的那天，披麻带孝送丧的只有十三岁的三弟，和一个不懂事七岁的四弟，在送丧时还不肯穿麻衣，以及还只有三岁的苏妹，正吵着要母亲抱。二弟在那天正患胸痛病痛得不省人事。不孝的我，我的大姐、二姐不但没有想尽一切办法去见得父亲最后的一面，去送终，而且还直至父亲已去世了十多天接到母亲的来信，才知道我亲爱的父亲早已与我们长别了。
想不到，万万想不到我在一九三八年十月来上海继续学生意后，竟会永远见不到我父亲了，而且临终还不能见到我最亲爱的阿爹的最后一面！我痛恨日本帝国主义。我痛恨国民党反动派。要是在那时上海到宁波的轮船不封江，在上海的儿女总可以想一切办法把父亲的生命抢救过来的。亲爱的父亲啊！这是万恶的、吃人的旧社会夺去了你的生命的。
“俯首甘为儿女牛”
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在父亲的心目里，都是他老人家的珍珠宝贝。记得我们在小时候非常喜爱吃鱼，父亲为了怕我们鱼骨会鲠痛喉咙，因此每次和我们同桌吃饭时，他总是把鱼的骨头先吃掉，把鱼的肉留给我们吃。清明时节一些人家在扫墓时，旧社会有一种风俗：要鸣锣一番，见人头分送小饼二只。父亲怕我们去“抢”饼要走很多路会别伤脚，因此到这个时候特地买来许多同样的小饼放在家里。（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因为在我们童年时代对“抢”饼是好玩的事。）记得有时候，父亲回家来时，母亲就弄一些酒焖蛋一类点心给父亲吃，父亲就暗暗地把大部分喂给我们吃了。母亲要不采取闩门的办法，是无法阻止父亲这样做的。
我还记得，有时候跟母亲或者姐姐去镇海的店里玩玩，见到许多新鲜的各式各样糕团，很想马上拿几个来吃吃，但是我们不习惯，我父亲好像是知道我们心里的，便壮着我们的胆说：“阿宝！要吃啥？你们自己挑选好了。”我们嗯了一声之后还是不敢动手，尚怕别的伙计会说话似的。最后，总是父亲去拣了最好吃的送到我们手里。有时还特地做了几个馅子特别好的给我们吃。
我父亲满脑子想的、关心的都是为了我们，记得一九三三年那年，我父亲病得很厉害，他听到刚出生不久的四弟很会吵，很会哭，就对母亲说：“快去抱来放在我床后头，我不怕小人哭闹的。生病是我的事，你们千万不能去责怪他，亏待他。”
记得后来我父亲曾昏厥过去，家里的人为他拿掉帐子准备后事，等父亲苏醒过来后，见到我们在翻箱子拿衣服，就连忙摇手说：“你们不要拿好衣服，我有这么多的小儿小女，遇到困难时你们也可以去当当卖卖。我即使到阴间去，就这样随身去好了。”
我还记得就在那一年，父亲毛病痊愈后在家休养的时候，还发生这样一件事：在一个重阳节日的早晨，我们几个子女到房间里去叫父亲起床吃早饭，父亲却不见了。到哪里去了呢？走亲戚不会那么早去的，何况头天晚上并没有说起过。向左右邻居打听，都回说早上没有看见过。当时母亲曾经想到坏的方面：是否因生活所迫丢下了一大群子女去寻短见呢？越想越不对头，不由得全家嚎啕大哭。不知是那位邻居提醒了母亲：哭也不要哭了，还是派些人到几位亲戚家里去打听打听要紧。
时间已经是上午九点多钟了，从宁波开出来经梅墟、清水浦至镇海的第一班小火轮在清水浦靠了埠。一只手拎着满篮鱼肉等小菜，一只手扶背着一大捆茭白的父亲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惊呆了，父亲也惊呆了。这是为什么？家中出了什么乱子？你们大家为什么都是眼睛哭得这样红红肿肿的？事情清楚了，原来父亲在前几天在心里早已暗想：自己生了这么多日子的一场大病后，家里连在中秋节也没有好好“过”过。别人家虽然穷穷苦苦的，到那时还是全家欢聚地过了节，因此，我家得在重阳节补上。事先说出来，又怕母亲不答应。但是钱没有该怎么办？父亲终于偷偷地把母亲藏在很秘密地方的小女儿出嫁时要戴回去的金镯头拿去一只，就这样，在重阳节的一个天尚未亮的早晨，去梅墟将金镯头上了当铺换了钱，买回来这么多的小菜，让全家过一过节日。父亲还这样想：钱将来可以赚回来的，可不能让孩子们看着别人家的孩子欢欢喜喜过节。
为了不让母亲知道钱是怎样来的，一方面瞒了母亲说是向梅墟一个老朋友那里借的，一方面为了不使问题被拆穿，父亲把一只罐头香烟的盖子代替金镯头，外面仍用原来的红纸包好，照样放在原处。这个问题，后来被母亲发觉时才将实情告诉了母亲的。
我还牢记，我在上海当学徒的时候，在一个毛毛雨天的晚上，父亲特地到我住的地方来看我了。问长问短问得那么仔细，临走时还再三叮嘱我要好好学技术，听师傅们的话，为父母争口气，做一个象样的长子。最后还说，冷热要自己当心，你现在不是在娘身边的人了。过几天我还会来看你的。当晚，我送父亲到百老汇路公平路车站，送父亲上了八路电车之后，不知是心里觉得父亲对我关怀的激动，还是毛毛雨天马路上灯光较暗，我没有看清楚的缘故，我在回来穿过百老汇马路时被一辆汽车撞倒了，等那个司机边骂边开门下车，我早已马上爬起来逃得老远了，后来我才觉得，我戴的一顶帽子不知去向了。
我父亲疼爱我们的事情是说不尽的。就拿我们住在上海虹镇的时候来说吧，我每次总是可以看到父亲在带饭去的饭盒子里，藏来了一只大饼或者半根黄金瓜，这是父亲从车钱、渡船钱节省下来的，这是多么疼爱子女啊！
我父亲疼爱子女是一贯的。我记得，后来父亲在万嘉桥开店，我二弟帮着父亲一起搞糕团，为维持家庭生活出了力。父亲的年纪是这么大了，磨粉不习惯，会头晕。因此这个任务落在十四岁的二弟身上了。由于父亲对我们孩子的疼爱，事先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好，等着二弟回来只要磨一磨。有时将近傍晚还不见二弟回家来磨粉，还亲自四出寻找，可以说，经常是这样，而父亲从来没有发过脾气。
做这一行早上要得很早起来的，先要生火烧开蒸粉水，搓碎水磨粉，洗净捣臼等等。但是父亲为了让孩子们能多睡一些时间，总是自己起得很早，独自把这些工作做好，等将近米粉蒸熟快要在捣臼里舂的时候（一个人不能操作），才叫醒二弟起来帮助。
“八一三”抗战发生后，我逃难到乡，有时在早晨跟父亲一道起来，想帮帮父亲做些工作，但总是拒绝了我，还说：“这是我阿爹份内之事，你们年轻人贪睡，去困罢，去困罢，离天亮还早喱。”
我是从七八岁开始，由于社会风俗，再加上当时我们的家境较好，在一些亲戚邻居婚嫁喜事，都邀我去陪新郎或者是陪女婿。这样，我就在很小的时候学会了吃酒，我父亲是不会吃酒的，就是喝一口也要醉倒。我在万嘉桥的时候，也是经常吃酒的。但也有不吃的时候，如遇店里生意不好或父亲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不敢喝酒了。记得有很多次，在大家坐拢吃饭的时候，父亲见我没有喝酒，就会问我：“为什么今天不吃啦？是不是酒瓶里没有酒啦？到隔壁‘勇大房’去零星拷些。”有时，我知道店里的生意不好，父亲正为此而操心，我已不能分挑父亲的重担，怎么可再去增加经济支出呢。因此，尽管听了父亲还是这样对我说，我不想去买。但父亲竟会立起他已经坐定准备吃饭的身体，拿了一只空饭碗，亲自替我去买来。有时还替我倒好了酒，放在饭桌上，恐怕我又不吃似的。父亲还说：“你喜欢吃，就经常少量喝一些，也能滋补身体的。”
总之，父亲在各方面待我们太好了，世界上恐怕没有这样的父亲吧！我惭愧，我不孝，我已经长到十七、八岁，还不能替家中出力，替父亲分担责任。我也没有买来过一样父亲所喜欢吃的东西去孝敬孝敬我所亲爱的“阿爹”，不但是当时，是永远，父亲没有享受过孩子的一些什么。
父亲养了我们一大群子女，为了孩子，他可以什么都干；为了孩子，他可以自己好的不吃，好的不穿。即使在万嘉桥临死的时候，又再一次婉言拒绝母亲要为他“冲喜”新衣。父亲为我们这许多子女成长，心里是寄满了多少希望，自己宁愿勤劳终生，为了我们子女，他省吃俭用，连小舅姆给他的五元钱去拍一张照片，将来可留给下一代作为纪念的钱也舍不得用掉，父亲还在毛病严重的时候，把这钱拿了出来交给母亲作贴补家用。父亲啊！我们因此直到今天连看看你照片的权利也没有。这是多么遗憾的一件事啊！
我父亲的一生，真可以说是“俯首甘为儿女牛”。
勤劳节俭的一生
父亲是个从小就参加体力劳动的人，虽然从外表看来身材是瘦瘦的，但筋骨很好，平时总是蛮早起身，也很少生过小毛小病。热爱劳动的人是闲不住的，因此尽管回家来的机会不多，耽搁时间不长，但总是一回来了不是弄这就是弄那，什么零星东西坏了，就自己动手修理，什么修灶头啦、做畚箕啦样样都会。住的地方屋前屋后的行人道，把石板铺得平平的，道路扫得清清的，路旁的野草拔得光光的。所以我们住在顾家或者河东岸的时候，四周围的邻居都称赞着父亲的行为，一见地上扫得特别清洁，就知道我父亲来过。根据母亲的回忆，父亲总是不知疲倦的替公共地方拔草、扫地，并把垃圾堆起来用火烧毁，忙个不停。父亲一扫地，就扫了里把路，简直无法劝止他，只得说，扫了这么多地方，你也不怕扫帚扫坏呀！自从母亲这样说了之后，父亲就不时从城里买来了许多扫帚。
我们住在顾家的时候，父亲还租了屋后别人家的一块屋地基的几垄地，种上了青菜和豆类等作物，使家中能经常吃到新鲜的蔬菜。还租了人家在离家较远的“谢家坞嘴”大坟滩的一座坟地基种上黄豆和蚕豆。就是连上代祖先遗留下来的半路汪只四分田称为“粪缸田”的地方，在三年中只要轮到我们的那年，还亲自去种植水稻，什么耕田、耘田、施肥、收割，都是父亲在回家时去一手包干的。因此，我家虽然不是农户人家，但一般的农具，如锄头、铁搭、镰刀、粪桶担等等一应俱有。后来在万嘉桥居住时，不论是大热天里，还经常从两地相隔靠十里路程的半路汪，挑了近百斤重的大粪或垃圾去施肥。我们搬到河东岸居住时，父亲还曾想弄些田种种，但母亲顾虑这个闲不住的人，又要店里劳动又要种田更忙，怕父亲身体吃不消，因此暗地里叫人家不要把田租给父亲种，所以后来父亲没有把田种成。
我父亲不但在热爱劳动方面是模范，而且对自己生活的艰苦和节约方面也是少见的，甚至是惊人的。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在经济比较富裕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如父亲平时总是剃个光头，而且还学得这种的本领：能自己照了镜子自己剃头，从来不舍得花费钞票到理发店去剃，甚至我们兄弟小时候的头发，也是父亲剃的。又如我父亲在农村走夜路，若稍微有些月光便不舍得点灯笼来照亮，大热天走路不舍得撑顶伞来遮太阳，下小雨又不舍得用雨伞。
我父亲从小是劳动人民出身的人，最知“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所以他一直认为自己干的这一行糕团行业是白米做糕团，其间经过加工是会浪费粮食，很觉得罪过，但又无可奈何。因此他从来不肯把手艺传给自己儿女。所以父亲的好技术，我们兄弟几人都没有学来。为了不让粮食糟蹋，因此我父亲在做糕团时，即使从榨粉布袋缝里随水份一起榨出来的粉水也是不舍得倒掉的，专门用了一只盛器把它积起来。积聚到一定数量之后做成年糕。我小时候也吃过这种年糕，吃起来很滑还带有酸味，颜色不太白，所以我们称它为“黑点心”、嘴巴是顶调皮的，我们有好的吃了，谁还会要吃那黑而酸的点心。我们是作为送给经济上较困难的邻居的。
我父亲没有别的嗜好，酒也不会喝一口，唯一的只有吸些香烟。当时比较高档的有上海货“红锡包”香烟，但父亲是从来也舍不得去买一包。平时总是吸些宁波烟草公司出品的价钱比较便宜的“时髦”牌或者“燕子”牌等类香烟。
从镇海南大街的“大有”店到家来有十来里路程，但父亲每次回家来是舍不得乘小火轮或航船的，还说步行爽快，并且还舍不得穿着鞋子走长途，便把袜子脱了放在衣袋里，把鞋子脱了轧在腋下，光着脚穿上了草鞋走。
我父亲平时一直穿大襟衣裳（直到上海做工时才改穿直襟），到了冷天才穿上一件对襟马褂，竹裙布篮围身（这种布篮既暖又便于劳动），一顶罗宋帽。不论天冷天热总是穿粗布衣裳，从不舍得穿绸缎的、呢的。平时没有一件象样的好衣裳，只是在姑母大儿子阿斗结婚那年，母亲瞒着父亲做了一件哔叽长袍子。这是父亲生平仅有的一件值钱衣裳，但后来还从不舍得穿它。
平时母亲要替父亲添件新衣，假如先与父亲说明，父亲是无论如何不答应的。有时母亲只好暗地里做好后骗父亲说：“这件衣裳是某人家给裁缝尺寸做错了，给你穿倒刚合尺寸，因此我把它廉价买了下来。”有时母亲见父亲的贴里布衫实在太破了，简直无法再补了，就故意把它多撕几个破处，然后对父亲说，这件衣裳不能补了，还是添件新的吧。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总算勉强添上了新衣。母亲替父亲添上新衣后，父亲总是藏着不穿，实在催促次数多了，还是穿在里面，外面仍旧罩上平时穿的旧衣。父亲还这样说：“穿了好衣裳，劳动起来不方便。”又说：“有饱食暖衣，已感足矣，替我做新衣，还不是给子女们多穿些。”
孜孜不倦 学而不厌
我父亲是贫苦出身，没有进过学堂，照理说是一个不识字的文盲。但是靠他自己的努力，硬练上几个字。根据母亲说，父亲是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练的。我记得当时“大有”店里有一本账，是父亲自己记录的，如每天营业的收入、进货、薪水、膳食、房电费以及各种捐税的支出，象炒什景那样都记上了这个本子。这里面的字倒写得蛮端正，可是这些字别人只能想像出来才能认识，错别字也是难免的。但既使有些错别字，要不是我父亲下过一番功夫，也是不容易办到的。
我父亲对待任何工作都是非常认真，他苦练出一套易如反掌、技艺巧妙的“花草”艺术。经我父亲手里“捏”出来的指不胜屈的人物塑像，个个都是栩栩如生，好像真的一样。此种巧夺天工的艺术作品，驰名镇海城乡。而经过数十年的实践，艺术成就可以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我父亲刻苦好学还表现在不论是泥水、木匠、铜匠、竹匠一般的敲敲弄弄，修修补补都会，也不论是各种各样精巧的灯彩、纸花等小手工艺品，无有不会做的。记得在一九三四年，我们乡下在正月元宵节举行“纸会”（类似游行，但在夜里点烛举行），规定每个村庄都有灯彩出会。我父亲热心地把村里出灯任务包下来，兴趣很高做出了非常漂亮的十八盏九连灯。
由于父亲字识得很少，不会看文艺书籍，但对戏剧特别爱好，认为是学习的好机会，从中来丰富知识，几乎是有戏必看。当时在农村演的一般是京戏。看戏的条件很差，都在庙里演出，（一般是为庆祝什么菩萨生日，什么有人还愿演戏，还有什么发财戏等等）所以得在露天站着看，真是脚立酸、头抬酸。戏剧这种艺术深深感染了我的父亲，我父亲听到庙里有戏演出，那怕要走上十、廿里路，也要赶去看。有时看了日戏还连看夜戏。这种爱好对父亲是大大开拓了艺术眼界，对父亲的“花草”技艺是有启发和帮助的。
我父亲记忆力是非常强的，看了戏后都牢记在心，不论是民间传说还是历史故事无不精通。还经常讲给我们听。父亲讲起来是那么绘声绘色、引人入境，说什么三国志里的诸葛亮摆空城计的大胆果断，赵子龙长坂坡七进七出救阿斗的浑身是胆，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千里寻兄的义重如山。还有什么大红袍的海刚峰呀，狸猫换太子的包拯呀……听“聊天”成为我们青少年时代一件最有趣的事。
《忆父亲》写到这里为止，我共写了十个部分。这些材料尽管是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共同回忆和证实后写成的，但这些材料仅仅是我父亲生前的一些生活片段，很难概括我父亲全貌。不过从这些片片断断的材料里，足以说明我父亲是一个好父亲。我父亲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的。其中如刻苦学习、待人和蔼、热心公益、助人为乐、艰苦朴素、吃大苦耐大劳、热爱劳动等等，都是我们儿孙应该加以继承和发扬的。
* * * *
很遗憾！没有留下父亲的遗像给我们下代作纪念。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凭回忆，精心地描绘了父亲的像，并经我三弟作技术上的修饰，订在这个本子里，留作我们兄弟姐妹以及后代的纪念。我再把我父亲大概的几个特征介绍如下来结束全文。
个子是高高的，身材生得瘦瘦的，皮肤有些带紫铜色，脸儿稍长，下巴略为尖型，耳朵较大，光头，法吉元宝型（即额前中间低两边高），颧骨稍高，两颊微瘪，喉节较突出，头颈前左面有颗黑痣，痣上有根长毛。平时不大说话，略带口吃。态度是很朴实、和善的。
难忘的父亲
汪美玉
一九三七年农历七月中旬，即“八一三”事变发生后，我随着母亲和大弟、二妹（宝玉），以及尚在怀抱中只有五个月的苏妹，还有宝根和表舅周志清逃到了镇海万嘉桥父亲处避难。阿爹虽还开着“复大”糕团店，但由于战争影响物价上涨人心惶惶，因此生意很清淡，连做年糕的米也只能天天去籴了。全家父母亲和六个弟妹加上我和宝根在内一共十个人的生活全部依靠阿爹起五更落半夜做糕团过日子，因此根本不能糊口，阿爹却还时常安慰我：“不要担心，只顾住在阿爹家里好了，阿爹决不会多你们的。”“即使吃不起，阿爹就是把贴里布衫去当掉也要给你们吃。”当时我肚里怀着慧珠，有人讲：“出嫁的女儿不能在娘家生孩子，否则要夺风水，要办酒请菩萨。”这是旧社会的封建迷信制度。可是阿爹丝毫不去理会这些，还是安慰我说：“不要紧，有我大人在。总是我大人的主意，不要管别人讲什么。”还不让我另租房子，说是可以照顾我。
阿爹对待我们子女是很慈爱的，我长到二十岁出嫁，阿爹从不打一下骂一句，连句重话也没有过。由于我生得矮小，所以阿爹阿姆舍不得替我早配亲，一直养到我二十岁才出嫁，这在旧社会是很少的。
阿爹对待子女从不重男轻女，总是一样爱护。在旧社会的女孩子是不通行读书的，但是阿爹想到自己不识字的痛苦，不管当时的闲言闲语，让我和大妹上了学。
我永生难忘：由于旧社会的妇女没有经济上的地位，阿爹养我成长、出嫁，但是我却丝毫没有对父亲报答过养育之恩。
一九六六年三月
大妹宝玉为什么改了名字
汪美蓉
我的第一个妹妹——宝玉，在顾家出世后，在上海姨母百般要求和乡下姨外婆多次劝说下，就给姨母去做女儿了。
我的姨外婆——是我外婆的妹妹，嫁在廿四房周家。自从外婆去世以后，我们就把她当作亲外婆那样亲热。她也经常来我家走动，我们一直叫她外婆。
这位姨外婆她有一个女儿叫周梅青，嫁给上海九江路大新街“华丰”服装店老板龚茂盛作填房。记得我在十三岁那年跟随母亲到上海来，当时我母亲正怀孕在身，因那位姨母膝下无子女，母亲曾戏言，说孩子生下后可给姨母作儿子。不料戏言弄假成真，等大妹宝玉出世后，姨母真的看中了大妹，说一定要把孩子给了她，还说把姐姐的女儿去当作自己的女儿这样是亲上加亲，更亲。
那时尽管姨母经济情况非常好，但是我们家情况也不差，但最主要的是我们的父亲和母亲无论如何不肯把自己的亲骨肉分离的。那知这位姨外婆千方百计在母亲面前做工作，说怎么好，怎么好，说得天花乱坠。姨母又说什么孩子长大后，选女婿可给母亲作一半主意，聘礼各得一半，嫁妆各备一半等等，一次二次总是纠缠不清。最后我父母在情面难却、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忍痛割爱。这样就在一九三一年我大妹将近一周岁的时候，姨母特地从上海赶到乡下来。我当时记得，母亲的内心是非常肉痛，但既答应了只得表面上强装着镇静，但是还推说，孩子要吃奶，不肯吃粥，意思还是有些犹豫，想等一个时期再说。那知这位姨母马上就煮粥给大妹吃，不料这天大妹把粥吃得很好，我母亲再也无话可推。姨外婆和姨母当然是非常开心的了。临走的时候宝玉还换上了由上海带来的一件红绸袍子，她被新的母亲抱在怀里还跳着、笑着，彷佛在说，我要去做上海女儿了。似乎安慰着亲生的父母及姐姐哥哥们，你们不要难过，我是了解这一过程的。将来我同样会在新的母亲扶养之下成长，和你们会一样幸福的。
从此，我们的大妹宝玉就成了龚茂盛、周梅青的女儿了。后来据说，大妹宝玉的“宝”字与姨外婆的不知什么长辈名字相联，因此她们就把大妹改了一个叫“玉定”的名字。
在负债的年代里
汪仁康
我在一九四一年农历十月（我十八岁）到上海来后不久，便去撑长江驳子船。所谓驳子船就是一种拖船，这种拖船专门运装铁矿，由上海到南京、芜湖、黄石一带。我刚去船上的时候是当火头军——烧饭工作，后来还当过杂工，什么活都做。
一九四二年五月里的一天，日本鬼子来检查驳船，竟空白无凭冤枉我走私，后来事情虽然弄清，但我却无辜的遭到了日本鬼子的一顿毒打。这笔仇恨账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在这个驳子船上工作一年多，不但工钱少得可怜，只够付自己的饭钱，而且还受日本鬼子的侮辱和战争威胁。（飞机整天飞来飞去）我对这种奴隶一样的无偿的劳动，不想再做下去，于是在一九四三年五月船到芜湖时，我就上岸不干了。
我回到了上海，就在一家叫华民饭店（实际是赌台）做了一个月夜班临时工后，便在六月底回家。
那时我大哥早在一年多前也因上海失业回到家里，我回家以后，母亲干脆把万嘉桥那爿时开时关的店铺关掉；把原种的田退掉；又把家里养的二只猪卖掉；再向上海几个亲戚借了一些钱做本钱，便在庄家琪附近租田二十亩零八分（这是虚称数，实际上是十五、六亩），正式开始种田。我家也就从万嘉桥搬到了庄家琪牌楼房家。
到了一九四六年，我大哥去杭州工作，家里人手不够，又退出租田五亩。
种田比不得做糕团这一行赊了几斗米就可营业，它在粮食还没有种上来之前先要备粮食的。这样我们只好向放谷债的人家借谷。一般是借一百斤到秋收时还谷一百五十斤，也有高的要还二百斤。
当时我们农村有句歌谣：“稻板响，物价涨。镰尖放，没饭吃”。秋收后连吃的盐也贵了。割上的稻都还了债。我家的情况就像这个歌谣一样。又加上我们兄弟俩是“外行”种田，不懂得农业知识，而且租来的田有的原是荒田，土质又差，所以年产量每亩只有三百斤左右（早谷约二百斤，晚谷约一百斤），还要向地主缴租谷，日子一直是很不好过的。记得大哥结婚那年，吃喜酒的客人还未走散，米缸的米已没有了。我也是借债结婚的。
旧社会这种借谷债，我们明知道是一种重利剥削，但为了生活，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兄弟俩人虽然流汗出力辛勤劳动，但家里负的谷债却是年年上升，最高时竟达七千斤左右（这个的数字是包括利上加利）。象其中我们向我家隔壁的小珠妈妈的姑姑借了一百斤谷，结果隔了三年本息合计还了七百斤。直到解放以后，才取消了这种重利剥削。
一九五一年我家乡进行土地改革，每人可分土地二．三亩，当时我家有母亲、定弟、苏妹、如美和侄儿重九等共六个人，分得土地十三亩零九分。被评为中农成份。
一九六六年三月
家乡沦陷前后
汪新康
父亲去世后，母亲每天是含着眼泪过着日子，她想到家里还有这么多的孩子，小的又是那么小，钱也已经用光了，家里只剩下一斗米，以后生活怎么办？虽然大哥也将近出道，二哥也有这么大了，我也近学生意的年龄了。可是目前生活怎么过下去？母亲便与大舅父商量，大舅父再三的安慰着母亲说：“店不能关，一关生活可更没有办法，本钱没有不要紧，做糕团的米我可以替你每天一斗一斗去籴；店里生活我可以帮助你做一个时期；我可以替你到处去赶市……”经过大舅父这样的建议，母亲同意这个意见，总算把这爿店坚持开下去。从这时候开始，我母亲为了我们一家，她老人家非常艰难的挑起生活重担。这样，我二哥也就继承了我父亲的行业。
接着我们便向“瑞泰”米号（父亲在世时，我们是这家米店的老主顾，因而有交情）去赊一些米和豇豆，当然赊一担米比现买要贵一元钱。后来在新米还没有上市的青黄不接时，那米店里的米赊不到了，母亲只得和二哥到蟹浦、梅墟和田湖等地方去挨家挨户去买米，一斗二斗也要。从此我们这爿店就停停关关有了米就做，没有米时就关店。这样一直到十一月底新米上市，靠了“保人”去赊了一些稻谷才继续营业下去。
到了次年一九四零年的端午节前，因店里人手不足，雇了一个学徒，大概做了一年多一些因故辞退。
就在一九四零年这一年，日本鬼子的飞机对家乡的城镇到处疯狂滥炸，我们天天过的是提心吊胆的日子。我那时正在万嘉桥“履中”小学读书。这个小学的教师为了怕学校遭到敌机轰炸，只得采取上早课，大概到九点钟左右就散课放学，到下午过三点钟后再去上课。只有在下雨天，我们才全天的恢复正常读书。因为下雨天敌机是不会来的。
那年农历的
到了下半年情况稍为平静些。日本鬼子兽心大概发泄够了。我便继续在“履中”小学读书，定弟也在那时候入了学。到了年底，我们向人家租了六亩土地，就这样一面做生意，一面种田了。
一九四一年农历三月镇海沦陷了，从此鬼子的铁蹄蹂躏我整个家乡。当时我家的生活是很困苦的，白米这么贵，我们只得经常吃白米伴麦的米麦饭、山芋干饭……由于环境关系，我读完了小学五年书，便在这一年的七月底只得到上海来找工作做，接着二哥在秋收后也来上海。我经大姐夫的朋友介绍在南京路大新公司（即第一百货商店前身）当练习生，二哥由二姐夫的朋友介绍去撑长江的驳子船。
一九六六年三月
戊戌年春节回乡祭父亲
汪定述
父亲病逝后，安葬在半路汪以南数百步的“安磨”池旁边一个空地上，一九四一年家乡沦陷后，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掳掠，连棺木也免不了日寇一把火。为了保护先父棺木，第二年夏天，我随大哥化了几天功夫，在原处掀土挖了个窟，把柩埋在地下。直至一九四三年，日寇龟缩在城里不敢下乡，我们才重新把柩起出仍安放在原地。由于地下满是积水，棺木腐烂较快，我们见了后，内心负疚，向往有朝一日，能把先父安葬在墓穴里。
解放后，我们生活安定了，时常想念先父有一个较妥的安葬之处。一九五七年下半年，三哥从北京学习回来，我们几个兄弟根据大姐、二姐和二哥的建议，就积极筹划赴乡安葬先父一事。最后选定地点在宁波骆驼桥、文溪小洞岙、神钟山公墓、七区、三排。待一切准备工作办妥后，我们在沪兄弟三人和大姐、二姐，在母亲带领下，于一九五八年春节回乡葬父。
那年到乡正是大除夕。这次回乡的还有大嫂、三嫂以及重九、重业、重山、师珊和连城、惜金、元珍等共计十五人，加上在乡的二哥一家，真是挤挤一堂，热闹非凡。
年初三（
神钟山，群山环抱，山清水秀，苍松翠柏，景色宜人。先父安葬在半山腰里，墓碑朝南。从山上俯视，公墓鳞次栉比，山脚下有一条通往山岙深处的小道，路南有一座古老的庙宇，周围树木成荫，真是别有天地。
接着就按传统风俗送父进穴，我们兄弟姐妹和侄甥儿女们，在墓前一一叩拜。古人云，入土为安。今天了却我们做小辈的心愿，也不负父亲在世时对我们儿辈的疼爱。
安息吧！亲爱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