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淡定书写沉重”

　□书评人 冉淮舟

　我和萧默同岁，同在1961年大学毕业，即同一时期的同类知识分子，也是曾经度过那段岁月的人，现在读起他记录那一时期经历的书，自然地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借用鲁迅先生《一件小事》结尾的一句话：“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中，作者写道：中国的尤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知识分子，有一个极大的特点，就是言不由衷。对于他们来说，语言的作用并不主要在于表述自己，相反，更多的却是掩饰自己，真正的想法或目的都藏到语言的后面。知识分子都十分敏感，对于大形势，不会不有所察觉，也不会没有自己的一套未雨绸缪的应变之道。

　读到“言不由衷”四个字，我的心头真是好一阵颤动。有一次搞运动，我所在的单位市委派来了工作组。我是被整的重点，组长是市委的一个厅局级干部，他找我谈话，叼根很大的烟斗，派头十足。他首先问我：

　“你对这次运动有什么想法？”

　“我犯了错误。”我说。

　这时，工作组长“啪”地一拍桌子，怒斥道：“纯粹言不由衷！“

　谈话没有继续进行下去，让我回去反省检查，坦白交代，接受批判。

　其实，工作组长斥我“言不由衷”，是很对的，要说明的只是，造成言不由衷，也有多种原因，既有个人主观因素，也有社会客观因素。工作组长找我谈话，如果我讲出自己的真想法，“言而由衷”，说他们是来整人，那只能是自找苦吃，罪加几等。

　还是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中，作者写他参加四清运动，到一个只有二三十户的小村，动员一位出身世代贫农，自己是童养媳，早年只身从河南逃荒而来的大娘，在群众会上忆苦思甜。结果这位大娘诉的却是大跃进吃不饱、饿死人的苦。萧默赶紧叫她打住，说“还是谈谈解放前吧！”

　不料想郭大娘一下子来了精气神，竟蹦出了这么几句：“解放前呀，那会儿地主雇人给收麦子，先让吃，大白馍馍管够。他看着，谁吃得多雇谁，吃得少的白吃完走人，嫌你吃得少了没劲儿。”我一听坏了，这是忆哪门子苦，思哪门子甜哪！硬是不让说了，会也没有开成。

　这自然是一个真实可信的故事，听起来却像是一个充满了黑色幽默的笑话，也可以说是一则寓言。这里，表现出了作者的企图：弦外之音，旁敲侧击，亦庄亦谐，绵里藏针。

　在《乱云乍起》中，作者写了这么一段：对于“黑材料”一词，我感到新鲜，而且还要从“档案”中把它抽出来重新加以“清理”，更加觉得新奇，真是旷古未闻之事。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档案”可是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平时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一到关键时刻，它就会必然出现，而且总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有关我们的这几张要命的纸片，却从来没有与我们照过面，但却追随了自己一辈子，隐隐操纵着我们的命运，实在可怕得紧。

　我没有查过《现代汉语词典》，在“黑”字这一词头下面，有无“黑材料”这一词条，估计是不会有的。但我查过“整人”一词，不知道为什么，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在“整”字头之下，列了近三十个词条，就是没有“整人”一词。

　在《洗净铅华的常书鸿》中，写了先生的丰功伟绩，崇高人格，也写了他的失误失察和性格的弱点。只有这样，才写出了一个鲜活而真实的常书鸿，一个真正值得崇敬而又可以亲近的常书鸿。在《“寻找家园”以外的高尔泰》中，对高尔泰的美学成就、处世为人、性格特点、内心世界等，都作了辩证述说、描写和刻画，既有由衷的肯定、褒奖，又有坦诚的批评、批判，和对其灵魂深处隐伏着的一些阴暗面的揭露、剖析，可以说入木三分、刻骨铭心———这正是我对作者最为佩服之处，有胆有识，有言有行，坦率坦荡，正直正气。

　在《一叶一菩提》自序中，说明了他写作这部书的原则：“凡无关于人性和社会者、并非亲历亲见亲闻或虽亲闻而事涉重大褒贬或不甚可信者，一概不纳。反之，尽管只是蕞尔小事，也乐于收入，俾读者能从隽永中得到会心的体味。本来，那就是一个沉重的时代，作者不想再用沉重的笔调来增加读者的压力，何妨站得更远一点，以淡定和从容代沉重，或许还会产生一种另类的效果。”我认可这样的写作态度，并认为他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意图。

　作者还在自序中提出：“我常私下以为，五六十岁以上的现代中国人，每个人，不管博学鸿儒之士，或引车卖桨者流，只要有能力把他的真实经历见闻化诸文字，都是一本本精彩的书。因为，他们经历过的，正是一个出故事的好年头。”

　（上接C03版）

　接下来，就要话分两头了。因为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面对截然相反的两种陈述，后来者要辨明历史真相，是极为困难的任务；但若因此放弃回忆与反思，又未免可惜。

　按照萧默的说法，1972年，萧默和高尔泰在酒泉的街上漫步，高尔泰突然说：“我揭发了你！”

　看萧默愣着不说话，高尔泰又说：“我揭发你偷听敌台。”

　“偷听敌台”事件发生在1969年秋，萧默与包括高尔泰在内的几个“牛鬼蛇神”一起住在土屋里。某天晚上，萧默正在摆弄半导体收音机，高尔泰进来，问：“听什么呢？”

　萧默有心开玩笑：“敌台。”

　“你要听吗？”萧默作势把收音机递过去。

　“不不不，我不听，我耳朵也不好。”高尔泰双手乱摇。

　然而，萧默当时正在找台，收音机里是一片杂音。

　时间转回1972年的酒泉街头，萧默恍然大悟，继而悲愤万分：“为什么你揭发了我，又来告诉我？”

　“这不，我……我们不是朋友吗？”

　“朋友？你以为我现在还会把你当朋友？”萧默感到，一切都像一场闹剧。

　萧默所谓的闹剧，对高尔泰来说，应该更像悲剧———因为他觉得上述情节，完全出自萧默的凭空虚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萧默在《一叶一菩提》书中重点叙述高尔泰的章节，以“《寻找家园》以外的高尔泰”为题，已于2008年发表在媒体上。现居美国的高尔泰读后，愤而撰写《昨日少年今白头：一头狼给一只狗的公开信》回击萧默。以下摘录此封公开信中关于“偷听敌台”事件的部分驳斥之辞，供读者参考：

　你说你1972年从嘉峪关到酒泉看我，散步时我告诉你，我揭发了你偷听敌台……1972年的“两年多以前”，是1970年。你忘了，我已于1969年春天离开了敦煌。时间和地点都对不上号，这是一。1969年以前的三年，特别是事件发生的1967年，阶级界线判若水火，革命两派你死我活，没有可能一个造反派战士和一群牛鬼蛇神同住同劳动。事实上你是作为看管阶级敌人的民兵监押着我们来回的，这是你所谓的“放羊”，这是二。那个山沟叫苦口泉，只有一个窝棚。那次去的人很多，大家都在里面过夜，很挤。你不会在那样的场合“偷听敌台”，听什么也没人敢问你“听什么”，这是三。

　我确实揭发了你。你说此事时，可曾想过，应该向读者交代一下原委？那天，我找到革联的苏永年，告诉他文革前有一次到你屋里，你正在收听苏修节目。知道没有旁证，最终不能定案。知道革联处于劣势，一时管不着你。知道如果革总找我算账，革联不会相救（谁救阶级敌人）。但是没有涵养，又别无选择，顾不上那么些了。事后两天，在院子里遇见你，大声地对你说：“你偷听敌台，我揭发了你。”你站住，我绕过你走了。

　历史迷雾中若隐若现的恩怨，似乎只有当事人才清楚真相，我们便就此打住。无论如何，《一叶一菩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较为详尽的文本，与《寻找家园》对照存在，构成了关于同一段历史的迥异叙事，有兴趣的读者自会明察。

　到了敦煌故事的结尾，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先生，在萧默和高尔泰的文本中都是绕不开的存在。晚年的常书鸿住在北京，仍然心系敦煌。高尔泰《寻找家园》中写道：“我劝先生算了，别回敦煌去了。我说人生如逆旅，安处是吾乡。已经七十多岁，能放松休息最好。先生不这么认为，他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敦煌，就这么糊里糊涂被赶了出来，怎么想都不得安心。”萧默也说，常先生失忆症很厉害，最后十几年岁月过得十分压抑，经常激愤地喊：“为什么要我住在这个屋子里，把我弄到北京？为什么不让我回敦煌？我要回敦煌，我还要住我那个土房子！”1993年8月，常书鸿写出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1994年6月，病逝于北京。

　萧默的敦煌生涯，则终止于1978年。那年4月底，他收到妻子从兰州寄来的信，信中说了一个好消息：国家已经恢复高校招生，可以考研了。萧默抓住这个机会，重新考回母校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寄来时，敦煌文物研究所荡漾着惜别之情。“足有七八家排着队轮流请我吃饭，包括原来势不两立的‘对立派’。”萧默说，他又来到了常书鸿先生家，宛如时光倒流，昔日重现：1963年的常书鸿对萧默说，以后你也要搞研究，现在先积累，先学习，首先要读读梁先生写的关于敦煌建筑的两篇文章。1978年的常书鸿打开柜子，取出一瓶未开盖的葡萄酒，两人各饮一杯。

　萧默说：“学习完成以后，我还会回来的。”

　常书鸿说：“那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