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胡适的全盘西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6/06 14:42:24
胡适的全盘西化（两篇文章）
胡适 全盘西化 纪龙天
纪龙天按：下面是胡适在1935年关于“全盘西化”的两篇文章。第一篇是胡适先生针对当时的十教授“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第二篇是胡适的充分世界化。第一篇文章在网上找不到，显得有点珍贵。所以，我把它发到我博客里。顺便也发了第二篇。从这两篇文章里，可以看出胡适关于文化的整个意思，直到现在还是能够对人有所启发。胡当时的意思，我总结一下：
一，中国缺少的不是传统，而是现代化。
二，要达到现代化，那就应该“一心一意的现代化”（wholeheartcd modernization）
三，所谓的“中国国情”根本就是一派妖言。
四，担心“中国本位沦亡”，根本就是杞人忧天。并且，“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的发挥光大的。”
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新年里，萨孟武、何炳松先生等十位教授发表的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在这两个月里，很引起了国内人士的注意。我细读这篇宣言，颇感觉失望，现在把我的一点愚见写出来，请萨、何诸先生指教，并请国内留意这问题的朋友们指教。
十教授在他们的宣言里，曾表示他们不满意于“洋务”“维新”时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见解。这是很可惊异的！因为他们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说话是全变了，精神还是那位《劝学篇》的作者的精神。“根据中国本位”，不正是“中学为体”吗？“采取批评态度，吸收其所当吸收”，不正是“西学为用”吗？
我们在今日必须明白“维新”时代的领袖人物也不完全是盲目的抄袭，他们也正是要一种“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他们很不迟疑的“检讨过去”，指出八股，小脚，鸦片等等为“可诅咒的不良制度”；同时他们也指出孔教，三纲，五常等等为“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思想”。他们苦心苦口的提倡“维新”，也正如萨、何诸先生们的理想，要“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
他们的失败是萨、何诸先生们在今日所应该引为鉴戒的。他们的失败只是因为他们的主张里含的保守的成分多过破坏的成分，只是因为他们太舍不得那个他们心所欲而口不能言的“中国本位”。他们舍不得那个“中国本位”，所以他们的维新政纲到后来失败了。到了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帝制推翻了，当年维新家所梦想的改革自然在那大变动的潮流里成功了。辛亥的革命是戊戌维新家所不敢要求的，因为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岂不要毁了那个“中国本位”了吗？然而在辛亥大革命之后，“中国本位”依然存在，于是不久大家又都安之若固有之了！
辛亥以来，二十多年了，中国经过五四时代的大震动，又经过民国十五六年国共合作的民国革命的大震动。每一次大震动，老成持重的人们，都疾首蹙额，悲叹那个“中国本位”有陨灭的危险。尤其是民十五六的革命，其中含有世界最激烈的社会革命思潮，所以社会政治制度受的震撼也最厉害。那激烈震荡在一刹那间过去了，虽然到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痕，始终没有打破那个“中国本位”。然而老成持重的人们却至今日还不曾搁下他们悲天悯人的远虑。何键、陈济堂、戴传贤诸公的复古心肠当然是要维持那个“中国本位”，萨孟武、何炳松诸公的文化建设宣言也只是要维护那个“中国本位”。何键、陈济堂诸公也不是盲目的全盘复古，他们购买飞机枪炮，当然也会挑选一九三五的最新模特儿；不过他们要用二千五百年前的圣经贤传来教人做人罢了。这种精神，也是萨、何十教授所提倡的“存其所当存，吸收其所当吸收”。
我们不能不指出，十教授口口声声舍不得那个“中国本位”，他们笔下尽管宣言“不守旧”，其实还是他们的保守心理在那里作怪。他们的宣言也正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时髦的表现。时髦的人当然不肯老老实实的主张复古，所以他们的保守心理都托庇于折衷调和的烟幕弹之下。对于固有文化，他们主张“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对于世界新文化，他们主张“取长舍短，择善而从”：这都是最时髦的折衷论调。陈济堂、何键诸公又何尝不可以全盘采用十教授的宣言来做他们的烟幕弹？他们并不主张八股、小脚，他们也不反对工业建设，所以他们的新政建设也正是“取长舍短，择善而从”；而他们的读经祀孔也正可以挂起“去其渣滓，存其精英”的金字招牌！十教授的宣言，无一句不可以用来替何键、陈济堂诸公作有力的辩护的。何也？何、陈诸公的中心理论也正是要应付“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建立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
萨、何十教授的根本错误在于不认识文化变动的性质。文化变动有这些最普遍的现象：第一，文化本身是保守的。凡一种文化既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然有他的绝大保守性，对内能抵抗新奇风气的起来，对外能抵抗新奇方式的侵入。这是一切文化所公有的惰性，是不用人力去培养保护的。
第二，凡两种不同文化接触时，比较观摩的力量可以催陷某种文化的某方面的保守性与抵抗力的一部分。其被催陷的多少，其抵抗力的强弱都和那一个方面的自身适用价值成比例：最不适用的，抵抗力最弱，被淘汰也最快，被催陷的成分也最多。如钟表的替代铜壶滴漏，如枪炮的替代弓箭刀矛，是最明显的例。如泰西历法，之替代中国与回回历法，是经过一个时期的抵抗争斗而终于实现的。如饮食衣服，在材料方面虽不无变化，而基本方式则因本国所有也可以适用，所以至今没有重大的变化：吃饭的，决不能都改吃“番菜”，用筷子的，决不能全改用刀叉。
第三，在这个优胜劣败的文化变动的历程之中，没有一种完全可靠的标准可以用来指导整个文化的各方面的选择去取。十教授所梦想的“科学方法”，在这种巨大的文化变动上，完全无所施其技。至多不过是某一部分的主观成见而美其名为“科学方法”而已。例如妇女放脚剪发，大家在今日应该公认为合理的事。但我们不能滥用权力，武断的提出标准来说：妇女解放，只许到放脚剪发为止，更不得烫发，不得短袖，不得穿丝袜，不得跳舞，不得涂脂抹粉。政府当然可以用税则禁止外国奢侈品和化装品的大量输入，但政府无论如何圣明，终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因为文化的淘汰选择是没有“科学方法”能做标准的。
第四，文化各方面的激烈变动，终有一个大限度，就是终不能根本扫灭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这就是古今来无数老成持重的人们所恐怕要陨灭的“中国本位”。这个本国本位就是在某中固有环境与历史之下所造成的上习惯；简单说来，就是那无数无数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那个本位是没有毁灭的危险的。物质生活无论如何骤变，思想学术无论如何改观，政治制度无论如何翻造，日本人还是日本人，中国人还是中国人。试看今日中国女子，脚是放了，发是剪了，体格是充分发育了，曲线美显露了，但她无论如何摩登化，总还是一个中国女人，和世界任何国的女人都绝不相同。一个彻底摩登化的都市女人尚且如此，何况那无数无数仅仅感受文化变动的些微震荡的整个民族呢？所以“中国本位”，是不必劳十教授焦虑的。戊戌的维新，辛亥的革命，五四时期的潮流，民十五六的革命，都不曾动摇那个攀不倒的中国本位。在今日有先见远识的领袖们，不应该焦虑那个中国本位的动摇，而应该焦虑那固有文化的惰性之太大。今日的大患并不在十教授所痛心的“中国政治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我们的观察，恰恰和他们相反。中国今日最可令人焦虑的，是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处处都保持中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太多了，太深了，所以无论什么良法美意，到了中国都成了逾淮之橘，失去了原有的良法美意。政治的形态，从娘子关到五羊城，从东海之滨到峨眉山脚，何处不是中国旧有的把戏？社会的组织，从破败的农村，到簇新的政党组织，何处不具有“中国的特征”？思想的内容与形式，从读经祀孔，国术国医，到满街的性史，满墙的春药，满纸的洋八股，何处不是“中国的特征”？
我的愚见是这样的：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和我们的老文化充分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的发挥光大的。
总之，在这个我们还只仅仅接受了这个世界的一点皮毛的时候，侈谈“创造”固是大言不惭，而妄谈折衷也是适足为顽固势力添一种时髦的烟幕弹。
民国二十四，三，三十
摘自《胡适文集》卷五 北京大学出版社 P448
（原载1935年3月31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又载1935年4月7日《独立评论》第145号）
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1935年6月)- -
二十年前，美国“展望周报”(The Outlook)总编辑阿博特(Lyman Abbott)发表了一部自传，其第一篇里记他的父亲的谈话，说：“自古以来，凡哲学上和神学上的争论，十分之九都只是名词上的争论。”阿博特在这句话的后面加上了一句评论，他说：“我父亲的话是不错的。但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他老人家的算术还有点小错。其实剩下的那十分之一，也还只是名词上的争论。”
这几个月里，我读了各地杂志报章上讨论“中国本位文化”“全盘西化”的争论，我常常想起阿博特父子的议论。因此我又联想到五六年前我最初讨论这个文化问题时，因为用字不小心，引起的一点批评。那一年(1929)“中国基督教年鉴”(Christian Yearbook)请我做一篇文字，我的题目是“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我指出，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曾有三派的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说抵抗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没有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沦。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
那部年鉴出版后，潘光旦先生在“中国评论周报”里写了一篇英文书评，差不多全文是讨论我那篇短文的。他指出我在那短文里用了两个意义不全同的字，一个是wholesale wesrternization，可译为“全盘西化”；一个是，wholeheartcd modernization，可译为“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或“全力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潘先生说，他可以完全赞成后面那个字，而不能接受前面那个字。这就是说，他可以赞成“全力现代化”，而不能赞成“全盘西化”。
陈序经、吴景超诸位先生大概不曾注意到我们在五六年英文讨论。“全盘西化”一个口号所以受了不少的批评，引起了不少的辩论，恐怕还是因为这个名词的确不免有一点语病。这点语病是因为严格说来，“全盘”含有百分之一百的意义，而百分之九十九还算不得“全盘”。其实陈序经先生的原意，并不这样，至少我可以说我自己的原意并不是这样。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几年来“充分”世界化的主张；我一时忘了潘光旦先生在几年前指出我用字的疏忽所以我不曾特别声明“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数量的解释。
所以我现在很诚恳的向各位文化讨论者提议：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沦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作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
我的提议的理由是这样的：
第一。避免了“全盘”字样，可以免除一切琐碎的争论。例如我此刻穿着长袍，踏着中国缎鞋子，用的是钢笔，写的是中国字，谈的是“西化”。究竟我有“全盘西化”的百分之几？本来可以不生问题。这里面本来没有“折衷调和”的存心，只不过是为了应用上的便利而已。我自信我的长袍和缎鞋和中国字，并没有违反我主张“充分世界化”的原则。我看了近日各位朋友的讨论，颇有太琐碎的争论，如“见女人脱帽子”，是否“见男人也应该脱帽子”；如我们“能吃番菜”，是不是我们的饮食也应该全盘西化。这些事我看都不应该成问题。人与人交际， 应该“充分”学点礼貌；饮食起居，应该“充分注意”卫生与滋养！这就够了。
第二，避免了“全盘”字样，可以容易得着同情的赞助。例如陈序经先生说：
“吴景超先生既能承认了西方文化十二分之十以上，那么吴先生这所以异于全盘西文化论者，恐怕是毫厘之间罢。”
我却以为，与其希望别人牺牲那“毫厘之间”来迁就欠的“全盘”，不如我们自己抛弃那文字上的“全盘”来包罗一切在精神上或原则上赞成“充分西化”或“根本西化”的人们。依我看来，“充分世界化”的原则之下，吴景超、潘光旦、张佛泉、梁实秋、沈昌晔……诸先生当然都是我们的同志，而不是论敌了。就是那发表“总答复”的十教授，他们既然提出了“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的三个标准，而这三件事又恰恰都是必须充分采用世界文化的最新工具和方法的，那么，我们在这三点上边可以欢迎“总答复”以后的十教授做我们的同志了。
第三，我们不能不承认，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这就是我从前说过的文化惰性。你尽管相信“西菜较合卫生”，但事实上决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历史的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你尽管说基督教比我们的道佛教高明的多多，但事实上基督教有一两百个宗派，他们自己就互相诋毁，我们要的哪一派？若说：“我们不妨采取其宗教的精神？”，那也就不是“全盘”了。这些问题，说“全盘西化”则都成争论的问题，说“充分世界化”则可以不成问题了。
鄙见如此，不知各位文化讨论者以为何如？
二十四，六，二十二
摘自《胡适文集》卷五 北京大学出版社 P453
（原载1935年6月23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
胡适 全盘西化 纪龙天
纪龙天按：下面是胡适在1935年关于“全盘西化”的两篇文章。第一篇是胡适先生针对当时的十教授“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第二篇是胡适的充分世界化。第一篇文章在网上找不到，显得有点珍贵。所以，我把它发到我博客里。顺便也发了第二篇。从这两篇文章里，可以看出胡适关于文化的整个意思，直到现在还是能够对人有所启发。胡当时的意思，我总结一下：
一，中国缺少的不是传统，而是现代化。
二，要达到现代化，那就应该“一心一意的现代化”（wholeheartcd modernization）
三，所谓的“中国国情”根本就是一派妖言。
四，担心“中国本位沦亡”，根本就是杞人忧天。并且，“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的发挥光大的。”
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新年里，萨孟武、何炳松先生等十位教授发表的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在这两个月里，很引起了国内人士的注意。我细读这篇宣言，颇感觉失望，现在把我的一点愚见写出来，请萨、何诸先生指教，并请国内留意这问题的朋友们指教。
十教授在他们的宣言里，曾表示他们不满意于“洋务”“维新”时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见解。这是很可惊异的！因为他们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说话是全变了，精神还是那位《劝学篇》的作者的精神。“根据中国本位”，不正是“中学为体”吗？“采取批评态度，吸收其所当吸收”，不正是“西学为用”吗？
我们在今日必须明白“维新”时代的领袖人物也不完全是盲目的抄袭，他们也正是要一种“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他们很不迟疑的“检讨过去”，指出八股，小脚，鸦片等等为“可诅咒的不良制度”；同时他们也指出孔教，三纲，五常等等为“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思想”。他们苦心苦口的提倡“维新”，也正如萨、何诸先生们的理想，要“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
辛亥以来，二十多年了，中国经过五四时代的大震动，又经过民国十五六年国共合作的民国革命的大震动。每一次大震动，老成持重的人们，都疾首蹙额，悲叹那个“中国本位”有陨灭的危险。尤其是民十五六的革命，其中含有世界最激烈的社会革命思潮，所以社会政治制度受的震撼也最厉害。那激烈震荡在一刹那间过去了，虽然到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痕，始终没有打破那个“中国本位”。然而老成持重的人们却至今日还不曾搁下他们悲天悯人的远虑。何键、陈济堂、戴传贤诸公的复古心肠当然是要维持那个“中国本位”，萨孟武、何炳松诸公的文化建设宣言也只是要维护那个“中国本位”。何键、陈济堂诸公也不是盲目的全盘复古，他们购买飞机枪炮，当然也会挑选一九三五的最新模特儿；不过他们要用二千五百年前的圣经贤传来教人做人罢了。这种精神，也是萨、何十教授所提倡的“存其所当存，吸收其所当吸收”。
萨、何十教授的根本错误在于不认识文化变动的性质。文化变动有这些最普遍的现象：第一，文化本身是保守的。凡一种文化既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然有他的绝大保守性，对内能抵抗新奇风气的起来，对外能抵抗新奇方式的侵入。这是一切文化所公有的惰性，是不用人力去培养保护的。
第二，凡两种不同文化接触时，比较观摩的力量可以催陷某种文化的某方面的保守性与抵抗力的一部分。其被催陷的多少，其抵抗力的强弱都和那一个方面的自身适用价值成比例：最不适用的，抵抗力最弱，被淘汰也最快，被催陷的成分也最多。如钟表的替代铜壶滴漏，如枪炮的替代弓箭刀矛，是最明显的例。如泰西历法，之替代中国与回回历法，是经过一个时期的抵抗争斗而终于实现的。如饮食衣服，在材料方面虽不无变化，而基本方式则因本国所有也可以适用，所以至今没有重大的变化：吃饭的，决不能都改吃“番菜”，用筷子的，决不能全改用刀叉。
第三，在这个优胜劣败的文化变动的历程之中，没有一种完全可靠的标准可以用来指导整个文化的各方面的选择去取。十教授所梦想的“科学方法”，在这种巨大的文化变动上，完全无所施其技。至多不过是某一部分的主观成见而美其名为“科学方法”而已。例如妇女放脚剪发，大家在今日应该公认为合理的事。但我们不能滥用权力，武断的提出标准来说：妇女解放，只许到放脚剪发为止，更不得烫发，不得短袖，不得穿丝袜，不得跳舞，不得涂脂抹粉。政府当然可以用税则禁止外国奢侈品和化装品的大量输入，但政府无论如何圣明，终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因为文化的淘汰选择是没有“科学方法”能做标准的。
第四，文化各方面的激烈变动，终有一个大限度，就是终不能根本扫灭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这就是古今来无数老成持重的人们所恐怕要陨灭的“中国本位”。这个本国本位就是在某中固有环境与历史之下所造成的上习惯；简单说来，就是那无数无数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那个本位是没有毁灭的危险的。物质生活无论如何骤变，思想学术无论如何改观，政治制度无论如何翻造，日本人还是日本人，中国人还是中国人。试看今日中国女子，脚是放了，发是剪了，体格是充分发育了，曲线美显露了，但她无论如何摩登化，总还是一个中国女人，和世界任何国的女人都绝不相同。一个彻底摩登化的都市女人尚且如此，何况那无数无数仅仅感受文化变动的些微震荡的整个民族呢？所以“中国本位”，是不必劳十教授焦虑的。戊戌的维新，辛亥的革命，五四时期的潮流，民十五六的革命，都不曾动摇那个攀不倒的中国本位。在今日有先见远识的领袖们，不应该焦虑那个中国本位的动摇，而应该焦虑那固有文化的惰性之太大。今日的大患并不在十教授所痛心的“中国政治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我们的观察，恰恰和他们相反。中国今日最可令人焦虑的，是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处处都保持中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太多了，太深了，所以无论什么良法美意，到了中国都成了逾淮之橘，失去了原有的良法美意。政治的形态，从娘子关到五羊城，从东海之滨到峨眉山脚，何处不是中国旧有的把戏？社会的组织，从破败的农村，到簇新的政党组织，何处不具有“中国的特征”？思想的内容与形式，从读经祀孔，国术国医，到满街的性史，满墙的春药，满纸的洋八股，何处不是“中国的特征”？
我的愚见是这样的：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和我们的老文化充分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的发挥光大的。
总之，在这个我们还只仅仅接受了这个世界的一点皮毛的时候，侈谈“创造”固是大言不惭，而妄谈折衷也是适足为顽固势力添一种时髦的烟幕弹。
民国二十四，三，三十
摘自《胡适文集》卷五 北京大学出版社 P448
（原载1935年3月31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又载1935年4月7日《独立评论》第145号）
二十年前，美国“展望周报”(The Outlook)总编辑阿博特(Lyman Abbott)发表了一部自传，其第一篇里记他的父亲的谈话，说：“自古以来，凡哲学上和神学上的争论，十分之九都只是名词上的争论。”阿博特在这句话的后面加上了一句评论，他说：“我父亲的话是不错的。但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他老人家的算术还有点小错。其实剩下的那十分之一，也还只是名词上的争论。”
这几个月里，我读了各地杂志报章上讨论“中国本位文化”“全盘西化”的争论，我常常想起阿博特父子的议论。因此我又联想到五六年前我最初讨论这个文化问题时，因为用字不小心，引起的一点批评。那一年(1929)“中国基督教年鉴”(Christian Yearbook)请我做一篇文字，我的题目是“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我指出，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曾有三派的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说抵抗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没有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沦。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
那部年鉴出版后，潘光旦先生在“中国评论周报”里写了一篇英文书评，差不多全文是讨论我那篇短文的。他指出我在那短文里用了两个意义不全同的字，一个是wholesale wesrternization，可译为“全盘西化”；一个是，wholeheartcd modernization，可译为“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或“全力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潘先生说，他可以完全赞成后面那个字，而不能接受前面那个字。这就是说，他可以赞成“全力现代化”，而不能赞成“全盘西化”。
陈序经、吴景超诸位先生大概不曾注意到我们在五六年英文讨论。“全盘西化”一个口号所以受了不少的批评，引起了不少的辩论，恐怕还是因为这个名词的确不免有一点语病。这点语病是因为严格说来，“全盘”含有百分之一百的意义，而百分之九十九还算不得“全盘”。其实陈序经先生的原意，并不这样，至少我可以说我自己的原意并不是这样。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几年来“充分”世界化的主张；我一时忘了潘光旦先生在几年前指出我用字的疏忽所以我不曾特别声明“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数量的解释。
所以我现在很诚恳的向各位文化讨论者提议：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沦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作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
第一。避免了“全盘”字样，可以免除一切琐碎的争论。例如我此刻穿着长袍，踏着中国缎鞋子，用的是钢笔，写的是中国字，谈的是“西化”。究竟我有“全盘西化”的百分之几？本来可以不生问题。这里面本来没有“折衷调和”的存心，只不过是为了应用上的便利而已。我自信我的长袍和缎鞋和中国字，并没有违反我主张“充分世界化”的原则。我看了近日各位朋友的讨论，颇有太琐碎的争论，如“见女人脱帽子”，是否“见男人也应该脱帽子”；如我们“能吃番菜”，是不是我们的饮食也应该全盘西化。这些事我看都不应该成问题。人与人交际， 应该“充分”学点礼貌；饮食起居，应该“充分注意”卫生与滋养！这就够了。
第二，避免了“全盘”字样，可以容易得着同情的赞助。例如陈序经先生说：
“吴景超先生既能承认了西方文化十二分之十以上，那么吴先生这所以异于全盘西文化论者，恐怕是毫厘之间罢。”
我却以为，与其希望别人牺牲那“毫厘之间”来迁就欠的“全盘”，不如我们自己抛弃那文字上的“全盘”来包罗一切在精神上或原则上赞成“充分西化”或“根本西化”的人们。依我看来，“充分世界化”的原则之下，吴景超、潘光旦、张佛泉、梁实秋、沈昌晔……诸先生当然都是我们的同志，而不是论敌了。就是那发表“总答复”的十教授，他们既然提出了“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的三个标准，而这三件事又恰恰都是必须充分采用世界文化的最新工具和方法的，那么，我们在这三点上边可以欢迎“总答复”以后的十教授做我们的同志了。
第三，我们不能不承认，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这就是我从前说过的文化惰性。你尽管相信“西菜较合卫生”，但事实上决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历史的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你尽管说基督教比我们的道佛教高明的多多，但事实上基督教有一两百个宗派，他们自己就互相诋毁，我们要的哪一派？若说：“我们不妨采取其宗教的精神？”，那也就不是“全盘”了。这些问题，说“全盘西化”则都成争论的问题，说“充分世界化”则可以不成问题了。
鄙见如此，不知各位文化讨论者以为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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