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毛主席当翻译的日子(之一)

我给毛主席当翻译的日子(之一)

　 阎明复   

　　阎明复同志曾在毛泽东主席身边担任俄文翻译多年，多年之后，那一段段珍贵的往事仍然清晰地印在他的脑海里。应本刊之约，阎明复撰写了这篇回忆录，文章中，他从回忆第一次给主席当翻译开始，直到有幸亲历了中苏关系那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可以说，他文章中的每一个小标题就是一个精彩的历史故事，比如：米高扬秘密来华、中苏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争吵、赫鲁晓夫当众辱骂毛泽东、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言行不一”、周恩来最后一次访苏等等。阎明复同志的这篇纪实文章文风朴实，那一句句不经雕啄的言语，仿佛让人重又拾起那片历史的烟云。本刊从这期开始，将分四期陆续连载该文。 　　 

　　 前些时候，乔木的女儿胡木英同志给我打电话，说过去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倡议写些回忆，以表达对主席老人家的怀念。这都是三四十年前的往事了。记得我第一次给主席当翻译，是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期间，后来调到中办翻译组，给主席当翻译的机会就多了；最后一次翻译则是在1965年2月，毛主席接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那次。这些往事，沿着“时光隧道”的轨迹向昔往延伸，不少早已模糊的记忆，又一幕一幕重现在脑海中。 

　　第一次给主席当翻译 

　　 记得第一次给毛主席当翻译是在党的八大会议期间。1956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邀请了世界上56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列席大会。大会秘书处为每个兄弟党的代表团派一位联络员和一个翻译。当时我在全国总工会工作，被借调到大会秘书处，参加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接待工作。南共代表团团长维塞林诺夫是塞尔维亚人，他能用俄文交流。他在八大全体会议上代表南共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我党过去的斗争业绩和现在的建设经验非常敬佩，希望中南两党、两国间的友谊能够得到发展。 

　　 9月23日，大会秘书处通知说，明天下午三点毛主席要接见南共代表团，让我转告客人。过去经常在各种场合见到毛主席，但从来没有近距离接触过，这次将是我第一次有幸近距离见到毛主席，给他当翻译。这样的事情在那个年月，对于一个年轻翻译来说实在是太难得了。得悉这个消息后，我既高兴又感到紧张和不安。心想，给毛主席当翻译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呀，听说他老人家乡音极重，我能不能听懂他的湖南话呢？他会同南斯拉夫客人谈些什么呢？碰到生僻的词怎么办呢？诸如此类的问题一个又一个困扰着我，当天夜里几乎一直没合眼。 

　　 八大是在现在的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会见就安排在大礼堂东侧的会客室。9月24日下午，我陪南斯拉夫的客人到达会客室时，只见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早已站在会客室门口迎接客人。一眼望去，毛主席魁梧的身材，身着宽绰的浅灰色中山装，脚穿圆头的黄皮鞋，精神焕发，神采奕奕。我走近毛主席身旁，向他一一介绍客人。主席同客人一一握手后，我正准备随客人一起走进会客室，毛主席突然说，“翻译同志，我们也握握手吧！”这对我来讲实在是太突然了。我急忙走近毛主席身旁，紧紧地握着他的大手。毛主席平易近人的神态和亲切的话语，立刻打消了我的紧张情绪。这时我看到王稼祥也一起陪同接见，心里便稍稍踏实了一些。1952年冬天，我曾跟随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共十九大，稼祥同志是代表团成员，所以我知道他精通俄文。这回我翻不出来的时候可以随时向他请教。 

　　 毛主席同南斯拉夫客人的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从国际到国内，从历史到现实，从中南关系到中苏关系，还谈到共产国际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等等。主席谈的许多内容我闻所未闻，再加上主席老人家浓重的湘音，我听起来十分吃力，个别词一下子很难找到对应的俄文。九月的北京气候仍然炎热，政协礼堂当时尚未装空调，两个小时翻译下来，汗流浃背，浑身都湿透了。多亏了稼祥同志，他几次用普通话重复主席讲的话。当主席讲“盲动主义”时，我犹豫着原想译成“冒险主义（АВАНТЮРИЗМ）”，他看出我“卡壳”了，便轻声用俄文提醒说“ПУТЧИЗМ”。我打心眼里感激稼祥同志，他帮我一次次摆脱了窘境，勉强地完成了第一次给毛主席当翻译的任务。 

　　 会谈结束后，维塞林诺夫团长代表南共中央送给毛主席一件手工制做的银质工艺瓶子作纪念，我站在毛主席和维塞林诺夫的中间，正翻译着客人对这件工艺品的介绍。这时，新华社的摄影记者照下了这 个场面。这张照片拍下的正是我第一次给毛主席当翻译的情景。 

　　初到中办翻译组 

　　 过去，中央领导同志的俄文翻译工作是由师哲兼任的。延安时期以来师哲一直给毛泽东担任俄文翻译，主要负责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电报往来和毛泽东接见苏联客人的翻译工作。1956年12月，师哲调山东任省委书记，临行前他建议从各单位选调几个有发展前途的青年翻译，在中办组成一个专门的翻译组，这样中央使用起来比较方便，也便于保密。1957年1月，中办成立翻译组，由中办主任杨尚昆直接领导，我担任组长，另外两位是朱瑞真和赵仲元，办公室在中办“后楼”。中办副主任李颉伯向我们的交待任务是：翻译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之间的来往信件，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外宾或出国访问担任翻译。尚昆曾说，国务院有外交部，中共中央有联络部，中办有个小外事机构，指的就是这个中办翻译组。这个“小外事机构”承担的任务很复杂。当时同苏联领导人，特别是同苏共中央的联系工作，有些属党中央系统的本应由中联部去办理，有些属政府系统的本应由外交部去办理，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仍然像在延安时期那样，凡是与苏共中央有关事情的都直接过问。赫鲁晓夫是苏共中央的一把手，同时也是苏联政府的一把手，但只要是以他的名义发给中国领导人的信件，往往也都写明“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并由苏联大使转呈。这样，苏联大使受苏共中央委托的事情，既不找外交部，也不找中联部，都由中办主任杨尚昆亲自处理。具体事宜，如哪位领导接见，接见时间、地点等则由尚昆办公室通知我们翻译组转告使馆，准备接待，担任翻译，并整理会谈记录报尚昆主任审阅。 

　　 翻译组成立后，尚昆主任特别关心对我们这几个青年干部的培养和教育，为我们创造了极好的学习条件。为了帮助我们熟悉中苏关系的现状和历史，凡是有关中国同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问题的中共中央文件和电报，他阅后都让送到翻译组阅读。特别是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接见外国使节、外宾、兄弟党代表的谈话记录，尚昆同志都批给我们阅读、学习，便于我们及时了解毛主席谈话的内容和精神，了解毛主席对当前重大国内外问题的观点，熟悉毛主席的习惯用语，等等，让我们能有所准备，在毛主席和外宾谈话的时候能领会他的精神实质，能比较准确地翻译。经尚昆同志批准，我们同后楼各组的研究人员一样可以到后楼的文件陈列室阅读所有的中央各部委的文件和各地方党委、政府呈报中央的文件，包括绝密文件，以便我们能及时地了解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动态。尚昆主任还以诲人不倦的精神，经常向我们讲述中共党史、中苏关系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毛主席的秘书、中办副主任田家英怕我们听不懂毛主席的湖南话，把他在工作中多年积累的毛主席常用词、词组和成语三大本汇编送给我们，让我们先熟悉，以便在翻译过程中有所准备。汇编中的“跌跤子”、“摸着石头过河”、“一穷二白”、“小局服从大局”、“一个指头与十个指头的关系”等等，我们至今仍记忆犹新。他还把珍藏在毛主席图书室的苏方赠送的《苏联大百科全书》送给我们。翻译组成立后，首先整理了共产国际移交的中共档案，接着翻译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事情正在起变化》和《1957年夏季形势》等讲话，随后两党中央的访问、来往信件等翻译任务便接踵而至。 　　

　　盛情接待伏罗希洛夫引起赫鲁晓夫不滿 

　　 1957年4、5月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伏罗希洛夫名义上是苏联的国家元首，他的这次访问，受到了高规格的热情的接待。毛主席和其他党政领导人亲自到南苑机场迎接，毛主席陪同伏老乘坐敞篷汽车缓缓驶向中南海，几十辆汽车组成的迎宾车队跟随其后，从南苑机场到中南海新华门受到几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当毛主席和伏老乘坐的敞篷汽车行至天安门时，数不清的欢迎群众自发地冲破警戒线，拥向车队，挥舞着鲜艳的花束，高呼“毛主席万岁！”、“伏罗希洛夫主席万岁！”，欢呼声响彻云霄，一时间车队只好停下来，过了好一段时间，才从人群包围中驶出来。伏罗希洛夫及其身边警卫人员、儿子、儿媳住进了中南海勤政殿，代表团其他人员被安排在东郊民巷宾馆。访华期间，伏老一直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陪同。在北京、东北、上海、杭州、广州和武汉，每到一地都出现了“万人空巷”的动人场面，数十万群众夾道欢迎，展现了当年“中苏友好”的确深入人心的史实。对中方的高规格的热情地周到细致地接待，伏老多次表示滿意。 

　　 然而，对伏老的热情接待却引起了赫鲁晓夫的不滿。特别是苏中关系恶化后，他不止一次地抱怨，他访问中国从来没有受到如此这般的接待。甚至说，中国对伏罗希洛夫的接待，是故意要贬低他赫鲁晓夫的。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米高扬秘密来华 

　　 伏罗希洛夫回国后不到一个月，苏共内部发生巨变，即发生了所谓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事件。1957年7月2日，苏联使舘临时代办阿布拉希莫夫受苏共中央委托，要求紧急会见毛泽东主席，说有重要事情转告。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刘少奇在中南海会见了他。接见时在座的有彭德怀、王稼祥、杨尚昆等，我担任翻译。阿布拉希莫夫说，赫鲁晓夫要他向毛泽东通报日前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追随他们的谢皮洛夫反党集团的决议》，介绍了马林科夫等人的“反党”活动。当时在座的中央领导人表示，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都是苏共的老同志、创始人，说他们“反党”很难理解，对于这样一些老同志所犯“错误”能否采取别的处理办法？我们党内有个王明，他的教条主义给我们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但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时还是说服代表们选举他作中央委员。最后，刘少奇说，我将把你转告的情况向毛泽东同志报告。 

　　 显然，赫鲁晓夫对马林科夫等人的处置没有得到在京中共领导人的支持。对于当时尚未站稳脚根的赫鲁晓夫来讲，毛泽东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于是，他马上派他的坚定的支持者、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来中国，面见毛泽东，争取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理解和支持。 

　　 7月3日，杨尚昆通知我说，米高扬来华要见毛主席，毛主席在杭州，要我跟他一起去杭州。 

　　 7月5日，当晚7时许，毛主席在汪庄靠西湖边上的会议室接见了米高扬一行。在座的中央领导人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王稼祥、杨尚昆、李维汉、胡乔木。我担任翻译，田家英担任记录。会谈一直进行到次日早上3时左右。 

　　 米高扬向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详细介绍了“反党集团”与赫鲁晓夫在内外政策上的分歧以及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决议的情况。毛主席表示，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全会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他说，苏联在内政、外交方面采取的改革措施，我们是满意的。对莫洛托夫我们比较清楚，他是守旧的。他们的小集团企图更换领导，这是不利的。这个时候应该加强领导。过去我们替你们担心。现在这样解决了，很好。现在，你们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已经没有资产阶级了，但是也不是天下太平无事了，要准备有事。总之，谨慎小心不会坏事。最后，毛主席说，这件事在我们党內有些震动，我们已经采取措施。昨天我们已决定支持你们的决议，今天我们中央发了一个电报给你们中央，已经广播了。人们不了解內情，许多人不相信他们是反党集团，还要说服。（莫洛托夫）他们是怕两条，一条是主席团要增加人，一条是怕追究肃反责任。还有个思想问题，旧的观点不愿有所改变，这是他们犯错误的基础。毛主席叫我把政治局的决定翻译给米高扬听。在告别的时候，毛主席表示，他接受赫鲁晓夫的邀请，将于11月初去莫斯科，参加10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和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对于毛主席的谈话，米高扬十分满意，连声道谢。毛主席、中共中央的支持，对刚刚摆脱困境的赫鲁晓夫来讲无疑是“雪中送炭”。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站在一只脚上，很需要中国的声音”。为了进一步密切同中国的关系，赫鲁晓夫主动提出增加对中国的援助项目。在此之前，中方曾向苏联提出提供核技术援助，但苏方一拖再拖，迟迟没有答复；这次赫鲁晓夫终于下决心同意提供核技术，以换取毛泽东更多的支持。10月15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表示在火箭、导弹及原子弹技术方面对中国予以援助。 

　　 这次会见的会议室房间不大，里面既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狭小的空间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大家一边听一边擦汗，一边扇扇子。离京的那天，我带了一把黑色的新扇子。我一边扇，一边翻译。米高扬讲话的时候，我集中精力记录，就把自己的扇子放在桌面上，翻译一段就拿起扇子扇几下。毛泽东用的也是一把黑扇子。他扇几下放下来停停，过会儿拿起来又扇，无意间把我的扇子拿去了，我也随手拿起一把。回到北京后才发现带回来把旧扇子，扇子的扇柄内侧有“毛泽东”三个字，看上去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从报纸上剪下来贴上去的。这时我才知道是主席的扇子。这把扇子到现在还珍藏在家里。 

　　随毛主席参加1957年莫斯科会议 

　　 1957年11月，以毛主席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宋庆龄、邓小平为副团长，团员有彭德怀、李先念、乌兰夫、郭沬若、沈雁冰、陆定一、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杨尚昆兼任秘书长。我和李越然、朱瑞真、赵仲元等随团担任俄文翻译。 

　　 11月2日，代表团乘苏联派来的图104专机赴莫斯科。起飞不久，我到前舱向主席报告一些事项。主席坐在机舱右侧书桌的后面，对面坐的是副委员长宋庆龄，彭德怀同志坐在左侧的沙发床边。我走到主席跟前，正要向他报告，主席打断我，问宋庆龄说： 

　　 “你认识阎宝航同志吗？” 

　　 宋庆龄说：“认识，很熟。” 

　　 “阎宝航是好人！”主席说着，指着我向宋庆龄介绍道，“他叫阎明复，是宝航同志的儿子，是俄文翻译。” 

　　 这时，主席发现我站在彭总的前面，把彭总给挡住了，就对我说：“你这个人呀，怎么把大元帅遮住了呀！” 

　　 我赶快站到一边，向彭总道歉，彭总说: 

　　 “哪有那么多规矩呀！” 

　　 老一辈革命家与我们年轻人亲切和蔼相处的动人场面，令人难以忘怀。 

　　 专机飞行两个多小时后，途中在伊尔库茨克停留。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和副外长费德林、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夫妇和当地的党政领导人前来迎接。毛主席走下飞机，同他们亲切握手致意。 

　　 伊尔库茨克这年冬天来得早，已经下了一场雪。毛泽东惊奇地发现，机场附近有一片庄稼长得绿油油的。他便问地方领导人：这是什么庄稼，现在还在开花？地方领导人回答说，这是“РOЖЬ(罗什)”，我们几个翻译都不知道这个词，有的说是“大麦”，有的说是“荞麦”，毛主席都一一否定了，说这个季节不可能长大麦、荞麦。著名的汉学家费德林急忙走上前来说，这是做黑面包的一种麦子。毛主席听了点了点头。回到飞机上，我找出俄汉字典一查，原来“РOЖЬ”就是“黑麦”，于是带着字典走到前舱，对毛主席说，字典里写的是“黑麦”，刚才我们都翻译错了。毛主席听了笑着点点头。 

　　 代表团到达莫斯科时，赫鲁晓夫等苏联党政主要领导人都到机场迎接。在毛主席检阅三军仪仗队并发表简短致词后，赫鲁晓夫陪毛主席同乘一辆装甲“吉斯”汽车，来到克里姆林宫。毛主席住在捷列姆诺伊宫，这里曾是沙皇的寝宫。从这儿到会议大厅（即乔治大厅）有一条走廊，只有几十米远。代表团全体成员和工作人员都住在克里姆林宫。 

　　 我们刚安顿下来，忽然听到有人说，毛主席来看我们啦！于是大家都涌到走廊里，等候毛主席。原来，毛主席从楼上走下来看望大家。我们每个卧室门上都贴有名单。毛主席走到我们几个翻译的卧室门口，看到名单上“朱瑞真”三个字，便说，“这是个女孩子的名子呀？”朱瑞真答说，“这是家里老人们起的名，可以改”。毛主席说：“不用改，就这样叫也很好吗。”毛主席平易近人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毛主席觉得给他准备的原来沙皇用的卧室太大，想调换稍小的一间。毛主席对李越然说，“请你帮我办件事。成了更好，不成再说。你去告诉苏联同志，说这间房子太大，请他们给调一下。你们搬上来，我下去住到你们那里，好不好？……”，李越然跑去报告杨尚昆主任。杨尚昆忙邀集几位领导同志一起走进毛泽东寝室……。毛泽东终于做出让步，没有再坚持搬家。 

　　 在代表团出发前，杨尚昆主任派遣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我们翻译组的朱瑞真先行赴苏“打前站”，为安排毛主席的起居做准备。在苏方人员的配合下，他们根据毛泽东的生活习惯重新布置了他的卧室：把原来的笨重钢丝床撤掉，换上了一张宽大的木板床，把毛毯、鸭绒枕头之类的东西拿走，换上了从北京带来的又长又宽的棉被和枕头，把卫生间的坐式马桶改成了蹲式马桶，调整了床头上的灯光等等。另外，克里姆林宫警卫局长扎哈洛夫少将和王敬先等一起察看了为毛泽东在郊区安排的两栋别墅，供他需要休息时备用。一栋是斯大林当年住过的孔策沃别墅，周围都是森林，离克里姆林宫较远，约40公里；另一栋在列宁山，离克里姆林宫较近，是马林科夫下台前住过的地方，这两处的卧室和卫生间也做了相应的调整。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邓小平、杨尚昆于11月3日中午去视察了苏方给毛主席准备的这两幢别墅。 

　　 苏方对中国代表团的这种礼遇在苏联历史上是空前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每次开会时，毛主席和赫鲁晓夫大约提前一分钟差不多同时进入会场，当毛主席在会议大厅一出现，全体都起立鼓掌。会议开始前，毛主席就座后，其他人随其后就座；会议结束时，毛主席起立，其他人跟着起立，所有领导人都站在原地，等毛主席和赫鲁晓夫等先从大厅走出去。事实上，毛主席好像请赫鲁晓夫先走，但赫鲁晓夫把这一荣誉让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感到，这次访问苏联同1949年底到1950年初那次相比大不一样，这次访问可以平等地讨论问题，如有不同意见，双方可以经过反复磋商，直到最后达成一致。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为保证会议成功，毛主席做了大量工作。他花了很大的精力主持修改苏共提出的会议文件草案，同赫鲁晓夫多次会晤，就如何开好会议、会议文件的修改以及一系列重大的国际国内问题交换了意见。毛主席会见了与会的英国、法国、意大利共产党的负责人，了解他们各自国家的情况，询问他们对“和平过渡”可能性的看法，并向他们阐述了“两手准备”争取和平过渡，同时做好非和平过渡的准备的主张。在同英共代表的谈话时，还专门了解了英国的经济发展、钢的产量等情况（当时毛主席正在考虑提出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毛主席还会见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朝鲜劳动党、越南劳动党、印度共产党等代表团。特别是当毛主席获悉波兰党代表团对文件草案有不同意见后，亲自去哥穆尔卡的住地，同他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终于取得了共识。毛主席在莫斯科会议上还发表了三次讲话，阐述了“以苏联为首”、“宣言是一个好文件”、“东风压倒西风”、“团结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等论点。 

　　 赫鲁晓夫执政初期因屡遭挫折，老子党作风有所收敛。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主席对赫鲁晓夫一方面加以肯定，又有所规劝，有所防范。为了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的大局，毛主席费尽了心血。 

　　（未完待续） 

  摘自：《中华儿女》　200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