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中国需要一场罗斯福新政(经整理)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被《南风窗》评为
“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奖”。
来源：新周刊 第21期
阶层结构板结，精英结盟、中产塌陷，下层民粹，致使中国社会上行受阻。社会利益结构重建的重点，在于不同群体应获得平等博弈权。
几年前，我曾经提出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四个可能趋势，即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和赢者通吃。从今天来看，这四个趋势有的更为明显，有的若隐若现。
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如果说由居住分区形成的阶层边界是可见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阶层边界则是无形的。第二，内部认同的形成，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第四，社会阶层的再生产。过去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的现象开始出现了。十几年前，我们社会中有了“富二代”的说法，近几年中又有了“穷二代”的说法，这说明社会地位的继承和世袭现象开始出现。
在逐步定型化的结构中，精英的联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并呈现某种寡头化的迹象。表现在利益博弈当中，就是“赢者通吃”。于是形成扭曲机制：一个是决策或改革方案的制定；一个是决策的执行或改革方案的实施。对特权群体不利的改革，基本进行不下去。国企改革，公车改革，都是典型的例子。
改革的扭曲还在于普通民众无论在改革方案的制定还是执行上都无法施加有效的影响。一般民众没有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更缺少通过组织的机制凝聚集中意见的方式，无法使得他们的要求能够达到接近决策层面。下层的要求往往通过矛盾激化、社会问题增多等非常因素，才能有意无意地将信号传达到高层决策机构。
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或区隔。这种区隔已经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
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露的是某种难以言表的快意。在这些议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即那些“东西”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我们必须面对“繁荣而不富裕”的现实。20％的中国富人拥有80％的财富，虽然有充沛的支付能力，但需求开始处于饱和状态。而拥有20％财富的那80％的穷人，虽有多方面的需求，但却缺乏足够的支付能力。这样的贫富格局不解决，国内市场的需求是不可能旺盛起来的。
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涉及到社会利益关系的全面调整、社会结构的重要转变以及制度安排的一系列创新。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怎么考虑进一步的改革?要形成改革的新共识，造就改革的新动力。除了对改革的反思和经验教训的总结之外，为了能够形成新的动力、新的共识，同时也是为了减小对改革的阻力，我觉得对既有的改革进行完善、矫正甚至是补偿都是必要的。
贫富差距大一点不要紧，最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
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措施的最初推行，出现了第一批富人，其中相当一批人是以个体户的身份走上历史舞台的。我曾提出过“长不大的个体户”的说法，完全没有权力背景、拥有社会资本也不占优势的个体户的生长空间是很有限的。而在一些市场经济发育较早的地区，如广东、浙江，还是有一大批发迹于上世纪80年代的富人完成了向现代企业主的转变。而上世纪90年代初的干部与知识分子下海浪潮，则以更快的速度造就着中国的富人群体。就这两代富人而言，经过十几二十几年发展，许多创业者年事已高，而子女则开始成熟起来，后者通常就被称之为“富二代”。
我们在此关心的是社会地位的传递问题。按照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说法，人们所愿意拥有的稀缺资源大体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经济意义上的财富、政治意义上的权力和社会意义上的威望。人们不难发现，这三种资源中，权力和威望的世代间传递性是很差的，只有财富才具有更强的可传递性。因此，所谓“富二代”特征之一，就是其财富往往依靠继承而来。
另一方面，则是贫穷的继承与世袭。即所谓“贫二代”：就是指在中国经济改革之时，那些因各种原因和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而没有积极参与并投入到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之后又没有得到社会利益保障的一代人。他们的子女成了被社会经济与政治生活主渠道隔离在外的贫困劳动者的后代。他们范围很广，生活在社会底层，可能是城市下岗工人的子女，也可能是新一代农民工。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最怕的是一种绝望的感觉。
社会流动的另一个重要渠道是教育。近年来，由于教育费用大幅攀升，教育提供社会流动机会的功能渐趋减弱，由教育导致的不平等和阶层固化的现象却日益明显。不仅城市底层群体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其子女要通过教育、就业等正常渠道进入更高层次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因此，在一些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社会中，如何保护和扩展社会流动的渠道，特别是下层向上流动的机制，就成为优化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
如何培育壮大中国中产阶层?
今天，流动人口定居或城市化的问题已经不可避免地提了出来。
近些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80后民工”等词汇开始被研究者广泛使用。两代农民工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年龄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关特征上，从根本上说，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群体，其对城市化提出的问题也完全不同。
要真正实现流动打工者的产业工人化和市民化，至少要解决三个层面的制度性问题：第一个层面是户籍制度，第二个层面是与户籍制度相联系的种种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第三个层面是更深层的两个劳动力市场的问题。
在最近几年中，一些关于中产阶层生存状况的负面评价不断见诸报端。“掠夺式经济使中国中产阶层迅速消失”、“中产阶层的无产化”、“中产阶层不堪重负”、“中产阶层成为仇富心理的替罪羊”等都是经常出现的字眼。
前些年大学扩招期间入学的大学生陆续以低薪进入职场，这不仅会拉低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而且会对原有白领阶层的工作稳定性形成冲击，使后者提高薪酬的难度加大。当大量低薪大学生进入职场时，特别是再过几年，当这些低薪大学生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之后，这个问题将会更为突出。
中产阶层正日益而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同时背负着房价飞涨、医药费高昂、子女教育成本上升的沉重包袱。人们通常所说的“房奴”主要是指这个群体。在近年来出台的调节贫富差距的政策措施中，中产阶层正在成为调节贫富差距的牺牲品。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之一，是规范收入分配、强化税收调节。而中产阶层的收入往往是规范化程度最高的，因此就出现一种可能，即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而逃避调控，中产阶层却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此外，在燃油税等调控措施中，中产阶层都可能首当其冲。这里特别要指出的一点是，一个社会在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时，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产阶层就是耐用消费品的市场。对于中国这样刚刚开始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国家来说，这个因素显得尤为重要。
在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时，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要防止社会上层过多地占有资源，从而限制中产阶层发展的空间。在当前，尤其需要防止中产阶层成为调整贫富差距的牺牲品。
和谐社会不是没有贫富差别的社会，更不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至少包含这样几层意思：中产阶层占有一个相当的比例：社会下层有一个过得去的生活空间：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
中国需要一场罗斯福式的社会改革
罗斯福新政——使美国走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经验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通过社会的变革实现利益关系的调整。它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从而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更具体地说，它通过调整劳资关系，解决了劳动者收入问题，最后形成了中产阶层。
今天中国面临的是同样的事情。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
社会变革最核心的问题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是利益关系的和谐，形成利益均衡机制，其核心问题就是社会中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阶层进行利益博弈时，要有一个平等的博弈权利。
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关键是我们首先要承认其合法性。然后把它制度化。那种想把利益矛盾、利益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做法是很幼稚的，消除利益冲突只能走一个制度化建设的道路。
我们思考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启示：为什么美国当时结束了一个赤裸裸、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开创了福利资本主义的新时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建立了一个博弈机制，比如发挥了工会的作用、规范劳资关系等。这些意味着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的建立。
社会利益结构重建的重点，在于不同群体应获得平等博弈权。
农二代事件簿
农二代渴望融入城市
有些文化了，还没结婚呢，不会务农了，喜欢上网，想当城里人。2007年发布的《广东省第二代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农二代”与“农一代”相比，更多是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而外出打工，因此，他们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愿望特别强烈，更希望被尊重和认可。
马加爵杀人案
因为总感觉同学看不起农村来的自己，做什么都遭到冷嘲热讽，2004年，就读于云南大学的马加爵在宿舍内连杀四人后逃跑，遭全国范围通缉，后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出生于广西农村的马加爵，是典型的农二代，个性内向，因为家庭穷苦而产生自卑心理。在交代杀人动机时马加爵说：“我觉得我太失败了。”
少年阿星杀人事件
15岁开始即在深圳的“广西砍手党”团伙里做饭炒菜的小伙子阿星，为了离“砍手党”老乡远点，去了潮阳市峡山镇南里村一家织袋厂打工。2005年7月8日，他所在的工厂主管辞退了他，他没有像“砍手党”那样去抢，而是一怒之下把主管杀死。
农民工讨薪不成连杀四人
宁夏农民工王斌余带着改变贫穷生活的美好憧憬，17岁就开始到城市打工，艰辛的生活让他经历了一个农民工的痛苦与挣扎。2005年，因父亲腿被砸断急需用钱，多次讨薪未果并遭辱骂和拳打脚蹋后，走投无路的王斌余在极度绝望和愤怒之下，连杀4人，重伤1人，后被判处死刑。
打工妹写诗得人民文学奖
2007年，四川80后打工妹郑小琼一边在广东东莞工厂打工，一边写出了“打工诗歌”，作品《铁·塑料厂》获得人民文学散文大奖。有评论者认为，她的获奖“是打工文学受主流认可的最高荣誉”。
农民工子女见义勇为
出生于四川的龙志宇2002年随打工的父母到福建省石狮市读书，2008年6月，龙志宇和伙伴在公园玩耍时，奋不顾身地抢救起一位素不相识的落水儿童，自己却因体力不支献出了生命，年仅14岁。
罗炼的“梦想痛苦”危机
2008年中秋节，南下广东打工的湖南籍民工罗炼因“梦想痛苦”症悄然出走，至今不知所终。他留下的字条里抄写了庄子的一段话：“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人谓之不死，奚益!”罗炼的出走，反映了农二代面临的生存压力和精神困惑。
上海高考满分作文关注农二代
2008年，上海高考作文题为《他们》，其中一篇描述农民工二代的文章引发阅卷者共鸣，获得满分70分。而文末点睛之句“他们，终将会成为我们”更是发人深思。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危机
“别人与我比父母，我与别人比未来”，2008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一群农民工子女的朗诵感动了许多人。然而现在中国却有2000万农民工子女面临上学难的问题。因为没有城市户口，进入公立学校非常麻烦，但许多农民工子弟学校却屡屡因办学条件不达标被取缔或搬迁。
打工兄弟劫持人质筹铁救母
2009年4月20日，在广州某工厂打工的张方述和弟弟为了筹钱给母亲治病，将一名途经广园中路三元里古庙门口的女子挟持，并将刀架在女人质喉咙前，向警方索要赎金，并称“如果妈妈有事，我会报复社会的”。两兄弟后被轻判。
农二代当选最年轻市长
2009年6月21日，29岁的周森锋被选举为湖北襄樊宜城市市长，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市长。29岁即担任处级干部在我国政府职员中并不多见。周森锋出生于河南禹州，父母都是打工农民。
农二代心态·留城无望，回多不甘村里待不住，城里留不下，这是很多农二代的就业现状。
2009年9月，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农民工就业调查，在暂未就业农民工中，28.7％是由于“收入低，主动辞去工作”。如今，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很少愿意留在农村，即使没有把握，也是漫无目标地奔向城里。工资低、活累他们不想干，好工作又找不到，处在一个被农村和城市双重边缘化的尴尬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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