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飞：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中苏两党论战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中苏两党论战

霞飞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邓小平的这段话，算是对当年中苏两党那场争论定了性。

邓小平提到的那场争论的前半期，因为没有公开，也没有激化，只算是两党之间的一种讨论。从1962年12月起，双方的争论公开化了。并且相互指责对方为修正主义，争论相当激烈。中国共产党先是公开发表了七篇论战文章，紧接着又发表了著名的“九评”。本文主要是回顾从1962年起中苏两党争论的历史。

一直到1962年12月，中苏两党之间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的

中苏两党的分歧，早在斯大林时代就存在。中国共产党主要是对20世纪30年代的苏共内部大清洗有看法。毛泽东多次谈到这件事。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的一次讲话中就回忆道：“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毛泽东当时还只是从中国共产党要吸取这方面教训的角度谈这件事的，并没有对苏方的政策进行公开指责。中国共产党对苏共中央特别不满意的，是苏方损害中国利益的政策。毛泽东在1959年12月的一次讲话中，曾历数苏共在历史上对中国共产党利益的损害。

中苏两党真正进入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是从1956年开始的，主要是围绕着苏方提出的“和平过渡论”进行的。此后，中苏两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分歧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到1957年，中苏两党的分歧已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一件大事了。

1957年，中国开展整风反右运动，苏共对此有不同看法。中国共产党对苏共的意见进行了批判，但这种批判还是不公开的。1958年，中国搞“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苏共对此有看法，提出了指责，中共对此进行了回击。当然，这种回击，也是在内部进行的。当年，苏联向中国提出中苏两国建立共同舰队和建立长波电台问题，中国方面不同意。中苏两国首脑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炮击金门，苏联虽然公开表示支持，但私下也有不同看法。

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随后，中印边境发生军事冲突，苏联袒护印度，中苏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加大。中国共产党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时，曾经怀疑彭德怀在苏联的支持下搞颠覆，而苏联方面对中共处理彭德怀也有看法。

从1959年起，中苏双方的分歧发展起来，苏联鼓动东欧一些国家同中国共产党辩论，西方国家也趁机攻击中国。所以，毛泽东说：这是一次“反华大合唱”。

但是，中苏两党此时的分歧乃至辩论，还局限于内部，没有公开化。表面上，中苏两党之间还是客客气气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2年12月。

1962年12月12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上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指责中国在加勒比海危机中的原则立场。这两件事，前一件涉及中国的利益。因为从1959年起，印度军队就不断向中国军队进行挑衅，到1962年，已经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中央军委不得不于1962年10月17日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中国军队对印度进行自卫还击，给印度军队以沉重打击。后一件事情的经过是：赫鲁晓夫在加勒比海地区与美国发生冲突，把核武器运过去对准美国，结果被美国顶了回来，搞得灰溜溜的。中国不赞成苏联的做法。赫鲁晓夫在12月12日的讲话中，集中在这两件事情上对中国进行攻击。

赫鲁晓夫讲话不久，一些欧洲的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也派代表团参加。苏共利用这个机会，鼓动东欧一些国家的党的领导人向中共代表团发起围攻。围攻从保加利亚共产党八大，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八大、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十二大一直在进行，而且围攻的调门越来越高。

写论战文章，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负责，陈伯达、康生主抓

针对这种局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人写作、发表一系列答辩文章：一来对苏共中央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进行反击；二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重大政策，进行必要的解释和澄清。

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负责，陈伯达、康生主抓此事。

早在1960年，中共中央为适应与苏共进行理论讨论的需要，就成立了一个写作班子。这个写作班子设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之下，具体工作由康生负责。抽调了四个人：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吴冷西当时是新华通讯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总编辑，主力当时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姚溱当时是中宣部副部长，范若愚当时是《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另外，还有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赵毅敏。乔冠华、赵毅敏二人日常工作忙，只参与讨论。

陈伯达、康生二人领受任务后，把原来的写作班子直接拿了过来。就在钓鱼台开始办公。中央还决定，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一些研究所。在这一段时间里，要集中为这个写作班子提供资料。

这个写作班子推出的第一篇文章，是发表在1962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上的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12月初，意大利共产党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团参加。可是，意大利共产党也邀请了当时与中国共产党对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参加会议。12月2日。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总报告中，点名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中，涉及到的理论原则问题主要是：“纸老虎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中共中央对意共总书记的攻击十分重视，得到报告后，中央政治局常委立即开会研究。会上，毛泽东提出，对意共的攻击，要进行反击。

12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他们公开批评我们，我们就可以批评他。”这次要“批评他是机会主义”。邓小平还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意见说：“现在看，今后的斗争更加展开了。这就需要一系列的东西，也要有适当的刊物。写文章的问题，每个问题写一篇，要适合于外国人看。”对“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都攻”。这次书记处会议后，由邓小平、康生牵头，写出了题为《坚持真理，弄清是非，团结对敌》的文章。

文章写好后。送给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认为，文章的标题不够响亮，拟了一个新的标题《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接着，毛泽东对-这篇文章进行了修改。改后，毛泽东写下批语：小平同志：

此文已阅，认为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

毛泽东

十二月十四日，零时二十五分

又，题目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请酌定。

邓小平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同意毛泽东对文章的修改。对标题，邓小平认为应该进一步修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邓小平决定，这篇文章于12月15日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公开发表。

毛泽东：不要怕分裂，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为什么怕呢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论战的第一篇文章。中国共产党对苏论战的第二篇文章，是紧接着第一篇文章写的。文章主要是批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

1962年12月29日，邓小平将一篇题为《陶里亚蒂同我们的分歧》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送到毛泽东处，请毛泽东审定。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篇社论，主要批驳陶里亚蒂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的观点。包括对战争与和平、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对“纸老虎”的论断、和平共处论、“结构改革论”进行了全面批判。

中方的第三篇论战文章是以《红旗》杂志1963年第1期长篇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题目发表的。这篇文章是康生在邓小平组织第二篇文章的同时，在钓鱼台组织写的。文章写好后，也送给了毛泽东审阅、修改。

《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这篇文章着重从正面论述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区别，其中包括关于时代的看法，关于两大阵营和平共处的问题。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已经过时等。这篇文章与《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所论问题是相互联系的。两篇文章合起来，对于苏共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进行了反击，但文章没有对苏共领导人进行点名。

1963年1月7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长篇文章《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文章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观点进行攻击。赫鲁晓夫也于1月15日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六大上第一次公开点名批评中国共产党。这标志着苏共对中共的新一轮围攻开始。但赫鲁晓夫却提出：要停止公开论战。

赫鲁晓夫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六大上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后，毛泽东正在武汉。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看了赫鲁晓夫的讲话稿后决定，先由中国代表团在大会上致词，强调我们反对假团结、真分裂的阴谋，然后由我们的写作班子加紧写出第四篇论战文章。于是，在邓小平的布置下，钓鱼台的写作班子立即动笔。于1月24日拿出了题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邓小平当天即将稿件送给在武汉的毛泽东审阅。

这篇社论稿于1963年1月27日见报。文章点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团结?在什么基础上团结?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还是在别的纲领的基础上团结?文章还指出：中苏论战，是苏方挑起的，是从苏共二十二大开始的。

紧接着，中共中央开始准备第五篇论战文章《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同时，中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批陶里亚蒂的指示，准备写一篇分量更重的文章。这篇文章由陈伯达执笔，题目定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作为第六篇论战文章。

正在此时，中共中央收到了苏共中央于2月21日发出的信，信中表示要停止论战，举行两党会谈，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作准备。毛泽东看过信后，决定于23日晚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苏共中央的来信。会上，大家的一致意见是：我们赞成停止论战，但要讲清楚，论战是苏方挑起的。苏方提出的几个观点也是错误的。可以约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表明中方的态度。就在23日晚，中共中央邀请契尔沃年科来毛泽东住处——菊香书屋，与毛泽东会谈。

毛泽东在与契尔沃年科的会谈中，谈到了信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之词，并质问契尔沃年科：谁首先攻击?谁发动了四十几个党攻击我们?谁首先在一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外一个共产党?我们首先提议不要公开争论，就是他(指在座的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我们去年4月7日回你们2月22日的信又提议要停止公开攻击，并且建议为开会创造良好气氛。但是，在你们这封信里面，只讲到你们5月的那封信，好像停止公开争论、建议开会的发明权只是属于莫斯科，北京一点份也没有。其实中苏两党的发明权都只有那么一点，首先发明的，还是印尼、越南、新西兰的党。过去，你们一连在五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中国，就是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东德，有几十个国家的党向我们党公开指名攻击。这很好!把问题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也摆在全世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面前。我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在你们43国共产党的手里。好，是不是可以建议我们的文章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在43国的报纸上发表，学我们的办法，然后你们批评，索性展开论战。索性展开有什么要紧呢!是不是天就要塌下来，北京西山山上的草木就不长了?我看天不会塌下来，草木还照样长。妇女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照样游。

毛泽东在谈到下一步举行两党会谈和为兄弟党国际会议作准备的问题时说，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像1960年莫斯科会议那样，两党会议，各讲各的，达不成协议再到二十六国兄弟党起草委员会和八十一国兄弟党国际会议上去争论。另一种是1957年莫斯科会议那种方式，在中苏两党会谈中达成协议，用两党名义提交大会，我看还是1957年的方法好，再用一次。总而言之，最好要达成协议。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算是中共对苏共来信的答复。但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预料到苏方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因此，准备论战文章的工作并没有停下来。

2月11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在讲话中提到：苏方态度缓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我们发表了他们几篇东西。毛泽东还讲：不要怕分裂。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为什么怕呢?如果怕就不分裂，我赞成怕。

毛泽东：我们现在有个十万字的东西，要从明天起开始登

1963年2月27日，就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的第五篇论战文章《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了。

从第五篇开始，就把争论向前推进了一步，指出了这场争论是由谁引起的，谁应该对此负主要责任。更重要的是，第五篇文章指出：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这实际上是进一步指出了两党分歧的根源，基本上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同意的，同时指出了苏联的“老子党”态度。

就在第五篇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即2月28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现在形势的确是好。我们还没有回答，只是把赫鲁晓夫他们的东西登出来，“游行示众”，一连登了三天，他是23号派人来的，摸不到底，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搞。我们现在有个十万字的东西。要从明天起开始登。还有答复美国共产党的一篇。

毛泽东指的“十万字的东西”，就是指由陈伯达执笔写的《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对这篇文章，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毛泽东也下工夫最深，当时，大家都有一个心思：把这篇文章摘成一个最系统的批驳苏共的文章。

经毛泽东批准，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但由于《红旗》杂志出刊没报纸快。所以最先发表这篇文章的还是《人民日报》。

1963年3月1日至4日，《人民日报》用连载的方式发表了《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文中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代主题和国际局势的基本看法，以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基本看法。表面上是批陶里亚蒂，实际上是批赫鲁晓夫。这篇文章中阐述的观点，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多年来逐步形成的。也是对中苏两党分歧和争论的一个初步总结。这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在与苏共论战中所发表的七篇文章中最重要、最系统、最全面的文章。

3月8日，中国共产党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了七篇论战文章中的最后一篇《评美国共产党声明》。这篇文章是由康生牵头写成的，主要是针对美国共产党声明中对中国共产党指责的回答。

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七篇论战文章发表后，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暂时平息下来，双方都在准备两党会谈。毛泽东还对会谈进行了筹划，他说：两党会议和兄弟党国际会议可以分别在北京和莫斯科开。刘少奇也说：两党会议，可能一次谈不好，可能三个礼拜谈不完，可以轮流谈嘛。

虽说中苏两党都在准备会谈，但两党之间的分歧却是越来越大。中苏两党实际上都在准备着另一轮的论战。在中国方面，已经明确表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是修正主义的中央，苏联已经变修了。因此，在1963年3月，由刘少奇起草，毛泽东和几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共同修改，最后形成了一个对全党工作带有指导性的文件——《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这个文件的中心，是认定苏联已经变修了，因此我们的国内工作和国际斗争。都要逐步转到反修防修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尽管有这种认识，中共中央还是于3月9口向苏共中央复信。同意停止论战，两党举行会谈。苏共中央对中共中央的信有了回应，双方同意从3月9日起，暂时停止发表论战文章。

在“复信战”、“声明战”激烈的时候。苏共的一个举动激化了两党的矛盾　　

就在双方准备会谈时，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又致信中共中央，信中详细地提出了苏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问题，并且要求中共方面要以他们来信中关于这个问题所阐述的一系列观点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

苏共中央的来信，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中央政治局研究后认为，苏共方面提出的题目很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确实需要解决总路线问题。中共需要通过答复苏共来信，论述清楚这个问题。因此，中共中央决定起草一封复信，全面阐述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本观点。

中央决定，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复信的工作。邓小平立即组织写作班子起草复信稿。他们先形成了一个20条的提纲，然后在此基础上起草。从写出提纲到起草每一部分草稿。都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邓小平后来说：起草复信稿，主席亲自参加，少奇同志亲自参加，总理主持开小组会修改，一共搞了70天。

经过70天的努力，终于拿出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稿子，毛泽东最后修改稿子时，把复信题目正式定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6月15日，中国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将中共中央的复信(复信上的日期是6月14日)交给了苏共中央的苏斯洛夫。15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这封复信。17日，中国各主要报刊全文发表了这封复信。

复信共25条，每条阐明一个基本观点。在这封信中，中国方面全面地阐述了中共中央关于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并把这一基本内容概括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中共中央的复信发表后，苏共方面反应强烈，于6月18日发表声明，拒绝中共中央的这封复信，理由是：复信中“包含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毫无根据的攻击”。6月21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再次表示：断然拒绝中共中央复信，认定这封复信是对苏共中央的攻击，带有“诽谤性”。接着，苏共中央把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扩大到国家关系领域。

6月下旬，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些工作人员在莫斯科红场把译成俄文的中共中央复信，向一些游人散发。随后，苏联政府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这些工作人员散发中共中央的复信为由，驱逐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六名工作人员，并宣布他们为“不受欢迎的人”。

7月6日至20日，中苏两党的会谈在莫斯科举行。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这时，苏共方面采取了扩大矛盾的行动。7月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复信进行了全面的批驳。中共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一、马上作出反应，发表一个声明；二、把苏共中央7月14日的公开信全文发表；三、以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复信。

中苏两党之间的“复信战”、“声明战”虽然语言都很尖锐，但毕竟还只限于两党之间的关系。然而，苏共的另一个举动，进一步激化了两党的矛盾。

从1963年7月15日起，美、英、苏三国的代表就部分禁止核试验的问题在莫斯科举行了为期10天的会谈。7月25日，三国草签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当时，中国方面正在研制核武器，这一点苏联方面是知道的；中国方面在50年代开始研制核武器时，苏联方面是支持的，并且给了一些技术上的帮助。可是现在，苏联政府却与美国、英国达成了禁止核武器试验的上述协议，这显然是对中国的出卖和挑衅，更是对中国的一种压制。中共中央认为，这是苏联同西方接近，压制中国的新证据。而且，苏联的这次与西方接近，又是为了搞美、苏、英三国勾结，搞核垄断，为了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

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认为有必要揭露苏联的修正主义行径。7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这次会议确定由康生负责，写文章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文章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

九篇文章按照发表的先后次序，分别为：《一评》、《二评》……直到《九评》，合起来就是著名的“九评”

中共中央作出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决定后，康生立即组织在钓鱼台的写作班子动笔。这些文章都是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因此，按文章发表的先后次序，分别为：《一评》、《二评》……直到《九评》，合起来就是著名的“九评”。

《一评》的题目为《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于1963年9月6日公开发表。文章把1956年以来中苏两党矛盾和分歧，及其发展、升级、扩大的过程，公之于众。文章还点名批评了赫鲁晓夫，指出：目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是由苏共中央领导人一手挑起并扩大起来的。

《二评》的起草工作差不多与《一评》同步。当《一评》发表时，《二评》已经成稿，并由毛泽东审阅修改。毛泽东为《二评》定的题目是：《关于斯大林问题》。在修改中，毛泽东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对斯大林的评价。毛泽东在修改中加写了不少文字，其中有一段话提到：我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

《三评》于9月26日发表，题目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文章把南斯拉夫当做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对南斯拉夫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了分析，尤其是谈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

《四评》是10月22日发表的，题目是《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文章着重批驳了苏共领导人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同时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观点：亚、非、拉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耳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是当代两大革命潮流。

《五评》是11月19日发表的，题目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毛泽东对此文进行了修改。毛泽东修改之处不多，但引人注目的是，他加写了一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五评》中，中国共产党回顾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主要论点。指出了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翻版。文章还揭露了赫鲁晓夫对美国所抱的种种幻想。文中还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帝国主义和战争的观点、对帝国主义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批判了赫鲁晓夫的“核迷信”与“核讹诈”。

12月3日下午，苏共中央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中共中央转交了一封信。信上署名是赫鲁晓夫，信是寄给毛泽东的。信上署的日期是11月29日。赫鲁晓夫在信中要求停止公开论战，表示希望改善中苏两国关系，还表示，苏联报刊已经停止发表论战性的材料了。收到这封信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立即开会研究。

会上，毛泽东说：我们对他们7月14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对他们发表的2000多篇反华文章还没有答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呼吁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不忙答复，还是继续写我们的评论。由此，中共中央作出决定：继续撰写、发表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还提到：《六评》是讲和平共处问题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首创的，要把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同列宁的和平共处加以比较，要引用杜勒斯的话，戳穿美国所谓的和平共处，实质上是和平演变。

12月12日发表的《六评》的题目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这篇文章概括了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强调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是靠斗争得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文章批驳了苏共领导人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主要观点。

1964年2月4日发表的《七评》的题目是《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对于写这篇文章，写作班子也是下了大工夫的。毛泽东曾经讲过：《七评》搞了两个多月，修改了18次。《七评》着重揭露了苏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分裂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根源。文章还批判了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

赫鲁晓夫下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毛泽东：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花已开

《七评》发表后，中共中央就赫鲁晓夫1963年11月29日的来信，写了一封回信。回信署的日期是1964年2月29日。信中除了提出了两国关系的一些具体问题外，还对公开论战的问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提出了四点建议。回信的措词十分严厉，实际上是论战的组成部分。苏共中央接到中国共产党的复信后，于1964年3月7日又复信中共中央，对中共中央2月29日的复信进行了逐条批驳。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对苏论战当然也不会停止。

1964年3月31日，中共方面发表了《八评》，题目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着重批判了赫鲁晓夫的“议会道路”、“和平过渡”的观点，重申了暴力革命的观点。文章还第一次公开给赫鲁晓夫戴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帽子。

《八评》发表后，苏联方面作出了反应。他们的反应是：一、公开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在全会上作的反华报告。二、《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反华社论。苏联方面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中，给中国共产党扣上了“反列宁主义”、搞“分裂”的帽子。

中共中央认为。这是苏联方面使论战升级的一个行动。此时正在长沙的毛泽东，将邓小平、康生、吴冷西叫到长沙去研究这个问题。最后决定：一方面，拖延中苏两党关系破裂的时间(主要措施是以毛泽东的名义给赫鲁晓夫70寿辰发一个贺电)；另‘方面，抓紧写《九评》和《十评》。4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等人给赫鲁晓夫70寿辰的贺电。之后，中国方面在一段时间里没有发表论战文章，但准备《九评》和《十评》的工作并没有停止。

7月14日，《九评》发表，题目是《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毛泽东在修改这篇稿子时，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苏联的赫鲁晓夫在国内搞和平演变，给我们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我们中国共产党要警惕发生苏联那种情况。

《九评》中，把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理论也写了进去，并把这个问题提到了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九评》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认识。文章认为，在社会主义的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里，都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文章还提到：苏联存在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苏联人民同他们的矛盾，是目前苏联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

《九评》发表后，赫鲁晓夫决定公开与中共中央分裂。7月30日，赫鲁晓夫以苏共中央的名义给中国共产党发来一封信。这封信一改6月15日苏方信件(苏共中央当时在信件中还与中共中央商量开兄弟党会议的日期)中的态度。公开宣称：苏共中央已经邀请了26个国家的兄弟党，在12月15日前到莫斯科开筹备会议，其中也邀请了中国共产党。也就是说，不管中国共产党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们也要开这个会议了。中国共产党当然不能随着苏共的指挥棒转。中共中央决定，中国共产党不参加这个会议。8月30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正式把这一决定告知了苏共中央，同时，中共中央着手准备《十评》。

就在《十评》的初稿已经基本定下来的时候，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通过决议，宣布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16日，苏共中央正式发表赫鲁晓夫下台的公报。凑巧的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也在10月16日试爆成功。

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不再以论战的形式发表《十评》，而将《十评》稿子的基本内容，改做彭真的讲演稿公开发表。

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这算是给中苏两党之间的这场论战画上了句号。

赫鲁晓夫下台，毛泽东是高兴的。他当时说了两句话：“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花已开。”前一句是说，赫鲁晓夫下台，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后一句是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无可奈何花已开”。

出自: 《党史博览 》     2009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