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从“诗不可兼史”到“以诗补史之阙”——论明清之际诗史说之流行(1)

2010-07-17 来源：读书人   [收藏此页]  复制论文关键词：诗学诗史说 　　论文摘要：“诗史”是中国诗学中一个重要概念，本文着重考索诗史观在明代以至清初的兴衰，并分析评价其缘由利弊。 　　“诗史”乃中国诗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始见于晚唐孟綮的《本事诗》，至宋代而成为论诗之常谈。《本事诗》评杜诗云：“杜逢论文关键词：诗学  诗史说
　　论文摘要：“诗史”是中国诗学中一个重要概念，本文着重考索诗史观在明代以至清初的兴衰，并分析评价其缘由利弊。
　　“诗史”乃中国诗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始见于晚唐孟綮的《本事诗》，至宋代而成为论诗之常谈。《本事诗》评杜诗云：“杜逢禄山之乱，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由此可推断诗史当指诗歌由于真实具体地记录了时代进程，而兼具了诗学和史学的某种特质与功用。然而，诗史说在明代却备受冷落。陈文新在《明代诗学》一书中指出，明人从以下三个层面否定了诗史说：“一、从‘诗贵情思而轻事实’的角度表示对杜甫‘博涉世故’的不满；二、从叙事技巧的角度论证杜甫并非唯一当得起诗史之称的诗人；三、从是否真实可信的角度对杜甫提出批评。”¨这是很有见地的。如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云：“《诗》有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所谓比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从李东阳的议论进一步推理，就会发现其对诗史说釜底抽薪式的颠覆。他说《诗》中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言下之意即赋这种创作手法无足轻重，比兴才是诗歌创作的不二法门。李氏所论有一定道理，因为在中国诗歌史上，抒情诗始终是主体和正宗，比兴则是抒情诗最常用的手法。而诗史类作品因侧重反映社会历史事件，常用叙事体和“赋”的创作手法。当然他并不排斥文学中的叙事性，而是从诗文分途的角度认为文“长于记述，短于讽咏”，而诗则可“畅达情思，感发志气”。诗只能是抒情的，而不应间人叙事。其后，李氏门生杨慎、何景明等也对诗史说颇有微词，陈文新《明代诗学》中对此已有辨析，综其所论，明人主要以诗史类作品多叙事，感情激烈直露，与抒情诗传统的温柔敦厚、含蓄蕴藉格格不入，而否定诗史说的。
　　诗史说在明代的尴尬境遇到明末清初时有了极大改观。其时，文坛不仅对诗史说的观念大幅转向，而且在创作实践上产生了以梅村体为代表的大量长篇叙事诗。因为七子诗学具有明显的唯美倾向，以抒情诗“贵情思而轻事实”的艺术特征否定了诗史说，七子派改宗或部分认同诗史说就很有启示意义。如谢肇涮一方面说：“诗不可太着议论，议论多则史断，不可太述时政，时政多则制策也。……故子美《北征》，退之《南山》、乐天《琵琶》、《长恨》、微之《连昌》，皆体之变也，未可以为法也。”(谢肇潮《小草斋诗话》卷一内篇)另一方面又说：“少陵以史为诗，已非风雅本色，然出于忧时悯俗，牢骚呻吟之语犹不失《三百篇》遗意焉”。(同上)在一定程度上又承认了诗史说的合法性。又如明末七子派领袖陈子龙虽恪守七子复古诗学，却说“夫吟咏之道，以《三百》为宗，六义之中，赋居其一，则是敷陈事实，不以托意为工，摞指得失，不以诡词为讽，亦古人所不废耳。”(陈子龙《安雅堂稿》卷三《左伯自古诗序》)所谓“敷陈事实”、“摞指得失”自然与抒情诗含蓄蕴藉的审美要求相抵触，但陈子龙以六义中有赋此一格，仍肯定其合理性。如将陈子龙之论与李东阳“《诗》中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之论参照并观，其问变化殊堪玩味。
　　谢肇涮、陈子龙等七子派诗人还只是有保留地接受了诗史说，明清之际诗坛巨擘钱谦益则不遗余力为诗史说张目。他在《胡致果诗序》中言道：“三代以降，史自史，诗自诗，而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千古之兴亡升降，感叹悲愤，皆于诗发之。驯至于少陵，而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之日诗史，唐之诗，入宋而衰，宋之亡也，其诗称胜。皋羽之恸西台，玉泉之悲竺国，水云之苕歌，《谷音》之越吟……考诸当日之诗，则其人犹存，其事犹在，残篇啮翰，与金匮、石室之书，并悬日月。谓诗之不足以续史也，不亦诬乎?”钱谦益认为，三代之后诗、史分途，但诗之义仍不能不本于史，因为诗中所纪“千古之兴亡升降”，所发之“感叹悲愤”，无一而非史。故当宋亡之时，谢枋得、郑思肖之徒悲号苦吟于山野草泽之间，宋亡之后一代士人之心路历程，于斯毕见，宋末史实亦多赖斯人斯诗而传，因此钱氏认为诗“足以续史。”当然，钱氏称“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胜于此时”，亦属过情之誉。倒是他自己的诗歌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就。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称赏其晚年所作《投笔集》“实为明清之诗史，较杜陵犹胜一筹，乃三百年来之绝大著作也。”钱谦益之所以标举诗史说，实大有深意。钱氏人生态度、学术取向颇多自相矛盾之处，但其于史学则有一贯的热情。与其同时代的李清曾说：“钱宗伯谦益博览群书，尤苦心史学，”并称其“留心国史三十余载。”-2近人邓之诚也说钱氏“以史自命。”日亡国前后，钱氏以暮年残生搜罗遴选明代诗歌，编定《列朝诗集》以传世，其尝自叙初衷云：“鼎革之后，恐明朝一代之诗，遂至淹没，欲仿元遗山《中州集》之例选定为一集，使一代诗人精魄留得纸上，亦晚年一乐事也。”足见其倡为诗史说之用心所在。
　　与钱谦益从诗史同源，诗之义本于史的角度肯定诗史说不同，遗民诗人钱秉镫、申涵光则从对温柔敦厚的质疑及为杜诗辩护的角度肯定了诗史说。钱秉镫云：“近之说诗者，谓诗以温厚和平为教，激烈者非也，本诸太史公所云‘《小雅》怨悱而不乱’。吾尝取《小雅》颂之，亦何尝不激乎?讥尹氏者旁连姻娅，刺皇甫者上及艳妻，暴公直方之鬼蜮，巷伯欲畀之豺虎，正月繁霜之篇，辛卯日食之野，可谓极意询厉，而犹日其旨和平，其词怨而不怒，吾不信也。”(钱秉镫《田间文集》卷一四《叶井叔诗序》)，明人主要是以叙事性作品有悖于温柔敦厚，含蓄蕴藉的诗美标准而否定诗史说的，但钱秉镫指出即使是被公认为温柔敦厚式的典范之作的《小雅》，其间亦有愤怒有怨恨，并非全是温厚和平的。秉镫又认为“称诗者必主于温厚和平，此非词义之说，而声音之说也。”(同上，《温虞南诗序》)也就是说诗歌其声自应中规中矩，其义则可不受温厚和平所限。

　　这与以往对温厚和平的界说完全不同。秉镫之论如此，而其所为诗文亦“意在庀史，属年月唯谨。”(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三)颇得杜甫诗史之义。申涵光为杜诗辩护：“古之能诗者，率沉毅，多大节。即如杜陵，一生骗性畏人，刚肠疾恶，芒刺在眼，除不能待。其人颇近严冷，与和平不类也，而古今言诗者宗之。恶恶得其正，性情不失，和平之音出矣。绕指之柔，与俗相上下，其为诗必靡靡者，非真和平也。”(申涵光《聪山集》卷一《屿舫诗序》)申涵光认为虽然杜诗以常情论之，确非和平，但对邪恶的深恶痛绝本身就出于性情之正，相反那些貌似温柔，实为媚俗者并非真正的温厚和平。如此，杜诗金刚怒目式的作品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根基。
　　吴伟业、黄宗羲、屈大均、杜溶、阎尔梅等人对诗史说亦极为称赏，并丰富深化了诗史说的含义。吴伟业在《且朴斋诗稿序》中说：“古者诗与史通，故天子采诗，其有关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者，虽游夫野女之诗，必宣付史馆，不必其为士大夫之诗也。”吴伟业论诗史说本于兴、观、群、怨之旨，着眼于诗的教化功能。黄宗羲则说：“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虽日诗史，史固无藉乎诗也。逮夫流极之运，东观兰台、但纪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唏，史于是而亡矣。犹幸野制谣传，苦语难销，此耿耿者明灭于烂纸昏墨之余，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讵知史亡而后诗作矣。”黄宗羲早年学诗文于钱谦益，“颇得其笔”，论诗亦近于钱氏。以往论诗史但知以诗证史，而不知诗亦可补史之阙。官家修史，“但纪事功”，而于存于人心中之史忽焉不察。亡国人物，亲历丧乱，深谙兴亡之感，饱尝家国之恨，当其身与时俱逝，他们的诗歌就往往成为破解当时历史的密码。屈大均名其草堂日“二史”，“二史”，即诗史杜少陵与心史郑所南。以二史名堂，其论诗之旨大略可知。屈氏之言道：“君子处乱世，所患无心耳。心存则天下存，天下存则春秋亦因而存。不得见于今，必将见于后世。’(《书逸民传后》)这里，屈大均提出了亡国之际士大夫以心存史的使命感问题。亡国之际，文献或焚销于劫火，或散落于人间。此际士大夫如若不注意以心存史，则百年之后，一代之历史将付诸阙如。而以心存史的意义又绝不仅在保存一朝一代之史，还在于保存与弘扬汉民族文化，也即大均所说“道存则天下存”、“心存则天下存，天下存则春秋亦因而存”的言外之意吧。陈陆溥论遗民的一句话可作为大均之论的注脚：“(遗民)其身不啻沧海之粟，而纲常系之，诚有见于天理民彝之不可泯也”。(陈陆溥《离忧集序》)杜溶《程子穆倩放歌行序》云：“国固不可以无史，史之弊或臧否不公，或传闻不实，或识见不精，则其史不信。于是学者必旁搜当日之幽人悫士局外静观所得于国家兴衰治乱之故，人材消长邪正之数，发而为诗歌古文辞者，以考证其书。然后执笔之家不得以偏颇影响之说以混淆千古之是非。非漫作也。故世称子美为‘诗史’，非谓其诗之可以为史，而谓其诗可以正史之讹也”。诗与史本自殊途，不能混为一谈，但是诗与史又非毫无干系。国史常因臧否不公、传闻不实、识见不精等原因而不十分可信。而当时之幽人悫士于局外静观、潜思默想，往往于史实有所洞见，而可以正史之讹。明代史学之荒疏，有过于前代。张岱曾说：“第见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虚妄之世界”。张岱本人即不满有明一代史虚妄失实，亡国以后自窜于荒山野岭，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仍坚持完成其史学著作《石匮书》。阎尔梅也说：“圣人以史尊王，学者以诗代史，其义未尝不可窃取也”。(阎尔梅《阎古古全集》卷二《帝统乐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