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代表大会可否减少官员代表(华夏时报 2005-2-24)

人民代表大会可否减少官员代表
◆人大代表组成尚有改进空间
“是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官员代表大会。”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针对我国现行的人大代表的构成现状，非常认真地提出，我国人大代表的数量之多创世界之最，代表中的官员之多也是世界罕见的。
日前，有学者针对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会期改革的设想，这一点，对一直研究中国政治体制的王贵秀先生来说有共鸣之处，王教授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政体，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但在它的组成人员、具体程序和具体做法上，“还有许多可以改进的空间”，其核心指向，就是要发扬民主、提高大会质量。
◆全国人大代表７０％是领导
现在，我国有将近３０００名人大代表，“但有近７０％的代表，是来自行政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这些“官员代表”，在平常的领导和管理中，一直充当着意见领袖，而每年的“人代会”，作为人民可以最直接、最有效表达意见的渠道，如果在这里，还要让官员代表人民发声，他们的代表力难免让人质疑。
王贵秀认为，我国的民主历程相对较短，而作为民主的载体———人民代表，其产生过程，受工作业绩和政治地位的影响比较明显。从荣誉角度来说，他们被选为代表无可厚非，但是，若从责任角度分析，由于他们平常多专注于本职工作，这相对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民意渠道”来说，就有着先天性缺陷。因为政府官员及企事业领导，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反映选民意愿时承担着双重身份，既是受益者，又是监督者，由于受到部门利益、自身利益的诱导或周围环境的制约，其自身很难做到二者协调统一，履行职责时往往会避重就轻，为了不给自己添麻烦，更不会披露曝光本单位、本部门的问题，这样，他们在参加会议时，未必能将大众关心以及切合大众利益的问题，反映到、反映好。
◆领导应该更多发挥“耳”的功能
除此以外，这位直言的教授还说，官员代表太多，很容易使民主会变成官员碰头会。“无论是地方‘两会’还是全国‘两会’，只要是小组讨论，地位越高的领导应该越少发言才对。”但令他遗憾的是，我国许多层级的领导，在人代会上是“嘴比耳的功能强”，这样做的后果是，参加会议的代表，许多是例行公事，到会场举举手、表表决、走走过场，而真正需要讨论交流、激烈交锋的问题，经常受着官场秩序或政治氛围影响，被弱化了。
◆笼统地说减少代表数量，没有实际意义
至于有学者提出“减少代表数量”、“延长会期”、“增加常委会组成人员”等观点，王贵秀说，这些都不是最新的提法。众所周知，受历史条件制约，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数是由怀仁堂的座位数决定的，现在，中国人大代表的数量与会场的座位数量仍然有暗合之处，由此，大家一直在问：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代表数量到底是多少？“这个问题不解决，光笼统地说减少代表数量，是没实际意义的。”  （来 源： 华夏时报）
http://www.people.com.cn/GB/news/37454/37461/3198884.html
人代会缘何开成了“官代会”？
2006年12月23日 00:00:03 　来源：新华网
徐林林  作者文集
广州500名市人大代表中，官员代表占代表总数的38.43%。多数官员代表往往囿于身份，很难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普通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体则缺乏代言人。这是市人大常委会代理主任郑国强12月21日在该市人大制度研讨会上作书面发言时说的一番话。（据《广州日报》12月22日报道）
其实，广州市人大代表中官员所占比例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去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针对我国各级人大代表中官员占70％的构成现状，曾大声疾呼“代表中的官员之多是世界罕见的，人民代表大会不是官员代表大会！”（人民网2005年2月24日：《人民代表大会可否减少官员代表》）
人民代表大会缘何开成了“官代会”？
首先，代表结构问题相当突出。数十年来，地方党委、政府及主要职能部门的主政官员，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被“选举”成了全国或省市人大代表。之所以如此，估计既与官本位根深蒂固有关，同时也存在某些“内部掌控”方面的原因。在这种政治惯性的推动下，历届人代会期间，话语权势必向官员代表倾斜。相形之下，由于平民代表人数极其有限，来自社会底层的“民声”也就难免不被大量八股般“官声”所淹没。
其次，平民代表诉求渠道不畅。会议期间，不少官员代表口若悬河，指点江山，且多以勾勒本地区、本部门“美好蓝图”，或巧妙的“表扬与自我表扬”为主。在这种语境中，原本人数就不多的平民代表，怎敢与同在一个组参加讨论的书记、市长唱反调，如实反映社情民意特别是群众疾苦呢？平民代表会上斗胆“放炮”，固然履行了做代表的职责，可在公开场合不给“父母官”面子，天晓得会由此造成什么难以预料的“后遗症”？
笔者认为，为避免人代会开成“官代会”，各级人大常委会应该做好这样几项工作：一是尽快调整代表结构，大力削减官员代表比例，适当增加普通群众代表数量；二是对代表提案和发言内容作出必要的规范，要求必须有多少篇幅和时间专议民生问题；三是建立相应的会议制约机制，不允许官员代表夸夸自谈，把人代会作为“高峰政绩论坛”；四是有的分组讨论，不妨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甚至可以让本地官员代表暂时回避，以利于平民代表畅所欲言，自由表达来自普通群众的呼声。
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6-12/23/content_5533862.htm
以创新思路推进代表比例合理化
2006年12月23日 11:25:04 　来源：南方都市报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代主任郑国强日前在一次关于人大制度建设的研讨会上说，目前人大代表的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主要是党员、官员的比例偏高，而农民工则缺乏代言人(见《南方都市报》2006年12月22日报道)。应该说，官员比例偏高并不是新鲜问题，也不是广州独有的问题。为什么这样一个谈论已久的问题依然值得提请公众关注？因为既然在不同场合不同层次上被反复提出来讨论，它必然是普遍公认的问题。
也许，问题长期不得解决，难免有令人气馁的一面。但是，问题反复被提出，还是说明了推动解决问题的积极力量在各个层次、各个方面、各个时期持续存在。许多国家的制度改革进程和政策过程中都有类似的现象，就是某些问题并非一个“节点”，而更像一股“涌流”，它会长期地、周而复始地“涌现”。它的最终解决，有待于各种条件的配合，以开启“政策之窗”。在这当中，持久压力的存在、广泛共识的形成以及鼓励建设性和创新性的环境氛围，等等，都是促成问题解决的重要条件。不仅如此，《时代》周刊2006年度人物颁奖辞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启发，为了改变世界，也许需要改变“改变世界”的方式。
我国人大代表中独具特色的“代表比例”设计(即按工、农、兵、学、商、政、党，以及地域、民族、性别等分配代表比例)，根本目的是体现最高权力机关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立意在于追求和谐。但是，将近三十年的改革，已经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此背景下反观各级人大的“代表比例”，却有明显的“行政化”和“官员化”的趋势，党政领导和行政官员所占的代表比例明显偏高。
这其中的问题，各种角度的讨论已经很多了，撮其要者无非两条。第一，它不利于人大的“广泛的代表性”特征与时俱进。单就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两头不到岸，其权利在流动中被消解，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制度反应滞后，或者干脆就是制度视野中的盲点。第二，在实际的制度运行层面上来看，许多官员代表，要么角色冲突，要么能力不足，要么如郑国强指出的，囿于身份不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而不能在“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意义上充分发挥代表的作用。
对于此类弊端与不足，根本的改革之道是人大代表的专职化与人大选举的竞争化。前面一条，已经在一个“弱版本”上取得了最大共识，并已逐步付诸实践，这就是推进人大常委的专职化。后面一条，虽然容易动员民意支持，但也触动很多顾虑，并不容易具体实施。举例来说，怎样使农民工群体的利益在人大中被“代表”出来，目前似乎连可以“试验”的方案都没有。
从“广泛的代表性”与“有序的政治参与”这两个原则出发，能不能在“人大代表比例”以及“反映民意”诸方面有更多的创新思路呢？这是一个应该交由公众广泛讨论的问题。而有成效的讨论必须强调两个方面:一个是有利于人大制度既稳定又富于发展的弹性；一个是特别要帮助弱势群体在权利方面获得平衡。举例来说，近年来，企业家当选人大代表的增长幅度极高，因为他们有社会资源，有个人素质。相应地我们就要想，哪些方式最有利于、最适合于社会底层例如农民工在利益表达方面化劣势为优势，将不平衡扭转为平衡？必须相信，广泛的代表性也好，和谐社会也好，是通过利益平衡而达致的。
在这个方向上，可否考虑一种设想。以专职化的人大常委为一端，辅之以专业人员的帮助，以电脑、电话等现代信息网络为平台，以社会大众为另一端，发展新型的“电子民主”、“电子表达”和“电子参与”。使大众与网络结合，实现积极的社会参与，在今天应该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而要使这样一种设想成为有建设性的制度，需要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第一，在社会一端，要有广泛的援助机构和社会工作人员，帮助弱势群体对特定议题表达意见。第二，在人大一端，要有专业化的民意整理、归纳以及促成其进入决策考虑的程序。
无论设想是否可行，重要的是建设性的态度和创新的思维。有了这两点，数量广大的各类人群，必将是和谐社会建设和政治民主建设的最宝贵的资源库。（社论）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6-12/23/content_552325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