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厕所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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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厕所文化研究：从厕所到抽水马桶到全盘西化更新时间：2008-12-20 【纪龙天按：本文包括正文和注释，因此显得很长，但正文并不难读。本文在文献资料的引证上，均对出处作了必要的注明。因引证过多，为避免文献资料内容冗长拖沓、干扰阅读，所以对大部分的文献资料，在内容上都做了或多或少的省略，且未注出“……”。在此说明。省略部分对资料所要表达的意思没有任何的影响。作者 纪龙天博客http://blog.sina.com.cn/jiliangtian】
厕所文化研究：厕所→抽水马桶→全盘西化
真正的文化医生，他从不谈高调、喊口号，他只负责研究和解剖，并指出传统派妄人们的病情。在妄人们敲锣打鼓的哇哇大叫着“大道之行”、“吾道向西”的口号时，他却回过头研究起了“厕所”。 ——纪龙天
道在屎溺 ——庄子
我们生于屎尿之间 ——圣．奥古斯丁
本文小目录
一．拉屎游击队．厕所的出现．对文明的推动
二．厕所和马桶的源流．大便风俗．擦ＰＰ历史
三．厕所文化：在中西文化中的延伸意义
１．侮辱：用大便和马桶来侮辱你！
２．驱邪：厕所见鬼和驱邪
３．报应：好人好事或孝顺
４．借口：以如厕为借口开溜
５．最窝囊的死法：死在屎尿之间
６．欢乐与偷情：在厕所做爱
７．权谋：厕所里的政治
８．等级与地位的象征：如厕时接见客人
四．近代中国：肮脏的公共卫生环境
１．随地大小便的风气
２．北京：曾经满街是屎
五．澎湃的西潮：抽水马桶→全盘西化的历史进程
１．抽水马桶普及以前的人们生活
２．抽水马桶：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３．从“抽水马桶”的传入看“全盘西化”
六．结语
附 本文注释
一．拉屎游击队．厕所的出现．对文明的推动
厕所文化，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一环。厕所是一种“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的东西，虽然它很不起眼，但它的作用是非常基本的，没有了它之后，人类的日常生活会变得怎样呢？
原始社会就没有厕所。当时，人类的排泄并不在厕所中进行——他们只是到处拉屎，就像一群“拉屎游击队”。在一个地方，屎尿堆积得越来越多到了无法正常生活的地步，人类就只好迁徙。迁徙到新地方后，他们还像刚出生的婴儿那样淘气的“随处拉屎，后患无穷”，他们先是“无的放矢”的乱拉一通，后来真的搞到了“无地放屎”。从拉屎到迁徙，如是这般经过了很漫长的时期（当然，造成人类迁徙的原因还有很多，并不只因为屎）。在进化中，人类开始感觉到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因为，一是堆积的粪便会引起恶性疾病，二是迁到新地方后，会对环境和气候不习惯，且容易受到各种野兽的攻击。
上帝说：“得有光”，人类说：“要有放屎的地方”。于是乎，一种专门的排泄场所，就在人类的生活中出现了。从此，人类结束了原始的游牧时代，开始进入定居的农耕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的起源，厕所（或马桶）的出现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标志，甚至有人还认为是最重要的标志。【注１】
厕所的出现，另一个原因，乃是基于人类的社会属性意识与廉耻心理。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之后，在敏感部位披上了树叶，因为裸露使他们感到羞耻（有一笑话就是，一男的想made love，于是充满性暗示的对他女友说：“让我们做一对掉了树叶的亚当和夏娃，好不好？”）
人类和动物都有其自然属性，但人类毕竟不是动物，当人类集体生活一定时期后，人与人之间就会建立起错综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社会上会出现风俗、道德、信仰、语言文字等等，换句话说，人类开始有了社会属性，即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某种角色，譬如男男女女、长辈晚辈、亲戚朋友等等。
有了社会属性，自然就会产生廉耻心理。就拿男女两性来说，通常，外露的情绪（如哭泣、脸红、撒娇）会使男性感到很羞耻，譬如十三世纪的骑士埃斯加诺尔，女友死后他哭得很伤心，同伴对他说，骑士“应有所节制，动辄就表现出自己的痛苦是羞耻和丢人之事。”【注２】而女性的羞耻则通常倾向于肉体上的裸露，至于哭泣、脸红、撒娇，对女性来说倒是小菜一碟。
历史上，廉耻心理体现在性爱与情感上最多。但同样的，在众目睽睽下“随地大小便”的行为会令人感到羞耻、别扭、不安。譬如，古书《子不语》中就说，有一个人在大便时，用手掩盖着自己的屁股，嘴里直喊“羞、羞”；《世说新语》中说，客人到主人家里后，发现有很多人在，所以因为害羞而不敢上厕所；而在西方中世纪极端保守的时期，人们如厕时要用“舒缓自然之需”，提到马桶时用“那个难以启齿之物”。前面的例子讲的虽然不是发生在远古时期，但我们可以知道，排泄行为可以引起人类的廉耻心理。
正因为人类的廉耻心理，决定了人类排泄行为的私秘化。因此，一种隐蔽的排泄场所，就应运而出了。
二．厕所和马桶的源流．大便风俗．擦ＰＰ的历史
厕所环境的肮脏、排泄行为的不雅，使得人们只是每天都进行着这件事情，但却在生活中有意无意的回避它、对它难以启齿。这是为什么人类研究“厕所文化”的资料和文献如此之少的原因——人类倾向于谈论和记载那些美好的事物。人类的假正经，使得“厕所文化”发展缓慢，再加上风俗和地域的差异，导致了这方面的名词，变得非常的不确定、又多又杂。而在中国历史上，“厕所”和“马桶”也有着各自的演变过程。
１．厕所
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厕所的名词，主要有：屏、厕（或廁）、圂（或溷）、圊（或清）、偃、厕所、茅厕、茅坑、粪坑、坑厕、厕坑、厕屋、溷厕、厕溷、溷藩、藩溷、更衣室等等等等，上厕所的名称也花样繁多，诸如：如厕、大小便、登东、遗矢、遗屙、屙屎、行清、出恭等等。我们选几种主要的来说明一下。
屏：可能是基于廉耻心理的命名，指厕所在一个被屏蔽之处，如厕时不用春光外泄。
厕：古书里是“侧”的通假字，可能是以方位来命名，指的应该是在屋子的一厕。
圊：《释名》：“圊，为至秽之处，宜常修治使洁清也”。“圊”也叫“清”，《说文解字》：“厕，清也”。
偃：《庄子》：“观室者周于寝庙，又适其偃焉”。柳宗元注：“偃，谓屏厕。”（《柳宗元集》卷十六）
圂：豕指猪，再被一个“口”罩住，可见，厕所就是猪圈。【注３】《汉书》卷九十中说，汉景帝和姨太太贾姬一起到上林苑游玩，贾姬因内急而上厕所，没想到“贾姬在厕，野彘入厕”（贾姬在上厕所，野猪跑了进去）。可见，当时的皇家厕所也可能照样在养猪。这位野猪先生如此失控而唐突，可能原本就是一位“偷窥狂”，野性大发之后，此猪乃冲进去看美人屁股，或进去找异性的家猪。
设在猪圈里的厕所，比猪圈高，如厕时，人位于猪圈上方，“那个”则自由落体。这种设置，其理由大概两端：
一是喂猪，即把猪仔养得肥肥胖胖的，然后再吃猪肉，吃完猪肉，再“那个自由落体”来喂猪。——“人”和“猪”，是生物学上的“互利共生”关系。
二是施肥，中国人很早就注重施肥，“得粪以施于田园无不利”（《粪叟传》）、“农人每以粪壤为肥禾之用”（《履园丛话》）。
２．马桶
古代的马桶名称也很多，主要有：虎子、兽子、马子、马桶、亵器、恭桶、净桶、便器、清器等等。唐朝以前，马桶叫“虎子”，是为了表示对猛兽老虎的一种“厌辱之”（尽情侮辱）的情绪。到了唐朝，“虎子”的称呼犯了皇家的忌，所以在唐时就改成了“兽子”。从虎子到兽子、马子、马桶的演变过程，很可能不是同步的，而是渐进的，即虎子→兽子→马子→马桶，当“马桶”的称呼出现时，已经到了宋朝，一直沿用到今天。【注４】
便器为什么会改成“马子”、“马桶”呢？理由不外两个：一是当时的便器比较像马【注５】；二是“礼教文化”对女性的“厌辱之”，因为在古代，“马”是女性或女性生殖器的隐义。【注６】
３．中国人的大便风俗
中国各个地区的大便风俗，并不完全一样。《清稗类钞》中就说：
《梦粱录》云：“杭城户口繁伙，民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去，谓之倾脚头。”南方人家多有之，非若北方男女遗矢于厕也。（《物品类．马桶》）
这条记载，给了我们很清晰的答案：在中国的习俗里，北方人习惯大便在厕所的粪坑里；而南方人则一般用马桶大便，并且有“粪人”拿去倒掉，这种倒粪的工作叫“倾脚头”。
至于马桶、厕所的陈设位置，也不尽相同。仅以清朝和民国的风俗为例，南方“马桶派”出于轻便的原因，一般把马桶和夜壶放在家里或卧室里（见《豆棚闲话》第十则、《陆稼书演义》第九回），但“厕所派”却不尽相同，大部分地区的厕所陈设在房子旁边的侧屋里，有的则陈设在“书室之南”（见《聊斋志异》卷十二），北京人则设在大街上（《小奢摩馆脞录》），闽南人的习惯则是“厕所亦在屋中”（《清稗类钞．第宅类》），潮州人把厕所设在院子里（《夜谭随录》卷三），蒙古由于地方大，人们普遍还有“就地遗矢”的习惯（《清稗类钞．服饰类》）。
４．擦ＰＰ的历史
在古代，人们并不像今天这样用纸来擦屁股，因为小农经济形态导致了文字的珍贵和信息传播的艰难。
唐朝以前，人们擦屁股用的是厕筹。厕筹又叫厕简、厕简子、厕橛、厕篦，指的是大便后用来擦屁股的小木、竹片。擦过屁股的厕筹叫触筹，还没擦的叫净筹。但由于它是竹片，如果太平滑的话，就刮不干净，不平滑的话，就容易刮破屁皮。这玩意儿估计是起源于印度。如在早期的佛教书籍中，就有用厕筹“刮不干净，刮破屁皮”记载：
有一比丘，净多污。上厕时，以筹草刮下道。刮不已便伤破之，破已颜色不悦。诸比丘问言：“汝何以颜色憔悴？为何患苦？”即答言：“我上厕时，恶此不净。用筹重刮，即自伤体。是故不乐。”诸比丘以上因缘具白“世尊”【７】……（世尊说）：“用筹净刮令净；若无筹不得壁上拭令净；不得厕板梁栿上拭令净；不得用石；不得用青草；所应用者，木竹苇作筹。已用者，不得振令污净者；不得著净筹中。是名：上厕用厕筹法。”（《毗尼母经》卷六）
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而厕筹可能就是随着佛教传入的。在唐朝以前（即618年以前），就有一些关于厕筹的记载，而且，虽然在南北朝时期（386-581年）没有用纸来擦ＰＰ的记载，但纸的用途，已经不止于写字，还被用来焚烧祭鬼神。【８】
唐宋（618-1279）间，纸被用来焚烧祭鬼神，较为普遍。但是，具体到擦屁股，厕筹还是主角【９】。
不过，用纸来擦屁股在唐宋间似乎也很普遍，如唐道宣的《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记载了唐代僧人日常守则规范，其中的“上厕法”就规定：“（擦ＰＰ）不得用文字故纸”。——这个禁止性规定，反证了当时用“文字故纸”来擦ＰＰ的行为已经很普遍。
到了元明清，厕筹基本上完成了历史使命，从此远离了与ＰＰ的温存，中国人从此用粗纸来擦ＰＰ了。【１０】
三．厕所文化：在中西文化中的延伸意义
“排泄行为”对古人来说是特殊的、敏感的、微妙的，这也使得“厕所文化”（厕所、马桶、屎尿、排泄行为）在人们的生活中变得特殊、敏感、微妙。因此，“厕所文化”便在单纯的排泄基础上，渗透着人们很多的情绪，换句话说，“厕所文化”与其他文化联结在了一起，从而延伸出了很多复杂的意义。这些意义，有一些中国和西方都有，但某些又独具“中国特色”。
１．侮辱：以屎尿和马桶为武器！
由于厕所、屎尿、马桶、排泄行为总会与肮脏连在一起，因此，这些东西会起到侮辱人格的作用。侮辱的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送屎送尿。这显然是一种耍流氓的行径，有可能导致别人的愤怒乃至遭到报复。把这种流氓行径耍得比较恶劣的，要算南北朝时期文帝的大臣子质。有一次，魏太武帝在城下向子质求点酒喝，子质在城上“溲便与之”（尿尿淋他，就当给他酒喝）。结果自然是太武帝大怒，并设法报复。（《南史》卷十八）
耍流氓出了境界的，要算汉高祖刘邦。《史记》上说他不喜欢儒生，每当有客人戴着“儒冠”来见他，他就要解下来，然后“溲溺其中”（往里面小便）。
有时，用送屎来对付流氓行径也不失为一种办法。西方的中世纪，一位妇女被神父性骚扰，为了惩罚神父，于是她送了他一个馅饼。这个馅饼是用她的大便烘烤出来的。那位神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又把“馅饼”送给了教会的主教。没有疑问的，这位色狼神父的下场将很狼狈。
第二种：当面大便。当面大便也能构成对一个人的侮辱。清人杨千总有一天在路边看见有人大便，他说：“这小子竟然这么无礼，吓吓他”，于是他用弓箭射过去，那人吓得狂奔，屎尿拉了一地。（《聊斋志异》卷四）
清人慕崇士，在夜晚大便时碰到女鬼，后来女鬼就一直跟着他，理由不外是“汝蹲厕辱我，我故来索命”。（《子不语》卷七）
第三种：以便器为武器。清道光年间，钦差大臣伊里布被朝廷派去抵抗英国人，但他并不打仗，反而对英国人“示以信义”，有时还大鱼大肉招待，后来英国人“心悦诚服，不复内侵，镇海等处，赖以保全”。但是有人认为他“通贼”，于是人们等他出门时，“令妇女百十，各执马桶，迎桥讪刷，以嬲辱之”。（《庚申夷氛纪略》）
有时候，把便器冠以人名，也会被认为是一种侮辱。清人李渔在《闲情偶记》中就感叹：“噫，马桶何物，而可冠以雅人高士之名乎？！”
1776年的法国，人们曾用美国总统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肖像来装点自己的夜壶，但生性随和的富兰克林，只是一笑置之。
西方文艺复兴初期，家庭暴力时，母夜叉们常常用夜壶作为武器，攻击老公的头部，而男人们普遍认为“夜壶是对文人雅士情感的一种当众侮辱”。（见《厕神：厕所文明史》）
２．驱邪：厕所见鬼和驱邪
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可以认为是“中国特色”。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建立在“怪力乱神”的迷信基础之上——孔子虽然“不语怪力乱神”，但事实上孔子自己那套就存在怪力乱神，譬如“祥瑞谴告”——而“厕所文化”的特殊性、微妙性、低调性，又刚好为这种迷信基础提供了生存的“基底”。因此，“迷信文化”当然要渗透到“厕所文化”。换句话说，在中国人的嘴里，常常“厕所见鬼”、“厕所驱邪”。
“厕所见鬼”事件在古书里实在是太多了【１１】，可谓“鬼影憧憧”。还不只是“鬼影憧憧”呢，有时候还要在厕所里被“厉鬼上身”（《子不语》卷三、卷十）。
“鬼怪文化”发达到一定的地步，那么，妙事就产生了——阴间的鬼佬们居然也拉屎！譬如《聊斋志异》卷十一里说：
高苑民王十，夜为二人所获。被缚。哀之。二人曰：“我乃鬼卒也。……此（次抓你）去亦未便即死，不过暂役耳。”十问：“何事？”（鬼）曰：“冥中新阎王到任，见十八狱坑厕俱满，故捉一等人使涤厕。”——这两个鬼佬对王十说，阴间的厕所粪坑被填满了，所以需要抓人去阴间洗厕所。
既然，鬼佬这么人格化，屎拉的这么多，而且还这么猖獗，那么又要相应的产生“驱邪文化”。这种“驱邪”的演绎，有时候以“厕所”为主轴，譬如《清稗类钞．驱贼神》中说：
驱贼神者，乃扎一草人，祭之。祭毕，一人持竹板，一人持草人。持竹板者厉声问曰：“汝在此何为？”持草人者曰：“迷途误至此耳！”持竹板者曰：“待我送汝去。”遂迫持草人者前行，己则持竹板随之，且行且问曰：“出去否？”持草人者答如前。既出大门，持草人者即放步狂奔，持竹板者尾之急追。追至厕所，持草人者急以草人抛厕中，始返室大呼曰：“贼神去矣。”（《迷信类》）
另一种“驱邪”，则要“钻马桶”才行。譬如袁枚《续子不语》中就有，人们“钻马桶数遍，所以压天神也”。《子不语》中还有，一个老妇在小便时，雷神下凡到老妇的院子里，于是老妇“即以马桶泼之”。——这些都是需要“马桶”配合的“驱邪”行为。
还有一种“驱邪”更妙，厕所见鬼时，要用“秽纸”（擦屁股的纸）来擦鬼怪的嘴巴，令鬼怪恶心十足，于是鬼怪“大呕吐，狂吼数声，自是不复见”。（《阅微草堂笔记》卷六）
３．报应：好人好事或孝顺
“好人有好报”没什么根据，但怎么说也是人类的一种美好而普遍的心愿，因此在每种文化中都存在，中国传统文化自然也不例外。中国传统的“厕所文化”在这方面的表现让人感觉非常的弱智，一般是：做了好事的人，会在厕所捡到宝贝（最典型就是捡到金子），然后成为暴发户。【１２】
儒家的“礼教文化”同样渗透到了“厕所文化”，因此，“礼教”渲染的那套极其病态而愚昧的“孝道文化”，同样要在“厕所”中产生反馈：孝顺到了极点的孝子，往往能够得到“感应”，然后在厕所中捡到宝贝。譬如，《阅微草堂笔记．幽明感应》中，就说一个孝子很穷，但他却在厕所的粪壤里捡到了银钏，理由是“此天旌汝孝也”（这是上天对你孝顺的奖励）；类似事件也发生在《北东园笔录．天赐孝子米》中，理由是“天之哀悯孝子如斯也”（上天像这样来哀悯孝子）。
对那些对长辈不孝、忤逆的人，传统文化中则充满了恶毒的诅咒、报应。《履园丛话．忤逆报》中，就描写了一个“不事舅姑”的妇女（纪按：中国古代女子嫁到婆家后，对舅姑不孝顺、不抚养，是非常严重的“不孝”，而“不孝罪”在中国古代法律里属于“十恶不赦”之一），后来雷公发怒了，于是这个妇女变成一只在猪槽里吃屎的猪，供人参观；《聊斋志异．杜小雷》里，杜小雷的妻子因为不孝顺婆婆而遭到报应，同样变成了一只猪，被绑着游街示众。——我们看看，这是何等恐怖的所谓“孝道”！
４．借口：以如厕为借口开溜
由于上厕所对人来说，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因此，“如厕”变成了一种典型的开溜借口。最著名的就是“鸿门宴”里刘邦以“如厕”为借口溜掉。还不只是刘邦，在《裴注三国志．蜀书》卷三十二里，蒯越、蔡瑁想在宴会上谋杀刘备，“备觉之，伪如厕，潜遁出”（刘备发觉了，谎称上厕所，然后悄悄溜掉）。曹操也曾因为感到事情不对劲，而“托疾入厕，出而还营”。还有很多以如厕为借口开溜的事例。【１３】
甚至有因为感情纠纷而找借口开溜的，《清稗类钞．娼妓类》中讲一个妓女爱上了书生李某，李某无法脱身，就请妓女弹琵琶听，弹到一半，李某以如厕为由开溜，并“遗书绝之”，妓女伤心欲绝，吐血身亡。
另一种则是在考试的时候，以拉屎为借口上厕所，然后在厕所里作弊。（《民国趣史．试院现形》）
５．最窝囊的死法：死在屎尿之间
在做爱的高潮时死去（如渡边淳一《失乐园》里的那对偷情男女），应该是最完美的死法，可谓“sweet death”（有一首歌就叫《Come on，sweet death》）。但与“sweet death”（甜蜜死）对立的，恐怕就是“smelly death”（臭死）了。
圣．奥古斯丁说：“我们生于屎尿之间”，但却有人很不罗曼谛克的“死在屎尿之间”，可谓“屎中如一”。这种窝囊的死法，究其原因，大多是由于厕所的简陋，以及厕坑设置乃是一种深坑式的结构。似乎还包含了其他原因，就是人在如厕完毕后，起来时往往因血流不畅而大脑发昏，于是“粪坑，我来也！”
有文字记载以来，第一个死在粪坑里的，要算春秋时期的晋景公。他正要品尝麦子，突然感觉肚子有点涨，于是“如厕，陷而卒”。（《左传．成公十年》）
晋景公可谓“吾道不孤”，自他以后，很多人都在上演“陷而卒”的悲剧。《搜神记》卷十：永嘉太守郭伯猷，梦见自己堕水而死，醒来后，他“须臾如厕，便倒气绝”；《扬州画舫录》卷九：“合欣园东厕在后门河边，往往有如厕而卒者”；《清稗类钞．知遇类》：“镇江黄太守永年试童子，后如厕，陷而卒”；《夜谭随录》卷四：咸宁尤大鼻，在厕中骂人，倒置溷中，粪蛆无处不有，差点死掉。
西方中世纪，也常发生此类事件。1328年，理查德（Richard the Raker）在清洗自家粪坑时，掉进粪坑里淹死。
在厕所死去，可谓死得其“所”。另外则是在大便时死去，《清稗类钞．诉讼类》：一个老兵在船上大便，“有舟扬帆来掠之，兵堕水死”；公元204－222年间，统治罗马的埃略加伯卢斯（Heliogabalus）在如厕时驾崩。1760年，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在大便用力过猛，心脏病发猝死；1796年，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厕所昏迷，随后驾崩。
６．欢乐与偷情：在厕所做爱
做出这种妙事的，要算苏格兰的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Ⅰof Scotland，1394－1437年）。有一天，国王詹姆斯、王后、贵族，在一起度过了一次愉快的宴会，散席后，国王詹姆斯正要更衣就寝，突然，一队人闯近来要行刺他。詹姆斯上天无门，跑来跑去，躲进了臭气熏天的粪坑里。行刺者在搜查中没有发现他。詹姆斯以为行刺者已经离开，于是让侍女们把自己从粪坑中拉上来，其中一位帮忙的侍女不小心也跌进了粪坑。我们这位国王突然性致大发，乃和这位侍女在粪坑里“扑滋扑滋……插插插……啊啊啊……高潮升天啦”！后来，行刺者赶到，先在那里看了一会Ａ片才动手，可怜的国王无处遁形，终于升天了。【１４】——真是世事难料，不过能在厕所里随心所“欲”，也算是“屌”德圆满了。
这种“扑滋扑滋”的ＡＶ情节，在中国古代的神怪文化也有一些，不过都有点ＳＭ性质，口味有点重，还很离奇，譬如《阅微草堂笔记》卷八里就说，有人在上厕所时，碰到男鬼和女鬼在做爱；《寄园寄所寄》卷五中记载了人和人妖在厕所里做爱；《夜谭随录》卷一中则记载了同性恋在厕所里偷情。
７．权谋：厕所里的政治
前面说过，“厕所文化”的发展，已经不仅仅限于排泄的功能，它的包容性已经扩展到了其他层面，其中也包括“政治文化”的层面。不管是谁，上厕所都是需要自己去面对的，所以在厕所中行刺，常常会获得成功。很多人在如厕时被谋杀（并非像前一类那样属于意外死亡），譬如中世纪的英国国王“铁甲王”埃德蒙（Edmund Ironside）在“舒缓自然之需”时被杀于便座上【１５】；在类似情况下被谋杀的还包括：罗马皇帝卡拉卡拉、纳瓦尔的国王、法国国王亨利三世等等。还有在如厕时谋划杀人夺权的，如英格兰的理查德三世（Richard Ⅲ of England，1452－1485年）就是一位。（《厕神：厕所文明史》）
中国也有人在如厕时被谋杀，如西晋的愍怀太子司马遹。【１６】
８．等级和地位的象征：如厕时接见客人
这种现象中外皆有，在西方比较常见，尤其是那些地位高的人，就像蒙田讲的那样，法国国王习惯在“便厕椅上坐朝”。
主人如厕时接见客人，绝大多数是在强调主人和客人的等级关系，一种用强权建立起来的关系。正如法国学者让．克罗德．布洛所说的：“什么人有权坐在便厕椅上接见客人与社会等级有着密切关系”。被称为“太阳王”路易十四就有坐在马桶上接待王宫贵族的习惯。
如厕见客，被认为是一种不好的习惯，客人有时会感到人格受辱。譬如，圣．西门记载法国的旺多姆公爵的生活习惯：“他在军营中起得相当晚，起床之后便往厕便椅上一坐开始写信，发布上午应发布的命令。如果将军和重要人物有要事向他汇报、进言也是在这种时刻。他就是用这种令人作呕的态度治军。……旁边的人必须站着，他屙屎也不挪窝。通过这些令人尴尬的场面之后才能很好地认识他。他屙的很多，盆子一满，便有人在众人鼻子底下把屎盆子端走倒掉，有时还不只一次。刮胡子的时候，也不换盆，用的是同一个盆子。”【１７】
若当着别人的面擦屁股，是一种莫大的羞辱。有一次，帕尔马公爵让一位主教做为使臣，到旺多姆公爵那里公干。这位主教“由旺多姆公爵先生坐在便厕椅上接见，不仅如此，在谈话中途他还看到公爵先生站起身，在他眼皮底下擦屁股。受此待遇，他非常气愤，一句话没说，派给他的任务也没有完成，就回转帕尔马了，并向帕尔马公爵宣布，今后他永远不会再回这种地方去。”
中国的汉武帝也有“如厕见客”的习惯，在《汉书》卷五十中，汉武帝在如厕时接见大将军卫青时，“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视之”。
如厕见客，其等级和羞辱的意味非常明显，而对某些擅长拍马屁的人，也是愿打愿挨。有一次，旺多姆公爵还是以擦屁股的方式来接见一位神父，没想到这位神父却跑到屁股后面大拍马屁：“噢，多么高贵的臀部！”后来，这位神父当上了旺多姆公爵的私人秘书，最后做到西班牙红衣主教。
同样的，中国也有这样的情节，在《宋史．崔公度传》中，王安石在厕所接见马屁精崔公度，“公度，布衣，无所持守，惟知媚附安石，虽踞厕见之，不屑也。”
前面举出的８种现象，是中西文化中“厕所文化”延伸意义的集中表现。由于“厕所文化”的特质，因此在古代，还延伸出了很多的怪异现象。譬如，有人是母亲在猪圈如厕时生下来的（周文王、南朝范泰）；有人在如厕时“顿悟”，从此一心向佛（《清稗类钞．方外类》）；有人的如厕导致了全家死光的悲剧（《右台仙馆笔记》卷九）；有人练习憋屎憋尿，最后导致便秘（《清稗类钞．敬信类》）；有人睡在厕所（《聊斋志异》卷三）；有人趁别人如厕时偷窥（《子不语》卷十九），等等。
此外，“厕所文化”与“奢侈”的联系极为密切，譬如有人如厕时要点蜡烛（《听雨丛谈》中的莱公、《廉耻观的历史》中的六世纪某位教士）、有人如厕时需要十几个奴婢在旁边（《世说新语》中的石崇）、有人甚至需要两百个人在旁边才如厕（《清代野记》中的张文祥）；慈禧太后的便器是用宝石做成的，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的厕所据说是用黄金打造的。
中国古代还有一些厕所典故，如“一饭三遗矢”（老将廉颇吃一顿饭要拉三次屎。比喻老掉了、没用了）；又如范缜的成语“飘茵落溷”（人生恰似花朵飘零，有的飘到茵席上，有的落在茅坑里。比喻人生因为种种偶然的原因而导致的悬殊命运）。
还有很多厕所对联，如“天下英雄豪杰到此俯首称臣；世间贞烈女子进来宽衣解裙”、“有小便，宜；得大解，脱”。诸如此类。
四．近代中国：肮脏的公共卫生环境
一座城市是否文明，在厕所中直接的反映了出来。台湾的龙应台曾说，想要评价一个城市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市民的文化素质，无须去看高楼大厦修建了多少，也无须看其文件法规有多少，只要观察其公共厕所是否干净即可。这话说的好。
根据世界厕所组织(World Toilet Organization，简称WTO，世贸组织也叫WTO)的说法，每个人每天大约上厕所六至八次，一年就是大约两千五百次。算下来，一个活到八十岁的人，一辈子有两年多的时间呆在厕所里。试想一下，若一个人在两年的日日夜夜里，都置身于一个臭气熏天、蛆虫游荡、细菌挂帅的环境中，这个人能没有病吗？
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这样的一个“病人”。中华民族虽然挂着“礼仪之邦”的羊头，虽然三纲四维八德二十五史一应俱全，虽然还在厚颜大谈“四大发明”，但是，历史却在告诉我们：中华民族不是一个研究问题、讲究细节的民族，而是一个充满了高调、口号、浮夸的民族。这种浮夸的“民族性”，一直延伸到今天还没有打住的迹象。与某些政府部门专门搞面子工程相辅相成的，是从２０００年以来，国内的一股极端装神弄鬼的文化保守主义风气。这些虚妄浮夸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们，最喜欢在嘴边挂着“弘扬传统文化，抵制西方文化”、“民族性与道统的缺失”、“价值符号的重新建构与阐述”、“儒释道的共建与互补”、“用天人合一来拯救西方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诸如此类。但是，他们却忽视了每天都要上的厕所。
我不知道，一个连切身的公共卫生环境都不讲究的民族，到底有什么资格在那里谈高调？所以，每当看到有人痛斥中国肮脏不堪的公共卫生环境时，我总会感到“于我心有戚戚焉”。我知道这么说，“传统派”和“爱国贼”可能又要在那里义愤填膺的骂我是“洋奴”、“卖国贼”了，又要说我“伤害了朴素而脆弱的民族自尊心”了。可是，这是事实。
中国的公共卫生状况向来很差，尤其是公厕，脏得要命。有兴趣的可以随便选择一个城市的公厕观摩观摩，看看脚下的那堆黄白之物。在这里，我们来看看中国近代的情况。
１．随地大小便的风气
人类无法拒绝自身排泄的生理需求，因此需要上厕所。据美国《国家地理频道》，一个健康人每天会排泄大约225克粪便，这个数字乘以全球人口就是150多万吨，相当于16艘航空母舰的重量，而在人类的粪便中大约四分之三是水分，另外10%是未消化的食物，剩下的15%全部是细菌，数量多达几十亿，粪便的特殊气味就是由这些细菌产生的。这些细菌多数是无害的，但有些细菌却足以致命。
古人命短、婴儿夭折，与粪便处理不当有着直接的联系。因为，粪便和尿液若是在人类生活的地方堆积在一起，并夹杂着气味挥发，那么，就容易引发两种恶性疾病：霍乱和伤寒。由此可见，随地大小便不但是一种极端恶劣的作风，且会造成严重的公共危害。
然而，在厕所文化落后、肮脏成性的近代中国，随地大小便却成了一种风气。《清稗类钞》就记载了一些，如当时的蒙古人“就地遗矢”的习俗；又如，当时的清代合肥巡抚李瀚章说，经常有人在书塾的后面大便；又如，清末的北京“路政不修，行人遗矢，触目皆是，居民率以秽物倾门外，累累如小阜”。
这种风气，在近代中国所向披靡，不但盛行于贩夫走卒、普通阶层之间，就连社会上层的士大夫、精英阶层也同样“屎志不渝”。譬如，当时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入读的学生乃是世家子弟，光绪二十五年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禁约》的“学生守则”中竟有这样的规定：“戒便溺不择地而施。便溺污秽，尤非所宜。是宜切记，违者记过。”——若没有随地大小便这种事，又何来禁止性规定呢？同样的，在民国国庆时，要员们聚餐，而当时却有这样的规定：“餐棚后设有厕所，不得任意在外便溺”（《民国趣史》）。——综上可见，在中国近代，随地大小便的风气，从上到下，可谓“本性难移，贵在参与”。
洋鬼子和洋婆子对中国“随地大小便”的风气，似乎有点不能容忍。晚清的封疆大吏、两湖总督瑞征，就是因为在租界的地盘随地小便，才被洋鬼子捉去罚款的。
《清稗类钞》还记载，某人在街上大便，碰到了八国联军中脾气最大的德国士兵，德兵勒令此人用手捧自己的大便回去，此人不肯，结果被德兵用刺刀扎了屁股；北大教授李零先生在《天不生蔡伦》一文中，谈及与张鳴先生的电话内容，张鳴先生说：“八国联军中的德国，火气比较大，随地大小便者，见了就是一枪。罚款、服役类的惩罚，那是轻的。”按此话，上面的那位老兄只是被扎屁股，看来还是走运的了。
２．北京：曾经满街是屎
北京做为中国的政治、经济的中心，被认为是一座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只是，文化底蕴．大便底蕴，这二者对曾经的北京来说，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正比例。北京一度肮脏无比，是一个满街是屎的“黄金世界”。蒋芷侪在《都门识小录摘录》中讽刺道：“京城内外，大街小巷，各部院衙门前后，骡马粪随时遍布，一遇雨雪，调成泥糊，臭不可闻，俨然一片大粪厂……都中将变为黄金世界矣！”
这种满街是屎的现象，并非只是清代和民国时期，明人王思任在《文饭小品》中就将北京比喻成一个臭烘烘的大厕所。这当然是“随地大小便”风气使然，民国佚名《小奢摩馆脞录》中就记载了当时“白曰大街遗屎”的陋习：
问：“然则以何物为丑？”余曰：“白曰大街遗屎丑。何谓遗屎丑？厕屋者，行人应急所也，而都门（北京）以市衢为厕屋，狭隘胡同无论矣。内城若太学贡院前后街东西，四牌楼，皆百货云集，人物辐辏之中区。其地无时不有解溲屈躬者，裸体杂处，肉膊相逼。早晚间，堆积累累，恶气秽形，令人不可向迩。而巡城官吏，无有以全羞恶，肃观瞻，荡秽瑕，免疹疫，规划而改良者。故曰：白曰大街遗屎丑。
有洁癖的人生存于这样的北京，最后多是死路一条。《清稗类钞》中记载的“京师女子马葵好洁致死”就是这种情况。
北京都这样，其他的地方更可以想见了。当时的上海，和北京的情况差不多（见《清稗类钞．诙谐类．海上逐臭夫》），而２０世纪初的北京和上海，与西方１７、１８世纪、１９世纪中期的卫生状况相当。
五．澎湃的西潮：抽水马桶→全盘西化的历史进程
常常赞叹中华的“小桥流水人家”文明的林语堂，曾到欧美诸国宣讲源远流长、小资情调式的中华文明。某次演讲后，一位听众提问：“林博士，如您所说，中华文明确实有许多超过西方文明之处，但是西方文明是否也有超过中华文明的地方呢？”林语堂想了一下，答曰：“有的，譬如抽水马桶。”话音刚落，全场哄然大笑。
林语堂是虚伪的，又是真诚的。他的虚伪是，明明知道中华文明的小资情调本来就是臭的，但他还是要到处宣扬。他的真诚是，他知道，没有抽水马桶，中华文明“小桥流水人家”式的小资情调完全搞不起来——连屎尿都搞不定，又脏又臭的，还搞个屁情调呀？
１．抽水马桶普及以前的人们生活
在抽水马桶及其配套措施没有普及之前，不论中国还是西方，人们处理粪便的首选装置是：夜壶、封闭式马桶和便坑。这样做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西方城市中的人们活在一片肮脏的环境中。据美国学者朱莉．霍兰《厕神：厕所文明史》：
在中世纪（400—1500年），著作家们“描述了一幅幅令人难以置信、邋遢肮脏和恶臭难挡的景象”。
德国城市纽伦堡（Nuremberg），“敞开的下水道穿越各家各户，汇入河流。当河流不再能够容纳如此多垃圾的时候，人们就用推车把废弃物运到城外。低潮时的景象更是惨不忍睹，因为水的短缺使污物无法漂走。”
巴黎，在当时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被誉为浪漫之都，“巴黎城中堆积起来的粪便被倾倒到城墙外侧，减少了城内的些许污秽。不幸的是，随着巴黎的繁荣昌盛，其粪堆也日渐庞大。最后，粪堆的规模扩大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人们出于安全的考虑而不得不将围墙筑高，以防敌军可能从粪堆顶部攻击巴黎城。”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写道:“一七八八年，巴黎的茅坑掏不干净，成为一大问题，连科学院也表示关注。人们一如既往地从窗口倾倒便壶，街道成了垃圾场。”
伦敦，在当时更臭，“伦敦桥沿岸建造的供138户人家使用的公厕使过河之途愈发艰险。桥上厕所里的垃圾被直接倒入泰晤士河，与其他市民从上游倾倒的污物混为一体。途经桥下小路或乘船路过的人们成了某些人饭后排泄物的公开靶心。”
到了文艺复兴的启蒙时代(1700—1800年)，情况有所好转，但并无本质上的改善。“18世纪粪便的产量也异乎寻常，多得人们几无立足之地。夜壶、封闭式马桶和便坑继续成为处理粪便之首选装置。伦敦的街头巷尾、沟里渠外，满眼都是小贩留下的动物死尸、扔出窗外的人的粪便，以及各家各户每日制造的垃圾。原有垃圾刚被扫空，更多污秽即刻出现。”这个时期的美国、澳大利亚、荷兰、法国、英国、德国等等国家的卫生状况都一样。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中期。
由于情况恐怖，于是聪明的人们便挖空心思，想尽了各种方法来缓和臭味，“中世纪日常生活中的臭气有时令人难以忍受。香水和花瓣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些气味。其他减少臭味的方法包括焚烧备受僧侣们青睐的乳香，及携带花卉饰品。据悉，亨利八世（Henry Ⅷ）如厕时戴着一个由塞满百花香的橙皮制成的花卉饰品”。中国的权贵们也想过抑制厕所中的臭味，《世说新语》上说，首富石崇的厕所，“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
——只是，这是“治标不治本”，当香水和花朵的效果消失之后，臭味依旧。真想在根本上解决这些关乎生存环境的问题，还需要有一个新的发明，并加以普及。于是抽水马桶的时代便来临了。
２，抽水马桶：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英国在多次评选中，就把抽水马桶列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美国也曾如此）。虽然抽水马桶是英国人发明的，但我个人认为这个定性并不为过。因为，没有抽水马桶，近代文明的产生根本是不可能的——人类的生活必然还要忍受病菌、霍乱与恶臭的困扰，空间是脏兮兮的，空气是臭气熏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抽水马桶的意义并不亚于飞机、核弹和电脑。
抽水马桶与那种封闭式马桶截然不同的原因是，它需要复杂而完善的下水道和排污系统才能使用。在它的发展和进化中，疾病扮演了一个推动者的角色。据《厕神：厕所文明史》，1348年到1350年间爆发了一系列流行病。被称为黑死病（Black Death）的瘟疫就是由于泛滥的污秽物所导致的。短短几年之内，整个欧洲有1/3的人口死亡。直至19世纪中期，欧洲和北美爆发了一系列天花、霍乱及伤寒流行病，人们才开始改进了卫生设备。但是，人们还不知道，脏乱不堪的卫生环境与疾病侵袭是否有关。1883年，科学家罗伯特．柯什（Robert Koch）在显微镜下对霍乱细菌进行分离，证实了其与粪便有关。
18世纪末、19世纪初，由于缺少完善的下水道，马桶排出的污物只能堆积在四处横溢的化粪池里，大量腐败的粪便和尿液渗进了土壤。最初排水时，污水直接流到了街上。后来，街道上铺设了排水沟，污水被排到了河里。水厂又将有毒的河水输送到千家万户。当时，伦敦、巴黎、纽约，十个孩子中有八个会夭折。原因就是喝了受污染的水。
比恶臭更厉害的是霍乱。1831到1832年，5万名英国人死于霍乱；巴黎仅一个夏天就有1.8万人死去。美国也未能幸免。当时的人们根本不知道细菌是怎么传播的，还以为疾病是上帝的惩罚。
1858年，恶臭事件到来，那个夏天炎热而漫长，污水粪便全都滞留在河里，两侧的河岸泥泞不堪，附着在上面的粪便逐渐腐烂，散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臭味和病菌促使英国政客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修建性能完善的下水道系统。伦敦、纽约和全球各大城市投资数百万美元，修建了科学的公共排水系统，让污秽物和臭味远离城市。这些下水道可以说是粪便的纪念性建筑。（据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就这样，疾病促使了下水道和排污系统的建成和完善。
抽水马桶，在1596年有人发明了第一个，在18世纪被逐渐改进之后，19世纪逐渐得到了普及和推广，20世纪初在西方已被当成了生活必需品。【抽水马桶发明和普及的进程表，见注１８】
３．从“抽水马桶”的传入看“全盘西化”
我在观察近代的文献笔记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国家运作中，几乎所有的东西，在清末明初时就已完成了“西式化”的进程。这些东西包括：眼镜、钟表、铁甲船、西医、西式算法、西式白纸、西式衣、西式枕头、西式学生冠服、西式暖鞋、西式便帽、西式之猎帽，西式大衣、西式炮台、西式园亭、西式楼、西式器具、西式楼房、西式建筑、西式房屋、西式器具之室、西式澡塘、西式大商店、西式烟卷、西式吸水机、西式马车盛行、上等细致西式茶点、贵重西烟啤酒等品……，最后，诚如《清稗类钞．讥讽类》上所感慨的——“悉用西式……亦非西式不可……已尽为舶来品矣！”
最后的最后，在卫道士们“洋夷不识我华族之宝”的声嘶力竭的呼声中，中国的民众们竟然不予理睬，转而开始享用起了“奇技淫巧”。男人们扔掉了灰袍转而穿起了西装、打起了领带，男孩子穿起了体恤衬衫，女人们扔掉了肚兜转而转而戴起了胸罩、放下了胭脂转而打起了法国香水。换句话说，中国终于被“洋夷”给“夷”掉了，“文化”终于被“侵略”了，“华夏文明”竟然被中国人亲自给灭了！
在西方文化挤进来的过程中，抽水马桶扮演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色。在潜移默化间，它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并没有引起中国人的关注。但它的传入，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突变和转捩，因为它从根部改变了中国的“厕所文化”。
中国人第一次看到“抽水马桶”这种奇技淫巧，还是在１８６６年的时候。满清外交家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描写了西方“行如飞”号轮船的厕所，“两舱之中各有一净房，亦有阀门。入门有净桶，提起上盖，下有瓷盆。盆下有孔通于水面。左右各一桶环，便溺毕则抽左环，自有水下洗涤盆桶。再抽右环，则污物随水而下矣。”
志刚在1868年访美时写的《初使泰西记》中也有关于抽水马桶的描述，“其器如箱，平板为盖，揭而倚诸壁，则见木板中孔，下接白瓷盎而无当，当以铜页托箱，右偏竖铜条勾其端。盎中存清水二寸许。用时坐臀于盎口之板，粪落于盎，即提勾斯，闻水声淅沥而下。起而视之，则屎溺皆无，惟盎底空洞，而清水细流，犹自盎口板缝旋转而下，并秽浊之气味亦吸而去矣。及放勾条，则铜托上抵，旋流之余，又存清水二寸许矣。充世道也，凡世间污浊，皆当有以涤之，何但用之屎溺乎哉！”
中国城市出现抽水马桶，又是半个世纪之后的事了。因为要安装抽水马桶，必须有完善的下水道和排污系统才行，１９０８年，北京成立了“京师自来水公司”，随后有了下水道，抽水马桶才逐渐在一些有钱人的家中出现。
在中国的大学中，最早“享用”抽水马桶的是清华大学，这是１９２２年的事。据《水木清华九十年》一文：“1922年春天，高年级学生从平房宿舍搬进当时十分罕见的大楼，楼里有暖气炉和钢丝床，厕所里还有淋浴和抽水马桶。”
然而，当时人们对抽水马桶这种“奇技淫巧”还不太习惯。刘善龄在《抽水马桶浴缸》一文中说引民国时期梁实秋的话：“……这一部分的宿舍有较好的设备，床是钢丝的，屋里有暖气炉，厕所里面有淋浴，有抽水马桶，不过也有人不能适应抽水马桶，以为这种事而不采取蹲的姿势是无法完成任务的”，梁实秋的总结是：“可见吸收西方文化也并不简单，虽然绝大多数的人是乐于接受的”。
绝大多数中国人乐于接受，但某些老顽固还是宁愿要旧式的马桶，袁世凯就是一位，甚至有某些老顽固认为抽水马桶是一种堕落，不使用为宜，如曾国藩的女儿、八十一岁的老太太曾纪芬，她说：“西式浴缸、便具、火炉、衣柜、铜铁床、弹簧褥、地毯等等，皆我国新人物认为不可少者，彼国（日本）则除少数贵族豪商及公共建筑外，凡中上等人家，概无此等物也。寻常家屋，并玻璃窗而无之”、“夫彼多数人民，能毅然守其旧有之俗尚，而安于不便不适者，益由能抑制私人之欲望，以保全立国之精神与物力而已。”——今天某些还在提倡“毅然守旧有之俗尚……以保全立国之精神与物力”的人，和当年的这位老太太有什么区别？
当时，由于中国人对西方“厕所文化”的不习惯，还由此闹出过很多笑话。这样的例子可谓层出不穷。
清末《外交小史．出使笑话九则》记载，钱念劬回忆，他和某公使在十年前坐火车访问法国，到了夜里，“公使忽腹泻，如决三峡，满裤淋漓。公使一时性急，乃以指甲抓剔裤间之粪，而弹之有声，于是满车皆作星星之粪点。及钱醒，始告之，钱自解一裤，易其污者，掷之车外。又取他物，抹去所弹之粪点，忙乱至天明，不能复睡”。庆幸的是，“报纸未得喧传，实赖此半夜擦抹之功。更幸系包定一舱，舱内无外人，否则不可设想矣。”——这种失禁的事情，若是被外国报纸报导了，是要丢全国人的脸的。
还有一则非常非常有趣的“丢全国人的脸”的例子，很是意味深长。李敖在《从大便姿势看全盘西化》一文中，引用了齐如山“国剧漫谈二集”里的一个故事。齐如山回忆说，他当年带着中国工人出洋，这些北方人，除了北京以外，没人能坐着大便的，要大便，都得蹲着拉，蹲着拉屎叫蹲坑。“未启程以前，我虽给他们讲演过几次，但我知道是不容易改过来的，一上火车，麻烦就来了，都是蹲在恭桶（马桶）上大，他们又不知道脱了皮鞋，因为鞋底有钉子，所以把人家恭桶上之漆面，都给踩了许多印子，这还不要紧，火车一摇动，大便多拉在外边，恭桶上边虽然都有水箱，但箱中绝对没有这许多水供用，而且那水也不能洗桶外之体，好在我早料到有此事，因为西伯利亚铁路，沿站都有水楼，开水冷水，都可以随便使用，不必花钱，所以我预先预备下了两个大壶，许多棉纸，用以洗刷这些脏污。我在车上也常告诉他们处处留神自爱，不要被人笑话。其中有一人说，他们怎么能知道是我们拉的呢？我说自有火车以来，没有人在恭桶外头大便过，今天车上有中国人，便有此事，则当然是中国人拉的。他又说他知道是谁么？我说，所怕的就是他们不知道是何人，果然知道，还好一点，比方说他们知道是你，则丢脸者只你一人，因不知道是谁，则他们便说中国人做的事情，则我们大家都跟着蒙垢，无法洗刷，这还是轻的，反正他们议论不会出了我们二十几人。倘日后谈起此事来，他们一定说，某年月日，有中国人在桶外大便，则吾国全国的人都在其内，无法分辨了，岂不是全国丢脸么？”
——这是多么有趣的事情？李敖对此的评价是：“从齐如山这个回忆，比较今天我们的大便文化，就知道我们多么全盘西化了。头脑顽固指斥全盘西化的人，他的屁股，其实比他的大脑还前进，至少他的屁股知道全盘西化的好处，并在大便时死心塌地全盘坐在马桶上。职此之故，每见摇头晃脑的指斥全盘西化者，我就查看他的屁股。”
《清稗类钞》中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关于“洋瓷马桶”记载，足以说明全盘西化的寓意。当时的中国南方习俗用马桶大便，但由于马桶是木做的，大便可以渗透到木里面，因此不管怎么洗，都会发出恶臭，为了解决这种发臭的情况，某人买了“洋瓷马桶”，但他家的环境并不能相应的配套使用，因此，“室中之恶臭乃加甚，至不可向迩。一日大悟，语其友龙南徐伯英鹾君宗达曰：‘吾之用洋磁马桶，吾之变法也。然此外皆不变，遂至多所扞格而不适于用。甚矣！变法之不可枝枝节节而为之也，变甲而不变乙，亦徒见其有害而无利，其害或且加甚矣！’伯深以为然。而奇中自是亦不敢轻言变法矣。”——这个故事，寓意是何等的深刻！
抽水马桶在单独的时候是不能发挥功能，因为，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若你想要抽水马桶，那么，你的“厕所文化”必须要相应的进行调整才能适应，你必须有完善的下水道系统——不管下水道有多肮脏；你还必须迎进西方的现代化的卫生理念——这意味着你将变革掉传统的卫生理念。只有完善的下水道系统、现代化的卫生理念作为“大环境”，才能衬托出抽水马桶，而抽水马桶也才能淋漓尽致的发挥出它的“现代化”的功能！
可是，妄人们并不这样想。在文化问题上，他们只想“择肥而噬”，只想“变甲而不变乙”，到哪都是高喊“取其精华”。他们想要西方文化中某项具体的成果，但又不恐惧“文化大环境”上的西化；他们大叫“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但又害怕爱滋病的传入；他们想要西药，但又害怕西药的副作用；他们想一面接纳西方文化，一面又妄言“以吾中华文化克服西方文化之弊端”……
——请问：这在事实上行得通吗？事实又证明了什么？西方文化发展到今天，都无法克服这些自身的弊病，难道是发霉的中华文化可以搞定的？难道是在那里大叫几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可以克服的？
唱高调、喊口号的结果是，人格分裂了。有人一边看西医，一边又口头上“支持中医”（《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有人可以一边满腔热血的“中国可以说不”、“还是说不”，一边又到外国使馆排队领签证；女大学生质问外国总统、指责外国那糟糕的人权，然后嫁给老外，当洋媳妇；国学大师可以用谈“华夏文明的伟大复兴”赚来的钱供自己的子女“到海外发展”；北师大那位女教授以“孔子的朴素真理”来教别人怎么“过心灵快乐的生活”，没想到自己最近就先不快乐了，只因“新书猖獗的盗版、应接不暇的邀请”（2007年4月26日《成都商报》）……
而那些冠名“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抵制西方文化的狂潮”的传统派妄人们自然是此中之尤，他们义愤填膺的大骂别人是“数典忘祖”、是“洋奴”、是“卖国贼”。这使他们赢得了“爱国”的雅号，乃疯狂捞钱，赶上暴发户的末班车。回到家里，他们两个屁股“全盘”的坐在“抽水马桶”上——他们的屁股终于“全盘的接受了抽水马桶这种西方文化”。
——他们的屁股，确实比他们的大脑还先进。
六．结语
刘心武先生在《高雅的话题》中说：“在卫生间的问题上，我承认自己是‘全盘西化’的主张者”。刘心武先生说的太晚了。实际上，在清末民初，中国的“厕所文化”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全盘西化，如《清稗类钞》上记载，当时很多地方的厕所都已经“皆仿西式”。可见，已是“厕”头“厕”尾的西化。
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此。本文的理念与我的其他文章一样，将本文的９个重点归纳如下：
１．在中国和西方的历史上，厕所文化的发展有其共性。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有其普遍性。这是“文化共享”的基础。
２．人类的厕所文化中的“中国特色”部分，差不多都是邪恶的。换句话说，所谓的“国情特殊”，只不过是包庇邪恶的借口。
３．想要西方文化一项具体的成果，那就要相应的进行其他的调整。
４．就好象想要“抽水马桶”发挥功能，那就应该有与此相配套的下水道系统、现代化卫生理念这样的“文化大环境”。今天中国的公共卫生环境肮脏无比，就是因为只进口了抽水马桶，而没有“进口”现代化的卫生理念。
５．在强势文化之前，“好的”固然得要，但“坏的”也得要。想要就得全要，不想要也得全要。
６．所谓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融合中西，以创造新文化”只是妄人们一相情愿的幻想。在事实上行不通。
７．历史事实证明：文化是整体的，它是不可以任意选择的。若文化可以选择，没人会把爱滋病选入中国。但历史事实是，改革开放到了1985年，爱滋病入侵了中国。若当时害怕爱滋病，尽可以一直处于“文革”那种封闭、匮乏的状态。
８．以“厕所文化”为发光点，看近代中国文化的演变，可知：中国文化完成全盘西化的历史进程，已是定局。传统文化已经死了。
９．在举世滔滔的西潮之下，一切妄图力挽狂澜的，最终都将变成高调，且无法避免堕入虚伪的结局！
纪龙天 写于２００７．７．２３至８．１
８．３早上改定
附 本文注释
【注１】美国学者朱莉．霍兰在《厕神：厕所的文明史》中说：“桶爱好者们认为，文明并非源自文字的发明，而是第一个马桶。废物处理使人们不再到处游走躲避自己的粪便，从而最终定居下来。”
【注２】见法国学者让．克罗德．布洛的专著《廉耻观的历史》。关于人类的廉耻观，法国学者让．克罗德．布洛有很系统的研究。
本文关于西方“厕所文化”的事例，主要引自《厕神：厕所的文明史》和《廉耻观的历史》。
【注３】《说文解字》：“圂，厕也。从囗，象豕在囗中也”，《汉书》卷六十三：“厕中豕群出”，都可证厕所和猪圈的关系。
【注４】《在园杂志》卷四：“溺器名虎子”；西汉刘歆《西京杂记》卷四：“汉朝以玉为虎子，以为便器”。至于为什么要把“虎子”当成便器，《西京杂记》卷五又说：“李广与兄弟共猎于冥山之北。见卧虎焉。射之。一矢即毙断其髑髅以为枕。示服猛也。铸铜象其形为溲器。示厌辱之也。”——可见，唐以前称马桶为“虎子”，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表示对老虎的“厌辱之”。
到了唐朝，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名叫“李虎”，人们再也不敢对老虎“厌辱之”了。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四里说：“汉人目溷器为虎子。唐讳虎，改为马，今人云厕马子者是也”。
唐时已经完成“虎子→兽子”的转变，譬如唐时的注释家颜师古说：“兽子，亵器，所以溲便者也”；至于“兽子→马子”的转变，见《在园杂志》卷四：“马子，或本乎兽子而变通之”；至于“马桶”，直到宋朝才有，“马桶，宋时有之”（《清稗类钞．物品类》）。
【注５】《浪迹续谈》卷八：“马桶，此皆象形之马也”、《在园杂志》卷四：“器子为马形，取登距时如跨马之状”。——可证，称便器为“马子”、“马桶”，根据的是象形。
【注６】中国古代，“马”是女人的隐义。《水浒传》中把“皮条客”（男女不正当关系的牵引人）称为“马泊六”，据龙潜庵《宋元语言词典》，这里的“马”指的就是“女阴”。
白居易诗云：“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马肥快行走，妓长能歌舞”。这里把“小妓女”和“瘦马”对应，“妓长”和“马肥”对应。
《西厢记》中，红娘对张生唱道：“你本折桂客，做了偷花汉，不想跳龙门，学骗马”。这里的“马”，指的就是崔莺莺。
马是给人骑的，把女人比喻成马，也有骑（或御）的意思，中医就有“欲得大益，当御童女”的说法。中医的巫术理论为了所谓的“还精补脑、采阴补阳、延年益寿”，连未满１４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都要“御一御”，其虚妄可见。
【注７】世尊，是释迦牟尼的十种尊称之一，其他称呼还有如来、善逝、天人师、世间解、佛世尊等等。
【注８】唐前关于厕筹的记载，如三国时“置于厕处令执屏筹”（见《法苑珠林》）；而在北朝（386－581），有“使进厕筹”（《北史》卷七）；在南朝（420－589），则有“如厕……所进锦囊，实筹”（鲁迅《古小说钩沉》辑东晋裴启佚书《语林》）。
《爱日斋丛钞》记载：南齐废帝东昏侯，曾烧纸钱来祭鬼神。
【注９】用纸来焚烧祭鬼神，如《唐书．王屿传》：“祷神而用纸钱”；又如《天工开物》记载：“盛唐时鬼神事繁，以纸钱代焚帛”。
擦屁股主要厕筹，如南唐后主李煜：“……亲削僧徒厕简，试之以颊，少有芒剌，则再加修治”（《南唐书．浮屠传》；在唐朝的物资运送中，厕筹也在其列（见《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七）。
【注１０】关于擦屁股的历史，《古代中国拭秽风俗流变趣考》一文有较为清晰的考证。
【注１１】“厕所见鬼”事件，见《夜谭随录》卷二、四；《埋忧集》卷十；《清稗类钞．方伎类》；《里乘》卷九；《北东园笔录续编》卷三；《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六、七、八、二十三；《子不语》卷一、卷二、卷十三、卷二十四。
【注１２】好人做了好事（或在做之前），得到好报（譬如在厕所捡到金子之类的宝贝），可见于《子不语》卷十二、《觚剩续编》卷三、《履园丛话》卷十四、《里乘》卷二、《清稗类钞．婚姻类》。
【注１３】以上厕为借口开溜（或以大便为借口在厕所做别的事），还见于《子不语》卷十四、十七；《清稗类钞．棍骗类》、《讥讽类》；《清代野记》卷下。
【注１４】据美国学者朱莉．霍兰《厕神：厕所文明史》。
【注１５】《厕神：厕所的文明史》：“一天夜里，高大威猛而又贤良忠厚的国王（埃德蒙）恰好退席到‘屋里去舒缓自然之需’时，依照其父的诡计，埃德里克（Edric）郡伯之子匿身于坑中，并用一把锋利无比的匕首从下方连刺了国王两刀，接着便将武器留在国王肠中，逃之夭夭了。”
【注１６】《晋书》卷五十三：当时，有人宣称愍怀太子要废贾后、迎太子，生性嫉妒的贾后害怕了，于是想谋杀太子。贾后让宦官孙虑以毒药害死太子，“虑乃逼太子以药，太子不肯服，因如厕，虑以药杵椎杀之，太子大呼，声闻于外。”
【注１７】见《廉耻观的历史》。此段关于西方的事例，全部引自此书。
【注１８】1596年，英国人约翰．哈林顿(Sir john Har-rington)发明了第一个抽水马桶，成本仅用6先令8便士，他把发明献给伊丽莎白女皇。但这项发明有很多不足，特别是水管直接通往粪池，恶臭常常会顺着水管倒流回房间。
1738年，门阀式抽水马桶（valve-type flush toilet）由JF Brondel（布龙代尔？）发明。
1775年，伦敦钟表匠亚历山大．卡明斯（Alexander Cummings）用水阀来确保座盆与向外输出管道之间的那个地带也不留污渍。封闭的系统可减轻臭味。卡明斯获得了第一个抽水马桶专利。
1778年，英国发明家约瑟夫．布拉梅（Joseph Bramah）设计出的装有铰链的活板，可使粪便得以清理，并随之将后方的空间封锁起来，还有控制水箱里水流量的球阀和马桶下面的U形弯管。布拉梅在1778年获得了专利权。
1797年，布拉梅再接再厉，又发明了水压机和安全锁。他造出了6000只抽水马桶。
1801年，托马斯．杰斐逊为白宫订购了抽水马桶，1804年安装完毕。1904年，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一份报告，当时美国已有55%的家庭有私人厕所。
1848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公共卫生法令”，规定：凡新建房屋、住宅，必须辟有厕所、安装抽水马桶和存放垃圾的地方。这为抽水马桶的发展和普及，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
1874年，抽水马桶首次出现在特等列车上，并最终于19世纪80年代扩展到第三等级的列车中。此时，抽水马桶才真正在欧洲普及开来。
1884年，托马斯．克拉普尔（Thomas Crapper）发明了“无阀节水器”（the Valveless Water-Waste Preventer），完善了马桶的阀门系统。该发明以“拉放”（Pull and Let Go）系统著名，只拉一下污物就被彻底清空。这为他赢得了女皇授予的爵士身份。
19世纪末，进入抽水马桶发展的黄金时期。专利局里堆满了各种马桶的专利申请。
20世纪初，在西方，室内抽水马桶已被当成了生活必需品。
厕所文化研究：厕所→抽水马桶→全盘西化
真正的文化医生，他从不谈高调、喊口号，他只负责研究和解剖，并指出传统派妄人们的病情。在妄人们敲锣打鼓的哇哇大叫着“大道之行”、“吾道向西”的口号时，他却回过头研究起了“厕所”。 ——纪龙天
道在屎溺 ——庄子
我们生于屎尿之间 ——圣．奥古斯丁
本文小目录
一．拉屎游击队．厕所的出现．对文明的推动
二．厕所和马桶的源流．大便风俗．擦ＰＰ历史
三．厕所文化：在中西文化中的延伸意义
１．侮辱：用大便和马桶来侮辱你！
２．驱邪：厕所见鬼和驱邪
３．报应：好人好事或孝顺
４．借口：以如厕为借口开溜
５．最窝囊的死法：死在屎尿之间
６．欢乐与偷情：在厕所做爱
７．权谋：厕所里的政治
８．等级与地位的象征：如厕时接见客人
四．近代中国：肮脏的公共卫生环境
１．随地大小便的风气
２．北京：曾经满街是屎
五．澎湃的西潮：抽水马桶→全盘西化的历史进程
１．抽水马桶普及以前的人们生活
２．抽水马桶：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３．从“抽水马桶”的传入看“全盘西化”
六．结语
附 本文注释
一．拉屎游击队．厕所的出现．对文明的推动
厕所文化，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一环。厕所是一种“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的东西，虽然它很不起眼，但它的作用是非常基本的，没有了它之后，人类的日常生活会变得怎样呢？
原始社会就没有厕所。当时，人类的排泄并不在厕所中进行——他们只是到处拉屎，就像一群“拉屎游击队”。在一个地方，屎尿堆积得越来越多到了无法正常生活的地步，人类就只好迁徙。迁徙到新地方后，他们还像刚出生的婴儿那样淘气的“随处拉屎，后患无穷”，他们先是“无的放矢”的乱拉一通，后来真的搞到了“无地放屎”。从拉屎到迁徙，如是这般经过了很漫长的时期（当然，造成人类迁徙的原因还有很多，并不只因为屎）。在进化中，人类开始感觉到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因为，一是堆积的粪便会引起恶性疾病，二是迁到新地方后，会对环境和气候不习惯，且容易受到各种野兽的攻击。
上帝说：“得有光”，人类说：“要有放屎的地方”。于是乎，一种专门的排泄场所，就在人类的生活中出现了。从此，人类结束了原始的游牧时代，开始进入定居的农耕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的起源，厕所（或马桶）的出现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标志，甚至有人还认为是最重要的标志。【注１】
厕所的出现，另一个原因，乃是基于人类的社会属性意识与廉耻心理。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之后，在敏感部位披上了树叶，因为裸露使他们感到羞耻（有一笑话就是，一男的想made love，于是充满性暗示的对他女友说：“让我们做一对掉了树叶的亚当和夏娃，好不好？”）
人类和动物都有其自然属性，但人类毕竟不是动物，当人类集体生活一定时期后，人与人之间就会建立起错综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社会上会出现风俗、道德、信仰、语言文字等等，换句话说，人类开始有了社会属性，即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某种角色，譬如男男女女、长辈晚辈、亲戚朋友等等。
有了社会属性，自然就会产生廉耻心理。就拿男女两性来说，通常，外露的情绪（如哭泣、脸红、撒娇）会使男性感到很羞耻，譬如十三世纪的骑士埃斯加诺尔，女友死后他哭得很伤心，同伴对他说，骑士“应有所节制，动辄就表现出自己的痛苦是羞耻和丢人之事。”【注２】而女性的羞耻则通常倾向于肉体上的裸露，至于哭泣、脸红、撒娇，对女性来说倒是小菜一碟。
历史上，廉耻心理体现在性爱与情感上最多。但同样的，在众目睽睽下“随地大小便”的行为会令人感到羞耻、别扭、不安。譬如，古书《子不语》中就说，有一个人在大便时，用手掩盖着自己的屁股，嘴里直喊“羞、羞”；《世说新语》中说，客人到主人家里后，发现有很多人在，所以因为害羞而不敢上厕所；而在西方中世纪极端保守的时期，人们如厕时要用“舒缓自然之需”，提到马桶时用“那个难以启齿之物”。前面的例子讲的虽然不是发生在远古时期，但我们可以知道，排泄行为可以引起人类的廉耻心理。
正因为人类的廉耻心理，决定了人类排泄行为的私秘化。因此，一种隐蔽的排泄场所，就应运而出了。
二．厕所和马桶的源流．大便风俗．擦ＰＰ的历史
厕所环境的肮脏、排泄行为的不雅，使得人们只是每天都进行着这件事情，但却在生活中有意无意的回避它、对它难以启齿。这是为什么人类研究“厕所文化”的资料和文献如此之少的原因——人类倾向于谈论和记载那些美好的事物。人类的假正经，使得“厕所文化”发展缓慢，再加上风俗和地域的差异，导致了这方面的名词，变得非常的不确定、又多又杂。而在中国历史上，“厕所”和“马桶”也有着各自的演变过程。
１．厕所
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厕所的名词，主要有：屏、厕（或廁）、圂（或溷）、圊（或清）、偃、厕所、茅厕、茅坑、粪坑、坑厕、厕坑、厕屋、溷厕、厕溷、溷藩、藩溷、更衣室等等等等，上厕所的名称也花样繁多，诸如：如厕、大小便、登东、遗矢、遗屙、屙屎、行清、出恭等等。我们选几种主要的来说明一下。
屏：可能是基于廉耻心理的命名，指厕所在一个被屏蔽之处，如厕时不用春光外泄。
厕：古书里是“侧”的通假字，可能是以方位来命名，指的应该是在屋子的一厕。
圊：《释名》：“圊，为至秽之处，宜常修治使洁清也”。“圊”也叫“清”，《说文解字》：“厕，清也”。
偃：《庄子》：“观室者周于寝庙，又适其偃焉”。柳宗元注：“偃，谓屏厕。”（《柳宗元集》卷十六）
圂：豕指猪，再被一个“口”罩住，可见，厕所就是猪圈。【注３】《汉书》卷九十中说，汉景帝和姨太太贾姬一起到上林苑游玩，贾姬因内急而上厕所，没想到“贾姬在厕，野彘入厕”（贾姬在上厕所，野猪跑了进去）。可见，当时的皇家厕所也可能照样在养猪。这位野猪先生如此失控而唐突，可能原本就是一位“偷窥狂”，野性大发之后，此猪乃冲进去看美人屁股，或进去找异性的家猪。
设在猪圈里的厕所，比猪圈高，如厕时，人位于猪圈上方，“那个”则自由落体。这种设置，其理由大概两端：
一是喂猪，即把猪仔养得肥肥胖胖的，然后再吃猪肉，吃完猪肉，再“那个自由落体”来喂猪。——“人”和“猪”，是生物学上的“互利共生”关系。
二是施肥，中国人很早就注重施肥，“得粪以施于田园无不利”（《粪叟传》）、“农人每以粪壤为肥禾之用”（《履园丛话》）。
２．马桶
古代的马桶名称也很多，主要有：虎子、兽子、马子、马桶、亵器、恭桶、净桶、便器、清器等等。唐朝以前，马桶叫“虎子”，是为了表示对猛兽老虎的一种“厌辱之”（尽情侮辱）的情绪。到了唐朝，“虎子”的称呼犯了皇家的忌，所以在唐时就改成了“兽子”。从虎子到兽子、马子、马桶的演变过程，很可能不是同步的，而是渐进的，即虎子→兽子→马子→马桶，当“马桶”的称呼出现时，已经到了宋朝，一直沿用到今天。【注４】
便器为什么会改成“马子”、“马桶”呢？理由不外两个：一是当时的便器比较像马【注５】；二是“礼教文化”对女性的“厌辱之”，因为在古代，“马”是女性或女性生殖器的隐义。【注６】
３．中国人的大便风俗
中国各个地区的大便风俗，并不完全一样。《清稗类钞》中就说：
《梦粱录》云：“杭城户口繁伙，民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去，谓之倾脚头。”南方人家多有之，非若北方男女遗矢于厕也。（《物品类．马桶》）
这条记载，给了我们很清晰的答案：在中国的习俗里，北方人习惯大便在厕所的粪坑里；而南方人则一般用马桶大便，并且有“粪人”拿去倒掉，这种倒粪的工作叫“倾脚头”。
至于马桶、厕所的陈设位置，也不尽相同。仅以清朝和民国的风俗为例，南方“马桶派”出于轻便的原因，一般把马桶和夜壶放在家里或卧室里（见《豆棚闲话》第十则、《陆稼书演义》第九回），但“厕所派”却不尽相同，大部分地区的厕所陈设在房子旁边的侧屋里，有的则陈设在“书室之南”（见《聊斋志异》卷十二），北京人则设在大街上（《小奢摩馆脞录》），闽南人的习惯则是“厕所亦在屋中”（《清稗类钞．第宅类》），潮州人把厕所设在院子里（《夜谭随录》卷三），蒙古由于地方大，人们普遍还有“就地遗矢”的习惯（《清稗类钞．服饰类》）。
４．擦ＰＰ的历史
在古代，人们并不像今天这样用纸来擦屁股，因为小农经济形态导致了文字的珍贵和信息传播的艰难。
唐朝以前，人们擦屁股用的是厕筹。厕筹又叫厕简、厕简子、厕橛、厕篦，指的是大便后用来擦屁股的小木、竹片。擦过屁股的厕筹叫触筹，还没擦的叫净筹。但由于它是竹片，如果太平滑的话，就刮不干净，不平滑的话，就容易刮破屁皮。这玩意儿估计是起源于印度。如在早期的佛教书籍中，就有用厕筹“刮不干净，刮破屁皮”记载：
有一比丘，净多污。上厕时，以筹草刮下道。刮不已便伤破之，破已颜色不悦。诸比丘问言：“汝何以颜色憔悴？为何患苦？”即答言：“我上厕时，恶此不净。用筹重刮，即自伤体。是故不乐。”诸比丘以上因缘具白“世尊”【７】……（世尊说）：“用筹净刮令净；若无筹不得壁上拭令净；不得厕板梁栿上拭令净；不得用石；不得用青草；所应用者，木竹苇作筹。已用者，不得振令污净者；不得著净筹中。是名：上厕用厕筹法。”（《毗尼母经》卷六）
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而厕筹可能就是随着佛教传入的。在唐朝以前（即618年以前），就有一些关于厕筹的记载，而且，虽然在南北朝时期（386-581年）没有用纸来擦ＰＰ的记载，但纸的用途，已经不止于写字，还被用来焚烧祭鬼神。【８】
唐宋（618-1279）间，纸被用来焚烧祭鬼神，较为普遍。但是，具体到擦屁股，厕筹还是主角【９】。
不过，用纸来擦屁股在唐宋间似乎也很普遍，如唐道宣的《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记载了唐代僧人日常守则规范，其中的“上厕法”就规定：“（擦ＰＰ）不得用文字故纸”。——这个禁止性规定，反证了当时用“文字故纸”来擦ＰＰ的行为已经很普遍。
到了元明清，厕筹基本上完成了历史使命，从此远离了与ＰＰ的温存，中国人从此用粗纸来擦ＰＰ了。【１０】
三．厕所文化：在中西文化中的延伸意义
“排泄行为”对古人来说是特殊的、敏感的、微妙的，这也使得“厕所文化”（厕所、马桶、屎尿、排泄行为）在人们的生活中变得特殊、敏感、微妙。因此，“厕所文化”便在单纯的排泄基础上，渗透着人们很多的情绪，换句话说，“厕所文化”与其他文化联结在了一起，从而延伸出了很多复杂的意义。这些意义，有一些中国和西方都有，但某些又独具“中国特色”。
１．侮辱：以屎尿和马桶为武器！
由于厕所、屎尿、马桶、排泄行为总会与肮脏连在一起，因此，这些东西会起到侮辱人格的作用。侮辱的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送屎送尿。这显然是一种耍流氓的行径，有可能导致别人的愤怒乃至遭到报复。把这种流氓行径耍得比较恶劣的，要算南北朝时期文帝的大臣子质。有一次，魏太武帝在城下向子质求点酒喝，子质在城上“溲便与之”（尿尿淋他，就当给他酒喝）。结果自然是太武帝大怒，并设法报复。（《南史》卷十八）
耍流氓出了境界的，要算汉高祖刘邦。《史记》上说他不喜欢儒生，每当有客人戴着“儒冠”来见他，他就要解下来，然后“溲溺其中”（往里面小便）。
有时，用送屎来对付流氓行径也不失为一种办法。西方的中世纪，一位妇女被神父性骚扰，为了惩罚神父，于是她送了他一个馅饼。这个馅饼是用她的大便烘烤出来的。那位神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又把“馅饼”送给了教会的主教。没有疑问的，这位色狼神父的下场将很狼狈。
第二种：当面大便。当面大便也能构成对一个人的侮辱。清人杨千总有一天在路边看见有人大便，他说：“这小子竟然这么无礼，吓吓他”，于是他用弓箭射过去，那人吓得狂奔，屎尿拉了一地。（《聊斋志异》卷四）
清人慕崇士，在夜晚大便时碰到女鬼，后来女鬼就一直跟着他，理由不外是“汝蹲厕辱我，我故来索命”。（《子不语》卷七）
第三种：以便器为武器。清道光年间，钦差大臣伊里布被朝廷派去抵抗英国人，但他并不打仗，反而对英国人“示以信义”，有时还大鱼大肉招待，后来英国人“心悦诚服，不复内侵，镇海等处，赖以保全”。但是有人认为他“通贼”，于是人们等他出门时，“令妇女百十，各执马桶，迎桥讪刷，以嬲辱之”。（《庚申夷氛纪略》）
有时候，把便器冠以人名，也会被认为是一种侮辱。清人李渔在《闲情偶记》中就感叹：“噫，马桶何物，而可冠以雅人高士之名乎？！”
1776年的法国，人们曾用美国总统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肖像来装点自己的夜壶，但生性随和的富兰克林，只是一笑置之。
西方文艺复兴初期，家庭暴力时，母夜叉们常常用夜壶作为武器，攻击老公的头部，而男人们普遍认为“夜壶是对文人雅士情感的一种当众侮辱”。（见《厕神：厕所文明史》）
２．驱邪：厕所见鬼和驱邪
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可以认为是“中国特色”。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建立在“怪力乱神”的迷信基础之上——孔子虽然“不语怪力乱神”，但事实上孔子自己那套就存在怪力乱神，譬如“祥瑞谴告”——而“厕所文化”的特殊性、微妙性、低调性，又刚好为这种迷信基础提供了生存的“基底”。因此，“迷信文化”当然要渗透到“厕所文化”。换句话说，在中国人的嘴里，常常“厕所见鬼”、“厕所驱邪”。
“厕所见鬼”事件在古书里实在是太多了【１１】，可谓“鬼影憧憧”。还不只是“鬼影憧憧”呢，有时候还要在厕所里被“厉鬼上身”（《子不语》卷三、卷十）。
“鬼怪文化”发达到一定的地步，那么，妙事就产生了——阴间的鬼佬们居然也拉屎！譬如《聊斋志异》卷十一里说：
高苑民王十，夜为二人所获。被缚。哀之。二人曰：“我乃鬼卒也。……此（次抓你）去亦未便即死，不过暂役耳。”十问：“何事？”（鬼）曰：“冥中新阎王到任，见十八狱坑厕俱满，故捉一等人使涤厕。”——这两个鬼佬对王十说，阴间的厕所粪坑被填满了，所以需要抓人去阴间洗厕所。
既然，鬼佬这么人格化，屎拉的这么多，而且还这么猖獗，那么又要相应的产生“驱邪文化”。这种“驱邪”的演绎，有时候以“厕所”为主轴，譬如《清稗类钞．驱贼神》中说：
驱贼神者，乃扎一草人，祭之。祭毕，一人持竹板，一人持草人。持竹板者厉声问曰：“汝在此何为？”持草人者曰：“迷途误至此耳！”持竹板者曰：“待我送汝去。”遂迫持草人者前行，己则持竹板随之，且行且问曰：“出去否？”持草人者答如前。既出大门，持草人者即放步狂奔，持竹板者尾之急追。追至厕所，持草人者急以草人抛厕中，始返室大呼曰：“贼神去矣。”（《迷信类》）
另一种“驱邪”，则要“钻马桶”才行。譬如袁枚《续子不语》中就有，人们“钻马桶数遍，所以压天神也”。《子不语》中还有，一个老妇在小便时，雷神下凡到老妇的院子里，于是老妇“即以马桶泼之”。——这些都是需要“马桶”配合的“驱邪”行为。
还有一种“驱邪”更妙，厕所见鬼时，要用“秽纸”（擦屁股的纸）来擦鬼怪的嘴巴，令鬼怪恶心十足，于是鬼怪“大呕吐，狂吼数声，自是不复见”。（《阅微草堂笔记》卷六）
３．报应：好人好事或孝顺
“好人有好报”没什么根据，但怎么说也是人类的一种美好而普遍的心愿，因此在每种文化中都存在，中国传统文化自然也不例外。中国传统的“厕所文化”在这方面的表现让人感觉非常的弱智，一般是：做了好事的人，会在厕所捡到宝贝（最典型就是捡到金子），然后成为暴发户。【１２】
儒家的“礼教文化”同样渗透到了“厕所文化”，因此，“礼教”渲染的那套极其病态而愚昧的“孝道文化”，同样要在“厕所”中产生反馈：孝顺到了极点的孝子，往往能够得到“感应”，然后在厕所中捡到宝贝。譬如，《阅微草堂笔记．幽明感应》中，就说一个孝子很穷，但他却在厕所的粪壤里捡到了银钏，理由是“此天旌汝孝也”（这是上天对你孝顺的奖励）；类似事件也发生在《北东园笔录．天赐孝子米》中，理由是“天之哀悯孝子如斯也”（上天像这样来哀悯孝子）。
对那些对长辈不孝、忤逆的人，传统文化中则充满了恶毒的诅咒、报应。《履园丛话．忤逆报》中，就描写了一个“不事舅姑”的妇女（纪按：中国古代女子嫁到婆家后，对舅姑不孝顺、不抚养，是非常严重的“不孝”，而“不孝罪”在中国古代法律里属于“十恶不赦”之一），后来雷公发怒了，于是这个妇女变成一只在猪槽里吃屎的猪，供人参观；《聊斋志异．杜小雷》里，杜小雷的妻子因为不孝顺婆婆而遭到报应，同样变成了一只猪，被绑着游街示众。——我们看看，这是何等恐怖的所谓“孝道”！
４．借口：以如厕为借口开溜
由于上厕所对人来说，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因此，“如厕”变成了一种典型的开溜借口。最著名的就是“鸿门宴”里刘邦以“如厕”为借口溜掉。还不只是刘邦，在《裴注三国志．蜀书》卷三十二里，蒯越、蔡瑁想在宴会上谋杀刘备，“备觉之，伪如厕，潜遁出”（刘备发觉了，谎称上厕所，然后悄悄溜掉）。曹操也曾因为感到事情不对劲，而“托疾入厕，出而还营”。还有很多以如厕为借口开溜的事例。【１３】
甚至有因为感情纠纷而找借口开溜的，《清稗类钞．娼妓类》中讲一个妓女爱上了书生李某，李某无法脱身，就请妓女弹琵琶听，弹到一半，李某以如厕为由开溜，并“遗书绝之”，妓女伤心欲绝，吐血身亡。
另一种则是在考试的时候，以拉屎为借口上厕所，然后在厕所里作弊。（《民国趣史．试院现形》）
５．最窝囊的死法：死在屎尿之间
在做爱的高潮时死去（如渡边淳一《失乐园》里的那对偷情男女），应该是最完美的死法，可谓“sweet death”（有一首歌就叫《Come on，sweet death》）。但与“sweet death”（甜蜜死）对立的，恐怕就是“smelly death”（臭死）了。
圣．奥古斯丁说：“我们生于屎尿之间”，但却有人很不罗曼谛克的“死在屎尿之间”，可谓“屎中如一”。这种窝囊的死法，究其原因，大多是由于厕所的简陋，以及厕坑设置乃是一种深坑式的结构。似乎还包含了其他原因，就是人在如厕完毕后，起来时往往因血流不畅而大脑发昏，于是“粪坑，我来也！”
有文字记载以来，第一个死在粪坑里的，要算春秋时期的晋景公。他正要品尝麦子，突然感觉肚子有点涨，于是“如厕，陷而卒”。（《左传．成公十年》）
晋景公可谓“吾道不孤”，自他以后，很多人都在上演“陷而卒”的悲剧。《搜神记》卷十：永嘉太守郭伯猷，梦见自己堕水而死，醒来后，他“须臾如厕，便倒气绝”；《扬州画舫录》卷九：“合欣园东厕在后门河边，往往有如厕而卒者”；《清稗类钞．知遇类》：“镇江黄太守永年试童子，后如厕，陷而卒”；《夜谭随录》卷四：咸宁尤大鼻，在厕中骂人，倒置溷中，粪蛆无处不有，差点死掉。
西方中世纪，也常发生此类事件。1328年，理查德（Richard the Raker）在清洗自家粪坑时，掉进粪坑里淹死。
在厕所死去，可谓死得其“所”。另外则是在大便时死去，《清稗类钞．诉讼类》：一个老兵在船上大便，“有舟扬帆来掠之，兵堕水死”；公元204－222年间，统治罗马的埃略加伯卢斯（Heliogabalus）在如厕时驾崩。1760年，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在大便用力过猛，心脏病发猝死；1796年，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厕所昏迷，随后驾崩。
６．欢乐与偷情：在厕所做爱
做出这种妙事的，要算苏格兰的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Ⅰof Scotland，1394－1437年）。有一天，国王詹姆斯、王后、贵族，在一起度过了一次愉快的宴会，散席后，国王詹姆斯正要更衣就寝，突然，一队人闯近来要行刺他。詹姆斯上天无门，跑来跑去，躲进了臭气熏天的粪坑里。行刺者在搜查中没有发现他。詹姆斯以为行刺者已经离开，于是让侍女们把自己从粪坑中拉上来，其中一位帮忙的侍女不小心也跌进了粪坑。我们这位国王突然性致大发，乃和这位侍女在粪坑里“扑滋扑滋……插插插……啊啊啊……高潮升天啦”！后来，行刺者赶到，先在那里看了一会Ａ片才动手，可怜的国王无处遁形，终于升天了。【１４】——真是世事难料，不过能在厕所里随心所“欲”，也算是“屌”德圆满了。
这种“扑滋扑滋”的ＡＶ情节，在中国古代的神怪文化也有一些，不过都有点ＳＭ性质，口味有点重，还很离奇，譬如《阅微草堂笔记》卷八里就说，有人在上厕所时，碰到男鬼和女鬼在做爱；《寄园寄所寄》卷五中记载了人和人妖在厕所里做爱；《夜谭随录》卷一中则记载了同性恋在厕所里偷情。
７．权谋：厕所里的政治
前面说过，“厕所文化”的发展，已经不仅仅限于排泄的功能，它的包容性已经扩展到了其他层面，其中也包括“政治文化”的层面。不管是谁，上厕所都是需要自己去面对的，所以在厕所中行刺，常常会获得成功。很多人在如厕时被谋杀（并非像前一类那样属于意外死亡），譬如中世纪的英国国王“铁甲王”埃德蒙（Edmund Ironside）在“舒缓自然之需”时被杀于便座上【１５】；在类似情况下被谋杀的还包括：罗马皇帝卡拉卡拉、纳瓦尔的国王、法国国王亨利三世等等。还有在如厕时谋划杀人夺权的，如英格兰的理查德三世（Richard Ⅲ of England，1452－1485年）就是一位。（《厕神：厕所文明史》）
中国也有人在如厕时被谋杀，如西晋的愍怀太子司马遹。【１６】
８．等级和地位的象征：如厕时接见客人
这种现象中外皆有，在西方比较常见，尤其是那些地位高的人，就像蒙田讲的那样，法国国王习惯在“便厕椅上坐朝”。
主人如厕时接见客人，绝大多数是在强调主人和客人的等级关系，一种用强权建立起来的关系。正如法国学者让．克罗德．布洛所说的：“什么人有权坐在便厕椅上接见客人与社会等级有着密切关系”。被称为“太阳王”路易十四就有坐在马桶上接待王宫贵族的习惯。
如厕见客，被认为是一种不好的习惯，客人有时会感到人格受辱。譬如，圣．西门记载法国的旺多姆公爵的生活习惯：“他在军营中起得相当晚，起床之后便往厕便椅上一坐开始写信，发布上午应发布的命令。如果将军和重要人物有要事向他汇报、进言也是在这种时刻。他就是用这种令人作呕的态度治军。……旁边的人必须站着，他屙屎也不挪窝。通过这些令人尴尬的场面之后才能很好地认识他。他屙的很多，盆子一满，便有人在众人鼻子底下把屎盆子端走倒掉，有时还不只一次。刮胡子的时候，也不换盆，用的是同一个盆子。”【１７】
若当着别人的面擦屁股，是一种莫大的羞辱。有一次，帕尔马公爵让一位主教做为使臣，到旺多姆公爵那里公干。这位主教“由旺多姆公爵先生坐在便厕椅上接见，不仅如此，在谈话中途他还看到公爵先生站起身，在他眼皮底下擦屁股。受此待遇，他非常气愤，一句话没说，派给他的任务也没有完成，就回转帕尔马了，并向帕尔马公爵宣布，今后他永远不会再回这种地方去。”
中国的汉武帝也有“如厕见客”的习惯，在《汉书》卷五十中，汉武帝在如厕时接见大将军卫青时，“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视之”。
如厕见客，其等级和羞辱的意味非常明显，而对某些擅长拍马屁的人，也是愿打愿挨。有一次，旺多姆公爵还是以擦屁股的方式来接见一位神父，没想到这位神父却跑到屁股后面大拍马屁：“噢，多么高贵的臀部！”后来，这位神父当上了旺多姆公爵的私人秘书，最后做到西班牙红衣主教。
同样的，中国也有这样的情节，在《宋史．崔公度传》中，王安石在厕所接见马屁精崔公度，“公度，布衣，无所持守，惟知媚附安石，虽踞厕见之，不屑也。”
前面举出的８种现象，是中西文化中“厕所文化”延伸意义的集中表现。由于“厕所文化”的特质，因此在古代，还延伸出了很多的怪异现象。譬如，有人是母亲在猪圈如厕时生下来的（周文王、南朝范泰）；有人在如厕时“顿悟”，从此一心向佛（《清稗类钞．方外类》）；有人的如厕导致了全家死光的悲剧（《右台仙馆笔记》卷九）；有人练习憋屎憋尿，最后导致便秘（《清稗类钞．敬信类》）；有人睡在厕所（《聊斋志异》卷三）；有人趁别人如厕时偷窥（《子不语》卷十九），等等。
此外，“厕所文化”与“奢侈”的联系极为密切，譬如有人如厕时要点蜡烛（《听雨丛谈》中的莱公、《廉耻观的历史》中的六世纪某位教士）、有人如厕时需要十几个奴婢在旁边（《世说新语》中的石崇）、有人甚至需要两百个人在旁边才如厕（《清代野记》中的张文祥）；慈禧太后的便器是用宝石做成的，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的厕所据说是用黄金打造的。
中国古代还有一些厕所典故，如“一饭三遗矢”（老将廉颇吃一顿饭要拉三次屎。比喻老掉了、没用了）；又如范缜的成语“飘茵落溷”（人生恰似花朵飘零，有的飘到茵席上，有的落在茅坑里。比喻人生因为种种偶然的原因而导致的悬殊命运）。
还有很多厕所对联，如“天下英雄豪杰到此俯首称臣；世间贞烈女子进来宽衣解裙”、“有小便，宜；得大解，脱”。诸如此类。
四．近代中国：肮脏的公共卫生环境
一座城市是否文明，在厕所中直接的反映了出来。台湾的龙应台曾说，想要评价一个城市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市民的文化素质，无须去看高楼大厦修建了多少，也无须看其文件法规有多少，只要观察其公共厕所是否干净即可。这话说的好。
根据世界厕所组织(World Toilet Organization，简称WTO，世贸组织也叫WTO)的说法，每个人每天大约上厕所六至八次，一年就是大约两千五百次。算下来，一个活到八十岁的人，一辈子有两年多的时间呆在厕所里。试想一下，若一个人在两年的日日夜夜里，都置身于一个臭气熏天、蛆虫游荡、细菌挂帅的环境中，这个人能没有病吗？
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这样的一个“病人”。中华民族虽然挂着“礼仪之邦”的羊头，虽然三纲四维八德二十五史一应俱全，虽然还在厚颜大谈“四大发明”，但是，历史却在告诉我们：中华民族不是一个研究问题、讲究细节的民族，而是一个充满了高调、口号、浮夸的民族。这种浮夸的“民族性”，一直延伸到今天还没有打住的迹象。与某些政府部门专门搞面子工程相辅相成的，是从２０００年以来，国内的一股极端装神弄鬼的文化保守主义风气。这些虚妄浮夸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们，最喜欢在嘴边挂着“弘扬传统文化，抵制西方文化”、“民族性与道统的缺失”、“价值符号的重新建构与阐述”、“儒释道的共建与互补”、“用天人合一来拯救西方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诸如此类。但是，他们却忽视了每天都要上的厕所。
我不知道，一个连切身的公共卫生环境都不讲究的民族，到底有什么资格在那里谈高调？所以，每当看到有人痛斥中国肮脏不堪的公共卫生环境时，我总会感到“于我心有戚戚焉”。我知道这么说，“传统派”和“爱国贼”可能又要在那里义愤填膺的骂我是“洋奴”、“卖国贼”了，又要说我“伤害了朴素而脆弱的民族自尊心”了。可是，这是事实。
中国的公共卫生状况向来很差，尤其是公厕，脏得要命。有兴趣的可以随便选择一个城市的公厕观摩观摩，看看脚下的那堆黄白之物。在这里，我们来看看中国近代的情况。
１．随地大小便的风气
人类无法拒绝自身排泄的生理需求，因此需要上厕所。据美国《国家地理频道》，一个健康人每天会排泄大约225克粪便，这个数字乘以全球人口就是150多万吨，相当于16艘航空母舰的重量，而在人类的粪便中大约四分之三是水分，另外10%是未消化的食物，剩下的15%全部是细菌，数量多达几十亿，粪便的特殊气味就是由这些细菌产生的。这些细菌多数是无害的，但有些细菌却足以致命。
古人命短、婴儿夭折，与粪便处理不当有着直接的联系。因为，粪便和尿液若是在人类生活的地方堆积在一起，并夹杂着气味挥发，那么，就容易引发两种恶性疾病：霍乱和伤寒。由此可见，随地大小便不但是一种极端恶劣的作风，且会造成严重的公共危害。
然而，在厕所文化落后、肮脏成性的近代中国，随地大小便却成了一种风气。《清稗类钞》就记载了一些，如当时的蒙古人“就地遗矢”的习俗；又如，当时的清代合肥巡抚李瀚章说，经常有人在书塾的后面大便；又如，清末的北京“路政不修，行人遗矢，触目皆是，居民率以秽物倾门外，累累如小阜”。
这种风气，在近代中国所向披靡，不但盛行于贩夫走卒、普通阶层之间，就连社会上层的士大夫、精英阶层也同样“屎志不渝”。譬如，当时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入读的学生乃是世家子弟，光绪二十五年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禁约》的“学生守则”中竟有这样的规定：“戒便溺不择地而施。便溺污秽，尤非所宜。是宜切记，违者记过。”——若没有随地大小便这种事，又何来禁止性规定呢？同样的，在民国国庆时，要员们聚餐，而当时却有这样的规定：“餐棚后设有厕所，不得任意在外便溺”（《民国趣史》）。——综上可见，在中国近代，随地大小便的风气，从上到下，可谓“本性难移，贵在参与”。
洋鬼子和洋婆子对中国“随地大小便”的风气，似乎有点不能容忍。晚清的封疆大吏、两湖总督瑞征，就是因为在租界的地盘随地小便，才被洋鬼子捉去罚款的。
《清稗类钞》还记载，某人在街上大便，碰到了八国联军中脾气最大的德国士兵，德兵勒令此人用手捧自己的大便回去，此人不肯，结果被德兵用刺刀扎了屁股；北大教授李零先生在《天不生蔡伦》一文中，谈及与张鳴先生的电话内容，张鳴先生说：“八国联军中的德国，火气比较大，随地大小便者，见了就是一枪。罚款、服役类的惩罚，那是轻的。”按此话，上面的那位老兄只是被扎屁股，看来还是走运的了。
２．北京：曾经满街是屎
北京做为中国的政治、经济的中心，被认为是一座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只是，文化底蕴．大便底蕴，这二者对曾经的北京来说，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正比例。北京一度肮脏无比，是一个满街是屎的“黄金世界”。蒋芷侪在《都门识小录摘录》中讽刺道：“京城内外，大街小巷，各部院衙门前后，骡马粪随时遍布，一遇雨雪，调成泥糊，臭不可闻，俨然一片大粪厂……都中将变为黄金世界矣！”
这种满街是屎的现象，并非只是清代和民国时期，明人王思任在《文饭小品》中就将北京比喻成一个臭烘烘的大厕所。这当然是“随地大小便”风气使然，民国佚名《小奢摩馆脞录》中就记载了当时“白曰大街遗屎”的陋习：
问：“然则以何物为丑？”余曰：“白曰大街遗屎丑。何谓遗屎丑？厕屋者，行人应急所也，而都门（北京）以市衢为厕屋，狭隘胡同无论矣。内城若太学贡院前后街东西，四牌楼，皆百货云集，人物辐辏之中区。其地无时不有解溲屈躬者，裸体杂处，肉膊相逼。早晚间，堆积累累，恶气秽形，令人不可向迩。而巡城官吏，无有以全羞恶，肃观瞻，荡秽瑕，免疹疫，规划而改良者。故曰：白曰大街遗屎丑。
有洁癖的人生存于这样的北京，最后多是死路一条。《清稗类钞》中记载的“京师女子马葵好洁致死”就是这种情况。
北京都这样，其他的地方更可以想见了。当时的上海，和北京的情况差不多（见《清稗类钞．诙谐类．海上逐臭夫》），而２０世纪初的北京和上海，与西方１７、１８世纪、１９世纪中期的卫生状况相当。
五．澎湃的西潮：抽水马桶→全盘西化的历史进程
常常赞叹中华的“小桥流水人家”文明的林语堂，曾到欧美诸国宣讲源远流长、小资情调式的中华文明。某次演讲后，一位听众提问：“林博士，如您所说，中华文明确实有许多超过西方文明之处，但是西方文明是否也有超过中华文明的地方呢？”林语堂想了一下，答曰：“有的，譬如抽水马桶。”话音刚落，全场哄然大笑。
林语堂是虚伪的，又是真诚的。他的虚伪是，明明知道中华文明的小资情调本来就是臭的，但他还是要到处宣扬。他的真诚是，他知道，没有抽水马桶，中华文明“小桥流水人家”式的小资情调完全搞不起来——连屎尿都搞不定，又脏又臭的，还搞个屁情调呀？
１．抽水马桶普及以前的人们生活
在抽水马桶及其配套措施没有普及之前，不论中国还是西方，人们处理粪便的首选装置是：夜壶、封闭式马桶和便坑。这样做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西方城市中的人们活在一片肮脏的环境中。据美国学者朱莉．霍兰《厕神：厕所文明史》：
在中世纪（400—1500年），著作家们“描述了一幅幅令人难以置信、邋遢肮脏和恶臭难挡的景象”。
德国城市纽伦堡（Nuremberg），“敞开的下水道穿越各家各户，汇入河流。当河流不再能够容纳如此多垃圾的时候，人们就用推车把废弃物运到城外。低潮时的景象更是惨不忍睹，因为水的短缺使污物无法漂走。”
巴黎，在当时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被誉为浪漫之都，“巴黎城中堆积起来的粪便被倾倒到城墙外侧，减少了城内的些许污秽。不幸的是，随着巴黎的繁荣昌盛，其粪堆也日渐庞大。最后，粪堆的规模扩大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人们出于安全的考虑而不得不将围墙筑高，以防敌军可能从粪堆顶部攻击巴黎城。”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写道:“一七八八年，巴黎的茅坑掏不干净，成为一大问题，连科学院也表示关注。人们一如既往地从窗口倾倒便壶，街道成了垃圾场。”
伦敦，在当时更臭，“伦敦桥沿岸建造的供138户人家使用的公厕使过河之途愈发艰险。桥上厕所里的垃圾被直接倒入泰晤士河，与其他市民从上游倾倒的污物混为一体。途经桥下小路或乘船路过的人们成了某些人饭后排泄物的公开靶心。”
到了文艺复兴的启蒙时代(1700—1800年)，情况有所好转，但并无本质上的改善。“18世纪粪便的产量也异乎寻常，多得人们几无立足之地。夜壶、封闭式马桶和便坑继续成为处理粪便之首选装置。伦敦的街头巷尾、沟里渠外，满眼都是小贩留下的动物死尸、扔出窗外的人的粪便，以及各家各户每日制造的垃圾。原有垃圾刚被扫空，更多污秽即刻出现。”这个时期的美国、澳大利亚、荷兰、法国、英国、德国等等国家的卫生状况都一样。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中期。
由于情况恐怖，于是聪明的人们便挖空心思，想尽了各种方法来缓和臭味，“中世纪日常生活中的臭气有时令人难以忍受。香水和花瓣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些气味。其他减少臭味的方法包括焚烧备受僧侣们青睐的乳香，及携带花卉饰品。据悉，亨利八世（Henry Ⅷ）如厕时戴着一个由塞满百花香的橙皮制成的花卉饰品”。中国的权贵们也想过抑制厕所中的臭味，《世说新语》上说，首富石崇的厕所，“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
——只是，这是“治标不治本”，当香水和花朵的效果消失之后，臭味依旧。真想在根本上解决这些关乎生存环境的问题，还需要有一个新的发明，并加以普及。于是抽水马桶的时代便来临了。
２，抽水马桶：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英国在多次评选中，就把抽水马桶列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美国也曾如此）。虽然抽水马桶是英国人发明的，但我个人认为这个定性并不为过。因为，没有抽水马桶，近代文明的产生根本是不可能的——人类的生活必然还要忍受病菌、霍乱与恶臭的困扰，空间是脏兮兮的，空气是臭气熏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抽水马桶的意义并不亚于飞机、核弹和电脑。
抽水马桶与那种封闭式马桶截然不同的原因是，它需要复杂而完善的下水道和排污系统才能使用。在它的发展和进化中，疾病扮演了一个推动者的角色。据《厕神：厕所文明史》，1348年到1350年间爆发了一系列流行病。被称为黑死病（Black Death）的瘟疫就是由于泛滥的污秽物所导致的。短短几年之内，整个欧洲有1/3的人口死亡。直至19世纪中期，欧洲和北美爆发了一系列天花、霍乱及伤寒流行病，人们才开始改进了卫生设备。但是，人们还不知道，脏乱不堪的卫生环境与疾病侵袭是否有关。1883年，科学家罗伯特．柯什（Robert Koch）在显微镜下对霍乱细菌进行分离，证实了其与粪便有关。
18世纪末、19世纪初，由于缺少完善的下水道，马桶排出的污物只能堆积在四处横溢的化粪池里，大量腐败的粪便和尿液渗进了土壤。最初排水时，污水直接流到了街上。后来，街道上铺设了排水沟，污水被排到了河里。水厂又将有毒的河水输送到千家万户。当时，伦敦、巴黎、纽约，十个孩子中有八个会夭折。原因就是喝了受污染的水。
比恶臭更厉害的是霍乱。1831到1832年，5万名英国人死于霍乱；巴黎仅一个夏天就有1.8万人死去。美国也未能幸免。当时的人们根本不知道细菌是怎么传播的，还以为疾病是上帝的惩罚。
1858年，恶臭事件到来，那个夏天炎热而漫长，污水粪便全都滞留在河里，两侧的河岸泥泞不堪，附着在上面的粪便逐渐腐烂，散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臭味和病菌促使英国政客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修建性能完善的下水道系统。伦敦、纽约和全球各大城市投资数百万美元，修建了科学的公共排水系统，让污秽物和臭味远离城市。这些下水道可以说是粪便的纪念性建筑。（据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就这样，疾病促使了下水道和排污系统的建成和完善。
抽水马桶，在1596年有人发明了第一个，在18世纪被逐渐改进之后，19世纪逐渐得到了普及和推广，20世纪初在西方已被当成了生活必需品。【抽水马桶发明和普及的进程表，见注１８】
３．从“抽水马桶”的传入看“全盘西化”
我在观察近代的文献笔记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国家运作中，几乎所有的东西，在清末明初时就已完成了“西式化”的进程。这些东西包括：眼镜、钟表、铁甲船、西医、西式算法、西式白纸、西式衣、西式枕头、西式学生冠服、西式暖鞋、西式便帽、西式之猎帽，西式大衣、西式炮台、西式园亭、西式楼、西式器具、西式楼房、西式建筑、西式房屋、西式器具之室、西式澡塘、西式大商店、西式烟卷、西式吸水机、西式马车盛行、上等细致西式茶点、贵重西烟啤酒等品……，最后，诚如《清稗类钞．讥讽类》上所感慨的——“悉用西式……亦非西式不可……已尽为舶来品矣！”
最后的最后，在卫道士们“洋夷不识我华族之宝”的声嘶力竭的呼声中，中国的民众们竟然不予理睬，转而开始享用起了“奇技淫巧”。男人们扔掉了灰袍转而穿起了西装、打起了领带，男孩子穿起了体恤衬衫，女人们扔掉了肚兜转而转而戴起了胸罩、放下了胭脂转而打起了法国香水。换句话说，中国终于被“洋夷”给“夷”掉了，“文化”终于被“侵略”了，“华夏文明”竟然被中国人亲自给灭了！
在西方文化挤进来的过程中，抽水马桶扮演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色。在潜移默化间，它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并没有引起中国人的关注。但它的传入，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突变和转捩，因为它从根部改变了中国的“厕所文化”。
中国人第一次看到“抽水马桶”这种奇技淫巧，还是在１８６６年的时候。满清外交家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描写了西方“行如飞”号轮船的厕所，“两舱之中各有一净房，亦有阀门。入门有净桶，提起上盖，下有瓷盆。盆下有孔通于水面。左右各一桶环，便溺毕则抽左环，自有水下洗涤盆桶。再抽右环，则污物随水而下矣。”
志刚在1868年访美时写的《初使泰西记》中也有关于抽水马桶的描述，“其器如箱，平板为盖，揭而倚诸壁，则见木板中孔，下接白瓷盎而无当，当以铜页托箱，右偏竖铜条勾其端。盎中存清水二寸许。用时坐臀于盎口之板，粪落于盎，即提勾斯，闻水声淅沥而下。起而视之，则屎溺皆无，惟盎底空洞，而清水细流，犹自盎口板缝旋转而下，并秽浊之气味亦吸而去矣。及放勾条，则铜托上抵，旋流之余，又存清水二寸许矣。充世道也，凡世间污浊，皆当有以涤之，何但用之屎溺乎哉！”
中国城市出现抽水马桶，又是半个世纪之后的事了。因为要安装抽水马桶，必须有完善的下水道和排污系统才行，１９０８年，北京成立了“京师自来水公司”，随后有了下水道，抽水马桶才逐渐在一些有钱人的家中出现。
在中国的大学中，最早“享用”抽水马桶的是清华大学，这是１９２２年的事。据《水木清华九十年》一文：“1922年春天，高年级学生从平房宿舍搬进当时十分罕见的大楼，楼里有暖气炉和钢丝床，厕所里还有淋浴和抽水马桶。”
然而，当时人们对抽水马桶这种“奇技淫巧”还不太习惯。刘善龄在《抽水马桶浴缸》一文中说引民国时期梁实秋的话：“……这一部分的宿舍有较好的设备，床是钢丝的，屋里有暖气炉，厕所里面有淋浴，有抽水马桶，不过也有人不能适应抽水马桶，以为这种事而不采取蹲的姿势是无法完成任务的”，梁实秋的总结是：“可见吸收西方文化也并不简单，虽然绝大多数的人是乐于接受的”。
绝大多数中国人乐于接受，但某些老顽固还是宁愿要旧式的马桶，袁世凯就是一位，甚至有某些老顽固认为抽水马桶是一种堕落，不使用为宜，如曾国藩的女儿、八十一岁的老太太曾纪芬，她说：“西式浴缸、便具、火炉、衣柜、铜铁床、弹簧褥、地毯等等，皆我国新人物认为不可少者，彼国（日本）则除少数贵族豪商及公共建筑外，凡中上等人家，概无此等物也。寻常家屋，并玻璃窗而无之”、“夫彼多数人民，能毅然守其旧有之俗尚，而安于不便不适者，益由能抑制私人之欲望，以保全立国之精神与物力而已。”——今天某些还在提倡“毅然守旧有之俗尚……以保全立国之精神与物力”的人，和当年的这位老太太有什么区别？
当时，由于中国人对西方“厕所文化”的不习惯，还由此闹出过很多笑话。这样的例子可谓层出不穷。
清末《外交小史．出使笑话九则》记载，钱念劬回忆，他和某公使在十年前坐火车访问法国，到了夜里，“公使忽腹泻，如决三峡，满裤淋漓。公使一时性急，乃以指甲抓剔裤间之粪，而弹之有声，于是满车皆作星星之粪点。及钱醒，始告之，钱自解一裤，易其污者，掷之车外。又取他物，抹去所弹之粪点，忙乱至天明，不能复睡”。庆幸的是，“报纸未得喧传，实赖此半夜擦抹之功。更幸系包定一舱，舱内无外人，否则不可设想矣。”——这种失禁的事情，若是被外国报纸报导了，是要丢全国人的脸的。
还有一则非常非常有趣的“丢全国人的脸”的例子，很是意味深长。李敖在《从大便姿势看全盘西化》一文中，引用了齐如山“国剧漫谈二集”里的一个故事。齐如山回忆说，他当年带着中国工人出洋，这些北方人，除了北京以外，没人能坐着大便的，要大便，都得蹲着拉，蹲着拉屎叫蹲坑。“未启程以前，我虽给他们讲演过几次，但我知道是不容易改过来的，一上火车，麻烦就来了，都是蹲在恭桶（马桶）上大，他们又不知道脱了皮鞋，因为鞋底有钉子，所以把人家恭桶上之漆面，都给踩了许多印子，这还不要紧，火车一摇动，大便多拉在外边，恭桶上边虽然都有水箱，但箱中绝对没有这许多水供用，而且那水也不能洗桶外之体，好在我早料到有此事，因为西伯利亚铁路，沿站都有水楼，开水冷水，都可以随便使用，不必花钱，所以我预先预备下了两个大壶，许多棉纸，用以洗刷这些脏污。我在车上也常告诉他们处处留神自爱，不要被人笑话。其中有一人说，他们怎么能知道是我们拉的呢？我说自有火车以来，没有人在恭桶外头大便过，今天车上有中国人，便有此事，则当然是中国人拉的。他又说他知道是谁么？我说，所怕的就是他们不知道是何人，果然知道，还好一点，比方说他们知道是你，则丢脸者只你一人，因不知道是谁，则他们便说中国人做的事情，则我们大家都跟着蒙垢，无法洗刷，这还是轻的，反正他们议论不会出了我们二十几人。倘日后谈起此事来，他们一定说，某年月日，有中国人在桶外大便，则吾国全国的人都在其内，无法分辨了，岂不是全国丢脸么？”
——这是多么有趣的事情？李敖对此的评价是：“从齐如山这个回忆，比较今天我们的大便文化，就知道我们多么全盘西化了。头脑顽固指斥全盘西化的人，他的屁股，其实比他的大脑还前进，至少他的屁股知道全盘西化的好处，并在大便时死心塌地全盘坐在马桶上。职此之故，每见摇头晃脑的指斥全盘西化者，我就查看他的屁股。”
《清稗类钞》中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关于“洋瓷马桶”记载，足以说明全盘西化的寓意。当时的中国南方习俗用马桶大便，但由于马桶是木做的，大便可以渗透到木里面，因此不管怎么洗，都会发出恶臭，为了解决这种发臭的情况，某人买了“洋瓷马桶”，但他家的环境并不能相应的配套使用，因此，“室中之恶臭乃加甚，至不可向迩。一日大悟，语其友龙南徐伯英鹾君宗达曰：‘吾之用洋磁马桶，吾之变法也。然此外皆不变，遂至多所扞格而不适于用。甚矣！变法之不可枝枝节节而为之也，变甲而不变乙，亦徒见其有害而无利，其害或且加甚矣！’伯深以为然。而奇中自是亦不敢轻言变法矣。”——这个故事，寓意是何等的深刻！
抽水马桶在单独的时候是不能发挥功能，因为，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若你想要抽水马桶，那么，你的“厕所文化”必须要相应的进行调整才能适应，你必须有完善的下水道系统——不管下水道有多肮脏；你还必须迎进西方的现代化的卫生理念——这意味着你将变革掉传统的卫生理念。只有完善的下水道系统、现代化的卫生理念作为“大环境”，才能衬托出抽水马桶，而抽水马桶也才能淋漓尽致的发挥出它的“现代化”的功能！
可是，妄人们并不这样想。在文化问题上，他们只想“择肥而噬”，只想“变甲而不变乙”，到哪都是高喊“取其精华”。他们想要西方文化中某项具体的成果，但又不恐惧“文化大环境”上的西化；他们大叫“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但又害怕爱滋病的传入；他们想要西药，但又害怕西药的副作用；他们想一面接纳西方文化，一面又妄言“以吾中华文化克服西方文化之弊端”……
——请问：这在事实上行得通吗？事实又证明了什么？西方文化发展到今天，都无法克服这些自身的弊病，难道是发霉的中华文化可以搞定的？难道是在那里大叫几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可以克服的？
唱高调、喊口号的结果是，人格分裂了。有人一边看西医，一边又口头上“支持中医”（《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有人可以一边满腔热血的“中国可以说不”、“还是说不”，一边又到外国使馆排队领签证；女大学生质问外国总统、指责外国那糟糕的人权，然后嫁给老外，当洋媳妇；国学大师可以用谈“华夏文明的伟大复兴”赚来的钱供自己的子女“到海外发展”；北师大那位女教授以“孔子的朴素真理”来教别人怎么“过心灵快乐的生活”，没想到自己最近就先不快乐了，只因“新书猖獗的盗版、应接不暇的邀请”（2007年4月26日《成都商报》）……
而那些冠名“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抵制西方文化的狂潮”的传统派妄人们自然是此中之尤，他们义愤填膺的大骂别人是“数典忘祖”、是“洋奴”、是“卖国贼”。这使他们赢得了“爱国”的雅号，乃疯狂捞钱，赶上暴发户的末班车。回到家里，他们两个屁股“全盘”的坐在“抽水马桶”上——他们的屁股终于“全盘的接受了抽水马桶这种西方文化”。
——他们的屁股，确实比他们的大脑还先进。
六．结语
刘心武先生在《高雅的话题》中说：“在卫生间的问题上，我承认自己是‘全盘西化’的主张者”。刘心武先生说的太晚了。实际上，在清末民初，中国的“厕所文化”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全盘西化，如《清稗类钞》上记载，当时很多地方的厕所都已经“皆仿西式”。可见，已是“厕”头“厕”尾的西化。
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此。本文的理念与我的其他文章一样，将本文的９个重点归纳如下：
１．在中国和西方的历史上，厕所文化的发展有其共性。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有其普遍性。这是“文化共享”的基础。
２．人类的厕所文化中的“中国特色”部分，差不多都是邪恶的。换句话说，所谓的“国情特殊”，只不过是包庇邪恶的借口。
３．想要西方文化一项具体的成果，那就要相应的进行其他的调整。
４．就好象想要“抽水马桶”发挥功能，那就应该有与此相配套的下水道系统、现代化卫生理念这样的“文化大环境”。今天中国的公共卫生环境肮脏无比，就是因为只进口了抽水马桶，而没有“进口”现代化的卫生理念。
５．在强势文化之前，“好的”固然得要，但“坏的”也得要。想要就得全要，不想要也得全要。
６．所谓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融合中西，以创造新文化”只是妄人们一相情愿的幻想。在事实上行不通。
７．历史事实证明：文化是整体的，它是不可以任意选择的。若文化可以选择，没人会把爱滋病选入中国。但历史事实是，改革开放到了1985年，爱滋病入侵了中国。若当时害怕爱滋病，尽可以一直处于“文革”那种封闭、匮乏的状态。
８．以“厕所文化”为发光点，看近代中国文化的演变，可知：中国文化完成全盘西化的历史进程，已是定局。传统文化已经死了。
９．在举世滔滔的西潮之下，一切妄图力挽狂澜的，最终都将变成高调，且无法避免堕入虚伪的结局！
纪龙天 写于２００７．７．２３至８．１
８．３早上改定
附 本文注释
【注１】美国学者朱莉．霍兰在《厕神：厕所的文明史》中说：“桶爱好者们认为，文明并非源自文字的发明，而是第一个马桶。废物处理使人们不再到处游走躲避自己的粪便，从而最终定居下来。”
【注２】见法国学者让．克罗德．布洛的专著《廉耻观的历史》。关于人类的廉耻观，法国学者让．克罗德．布洛有很系统的研究。
本文关于西方“厕所文化”的事例，主要引自《厕神：厕所的文明史》和《廉耻观的历史》。
【注３】《说文解字》：“圂，厕也。从囗，象豕在囗中也”，《汉书》卷六十三：“厕中豕群出”，都可证厕所和猪圈的关系。
【注４】《在园杂志》卷四：“溺器名虎子”；西汉刘歆《西京杂记》卷四：“汉朝以玉为虎子，以为便器”。至于为什么要把“虎子”当成便器，《西京杂记》卷五又说：“李广与兄弟共猎于冥山之北。见卧虎焉。射之。一矢即毙断其髑髅以为枕。示服猛也。铸铜象其形为溲器。示厌辱之也。”——可见，唐以前称马桶为“虎子”，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表示对老虎的“厌辱之”。
到了唐朝，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名叫“李虎”，人们再也不敢对老虎“厌辱之”了。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四里说：“汉人目溷器为虎子。唐讳虎，改为马，今人云厕马子者是也”。
唐时已经完成“虎子→兽子”的转变，譬如唐时的注释家颜师古说：“兽子，亵器，所以溲便者也”；至于“兽子→马子”的转变，见《在园杂志》卷四：“马子，或本乎兽子而变通之”；至于“马桶”，直到宋朝才有，“马桶，宋时有之”（《清稗类钞．物品类》）。
【注５】《浪迹续谈》卷八：“马桶，此皆象形之马也”、《在园杂志》卷四：“器子为马形，取登距时如跨马之状”。——可证，称便器为“马子”、“马桶”，根据的是象形。
【注６】中国古代，“马”是女人的隐义。《水浒传》中把“皮条客”（男女不正当关系的牵引人）称为“马泊六”，据龙潜庵《宋元语言词典》，这里的“马”指的就是“女阴”。
白居易诗云：“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马肥快行走，妓长能歌舞”。这里把“小妓女”和“瘦马”对应，“妓长”和“马肥”对应。
《西厢记》中，红娘对张生唱道：“你本折桂客，做了偷花汉，不想跳龙门，学骗马”。这里的“马”，指的就是崔莺莺。
马是给人骑的，把女人比喻成马，也有骑（或御）的意思，中医就有“欲得大益，当御童女”的说法。中医的巫术理论为了所谓的“还精补脑、采阴补阳、延年益寿”，连未满１４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都要“御一御”，其虚妄可见。
【注７】世尊，是释迦牟尼的十种尊称之一，其他称呼还有如来、善逝、天人师、世间解、佛世尊等等。
【注８】唐前关于厕筹的记载，如三国时“置于厕处令执屏筹”（见《法苑珠林》）；而在北朝（386－581），有“使进厕筹”（《北史》卷七）；在南朝（420－589），则有“如厕……所进锦囊，实筹”（鲁迅《古小说钩沉》辑东晋裴启佚书《语林》）。
《爱日斋丛钞》记载：南齐废帝东昏侯，曾烧纸钱来祭鬼神。
【注９】用纸来焚烧祭鬼神，如《唐书．王屿传》：“祷神而用纸钱”；又如《天工开物》记载：“盛唐时鬼神事繁，以纸钱代焚帛”。
擦屁股主要厕筹，如南唐后主李煜：“……亲削僧徒厕简，试之以颊，少有芒剌，则再加修治”（《南唐书．浮屠传》；在唐朝的物资运送中，厕筹也在其列（见《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七）。
【注１０】关于擦屁股的历史，《古代中国拭秽风俗流变趣考》一文有较为清晰的考证。
【注１１】“厕所见鬼”事件，见《夜谭随录》卷二、四；《埋忧集》卷十；《清稗类钞．方伎类》；《里乘》卷九；《北东园笔录续编》卷三；《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六、七、八、二十三；《子不语》卷一、卷二、卷十三、卷二十四。
【注１２】好人做了好事（或在做之前），得到好报（譬如在厕所捡到金子之类的宝贝），可见于《子不语》卷十二、《觚剩续编》卷三、《履园丛话》卷十四、《里乘》卷二、《清稗类钞．婚姻类》。
【注１３】以上厕为借口开溜（或以大便为借口在厕所做别的事），还见于《子不语》卷十四、十七；《清稗类钞．棍骗类》、《讥讽类》；《清代野记》卷下。
【注１４】据美国学者朱莉．霍兰《厕神：厕所文明史》。
【注１５】《厕神：厕所的文明史》：“一天夜里，高大威猛而又贤良忠厚的国王（埃德蒙）恰好退席到‘屋里去舒缓自然之需’时，依照其父的诡计，埃德里克（Edric）郡伯之子匿身于坑中，并用一把锋利无比的匕首从下方连刺了国王两刀，接着便将武器留在国王肠中，逃之夭夭了。”
【注１６】《晋书》卷五十三：当时，有人宣称愍怀太子要废贾后、迎太子，生性嫉妒的贾后害怕了，于是想谋杀太子。贾后让宦官孙虑以毒药害死太子，“虑乃逼太子以药，太子不肯服，因如厕，虑以药杵椎杀之，太子大呼，声闻于外。”
【注１７】见《廉耻观的历史》。此段关于西方的事例，全部引自此书。
【注１８】1596年，英国人约翰．哈林顿(Sir john Har-rington)发明了第一个抽水马桶，成本仅用6先令8便士，他把发明献给伊丽莎白女皇。但这项发明有很多不足，特别是水管直接通往粪池，恶臭常常会顺着水管倒流回房间。
1738年，门阀式抽水马桶（valve-type flush toilet）由JF Brondel（布龙代尔？）发明。
1775年，伦敦钟表匠亚历山大．卡明斯（Alexander Cummings）用水阀来确保座盆与向外输出管道之间的那个地带也不留污渍。封闭的系统可减轻臭味。卡明斯获得了第一个抽水马桶专利。
1778年，英国发明家约瑟夫．布拉梅（Joseph Bramah）设计出的装有铰链的活板，可使粪便得以清理，并随之将后方的空间封锁起来，还有控制水箱里水流量的球阀和马桶下面的U形弯管。布拉梅在1778年获得了专利权。
1797年，布拉梅再接再厉，又发明了水压机和安全锁。他造出了6000只抽水马桶。
1801年，托马斯．杰斐逊为白宫订购了抽水马桶，1804年安装完毕。1904年，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一份报告，当时美国已有55%的家庭有私人厕所。
1848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公共卫生法令”，规定：凡新建房屋、住宅，必须辟有厕所、安装抽水马桶和存放垃圾的地方。这为抽水马桶的发展和普及，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
1874年，抽水马桶首次出现在特等列车上，并最终于19世纪80年代扩展到第三等级的列车中。此时，抽水马桶才真正在欧洲普及开来。
1884年，托马斯．克拉普尔（Thomas Crapper）发明了“无阀节水器”（the Valveless Water-Waste Preventer），完善了马桶的阀门系统。该发明以“拉放”（Pull and Let Go）系统著名，只拉一下污物就被彻底清空。这为他赢得了女皇授予的爵士身份。
19世纪末，进入抽水马桶发展的黄金时期。专利局里堆满了各种马桶的专利申请。
20世纪初，在西方，室内抽水马桶已被当成了生活必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