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藏区，为什么不可学赵尔丰？

治理藏区，为什么不可学赵尔丰？

2010-03-01 13: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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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指挥官们入藏前，召见有“奇人”之称的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请教大军进藏的注意事项。任乃强告诉他们一个历史经验教训：治理藏地藏人，不可学赵尔丰。

为什么不可学赵尔丰？让我们了解了解赵尔丰其人其事，就明白了。

赵尔丰（1845年－1911年），字季和，祖籍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清汉军正蓝旗人，其父作过山东泰安知府。赵尔丰最初在山西历任静乐、永济知县，后由时任四川总督的锡良推荐，出任永宁道。1905年5月，时任清驻藏大臣的凤全在巴塘遇害，赵尔丰被调任建昌道，并受命招募兵勇，平定地方土司的叛乱，这也是其参与和川边藏区相关的事务的开始。当时因清政府和驻藏官员对藏区事务的处理不力，致使原本反英的西藏高层统治者转而成为亲英势力，而得到英国支持的西藏地方军队也经常在西康和川边地方制造军事冲突。根据这一情况，清政府制定了在川边实行改革藏政和改土归流的政策，意图稳定川边局势。赵尔丰平定西康地方土司叛乱之后，充任川滇边务大臣，并开始在西康进行改土归流的政策。

1907年，锡良离任，赵尔丰一度代理四川总督一职。1908年又升任驻藏大臣兼任川滇边务大臣，在打箭炉驻兵，改设打箭炉为康定府后又设登科等府，加强清政府对西康的控制。1909年，赵尔丰挫败进攻巴塘的西藏叛军，并乘胜进入西藏，收复江卡、贡觉等四个部落地区，更越过丹达山向西，一直到达江达宗，此时距离拉萨只有六天的路程，达赖喇嘛逃往英属印度。赵尔丰上书请求乘胜平定西藏全土，并建议在藏区推行革教易俗政策，由于担心其举措过激，为避免事端，清政府没有允许，但赵尔丰入藏期间仍有大量寺庙被毁。之后赵尔丰又收复了三崖。

1911年出任四川总督，收复了瞻对、波密和白马岗等地。1911年因保路运动造成四川的动乱局势，赵尔丰随即返回成都，为稳定局势，赵尔丰曾联名地方各级官员请求中央改变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但没有得到允许。之后局势升级，不但出现罢市、甚而发生保路同志会会员冲击总督府的事件，引发大规模流血冲突，称为辛亥保路死难事件，也称成都血案，此事件引发全省乃至全国的骚动。后赵尔丰被认为迫于政府命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一步实施镇压，逮捕保路同志会领袖蒲殿俊等9人，导致同志会的成员和反对势力围攻成都，川军不愿意接受命令继续镇压，清政府于是派湖北新军入川平定动乱，导致武昌兵力空虚，因此该事件也被认为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赵尔丰也因此事件被免去四川总督一职，留任边务大臣。

不久武昌起义爆发。11月22日和25日，成都召开四川官绅代表大会，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原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任军政府都督，陆军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任副都督。赵尔丰随即将政权移交蒲殿俊。但普遍认为赵尔丰假借处理边防为名，暗中操纵形势，煽动兵变，蒲殿俊出逃，赵尔丰一度重新掌握政权，但随后标统尹昌衡率兵入成都，自称都督，进攻总督府，赵尔丰被擒，后被押至贡院斩首。据传，在其被押解经过督院街（四川总督府所在地）时民众夹道，大快人心。

赵尔丰是康巴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而复杂的人物，他的功过评说一直是世人争论不休的话题，他从1905年至1911年，调任川督经营川边历时六年，应当说他为大清朝江山永固建立了赫赫功勋，但也在他的经边的征途上留下了累累的白骨，欠下了一笔笔血债，曾落得“赵屠夫”的恶名．民间传说，家中小孩啼哭，恐吓说“赵尔丰来了”，小孩立刻噤声。

据说，赵尔丰初次出关，身边带一囫囵通司(翻译)。有一次与头人会面，半途，赵尔丰火爆性子又发，便骂“王八蛋”，伴君如虎的通司听不甚清楚，便半猜测半自编的翻译给头人了，头人唯唯诺诺，“啦嗦，啦嗦”点头不止，随后退出门去了。当赵尔丰再次莅临后，头人献上七张美丽的狐皮，赵尔丰陡然变了脸，厉声叱问。一说原委，赵尔丰才恍然醒悟，原来他大发雷霆骂的“王八蛋”被通司翻译成了“七张狐狸皮”（王八蛋与藏语七张狐皮谐音)；赵尔丰立刻唤来通司，下令予以斩首。

在围攻乡城桑披寺时，赵尔丰每次分发子弹，不许士兵随意射击，射出几颗必缴首级如数，违者斩。半年都无法攻克下来，士兵疲惫，他常深夜查哨，见打盹瞌睡者，即刻斩之。一夜，一群士兵乘夜叛逃，没跑多远，听到后面有人说寺庙已破，大家又悄悄返回。三天后，寺庙夷为平地，赵尔丰集合队伍训话，将曾叛逃的七十多人拽出，全部斩首。

巴塘丁林寺喇嘛，七村沟百姓杀死奉旨出任帮办驻藏大臣凤全一行及两名法国传教士，清廷震怒，赵尔丰奉命率兵进剿，民间传说，首领喇嘛和一些村民逃往山上赵尔丰多次进山搜寻，无果．便悬赏首领喇嘛的首级。不久，有人提一首级来领赏，赵大喜，那人受赏而去，不料，又有人提着一首级来领赏，赵只得又赏过了一段时候，有人又提着首领喇嘛的首级来领赏。但那些躲在山里的人还不下来受降，赵尔丰放话说，只要回来每人发藏洋若干。真有人冒险尝试，赵尔丰一一兑现，人人称颂，躲进山的人竟都回村了；一日，赵尔丰设宴请这些村民和喇嘛，人人开怀畅饮，赵遂命人关闭前门，让客人从后门出去，后门窄小，只容一人身子，当酒足饭饱的客人从后门出去时，早已埋伏的兵丁，便举刀就砍，出来一个斩一个，一夜欢宴，竟没有一人生还。赵尔丰却踏着无数民众洒下的血泪一步步攀升到高位上去了。

凤全被杀，对川边藏人酿成大祸，引来了赵尔丰经略川边时期的疯狂屠杀。赵尔丰“平七村”，用诱骗办法把七个小村庄的青壮年杀个不分青红皂白，“因系诱骗前来，又是一个个先后杀害，藏民并无任何抵抗，清军方面也毫无损失。”此后，打乡城，围攻并攻破桑披寺，寺内僧俗几百人杀个鸡犬不留，金银财物抢劫一空。

赵尔丰就用这种几乎是不讲道理的杀戮手段，平定了川边，在朝廷眼中成了能干的人，能解决困难局面的人。于是，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他被任命为驻藏大臣，取道四川去拉萨上任。可是，走到川藏交界的时候，原驻藏大臣联豫就怂恿藏人官员向清廷请援，说赵尔丰的屠户名声让藏人害怕，还是继续让联豫干吧。赵尔丰也听说了，便向清廷奏请专办川滇事务。于是朝廷改任他为川滇边务大臣。所以说，赵尔丰名列驻藏大臣，却从来没有到拉萨上任。这样才有他为后人所称道的在康区“改土归流”业绩。

赵尔丰平定川边藏人的“暴乱”，两次捷书上达天庭，博得“御口”奖谕，被朝廷认定是个干员能人，委以川滇边务大臣后，在康区屯兵戍边。他也有一番为后代汉人史学家称道的政绩。比如，在农业方面大力展开边区垦务，在四川召雇垦夫两千多人，带家眷进入巴塘、理塘等地开垦。他还设置农事试验场，调内地高手前去试验，据说那里种植蔬菜就是从此开始的。他还试办蚕、漆、稻。棉等新的农业品种。在交通方面，他设置尖宿台站，就是在康区的大道上设置住宿点，并有人管理驿递事务，还明定了乌拉差役的价格，一改以往藏民必须义务支应乌拉差役的做法。他还创建了河口钢桥，假设川藏电线，在交通和通讯建设方面，颇有雄心。在工矿方面，他创立制革厂，设立官药局，试办造纸厂并开矿产。在教育方面，他奏准设立川边学务局，开办初等小学堂、官话学堂，教授现代科目，如国文，历史，地理，算术，格致，体操等，在当时不失为先进的举措。

然而，赵尔丰的历史名声却是和“改土归流”结合在一起的。

“土”者，土司也。“流”者，流官也。改土归流，就是废除当地土司头人的权力结构，代之以名义上由中央朝廷委派的流官。前面所说的建设举措，是在社会层面上进行的，涉及的是“民”，改土归流却是在政权层面上进行的，涉及的是“官”，是政体。从朝廷的角度说，改土归流是涉及根本的举措。

李静轩《赵尔丰经边始末》中写道，赵尔丰从巴塘巡抚衙门出发，直抵瞻对，驱逐了西藏所委的瞻对官吏，把地方政权收回，随即“进发甘孜，经炉霍、道孚、打箭炉等地，又将各土司的印信、号纸尽行收缴，设置流官。真是威声所播，全康震恐。”“例如夙号专横的瞻对藏官，素有权势的明正土司，都一个个俯首帖耳，驯服如同羔羊一般。”然后，他从打箭炉启程，“一路鸣锣开道的向四川进发，并且顺路收缴了鱼通、咱里、冷边、沈边各土司的印信，”“川边的土司制度，到此基本上全部改流”。于是，平定了康地藏人的赵尔丰，可以奏请朝廷建西康省了。

可是，尽管赵尔丰依仗他的屠夫手段和屠夫名声，看起来是轻而易举地收回了“东西三千余里，南北三千余里”的土地，并且派设了三十几个“委员”流官来管理。西康省却没能在他的手上建立起来。这无敌的赵尔丰，毕竟看不出晚清王朝平静水面下的危局，辛亥革命正在起来。他最得意的时候，距离他在辛亥中被杀，只不过几个月的时间。

赵尔丰在辛亥革命中丧命，杀他的人把他的“死状”印了几千份散发，民间个个拍手称快。他死后，他的经略川边政绩，消失得飞快。除了引进的蔬菜，据说后来边民爱吃，也继续种植，制革和药材为藏人需要继续有人经办以外，其余的措施，几乎都荒废了。他召雇引入的垦夫多被残杀，耕地又变为荒土。尖宿台站废弃，河口钢桥被炸，川藏电线未成。即使是看上去无疑造福于民的教育，不仅免费，发放课本支付笔墨，还有奖励，却不能为藏民所理解，一开始就被藏民看成是一种被迫的苦差使，称为“学差”，有点钱的人甚至把自己的孩子藏匿在寺庙或者送到偏远牧场躲避，出钱雇穷人家孩子代为上学以逃避“教育”。

也就是说，赵尔丰的政绩，即使在他执政实行的时候，也不过几个月时间，他死后人亡政息，并没有造福一方。即使改土归流，也“改”了回去。可是后来的汉人学者为什么对他的改土归流那么乐道，那么难以忘怀呢？

这就要说到“土司”和“流官”权力结构的区别了。说说这个区别，对于我们理解今日之西藏问题，或许是有帮助的。

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土司和流官的区别，不是百姓福利问题，而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施政力的问题。赵尔丰的幕僚傅华封在请建西康为行省的奏疏里就说：土司“皆同封建之规，虽有朝贡之名，而无臣服之实”，“夜郎自大，顽梗跳梁”，“各处土司、喇嘛只知有西藏，不知有朝廷。”而这个问题在19世纪末英国对西藏的影响通过印度日益明显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涉及疆土安全的大问题了。显而易见，那个时候朝廷上下就明白，康藏是有区别的。以拉萨为中心的卫藏，朝廷鞭长莫及，中央政府的行政施政力到达那里已经十分薄弱。而康地紧邻四川，赵尔丰既然用兵已到，就可以将康地更牢地掌控在中央政府手里，那就是收回历史上“赏赐”给当地土司头人的管辖权，改设府、厅、州、县，从外面委派官员治理。

但问题是，在此以前的历史上，中央政府为什么不早早在此设治派员呢？为什么要容忍土司呢？

我国历史上和欧洲等地的封建时代不一样，很早就建立了中央朝廷的大一统政制。施政力从中央朝廷贯彻下来，直达郡县，因为这个结构里，郡县以上各级官员都是中央朝廷直接委派的。在这个结构里，大小高低的顺序概念非常明确，决不会乱套。这样强大的施政力，需要物质和文化上的条件才得以维持。物质上的技术条件，比如交通运输和通讯；文化上的条件，就是历史久远的儒家文化和源源不断的士大夫阶层。有了这些，朝廷派出的“流官”在人生地不熟，甚至方言也听不懂的地方，也照样能走马上任，令行禁止。没有这样的条件，“流官”的执政效果就不会那么理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就可能缺乏这样的条件。可是，中央政府希望这样的边疆地区成为外面敌对国家或部落的屏障，需要一个安定的边疆，所以必须加以统治。在“流官”不怎么可行的情况下，就“赏赐”给当地的土司头人来管辖，其实就是仍然留给原来管辖此地的人，只要求他们有“朝贡”的名义，也就是在名义上臣服中央朝廷，经济上倒是可以倒过来，以朝廷赏赐的名义加以补贴。这就是“皆同封建之规”，中央政府对这些地方，相当于拥有宗主权。中央的行政施政力，到土司这里为止。土司管辖自己的地盘，有自己的一套规则，一般会有自己的武装，自己实施司法权。中央政府不去、也不想干预土司内部事务，事实上天高皇帝远，也干预不了。

在很多情况下，一个强势的外族，征服弱势民族以后，自己直接实行行政管理，往往吃力不讨好，效果不彰，麻烦不断，这和施政技术条件有关，也和文化认同有关。利用原有权力结构来施政，往往比自己直接管理更可行。这就是土司制度存在多年的原因。当代学者也认为，藏地的土司制度，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过维护边疆安定和国家统一的正面作用。

强势外族征服弱势民族以后，利用原有权力结构来施政，往往比自己直接管理更可行。这种情况不仅仅在川边康地，亚洲很多国家是这样。

比如印度，历史上有很多小邦国。信奉伊斯兰教的莫卧儿帝国统一了印度次大陆大部以后，却没有扫除这些小邦国，而是让这些小邦国“臣服”，地方上的权力结构没有被彻底撤换。后来，英国人的东印度公司进入印度次大陆，最后将印度正式变成英帝国的一部分，但是地方上那些邦国和国王（Raj）仍然维持原来的权力结构。这些Raj在1947年印度独立，成立了共和国以后，仍然拥有传统特权。这些封建特权一直到1970年代英迪拉·甘地执政的时候才废除，为此政府给Raj的家族以庞大的补偿，他们往往仍然拥有王宫和作为私有地产的属地。一直到现在，在印度旅游金三角的拉吉斯坦邦的一些古老城市，原来的Raj仍然住在堂皇的王宫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有政治和文化上的原因，还因为这是社会代价最小的变革方式。同样的道理，川边康区存在土司头人，既是历史延续，也有其合理的一面。这样的体制和当时当地的地理和技术条件吻合，也符合当地的民族文化。这并不是说，土司制度和流官制度相比哪个更好更先进，并不是说土司制度就不能改变，而只是说，当一个民族在另一个民族地区实施行政权力，或者改革制度的时候，必须考虑当地的文化，当地民众的心理和意愿。用兵，使用武力，是不够的。可惜，汉地官员学者认识到这一点的，始终不多。

汉地学者对赵尔丰改土归流的偏袒，说到底，是出于对大一统的崇拜。事实上，在赵尔丰改土归流以前，四川总督鹿传霖于1896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于1904年，已经先后两次搞过改土归流，都没有成功。赵尔丰改土归流，规模最大，手段最狠，进展最顺利。与此同时所展开的农业、工业、交通通讯和教育的基本建设，也似乎都是颇有远见卓识的德政。然而“受惠者”，当地的民众却并不领情，甚至视为苦楚，只是迫不得已顺从。赵尔丰一死，改土归流和其他建设措施就都消失了。

从这个历史教训可以看出，民族地区的任何改革措施，包括物质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都要在少数民族民众自愿的前提下展开。这其实就是民族自决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