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什么能够治理腐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6/06 14:14:27

毛泽东令人们怀念,令全世界赞叹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他那个时代使嫖赌完全消失,使腐败几近杜绝,就是在全世界看来,这几乎也是一个奇迹。  

那个时代为什么可以杜绝腐败?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毛泽东本人的历史作用  

不但他一生都坚定的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艰苦朴素,一身正气,以身作则,而且他最早意识到并提出了这个问题。1944年他就推荐全党学习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让大家接受李自成进城后由于腐败而功败垂成的历史教训,1949年进北京之时他又提醒全党:“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他一直把反腐反贪提到很高的位置,他亲手解决了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并提出反贪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必须来一次大清理,接着他发动了解放后第一个运动:“三反五反”,反贪污列在了第一位。后来他又把这个问题上升到走什么道路和阶级斗争的问题。  

二是新中国完成了官僚体系的转换  

旧社会的官僚体系彻底为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干部所替换,这批干部大多数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是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硝烟的战场中走过来的,他们有朝气有理想有主义。  

三是意识形态的根本转变  

对旧文化旧思想的批判和涤汰使贪污腐败缺少了土壤。旧的官场文化被清理,新的风气被树立。  

四是发动群众监督  

对新滋生的腐败势力通过发动群众一次又一次进行了监督和清理。  

  

这些经验是我党的宝贵财富 。  

  

  

当前的腐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买官卖官,二是行贿受贿。  

本文主要分析后者。腐败滋生蔓延愈演愈烈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  

 1.社会风气的转变  

这些年来从提倡发财致富开始,逐渐演变为一切向钱看,贪图享受,物欲横流,想生意不要主义,笑贫不笑娼的社会文化和风气,出现了见怪不怪的意识和行为,这大大降低了社会对贪腐监督的力度和舆论的压力。  

 2.各级政府和官员手中握有太多与经济部门和企业利益攸关的权利  

全国各级政府全力抓经济这虽然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但官员与企业有太多直接联系,甚至政企不分,使各级官员拥有太多可以“变现”的资源。   

 3.贪腐的成本太低  

贪腐的成本有两个内容:一是腐败者被揭发出来的概率,二是腐败者需付出的代价。应该说我国对贪腐者处理还是比较重的。但关键是贪腐者被揭发并被处理的概率太低。大量的现金交易使行贿受贿更加隐蔽,难以抓到证据;体制的封闭性使外人很难监督(司法和监督队伍本身也存在如何监督的问题)。社会风气和官场文化的毒化使人见怪不怪,如不是与某些特殊事件相联系或与当事者发生严重的利害冲突,很多案子难以曝光(据说北京副市长刘志华是由于女人而祸起萧墙;上海市长陈良宇是由于社保基金出了问题才败露)。有的老百姓讲:“我们那里的地方官员有一个抓一个可能会有冤枉的,隔一个抓一个可能会有漏网的。”也就是说老百姓认为当前官员贪污腐败具有普遍性,但我们处理的比例却很低而且门槛越来越高,这使一般的贪占成了家常便饭。  

  

能不能(有没有机会有没有条件),敢不敢(取决于贪腐成本的高低)是我们解决腐败问题的两个思考点。  

  

新加坡的经验我们可以参考。新加坡和我们有些方面相似:他们也是长期一党执政,同样有大批国有企业,但是政府清廉,官员很少贪腐。什么原因?  

1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企业领导都是从社会征招的职业经理人,而不是国家管理人员(官僚)的转场。这使企业家与官僚之间成为互相独立的两个体系;政府部门不直接不具体管企业,这就切断了政府官员伸向企业的黑手。官员手中没有和企业交换的资源,把权力“变现”的机会就低得多。  

2.非不为也实不敢也  

付出的巨大成本,使犯案者望之生畏。新加坡的惩治非常严苛,一旦发现犯案者就要受到严厉惩罚。严格的监督机制使他们有很高的破案率,即使很小的犯案都难以遁逃。  

  

韩国的教训我们也值得我们借鉴。一些年来,韩国政府为了振兴国家经济,打造五、六个世界级的大企业集团,许多官员过度参与了经济活动。政府官员成为国家资源和企业之间的二传手。企业为了进入重点扶植行列以得到政府提供的特殊帮助,相互展开了行贿大战。其实没有哪个企业吃饱撑的喜欢行贿,只是在有机会用金钱和你手中对他有价值的权利进行对价交换的时候他们才出手。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韩国连续三届总统和相关官员都因腐败遭到指控。我相信如果政府手中没有法外施恩的权利和影响,没有可以“变现”的资源,行贿受贿的现象肯定会大大减少。  

  

美国同样有腐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洛杉矶市政府十几年前为了解决对中餐馆卫生状况的投诉,成立了一个卫生检查部门,根据检查结果他们有权对餐馆发放A、B、C等级评定和停业整顿的通知。结果五年中撤换了三拨官员,原因是受贿(行贿的都是华人老板)。道理很简单,他们手中拥有和企业交换金钱的资源,我们的华人企业有这方面的需求。  

第二个例子,九十年代末美国传出一个消息,联邦调查局派人亲自来中国把美国驻广东领事馆的官员几乎连锅端回美国,因为他们在给中国公民签证中集体受贿。原因也很清楚,一是领事馆人员有资源,二是在美国国土之外自认为贪污的风险低成本低。  

  

切断政府官员伸向经济和企业的黑手,剥夺他们手中可以“变现”的资源,政企分开,企业家和官僚剥离。  

实行各级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走到阳光下,并以此为契机发动群众对官员进行一次大清理。  

  

这是我们立即可以做的,也是马上可以见效的,就看有没有这个决心和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