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讨概说
　　
　　　　在中国，凡是在那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年代生活过的人，他很可能
　　从没受过表扬，但不太可能没做过检讨；他也很可能从没写过情书，但不
　　太可能没写过检讨书。连刘少奇、周恩来这样的开国元勋都做过检讨，连
　　邓小平、陈云这样的辅弼重臣都写过检讨书，你敢说你没有？上自国家主
　　席、政府总理，中及公务人员、知识分子，上至工农大众、普通百姓，更
　　别说“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了；无论你是垂死的老者，还是天真的
　　儿童，只要你被认为有错，便不容你申辩，真理始终掌握在有权说你错的
　　领导和自认永远对的领袖手中，自己只得低头认罪，深刻检讨，少有幸免
　　者。
　　
　　　　我所说的检讨，不是孔子的“见不贤则内自省”，也不是曾子的“吾
　　日三省吾身”。这些古之贤哲的检讨是自觉的，是无人胁迫的；他们的内
　　省是他们修身养性的功课，是他们正心育德的必需。
　　
　　　　我所说的检讨，也不是真正犯了错误而应该做的那种诚恳的自我批评
　　。批评与自我批评曾被革命党人誉为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三大作风
　　”之一，被视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推动革命胜利的好方法。
　　
　　　　我所要说的检讨，是特指捕风捉影的政治运动中，在上纲上线的斗法
　　中，即在强大压力下，而不得不违心地向上级的领导机关、向单位的革命
　　群众所作的“认罪服罪”、“改造自己”的检讨。
　　
　　　　这种检讨起先风行于上一世纪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当时的
　　知识分子，特别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著名的知识分子少有不做检讨的，
　　后经“反胡风”、“反右派”等运动，检讨规模逐渐扩大，高潮迭起，到
　　了“文革”，已是至矣尽矣！
　　
　　　　五十年代的检讨运动本是针对知识分子，到了六十年代的“四清”运
　　动，全国近半数的农村干部也检讨起来，这是这些参加过“土改”、“合
　　作化”和“人民公社”等运动的绝大多数农村基层干部有生以来从未有过
　　的痛苦经历。
　　
　　　　1966年爆发的“文革”，一开始也是拿知识分子开刀，打倒“资产阶
　　级的学术权威”，后来便将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派”，使得从中央到地方
　　的各级党员干部也大都戴了帽子、挂了牌子，纷纷做起了检讨。随着“文
　　革”运动的越来越混乱和越来越荒唐，在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抓“
　　五一六分子”、“批林整风”、“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持续不断的红色
　　荒谬中，社会各个层面，工厂、农村、机关、部队、学校、街道，全国上
　　下全都卷入这股恶浪滔天的狂潮。夏衍曾有一首改作的打油诗：“闻道人
　　需整，如今尽整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简明有力地概括了当
　　时全民的彼此恶斗，全民的互相残杀。在那个红时节，每个人都
　　是政治棋局中一枚微不足道的小棋子，结局的胜负也始终是由红彤彤的红
　　方伟大棋手（旗手）所决定的。更荒谬的是昨日的革命动力，很快便成为
　　今日的革命对象：今天你打倒别人，明天很可能你就被别人打倒。因而经
　　常会出现这样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境遇：一个月前有人逼你三番五次地写
　　检讨，一个月后这个人也许自己在乖乖地写检讨。这种地位的互换，像把
　　每个人都筛过一遍，即便是从不参加运动的人，哪怕是住在医院的病人，
　　只要你嘴还能说，手还能动，也硬逼你每天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
　　；而“晚汇报”的内容当然是深刻检讨自己的缺点错误，向毛主席老人家
　　请罪。所以“文革”中几乎人人都逃脱不了检讨的厄运。当时有句顺口溜
　　：“挖不完的敌人，清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说的就
　　是检讨的疯狂肆虐，使得人人自危。
　　
　　　　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曾有过那么多的检讨者，其人数不
　　是一万，不是十万，不是百万，如果不是亿万，也至少是千万！中国是个
　　“检讨大国”，这便使得检讨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影响极为深广的现象。
　　
　　　　二、检讨奇观
　　
　　　　检讨在中国的极度漫衍，从下面的奇闻怪事中可见一斑。
　　
　　　　一、检讨模范。辽宁诗人丁耶著有《检讨春秋》一文，说到1952年在
　　“思想改造运动”中，有位姜教授几次检讨都无法过关。这也是检讨运动
　　的惯例，检讨者从无只检讨一次就过关的，总会说你避重就轻，总会说你
　　半间不界，总要让你提高认识，总要叫你深挖根源，非要逼你检讨到一点
　　也不实事求是为止，才算过关。姜教授后经领导如此这般的启发和帮助，
　　心有所悟，于是不得不歪曲事实，不得不颠倒黑白，硬把自己在白区写进
　　步诗文检讨为“名利思想”，把投奔解放区检讨为“投机革命”，把认真
　　教课检讨为“和党争夺下一代”，终于被领导树立为检讨模范，并号召全
　　校教师向他学习。这样的事例绝非个别。在检讨的集体大竞赛中，谁越不
　　实事求是，谁越会胡说八道，谁就越有可能过关并被树立为检讨模范。这
　　时的检讨已经不在于事实的真伪以及如实的分析，而在于“表演”对自己
　　的彻底否定和对领袖的无比忠诚。虚伪性完全掩盖了真实性。
　　
　　　　二、儿童检讨。一位现在还不到四十岁的朋友对我说起她在“文革”
　　中也做过检讨，我很惊奇。她说她小时候在幼儿园参加大扫除，另一班的
　　小朋友来向她借扫帚，她不借，便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幼儿园院
　　长为了“以小见大”，树立典型，以利于在幼儿中进行“兴无灭资”的教
　　育，便让她向全园小朋友做检讨。院长主持检讨会时所念的“最高指示”
　　是《毛主席语录》中“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那一条，倒很
　　有“针对性”，真亏这位院长想得出。我的这位朋友说，她当时只有五岁
　　，根本不懂什么叫检讨，站在台子上，吓得直哭，急得她的班主任也哭了
　　。万般无奈，班主任只得一句一句教她做检讨，班主任说一句，她就跟着
　　说一句，这样才把检讨做完。另有某幼儿园，一小朋友无心撕坏毛主席画
　　像，被视为小反革命，被批斗，家长陪斗。做检讨时，也是家长说一句，
　　孩子跟着说一句。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在精神上如此残害儿童的？所有的孩
　　子从小就接受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战斗”洗礼，就接受了戕害灵魂
　　的政治训练，这种非人道的兽性怎不积淀到我们民族的骨髓里，怎不渗透
　　到我们民族的文化中？
　　
　　　　三、检讨教材。教人如何写作各种文体的书籍并不少见，如《怎样写
　　信》、《怎样写诉状》、《怎样写论文》、《怎样写小说》等等，你有没
　　有听说过有《怎样写检讨》这样一本书？起先我还以为这是笑谈，后来有
　　位老先生托他的女儿转告我，说确有此书，作者是位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
　　者。当时此书因能“配合形势”而走俏一时，很多人在检讨时都曾翻阅参
　　考过。我急忙托友人到上海多家图书馆查找这本奇书，但久觅不得。后来
　　某出版社的周先生告诉我该书作者已于数年前去世，但家在上海，其子也
　　在，我连忙又托友人与其子接洽，但被告知他家已无有此书了。但我相信
　　此书绝不会绝迹，日后若能觅得，当是很宝贵的文物，可以珍藏在“当代
　　政治运动史”的博物馆内。它的文物价值不但在于以它当年的畅销反证在
　　那个黑暗年代里检讨的猖獗，更重要的是它的畅销说明检讨作为一种政治
　　文化已经得到整个社会的默认，成为很有成效、很有操作性的一种政治压
　　迫的手段了，这才是最可怕的。
　　
　　　　四、代写检讨。在检讨极盛时期，如“思想改造”、如“反右”如“
　　四清运动”、如“文革”那些年代，几乎在中国每一城镇邮局门口那些代
　　写书信的捉刀人都与时俱进地扩大了经营范围，代写检讨，这是当年政治
　　文化市场的一种奇特需求。据亲历者说，代写检讨都明码实价：普通家信
　　一角，一般检讨两角，保证能一次过关的深刻检讨五角。听来似是笑话，
　　但确为当年实情。代写检讨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中国文盲尚多，同时也说
　　明检讨者之多，以至代写检讨供不应求，生意兴隆。检讨书比家信价格要
　　高，也正说明检讨书在当年的奇货可居。在美国我将此事说给一位美国朋
　　友听，在中国我说给一位年轻朋友听，他们都惊讶得口瞪目呆，说：“代
　　写检讨也成了一种职业？那这绝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职业？”代写检讨
　　的“浮世绘”，表现出了在悲剧爆发之前的那种常见的社会荒诞。社会越
　　是荒诞，就越是能酿造人类的大悲剧。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证明了这点，
　　中国的“文革”再次证明了这点。
　　
　　　　五、检讨专集。今年1月，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诗人郭小川“在政
　　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书名就叫《检讨书》，出版后引起广泛注意。在
　　此以前将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检讨汇集成册的，还有诗人邵燕祥的《
　　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此书也大量实录了作者在政治
　　运动中的检查交代和思想汇报，和《检讨书》同一性质。此外，一些个人
　　文集，也附录了不少检讨书。如罗隆基的《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一书收
　　录了《我的初步交代》。王造时的《我的当场答复》一书收录了《我的检
　　查》等九篇检讨性质的文字。廖沫沙的《瓮中杂俎》一书共460多页，检
　　查交代材料就占全书的四分之三。这些曾被打入另册的作者所写的另类文
　　字从另一角度极为真实地为历史提供了心灵磨难的铁证；其史料价值之高
　　，不仅因为“此忆只有中国有”还因为它们明白无误地表明知识分子已经
　　从自由思想者被迫蜕变为没有灵魂的躯壳，知识分子的群体已经彻底毁灭
　　了。愚昧、专制、血腥的“文革”的爆发，是历次非知识、非文化的检讨
　　运动的必然。
　　
　　　　六、检讨模式。检讨书和八股文、试帖诗一样，都分别是中国文体的
　　古今一绝。它们都有公式化的模式。八股文的一定之规是：破题、承题、
　　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共八个部分；检讨书的基本模式
　　是：错误事实、性质分析、历史根源、社会根源、思想根源、阶级根源、
　　努力方向，改正措施，也大致“八股”。试贴诗除了要求五言八韵等条件
　　外，在结尾处还必须歌颂圣上，赞诵吾皇万岁；检讨书发展到“文革”的
　　鼎盛时期，也必须在开头写上主席语录，如顶上悬剑，利刃逼人！八股文
　　“代圣贤立言”，陈词滥调，通篇假话，借歌颂以表明士子的甘心为奴；
　　被迫写成的检讨为了过关，乱戴高帽，也无真言，借认罪以表明臣民的绝
　　对忠诚。前者是帝王束缚天下士子思想的工具，后者是为了使所有检讨者
　　成为驯服工具。任何事情一旦模式化，便有两种结果，一是令人麻木，默
　　认了既定的现实，丧失对它的批判性；一是令人好笑，否认了它的严肃性
　　，因而采取敷衍应付的态度。后者是检讨运动的发动者始料所不及的。像
　　任何模式化了的政治运动一样，检讨也终于走向了它的反面，像如今已表
　　现出的那样。
　　
　　　　三、检讨样本
　　
　　　　且看检讨运动鼎盛时期的几份检讨：
　　
　　　　“我是一个多么可卑可恨的人。……我的崇美思想不但使我变成敌我
　　不分的肉喇叭，不断向同仁同学散布毒素，也使我在学校行政工作上犯了
　　严重的错误……（我）骨头里却充满了欧美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对美帝
　　国主义的感情，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系主任傅鹰
　　：《我认识了自己的错误》1952年4月5日《人民日报》）
　　
　　　　“我为了个人利益……二三十年来，做了帝国主义的俘虏，忠实地替
　　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国主义就通过我，稳扎稳打来在学校里做
　　着“太上皇”……而拿着武器，在最前线冲锋陷阵的人，却是自以为“清
　　高”的我。”（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我的检讨》1952年3月6日《光明
　　日报》）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有了罪过的人……我的罪过是严重的。我
　　今天已经羞愧到无地自容的地步，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领导党……我
　　要彻底改造自己……”（原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我的初步交待》1957
　　年第18期《新华半月刊》）
　　
　　　　“我犯罪的另一根源是个人政治野心和个人英雄主义，一贯地不靠拢
　　党。今后决心：……1.争取半年内，粉碎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基本上改
　　变立场，跳出右派泥坑。2.争取在二年内成为资产阶级的中左派。3.争取
　　在三年内成为左派的知识分子。4.争取在五年达到候补（共产）党员的政
　　治水平。”（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王造时《改订彻底改造自己，改变立场
　　的计划和劳务计划》1958年2月25日，转录叶永烈所编的《我的当场答复
　　》一书）
　　
　　　　“首先，敬礼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
　　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1.这一周，在反省自己的罪行时
　　，重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由于自己的执
　　行文艺黑线的“工作”和创作中所犯的罪行，正是这两个光辉文献所一再
　　严正批判过的许多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观点的实战，读起来分外亲切
　　，仿佛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江青同志，就站在我的面前，批评我、斥
　　责我，促我觉悟。我惭愧，我痛恨自己辜负了毛主席的培养教育，只有脱
　　胎换骨地改造，才有可能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诗人邵燕祥
　　《思想汇报》1969年3月2日，录自作者《人生败笔》一书）
　　
　　　　“在我没有检查我的严重罪行的时候，我首先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
　　席请罪！向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主席请罪！向毛主席派来的亲
　　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我深
　　切感到，革命群众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声音、每一个眼神，对我都有无限
　　督促和鞭策的力量，我一定不辜负革命群众对我的挽救和教育，珍惜每一
　　分钟、每一秒钟，用自己最大的决心狠触自己的灵魂，深挖自己犯罪的一
　　切行为和思想，以便早日开始我的第二次生命，真正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
　　级革命路线上来。”（诗人郭小川《发言稿》1968或1969年，录自作者的
　　《检讨书》）
　　
　　　　以上的检讨者或是学者教授、或是民主人士、或是诗人作家，他们都
　　是有学问、有思想、有个性、有品格的高级知识分子，有的是忠诚的共产
　　党员，有的为反专制、反独裁、保障人权、捍卫民主奋斗过，在知识界享
　　有很高的威望。你很难相信以上这些文字就是出自他们之手，那样的卑怯
　　、那样的低沉、那样的懦弱、那样的可怜，有些词句甚至是那样的谄媚、
　　那样的肉麻……这难道能责怪他们吗？该受谴责是那个集权制度！
　　
　　　　检讨是精神的酷刑、灵魂的暗杀、思想的强奸、人格的蹂躏，它剥夺
　　你的尊严，妖魔你的心灵，让你自虐、让你自污，让你自惭形秽，让你自
　　甘羞辱，让你精神自焚，让你灵魂自缢，让你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让你自
　　己唾自己的面孔，让你觉得你是世界上最最丑陋、最最卑下、最最错误、
　　最最必需改造的人！这样的检讨是最让人痛苦的，大诗人聂绀驽有两句名
　　诗：“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说的就是检讨时内心巨大大
　　痛苦。
　　
　　　　当你的精神被无数次的检讨反复折磨和彻底摧毁之后，那么检讨的最
　　终目的也就达到了，就是要你放弃自我、放弃思考、放弃检验、放弃批判
　　，决不容许有丝毫的出格之念，有半点的存疑之想；就是要让你作驯服工
　　具，让你永远和政治权威、和钦定教条保持一致，这样就有了“稳定”的
　　社会局面，就有了“一致”的政治方陈，于是天下太平，江山永固了。
　　
　　　　四、拒绝检讨的马寅初
　　
　　　　这使我想起了马寅初先生，1957年他在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上发表了《
　　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尖锐提出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呼吁尽快地控制
　　人口的盲目增长。这本是非常重要的提议，却遭到有组织、有计划、有目
　　的的猛烈攻击。在全国一片高分贝的围剿声中，马寅初竟然毫不畏惧，始
　　终坚持真理，决不低头。于是陈伯达亲自到马寅初任校长的北京大学煽风
　　点火，组织大规模的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甚至贴到了他的校长办公室
　　门口。与此同时，康生给理论界和报刊负责人写信，指使他们：“在批判
　　《新人口论》的时候，要学习毛主席的六评白皮书，特别是《唯心历史观
　　的破产》一文，要像批判美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
　　
　　　　学术批判已完全变为XX高压、XX迫害。但马寅初仍然了无惧色，
　　坚定不移，他说：“有的文章，说过去批判我的人已经把我驳得“体无完
　　肤”了，既然是“体无完肤”，目的已经达到，现在何必再驳呢？但在我
　　看来，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广体胖”了。”
　　
　　　　到了1959年，对马寅初的批判仍在继续。庐山会议后，全国又再次掀
　　起“反右批右”的高潮。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此时已对人口问题的争议多次
　　表了态，他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现在看来，搞十几亿
　　人口也不要紧。”、“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
　　以造出来。”周恩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意约请马寅初谈话，力劝马寅
　　初不要过于固执，希望着眼大局，写个检讨为好。
　　
　　　　可马寅初还是一往无前，不为所动。他非但没写检讨书，反而写了篇
　　《挑战书》，这就是发表在1959年第11期《新建设》上的《我的哲学思想
　　和经济理论》一文中的两篇“附带声明”，其一便是《“接受〈光明日报
　　〉的挑战书”》，他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
　　，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
　　投降。”其二是拒绝周恩来对他的“劝降”，他说：“这次遇到了学术问
　　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
　　，不能不坚持，学术尊严不能不维护，只能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
　　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堂堂中华，泱泱大国，环视宇内，有谁能像马寅初先生这样有威武不
　　屈的铮铮铁骨，有傲雪凌霜的无畏精神！
　　
　　　　可绝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在历次检讨运动中，都低下了
　　他们本应高贵的头颅，都弯下了他们本应不屈的双膝……
　　
　　　　五、哈哈，余下三千多字，按下不表。以后再说，不然我也要写检讨了。刘少奇的自我检讨

作者：上官天乙　来源：孤独书斋　点击： 941 　　著名作家巴金的《随想录》提到，在1958年以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写过不少自我检讨。

　　自我检讨与古代儒家所推崇的内省功夫不能说毫无关系。孔子的高足曾参说过 “吾日三省吾身”的名言，从此成为国人修身养性的一大法宝。巴金既然是著名作家，写写自我检讨理应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然而在他老人家的记忆里，对自我检讨竟没有丝毫的好印象。刘少奇曾经是中共党内著名的理论家，曾经高倡共产党员的修养。他虽然决意要辟出一条与儒家修身养性大不相同的修养之路，却也并没有完全放弃自我反省，只是把它与共产党人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因此当他在工作中出现错误或者不足之处时，最初出于对革命的忠诚，他是乐意主动做自我检讨的。但到后来，刘少奇变得“成熟”了，检讨越来越“艺术”化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拒绝做检讨。

　　回溯这一变化历程，不乏耐人寻味之处。

　　

　　刘少奇的第一次公开检讨是在1923年。当时李立三已经离开安源，刘少奇刚刚接任安源工人俱乐部总主任，正所谓“春风得意”的时候。而且大约一年前，刘少奇作为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在安源大罢工第一线冲锋陷阵，为罢工胜利立下过汗马功劳，从而赢得了与24岁年龄大不相称的声誉和威望。

　　但是在9月18日举行的纪念安源罢工胜利一周年的庆典上，本可以“元勋”和 “领袖”自居的刘少奇却发表了一篇极为低调的演讲：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

　　演说稿上写道：“我对于过去的批评，专注意各种错误，大略的写出来；至于各人的好处和事件之办得很对的，均从略不说，特此声明。”接着，对第一届主任团批评道：办事太散漫，太无系统，各位主任到后来“都有点官僚的态度，对工友很少细心和悦。”并且对几位主任分别做了批评。其中，自己“作事精神不好，过于审慎，平时对工友的交际和谈话，都表现出一种不愿意的懒散态度。做事也不大加整理。到后来对俱乐部事务不十分负责，以至引起工友的误会”。部分工人代表更不像话，竟“以为俱乐部是权力机关，以为自己有很大的权力和威风。因此渐习于一种官僚绅士的态度”，久而久之，“见只有牺牲而没有权利，就不快乐了”。刘少奇开导说：“假若各人都要得到相当的报酬，那不又把社会上弄得很不平等很多阶级吗？那我们就用不着改造现在不平等的社会了。”

　　正当安源工人运动势如破竹，锐不可挡的时候，以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大罢工为起点，中国工人运动却转入了低落阶段.。安源工人不了解局势的严重，仍然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不知收敛和防备。刘少奇作为负责的工运领导者，及时给这种盲目乐观情绪泼了一盆凉水。他对增加工资的要求过高；不遵守厂规，拿钱不做工；倚仗俱乐部的庇护在外横行霸道；内部窝里斗；不交会费等错误行为都有批评。

　　从个人的自我检讨到代表俱乐部领导机关检讨，再到代表全体俱乐部工人做检讨，安源工人运动的家底给翻了个底朝天。在这个比较广泛的自我批评和检讨的基础上提出的工作计划，自然就比较理性、务实。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因为有刘少奇这样清醒的领导者，才使安源工人运动能够健康发展，能够在全国工运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一枝独秀。当时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称赞安源工人俱乐部是“全国工会中组织最好的工会”，是全国工运低潮中的“硕果仅存”者。安源被时人誉为中国的“小莫斯科”。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陈独秀的右倾投降受到批判，中共中央成立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政治局。这些人害怕右倾，跳到极左，在形势显然不妙的情况下，硬说革命潮流正在高涨。刘少奇坚持比较清醒的估计，因此受到批评。

　　1928年3月，刘少奇受命去天津，以中央委员身份指导顺直省委工作。当时的中共顺直省委领导范围包括北平、天津、河北，同时兼管山西、察哈尔、绥远、热河、陕北、豫北等整个北方地区的中共组织。刘少奇到来之前，中共中央曾多次派人到天津，多次改组顺直省委领导机构，结果很不理想，反而激起当地党员干部对中央的抵触情绪，省委的威信也大大降低。

　　刘少奇一到天津，省委书记王藻文等人就向他发问：是不是又要改组省委？中央给顺直的经费为什么这样少？甚至公然说在中央存在一个机会主义派别。这种以下犯上的恶劣态度大概给刘少奇留下了极坏的印象。

　　7月，刘少奇直接插手顺直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工作。中央果然又一次改组省委，王藻文下台。10月，矛盾进一步激化，北平以东的唐山等地党员自行推选代表，组织“京东护党请愿团”，要去中央请愿。

　　面对危机，刘少奇等人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完全取消省委的领导，另由中央直接组织的特别委员会取而代之。请示中央时，中央的态度却终于冷静了下来，没有同意。中央以为：顺直党内问题“决不是用机械的纪律去制裁，尤其不是快刀斩乱麻的方法可以解决的”；刘少奇等人犯了错误。决定派中央常委、组织部长周恩来前往帮助工作。

　　经过申辩、讨论和自我反省，刘少奇最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在12月18日的顺直省委刊物《出路》第二期上，发表《错误观念的纠正》一文，公开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在协助周恩来调整顺直省委领导机关后， 刘少奇被调离天津。

　　这篇检讨首先承认了思想认识上的偏差：错误认为顺直党组织的原有基础“落后了腐烂了”，完全不可救药了，只能彻底丢掉它，由中央包办，重打锣鼓另开张。事实上问题并不如此严重。不过刘少奇仍然有所坚持，并不是一味顺从：“目前在顺直党内确是充满了落后的现象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这些东西确是障碍党的进步，妨碍党的发展，所以在党内肃清这些障碍确有必要。”坚持认为“在党内加强无产阶级意识来肃清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是改造顺直党组织的目标。只是改造的方法不是由中央硬从外边向顺直党灌输无产阶级意识，而是依靠当地的工人群众，在群众工作中锻炼和改造它。

　　与十多年后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所作的《论党内斗争》演讲对照起来看，这篇检讨是有局限的。

　　刘少奇最初在改造顺直党组织问题上的主张和作为，实际上属于《论党内斗争》列举的“机械过火的党内斗争”的一种。《论党内斗争》写道：“有些同志还不了解，党内斗争基本上是一种思想斗争……。不是采用单纯的压迫手段和强迫办法所能做到的。而是需要经过艰苦的说服教育工作与各种复杂的斗争，经过相当长期的教育与斗争及革命的实践，才能得到的。”如此说来，当初刘少奇企图用“快刀斩乱麻”方式处理属于党内斗争范畴的顺直问题，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不过在当时，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处理方式正是全党普遍“左”倾情况下的习惯方式，所以刘少奇“不识庐山真面目”，实在是因为“身在此山中”的缘故，他自己也并非一贯正确，并没有像后来所标榜的那样完全超脱在左的范围之外。

　　在检讨里，刘少奇简单解释发生认识错误的原因是：“我来到北方之后，不断地在党内遇到了各种不正确的观念倾向和坏现象”，“在我的脑筋中是充满了各种麻烦问题的刺激”。此外，还可以加上瞿秋白为首的中央批评他所产生的刺激；还不能排除刘少奇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开始从信仰的战士向政治投机蜕变，因而企图以比中央更左更激进的面目出现，来迎合中央。

　　这次检讨完全出于刘少奇的自愿。检讨以前，在12月2日撰写的《对于党内的工作和组织的意见》（发表于次年元旦出版的《党的生活》第一期）文章中，刘少奇写道：“我感觉到过去党内的领袖同志缺乏公开自己错误的勇气”，“我觉得为党内的教育，为革命的利益，对于自己的错误用不着丝毫隐讳的必要，并且还有公开自己及党的错误的必要，使同志们大家认识清楚。”公开发表《错误观念的纠正》，可以说是刘少奇对自己主张的身体力行。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所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开始在中共中央占领主导地位。刘少奇的地位也有所提高，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由于他没有全心全意追随左的领导人，在莫斯科担任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委员期间还曾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随着中共中央领导的越来越左，地位有了提高以致树大召风的刘少奇处境便越来越艰难起来。

　　同年9月，王明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于是国内成立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刘少奇恰好几乎同时从苏联回国，被任命为中央职工部部长。

　　由于王明等人已经向工会系统开始渗透影响，刘少奇这个老资格的工会领导人一上任就与之发生了冲突。10月5日，刘为此专门给中央写信申述自己的意见。临时中央当即两次派人找刘少奇谈话，对他做了一个“总的批评”，认为他有“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并且要他对中央的批评马上表态。于是10月10日刘少奇再次给中央写信，说自己提出不同意见是为了积极参加党的工作，这些意见是否被采纳，完全由组织决断。如今中央只给一个“总的批评”， 却不指明究竟错在哪里，这种批评不能接受。请中央再派一个人来谈话，指明错误，以利改正。最后表示，虽然自己蒙受了不明不白的批评，仍将继续做好平时的工作，继续积极向中央提出各种意见，“来和同志们讨论”。

　　然而临时中央却无意和刘少奇继续讨论下去，既未派人与他谈话，也没有对他作进一步处理。而后在11月5日只管通过《中央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完全不顾刘少奇的意见。

　　面对组织的正式决定，组织观念一直很强的刘少奇只好照章执行，只是有时在具体做法上，另有自己的发挥。而在以“讨论”姿态发表的文章里面，更多地流露出我行我素的倾向。

　　于是在1932年3月，王明借着他的《两条路线》一书改名增补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再次出版的机会，在“再版书后”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是 “罗章龙路线的残余”，是白区工作中“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的代表，是中共当前应该“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棗右倾”的目标之一。

　　3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评中央职工部对职工运动的领导，说是没有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路线，存在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刘少奇作为中央职工部的负责人，据称犯有八大错误。根据刘的错误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会议决定撤销刘少奇的职工部长职务。

　　出于对组织决定的服从，刘少奇先后在政治局会议和全国总工会党团会议上做了检查，并且被迫在3月18日写检讨，4月7日公开发表在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9 期上，题为《我的错误》。

　　与上次检讨同样，《我的错误》主要是表态接受中央的批评。不同在于，上次的中央批评是经过反复调查，多次听取刘少奇等人申辩之后做出的，刘少奇透过与中央领导的反复讨论也认清了自己的错误。这次的批评却是中央在拒绝认真对待刘少奇的辩解，拒绝与刘少奇交换意见的情况下做出的，刘少奇对自己的所谓“错误” 并不心折首肯，他的所谓“检讨”几乎纯粹出于服从组织决定。

　　就在公开检讨的一个多月之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刘少奇获准列席。在讨论形势和当前的紧急任务时，刘少奇发言企图为防御的斗争策略“正名”，坚持说，中央所确定的进攻策略方针不一定非要排斥防御。而事实上，当时中央其所以批评刘少奇对形势估计不足，断定革命处于高潮时期，就是要为左的进攻策略提供根据和前提。所以刘少奇仍然心系防御策略，对实施进攻策略三心二意，表明他的形势估计依然是与中央不那么一致的，依然比较低调，虽然他的检讨的第一条已经承认那是错误的。中央当然对这种口是心非的思想异动明察秋毫，又过了1个月，政治局常委就批评了刘少奇的这次发言。

　　从此以后，直至1936年，刘少奇主要对苏区的工会问题发表意见，在白区工运问题上与中央的争辩沉寂了一些时日。遵义会议结束了左的中央的领导，党内政治气候变为阴转多云。同样受过王明排斥，在革命危机时刻取得党内核心权力的毛泽东，急需扩大和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与刘少奇同仇敌忾，一拍即合。1936年，刘少奇前往天津领导中共的白区工作，多年积压在他心中的“保留意见”此时倒成了一笔宝贵财富，如滔滔洪水奔涌而出，汇集为他一生当中思想理论探索的高峰，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可以说，反左是贯穿这十年理论探索的一条重要线索，而《我的错误》中的多数自我否定都被推翻了。刘少奇因此从中共白区工作中“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个头目摇身一变为当时著名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与毛泽东这位红区正确路线的代表遥相呼应，结为政治搭档。

　　

　　1954年2月，刘少奇又做了一次自我检讨。不过这次检讨没有公开发表，只是在由他主持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当众宣读过一遍。

　　七届四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相当特别的会议。提出开会动议的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开会期间，他却又待在杭州不回来主持。会上，除由刘少奇作报告，还有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四十多人先后发言，主要批判高岗、饶漱石的宗派小集团活动。然后，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最后，刘少奇做结论，并宣读早已准备好的自我检讨。

　　高岗、饶漱石的主要目标即是把刘少奇和周恩来搞下台，由自己取而代之。刘少奇作为主要矛盾的方面之一，如今却要他来主持解决矛盾，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难题和考验。为了表现自己的公正无私、谦虚坦诚，在批评对方的同时，进行适度的自我批评大有必要。

　　事实上，高岗、饶漱石对刘少奇的攻击并不完全是无中生有，特别是自从1947 年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委员会的工作，领导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以来，他的有些错误曾经受到毛泽东直接或者间接的批评纠正。如今高饶把这些短处揭了出来，刘少奇如果完全置之不理，只管批评对方，那就很难让人信服。

　　此外，刘少奇检讨还有一个原因，即为了“增强党的团结”。七届四中全会的报告从三个方面讲述了“增强党的团结”的途径。一是重申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纪律不可侵犯；二是着重强调要“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三是对破坏团结者进行无情斗争。而对那些“口头上并不反对批评和自我批评，可是在行动上却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只能适用于别人，只能适用于别人工作范围内”的人特别提出了批评。刘少奇的自我检讨显然就是服务于“增强党的团结”的。

　　由于刘少奇的这次检讨至少直接服务于上述三种不同的政治需要，所以虽然形式上出于自愿，检讨本身的思想认识含量却是相当有限的。

　　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的1月16日，刘少奇致电正在休假的毛泽东，曾说自己的检讨原稿“有几处地方不是检讨，而是辩护，因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让人攻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如何？请主席指示。”看来刘少奇本想在会上发扬一下民主，讨论讨论。但是大概怕影响团结，没有如愿以偿。反正他公开宣读的检讨里不再有任何可以展开讨论的地方。这是不是毛泽东的意见，不得而知。从检讨的具体内容来看，有些大包大揽承认的错误其实是大有疑问的。比如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刘少奇曾经认为还要等一个时候才能在中国农村“大量地，普遍地组织”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或农业生产合作社，因为目前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还很落后，农民要等到实现大机械生产之后才有集体协作的内在要求。这种观点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是因为与毛泽东加快农村集体化的主张有抵触，刘少奇就轻易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思考。

　　再比如，1948年以后，有些共产党员在农村积极发展生产，率先富了起来，成为中农甚至富农。刘少奇主张不忙阻止他们，还说过不鼓励党员发家致富，但也不要一概反对。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下，反对党员发家致富几乎就等于反对他们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刘少奇的言论中有值得注意的思想闪光，他的检讨却含糊地承认自己“说过一些不妥当的话”，从而也放弃了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

　　那些确实应该认真检讨的问题，却又往往没有讲深讲透，仅仅认错了事。比如承认自己作为中央总学委的负责人，应对延安审查干部中出的偏差负“相当的责任” ，而没有深入检讨之所以出现偏差的原因；承认批评主张合作社赢利分红的观点为 “合作社工作中的的资本主义路线”是不对的，也没说明不对在哪里。

　　在检讨的最后，刘少奇承认“有些同志”对他的如下批评是对的：“我在具体工作中有某种片面性，即对某些问题的某些方面强调得过分，而对其他方面则有时照顾得不够，因而容易引起工作中的偏差。对干部的观察有时也发生一些偏差。此外，我常常对某些问题表示自己的意见过快，下断语过快，在说话时表现有些激动，因而不能很好地倾听别人的意见。这些情况当然也就是表现了我的谨慎态度不够。” 这种虚心接受批评的态度不失为个人美德的一个表现。然而即使美德也是相对的，有边际的。且不说谨慎过分即为保守无能，谦虚过分即成虚伪，就以当时中共党内具体情况而论，刘少奇的民主作风和谦虚谨慎那是有口皆碑的，与毛泽东的大刀阔斧和个人独断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说有“骄傲情绪”而该检讨，那更应该是毛泽东而不是刘少奇。正当毛泽东个人独断越来越厉害的时候，刘少奇却在带头示范，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起越来越“谦虚”、“谨慎”，明哲保身，时时事事唯毛泽东“ 指示”是从，这岂不是间接助长毛泽东个人专断的发展？

　　从刘少奇个人来说，过分谦虚谨慎，使他这位曾经名闻中共内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新中国理论界几乎销声匿迹。他似乎把思想探索、思想创造、思想自由，看成了毛泽东个人的专利，而自己，只有静侯佳音的份儿。这对形成“文革”期间的“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著作天天读”的世界奇观不能说毫无帮助。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意在“触及灵魂”的思想意识大革命。在“文革”期间，自我检讨作为“触及灵魂”的便利工具而被广泛运用。刘少奇是文革前期的矛盾焦点所在，他为此至少做过三次检讨，他的灵魂也被三次不同程度地触及。

　　第一次公开检讨是在1966年5月26日。这年3、4月间，刘少奇去巴基斯坦等国访问。毛泽东突然发力。到4月下旬刘少奇回国，他的得力助手彭真已经被打倒， “516通知”已经定稿，由陈伯达任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形成。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既成事实，刘少奇难免有些措手不及。加上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亲眼得见康生、陈伯达、林彪等新贵的嚣张气势，得知邓拓、田家英先后自尽，刘少奇心中的震动和惶惑是不言而喻的。

　　5月26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周恩来主持会议，刘少奇发表讲话，他表示要保持晚节，革命到底。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 ”他还用相当大的篇幅检讨自己的错误。从1927年在武汉同意解散工人纠察队讲起，讲了1949年在天津讲话中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1956年反冒进，1962年对经济困难估计太严重，1965年制定“二十三条”时不同意“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等。

　　虽然毛泽东在交给会议通过的“516通知”中若有所指地提醒人们注意作为“ 接班人”而“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刘少奇却还不敢断定那指的就是自己，所以他在会议最后的表态式发言中精神也还比较放松，企图以比 1954年检讨痛快得多的好态度来蒙混过关。始料不及的是，这次党内思想路线斗争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都更为彻底、更加严酷，他主动交待的1927年解散工人纠察队，那段陈年旧事后来居然成为把他打成“内奸”的根据之一。

　　同年10月23日，刘少奇服从组织安排，做了第二次公开检讨。这时的刘少奇经过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棗我的一张大字报》的轰击，在最新的政治局常委排名中已经从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而且由于犯了“路线错误”，不再参与中央日常工作，闲待在家里。

　　检讨是中央通知要他写的。9月中旬，检讨就已写好，交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评价说：“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然后大笔一挥：“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于是刘少奇又交周恩来审阅，并且请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做出安排。10月22日，刘少奇又再次为检讨事致信周恩来：“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初稿），已经作了一些修改，基本上是根据你和伯达同志提出的意见修改的。现特送上，请你审阅，并加修改。”这已是正式宣读的前一天。宣读过后，刘少奇又作了一次修改，送给周恩来审阅，并请周恩来“酌定”是否还要给毛泽东和林彪审阅。

　　这次检讨之所以如此难产，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是刘少奇政治“过关”的通行证。毛泽东在刘少奇、邓小平检讨后，发表讲话说：“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犯错误也有原因。”看来毛泽东这“关”基本上算是通过了。但是张春桥们不肯就此罢手。他们决心要“痛打落水狗”借以巩固和扩大既得权益。于是这篇党内范围的检讨被捅到社会上，成为大字报“炮打” 刘少奇的炮弹。

　　检讨的主要内容完全模拟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腔调，着重反省文革初期派工作组的错误。《炮打司令部》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 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吗？”

　　刘少奇的检讨则说：“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50多天中……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 50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 ……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

　　这段检讨虽然强调了犯错误的主观认识原因，但对错误“事实上”的性质和看法，完全与《炮打司令部》一致。此外，还由于《炮打司令部》“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所以，刘少奇检讨自己历史上的错误时，着重对它们做了详细的说明。

　　像这样，按照别人定下的调子着手写作，又广泛征询别人的意见反复修改，最后完成的检讨是否算得上是“自我”检讨，实在是大有疑问的。

　　也许因为刘少奇已经察觉到形势逼人，而且正是逼向自己的缘故，这次的检讨不再像上次那样，狮子大开口，原原本本从1927年讲起了，而是从较为“稳正”的 1945年以后讲起。在那以前，刘少奇多年从事白区工作，一些事情处在秘密状态，难说清楚，还是回避为好。然而江青、康生等人亦非等闲之辈，他们偏偏在1945年前的刘少奇身上大做文章。结果，罗织出1925年在长沙被捕时叛变，1927年在武汉出卖工人运动，1929年任满洲省委书记时叛卖革命等罪名，给刘少奇戴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

　　刘少奇的最后一次公开检讨是在1967年7月提交给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7月4日，中办主任汪东兴通知写检查。到8日，刘少奇就已写好，比先前写得远为快速。它实际上主要依据上次检讨改写而成。这时他不但不再提到历史问题，只是检讨文革期间所犯的错误，而且申明“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委托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但是为时已晚，没人有兴趣来听他的申辩了。只落得被造反派讽刺为“假认罪，真反扑的铁证和宣言书”。此后，刘少奇的态度趋向强硬对抗，拒绝再写检讨和检查。再往后，干脆连话也不说了。

　　

　　检讨本来是自我反省的产物。而自我反省，人们通常是秘藏于心中或者日记本里的，属于个人隐私的一部分。笔者未及考证自我检讨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创造，但自从有了共产党，它才得到发扬光大，则是无疑的。由于共产党人的基本要求之一便是大公无私，所以当他们采用中国传统的内省方法修养自身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放弃了私隐的帘幕，大胆地把个人内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演变为自我提高与同志之间互相帮助二者兼备的新节目棗自我检讨。

　　共产党人不是那些以自我修养、自我超度为目标的宗教信徒或文人学士。对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来说，个人修养好坏没有任何独立的意义。他是献身革命的战士。他修养自身主要是为更好投入革命事业所做的准备。这样一来，共产党人的自我检讨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就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而政治总是充满矛盾斗争的，即使同志之间也难免如此。于是自我检讨有时也被用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服务于急功近利的政治目标，发生对于自我反省和互相帮助的初衷的背离。

　　同样是服务政治，一种方式是服务于比较长远的目标，用于比较基础的建设，可以提高个人和整体战斗力；另一种方式是用于短兵相接，对革命事业简直有百害而无一利。

　　短兵相接的一个表现是用来统一思想。这里的检讨大体等同为认错，成为钳制个人独立思想，消除异己的暴虐手段。还有一个表现是用来从精神上摧毁对方的意志。一次又一次的反复检讨，反复过关，无异于精神拷打，精神上的剥皮抽筋，拿来对待同志，实在令人寒心。

　　综观刘少奇一生当中主要的几次自我检讨，可以看到，它们自始至终都是与政治纠缠不清的。

　　1923年的检讨意在认清政治现实；1928年检讨有教育他人的意图；1932年检讨是表态接受组织的批评；1954年检讨是为了加强团结；文革的三次检讨都是政治表态，争取过关。

　　其中，真正在较大程度上发挥提高思想认识，提高革命队伍战斗力的作用的，主要限于前两次。

　　1932年的检讨似乎给刘少奇的印象特别不好，产生了厌恶感，以至时隔二十年他才再次有勇气拿起这件富有中国特色的锐利武器。1954年的检讨表面上完全出于自愿，实际上却有难言之隐。在一定意义上，它可以说是刘少奇为自己的胜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到文革时期，那检讨之奇特，已经足以令古代圣人们自叹弗如，拱手交出发明权了。当刘少奇清楚地意识到，实事求是的老实交代只会授人以柄，而按照既定的口径照葫芦画瓢既内心有愧又难以过关时，他只好拒之以沉默。从乐于自我检讨始，以愤而拒绝检讨终，这可不光是刘少奇个人倒霉，不只是关乎刘少奇个人的悲剧。

　　既然共产党人的自我检讨不可避免地要与政治紧紧挂钩，那么因为两者纠缠不清以至自取绝路，从而试图吸取教训，提倡与政治毫不沾边的所谓绝对纯粹的自我检讨，就是脱离实际的梦艺之谈。服务政治是共产党人自我修养的大前提，否则此人就不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人，他的修养就是儒家或者其他什么家派的修养，他就压根儿用不着费神费力搞什么公而开之的检讨。问题的关键在二者如何挂钩。像刘少奇1923年，1928年的检查检讨那样，基本上能够自觉地把检讨的内容与革命事业的需要比较有机地关联在一起，而不是出于别人的强制命令，不是为了服输而认错，不是一种羞辱的形式，更不是上级组织或者当权的个人用来惩罚或“搞臭”检讨者的变相刑具，那样的自我检讨就能在个人心情舒畅，快速进步的同时，也给革命集体带来心心相通坦诚相见的一体感，给革命同志提供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良好借鉴，从而在根本上为革命事业的成功和胜利开掘道德，“精神和智慧的力量源泉”。然而真正达到这样的境界，非要有高昂、赤诚的革命热情不可。官场上的政客、战场上的兵痞、社会上的二流子，都与之无缘。官场战场和社会，既能让人飞黄腾达，又往往是热情和激情的丧身之地。在那里，热血青年会很快成熟起来，变得现实、功利、势利、投机、狡诈、狠毒，在激情中产生的革命团体也无不走向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刘少奇也好，共产党也罢，革命热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斗争的磨砺，必然要日益衰退。这就注定了自我检讨这件真正革命者才配使用的革命利器能善其始，却难得善终。

　　1932年的检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主要是在组织压力之下个人不得已的表态。从表面上看，它似乎也讲了一些头头是道的理由，但是对照刘少奇此前此后的言行，就不难发现它基本上是按照组织给定的框框，“设身处地”稍做发挥的产品。检讨的态度是否真诚，内容是否有认识深度，这些内容是否有助于个人思想水平的提高，是否能够对别的同志有启发，它们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只是，要用检讨这么一个不光彩的方式，像在契约上签字画押那样，承诺告别错误，皈依“正确”。而这所谓“正确”既无须繁琐的理论推导，也不要艰难的实践验证，它的最现实最权威最简便直接的标准是上边的红头文件，是组织决定，甚至是领导个人的一闪念。这时的做检讨可以用一个古老的成语来形容，叫“削足适履”。本来要根据脚的大小来选择鞋，如今却相反，依据鞋的大小来修剪脚，其别扭和痛苦可想而知。于是，检讨失去了为革命事业培本固源的厚重意味，而沦为压制不同意见，统一异己思想，生产整齐画一的“螺丝钉”的轻便工具；成为革命队伍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假冒伪劣分子，假公济私、整治自己同志的轻薄手段。

　　延安整风是中共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一次重新规范控制思想的思想统一运动。人们刚刚逃脱王明的教条主义束缚，又马上被塞进了毛泽东思想的金丝笼。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用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迫使人们俯首称臣，表面上看来不像苏联斯大林大清洗那么暴虐，收实效而恶名不彰，是这次运动的成功和得意之处。自我检讨作为自我批评的最高形式，在运动中受到空前的重视和广泛使用，周恩来等元老级人物都曾做过检讨。到文革时期，自我检讨更是普及到大字不识的工农群众之中。于是，由大众化到公式化、模式化，由通俗化而庸俗化，出现了除材料不同，其余从观点看法到结构句式都基本相同的所谓检讨。在“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叫嚣声中，“自我”当真在“检讨”中完全丧失了容身之地。

　　文革尤其是检讨作为精神折磨的工具而大放光彩的黄金时期，检讨在人们心目中的定位已经从自我反省降格为认错，又进一步沦落为认罪。通过检讨再也不能进一步靠近革命目标，相反，倒是离得越来越远了。

　　这就怪不得刘少奇最后要拒绝检讨。作为一个久经战场、官场及地下斗争磨练的老革命，他对自我检讨的革命热情早已消退，更何况检讨本身已如此下贱、如此无用，与他的身份人格根本不相称，他也根本用不着再搭理它了。

　　的确，真正的共产党人的自我检讨必须服务于革命事业，但那应该经过修养自我，提高自我的中间环节，用具有高度修养的自我来为革命事业服务。自我检讨在这里起的是比较间接的作用。如果硬要它直接服务于思想政治斗争，急功近利地获取立竿见影的效益，那将会把它大材小用，高材低用，并且最后要败坏它，变得一无所用。它将成为空话、套话、废话的同义词，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文字游戏，成为人与人之间缺乏真诚、平等、宽容的见证，成为人心败坏、社会风气败坏的象征。

　　在《论党内斗争》一文，刘少奇批评机械过火的党内斗争时，实际上已经抨击过把自我检讨用于党内斗争时所出现的偏差。他写道：“他们还不允许这个被打击的同志起来做任何辩护。如果他有辩护的话，那么又说他故意辩护错误，承认错误不彻底等等，再加以打击。不允许被打击的同志在服从组织的条件下保留意见，不允许向上级控诉，一定要被打击的同志当时认错……所以在党内也发生过这种事实：即某些同志在斗争中承认错误过多，为了免遭打击起见，不如一切都承认好些。错误虽承认了，实际上他自己也还是不懂得的。在这里也就证明这种斗争方法不能培养共产党员坚持真理的顽强性。”

　　看来刘少奇还希望能正确地把自我检讨用在党内斗争上。事实证明，中共成长到这个阶段，严酷的党内党外斗争已经使它变得成熟起来，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早已过去。在一帮城府很深的老革命者之间，坦诚地进行自我检讨显然是奢望。从此以后，党内斗争中的自我检讨必将沿着王明开辟的路线走下去，在多数情况下充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工具。

　　《论党内斗争》在延安整风时期作为学习文件曾广为散发，它直指王明错误，为搞臭王明，最终以毛泽东思想取代王明的思想影响，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刘少奇和毛泽东的蜜月时期，也就怪不得他会有如此奇妙的想法。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外宽内忌，是一个比王明更难伺候的主子。《论党内斗争》在延安风光过那么一个短暂时段以后，人们很快就把它丢一边儿去了。并不是因为它的内容失去了现实意义，恰恰相反，是害怕拿它与现实对照。人们不敢正视：当年那样猛烈批评的丑恶现象，怎么还在我们身边呢？这可是毛泽东时代啊。

　　刘少奇也曾经希望自我检讨即自我批评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政治效果，希望领导人在部下面前做自我检讨有助于发扬民主。1950年出版的《论党》小册子原是刘少奇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所做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它特别强调：“扩大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在于启发党员和干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各级领导机关的负责人“首先进行充分的自我批评，在党员干部中以身作则”，又是关键中的关键。“经验证明：凡是那个地方的负责人在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中认真地进行了诚恳的必要的自我批评，那里党员和人民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就会开展……因此，开展与扩大党内民主，各地党的负责人所负责任是非常大的。”

　　为此，刘少奇要求领导机关负责人在按照党章规定报告工作时，“应该说到缺点和弱点以及工作中的错误，请求自己的选举人和下级组织提出意见和批评”。

　　这种以自我检讨服务于政治民主的思想主张，可以说在1923年刘少奇的第一次自我检讨里已经做了实验，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要自我检讨服务于政治民主毕竟有勉为其难的意味，所以常常伴随着对自我检讨的扭曲。就拿1923年那次来说，刘少奇批评自己对俱乐部的事情“不十分负责”等等，据安源老工人回忆，与实际情况有所出门入。显而易见，他是故意给自己多找毛病，以便让其他受批评者心理平衡。这就使检讨的诚意和质量受到伤害，甚至隐含着蜕变为权术手腕的危险趋向。

　　而且事实上对自我检讨的伤害并不能真正有益于民主。莎士比亚说过，当暴君假意向人们表示亲善的时候，也是特别需要戒备提防的时候。岂只暴君，正常人同样适用这个忠告。因为加倍的克己会产生加倍的反弹力量，一旦稍有不慎，刺激这股反弹力量爆发出来，承受者就要连本带利，加倍倒霉了。毛泽东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在1960年代初受了一些“委屈”，憋到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

　　中国古代有不少皇帝也做过自我检讨，即发布所谓“罪己诏”，他们的臣民从来没有因此享受到民主的福音。在没有民主只有专制的体制下，试图靠大人物的自谦来拉平与普通人的差距，结果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也许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1962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再次强调“发扬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在于充分地开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他不再把重点放在各级负责人“首先进行充分的自我批评”方面，而是指出：“为了很好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重要的是，必须鼓励，支持和保护自下而上的批评。每一个党员都有权利在党的会议上对任何一个党组织领导人员提出批评”。

　　　

　　综合上述，刘少奇的自我检讨至少具有6种不同的政治意义：

　　1，提高个人的修养水准和思想认识水平；

　　2，增强同志之间的了解，团结，互助和信任；

　　3，构成领导者民主作风的一部分；

　　4，用于清除异己的思想意识，达到思想统一；

　　5，惩罚手段；

　　6，把人弄“臭”的手段。

　　其中，第1种意义与中国传统内省功夫有相近相通之处，第2，3，4种意义已经发生严重变异，到第5第6，终于完全走向反面。出于刘少奇自觉自愿的，仅有前3 种，它们是1923，1928，1954年和文革期间第一次检讨。当然，讲比较严格意义上的自觉自愿，又要进一步把范围缩小为最早的两次。在整个刘少奇一生中，自我检讨越来越难做，越来越不愿意做。这可不是鲁迅小说中九斤老太的牢骚话，而是有根有据的事实。

　　像刘少奇这样忠诚党和革命事业，忠于马克思主义，并且特别注重自我修养的老牌共产党员尚且如此无可奈何，终于“晚节不保”，拒绝自我检讨，后来的人们，无论革命热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认真态度，以及对自我修养的重视程度，显然都远远不及刘少奇，他们会比刘少奇把自我检讨做得更好？不可能吧？

　　不要再自找难堪了，自我检讨可以休矣。即便共产党人果然是用特殊材料构成的，心灵深处，也还会有些不便公开的东西。勉强公而开之，对人对己，都会有害。因为给恶人提供利用他人私隐作恶的机会，将使恶人更加狠毒、更为卑鄙，更上一个可恶的档次，这对恶人来说也并非无本万利的美事。 1966年10月23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2009年04月01日 星期三 上午 09:50 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一九六六年十月廿三日）

同志们：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看了各小组会的大部分简报，了解到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门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犯了错误，许多同志都进行了检讨，这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这同我在前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有关系的。
      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它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它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在今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例如：向北京各大学、中学派了许多工作组，并要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团中央支持新市委一些工作人员作为工作组的成员。当时，中央各部委、共青团中央都很积极，抽出了大批干部，并由全国各地抽调来一些干部，作为工作组成员由新市委介绍到各学校。此外，中央某些部委还向一些机关派了工作组。一开始就订出了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要内外有别，等等。
      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到各地党委，认为北大工作组六月十八日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由此，就在事实上支持了北大工作组的一些错误作法，把革命师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这就给全国定了一种基调。
       批发了一些中央局报送中央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和讨论纪要等，在这些文件中也有一些错误，也发生了一些不好影响。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由此，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它非法作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或“假左派”，等。
       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
      我过问过的、王光美同志参加过的清华大学前一段文化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这一错误路线的典型例子。我曾联系过的师大一附中，也进行过“排除干扰”的斗争。
      解放北京市大多数党团员和一般干部，只要他们认真检查在前市委反党修正主义影响下所犯的那些错误，并加以改正，就可以既往不咎，就可以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错的，但是同意了新市委过早地恢复党团组织活动的意见。工作组撤退时，把职权交给了各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临时筹委会，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多数是工作组指定或者变相指定的。他们中的多数人受工作组的影响较多，所以他们不能很好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
      北京市许多中学的文化革命，也程度不同地犯了上述的错误，此外，还批准了共青团中央报送的“关于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规划”。在这个规划中规定，对多数中学的教职员实行集训，使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放假，或到工厂、农村劳动，并对一部分中学生实行军训。
      现在看来，对学校和机关的文化革命，是不应当派工作组的。当时群众纷纷要求党中央和新市委派工作组到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去领导他们进行文化大革命，许多方面也要求派工作组，特别在报纸上发表了派工作组到北京大学代行党委职权以后，这种派工作组的要求就更加强烈了。当时，我们没有就是否应当派工作组的问题进行过讨论，也没有就工作组进入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后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进行过讨论。各工作组是匆促地进入各学校和一些机关的。应当说，我们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的，但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起来了，我们只有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并参加到群众运动中去，向革命的群众学习，听取群众中的各种不同意见，然后方有可能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某些政策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对于这一个新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我自己和许多同志都不理解，都没有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学习，不应当派工作组去代行党委职权，也就是不应当从外面派人到那里去包办代替，去建立“领导”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机构。
       如果群众一定要求我们派人去，我们也可以派少数联络员去了解那里的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接收并保存原党委的所有数据和某些行政工作。对于群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则不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虽然还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但当时最多也只能这样处埋。
      当工作组已经派出，已经有同志发现工作组同革命的群众运动发生对抗的现象，并且提出不要工作组，例如陈伯达同志早就提出过这种意见。陈伯达同志是根据毛主席的启发而提出这种意见的。当时，我们如果能够领会毛主席的思想，调查研究大量的事实，立即将大批工作组撤回，也还是可以不致于犯严重的路线错误的。但当时我们没这样作。
       当工作组初到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后，一般是受到群众欢迎的。但是，很快就在群众中发生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其中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工作组领导或工作组某些成员的意见，也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党的某些领导人的意见。由于大多数工作组对群众运动包办代替，并规定许多限制，这就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怀疑，即使其中有些过激的言论，也是属于敢想、敢说、敢于斗争、敢于造反的革命言论。当然也有极少数的右派言论出现。
       这本来是一种正常情况。应当拿出足够的时间让各种不同意见充分地发表出来，充分地辩论清楚。恰恰在这个关键时刻，由我主持的中央汇报会议就陆续地作出了前面所说的那些错误的决定。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离之后，接着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不觉悟的，不知道这种局势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时间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是这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却是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肃清，有些地方甚至变本加厉，造成了群众中严重的对立情绪。
      我这一次犯严重的路线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就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错误。例如：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旧政协会议开过会，我替中央写了一个指示，说旧政协决议付诸实施，中国将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对于当时时局的这种估计是错误的，有和平幻想。虽然，在这个指示上同时提出练兵、减租、生产三项中心工作，是不错的。此外，一九四六年初，对东北战争的指导方针，我是有错误的，当时对林彪同志的支持是不够的。一九四七年夏，我主持的土地会议，没有系统地全面地解决当时分配地主土地问题，没有能够纠正当时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如杀人过多，侵犯一些中农的利益等。一九四九年春，我对天津城市工作说过许多话，纠正当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某些过份性急的情绪和作法，同时提出消灭城市的封建把头；但是，有一些讲话是有右倾错误的，没有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以后整个历史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一九五一年七月，我错误地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文件。一九五五年邓子恢同志砍掉十万个合作社的计划，是在我主持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讲过的，没有遭到反驳，事实上就批准了他的计划，他就在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大加发挥，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在一九六二年我犯过右倾错误，在一九**年我又犯过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我这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是和我过去所犯的这些错误有联系的。
       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用我的名义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书面报告，以后我又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发言。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都肯定一九五八年实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成立人民公社以来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同时，也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我们所获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已经开始逐步好转。在这种对于当时形势的基本估计下，不论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对于当时的困难都讲得过多了。过头了，对于前途，有时也说得黯淡，对干部和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生了不好的影响。这已经是一种右倾错误。
      更严重的错误，是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由我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一九六二年的国家预算，……对于当时的财政经济的困难形势，就估计得更严重了。认为“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ＸＸ同志在二月二十六日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作了讲话。ＸＸ同志的这个讲话，是根据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加以发挥的。中央在三月十八日批发了ＸＸ同志的讲话给各省、市、区党委，要各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党员干部“认真讨论。在讨论中，应当鼓励大家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并且应当允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因此，就在全国各地鼓励了各种歪风邪气的出笼，翻案风、单干风都出来了，还有些人就根本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这就在许多地方把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分子弄得灰溜溜的。
      大量削减基本建设投资，对于许多已经开工的工程项目大量下马，以至有些必须继续建设的工程项目，例如ＸＸＸ建设的某些重大项目，也错误地下马了，而某些应该削减的投资，又没有削减。
       由于我当时过分信任ＸＸ同志，并且偏听他的意见，在思想上同他有共同性，所以我向中央和毛主席推荐ＸＸ同志作中央财经小组的组长，毛主席此时不在北京，我和中央其它几位同志到毛主席那里汇报了北京讨论的一些情况，并把已经拟好的中央批发ＸＸ同志的讲话的文件送请毛主席批发。我后来才知道毛主席是根本不赞同我们对当时的形势估计和某些作法的。
      邓子恢同志在当年二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说过安徽“责任田”的好处，我没有加以反驳，这就使他取得合法地位。在这以后，他就在好几处干部会议上鼓吹包产到户。另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提出了分田到户的意见，还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拟出了三和一少的意见。这些都是由于对国内国际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之后，而提出的直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意见。其中分田到户的意见，我是直接听到过的，我当时没有把他顶回去，这是很错误的。但是我已经感到紧张，感到形势严重，因而急于请求毛主席回北京来。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到夏季的北戴河会议以前，我在这段时间内所犯的这些错误，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的错误。从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就着手起草“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以后又起草“关于商业工作的决定”，毛主席又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形势、矛盾、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进行了讨论，九月又召开了十中全会，通过了上述两个决定，并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十中全会公报。这样，才把我这一次犯的错误纠正过来，把当时的局势从根本上扭转过来。
       我在一九六二年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的错误之后，在一九**年又犯了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亲自领导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个十条）之后，九月中央的某些同志又拟出了“第二个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于十一月十四日发出。这“第二个十条”，是怎样拟出的，我不知道。最近才知道彭真在“第一个十条”出来后走了七个省，回来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第二个十条”是基本上根据彭真在这个报告中的思想拟出来的。一九**年夏我觉得“第二个十条”中有些规定不利于放手发动群众，所以作了一些修改，在九月十八日发出修正草案。
       一九六四年夏，我到河北、华东几个省市，中南各省和云南都讲过话，在北京也讲过话，在这些讲话中，我强调了要各级领导同志到农村去蹲点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本来是对的。但是强调得过份，有些绝对化，这就是错误的，此外，在这些讲话中还说过，在这时以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是搞得不深不透的，有的甚至是失败的。对当时各地方许多单位的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估计过份，对干部中犯四不清错误的严重性也估计过份，因而对于当时工农业生产形势好转的原因的某些解释也是错误的。在这些讲话中还说过应当在蹲点、发动群众斗争的过程中，才能逐步摸清情况，才能把情况调查清楚，认为照毛主席以前所说的开调查会的办法不够了，有的时候又说不完全适用了。
      这在事实上就否认了毛主席所说的开调查会的方法，这是十分错误的，造成极不好的影响。
      在这段时期中，我过份相信王光美同志在一个大队蹲点的经验，让她在几个地方作了介绍，并且向北京的同志推荐听听她的介绍，后来又把她的讲话记录批发到全国，这就给许多同志以极不好的印象。其实，桃园蹲点工作队的做法，在当时就是有一些错误 的。
      到一九**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时，我的上述错误并没有改正。我在这次会议上说过，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又说是党内外矛盾的交*，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正如二十三条上所说的，这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今天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只能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同毛主席和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我正是在这种时候，忘记了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因而不能不走到邪路上去。这就暴露了我一九**年所犯的错误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我的这次错误，也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二十三条”之后，才纠正的。“二十三条”，上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把打击对象缩小到极少数人身上。
      由于我在过去历史上犯过一些错误，特别在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年犯了右倾错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犯了更为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又是从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由毛主席亲自纠正的。毛主席同中央其它同志讨论后，在七月二十四日决定撤退各学校和一些机关的工作组。随后，召集了有各地方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八月一日召开党中央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公报，在全会后期，讨论了关于我的错误问题，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新的选举，全会一致决定：由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林彪同志，作为毛主席的第一位助手和毛主席的接班人。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和公报以及对中央组织上一些改变，是完全必要的，对全党全国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世界革命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完全拥护党的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和公报以及对中央组织上的变动。林彪同志在各方面都比我高明得多，党内其它许多同志也远比我高明。我对十一中全会和毛主席的一切决定，决心严格遵守，决心遵守一个党员所应当遵守的纪律，决不在任何人面前搞两面派。
      为什么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原因是：
      一、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以及如何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完全达到十六条决定上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项任务，就必须认真走群众路线，广泛和深入地发动群众，提倡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而当时我们的作法实际是不信任群众，不依*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迷信工作组的作用，派工作组去包办代替群众的革命行动，怕乱，怕大民主，怕群众起来造我们的反，怕反革命分子上台。
      二、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把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正常现象和运动中不可避免的一些缺点，看成是“反党、反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因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就势必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路线。
       三、在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还存在着许多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因而在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时候，就常常站不稳立场，有的时候就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在工作中又表现有自以为是、好为人师的态度。
       四、最根本的是没有学好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不能在工作和斗争中正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没有到实践中去向群众学习，向毛主席请示和报告又不够，有的时候就在实际上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对一些同志提出的正确的意见没有接受，相反，听取了许多不正确的意见。
       这是我现在对于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理解。这种理解当然还是不深刻不全面的，以后还要继续努力去理解它。我决心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林彪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榜样，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力求在今后为党为人民作一些有益的工作。
       这是我的检讨。请同志们批评，给我以帮助，并且清除我所犯的路线错误的影响。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1966）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我完全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十月十六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深入的检查全党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订和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两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人不但对十一中全会以前一段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後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领导人压制革命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作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的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用农村或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过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做阿斗，把工作组当做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理应及时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地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了撤消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可是我们顽固的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的大方向的正确的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来负担。不少工作组同志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有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在北京两个多月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之后，不久就出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是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致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向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能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一种表现方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无产阶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正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不但在于大中学校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他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无限信任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最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干部来自己动手地进行这场革命，让群众在大风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任务，只有依靠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智慧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他们熟悉情况，具有这种才智和本领，而我们这种人，是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种本领的。本来，北京大中学校运动起来之後，形势极好，群众普遍运动起来，冲击着一切牛鬼蛇神，冲击着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聂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的号召作用。当时看起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乱”，是好得很的“乱”。而我们呢，把这种好的很，看成是糟得很，被所谓“乱”吓昏了，怕字当头，乱下药方，急于让工作组去控制运动，名为加强领导，实际起了扼杀运动的破坏作用，其结果是把轰轰烈烈的运动变得冷冷清清，群众斗群众，打击了左派，牛鬼蛇神暗自高兴。毛主席说这是实行白色恐怖，是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是一点也不冤枉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所犯的错误，一经主席和中央纠正，就出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了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礴，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四旧，立四新，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业，无疑这对教育和锻炼年轻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而我们呢，身居中央领导工作的高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没有学好，没有领会，在自己的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信任群众，反而压制了革命群众，损害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不但是没有举起***思想红旗，而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思想。

　　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思想的伟大红旗。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地道毛主席的教诲和指示，但我却对***思想学得最差，宣传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多起来，就必然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思想的轨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一九***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至于一九六二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地加以检讨和清理。没有跟好主席，学习***思想很差，是与我的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连。长期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得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思想的轨道，必然要发展到同***思想相抵触的地步。而我自己，有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容许的。一九***年底，毛主席曾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後也必然要犯的。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又严重地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在***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自己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即时想主席请示报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象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