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通缉记者，意在震慑舆论监督？　　

2010/07/29 01:44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北京青年报    

• 　　我国家除了《宪法》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的权利外，并未制定新闻出版法，以规定新闻机构、记者的权利和义务。这个号称无冕之王的职业，真的是连一顶安全帽都没有。尽管笔者查到新闻出版总署令《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新闻记者持新闻记者证依法从事新闻采访活动受法律保护。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应为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提供必要的便利和保障。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扰、阻挠新闻机构及其新闻记者合法的采访活动”。这种管理记者的规定中漏出了一点保护记者的意思，已经是难能可贵。可惜的是，一，规定层级太低，违反了也没什么罚则；二，这个办法中的受法律保护，应该是指我国保护公民人身安全的法律，如民法、刑法，这些法中，其实并无专门保护记者的法律，言下之意，记者和公民比，并无职业特权。相比律师，有诸多职业特权，如可以调查取证，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法庭发言不受追究等法律赋予的职业特权，律师有《律师法》，记者无《新闻法》，这无冕之王，真的名至实归。

  　　而刑法中有一条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221条)，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或者严重妨碍他人正常经营或者导致停车、破产的，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就应予立案。这些立案标准，例如50万元损失，严重妨碍他人正常经营等均是极模糊的规定，并无相关司法解释予以厘定。因此，不少公民以此罪被追诉，最新的一起是四川长虹以此罪向当地绵阳警方报案，绵阳警方以其他罪名拘留实名举报人范德均。前面提到，记者相比其他公民，并无职业特权，因此，这个罪名也被浙江一家企业作为利器，向当地警方报案，当地警方也以损害商业信誉罪通缉撰写批评报道的经济观察报记者。

  　　记者撰写稿件，批评社会中的不良行为，乃是其天职。《尚书》所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在现代职业分工中，记者的镜头和笔头，已经庶几是民众眼睛的延伸，没有这些记者，多少社会不公将被埋没，多少无良行为会被遮蔽。赞誉，记者是社会的良心，并不为过。

  　　对于这种以批评为天职的职业，往往会卷入与企业、个人的名誉权纠纷，如几年前富士康公司诉第一财经的记者名誉侵权案等。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在1993年解释中规定，因新闻报道严重失实，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因撰写、发表批评文章引起的名誉权纠纷，人民法院应根据不同情况处理：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的，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文章的基本内容失实，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因此，报道是否严重失实是一个侵权与否的标杆。

  　　浙江凯恩股份公司显然不屑于民事诉讼，生怕民事诉讼威慑力不够，而直接诉之最严重的刑事报案。浙江遂昌警方闻声起舞，从其通缉记者所使用的罪名来看，最大的问题是，犯罪主体的适格性。记者写报道，是一种职务行为，不是个人行为。此点，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明文规定，“因新闻报道或其他作品发生的名誉权纠纷，对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都提起诉讼的，将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均列为被告，但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单位为被告”。从最高法院的行文看，如果记者是履行职务所形成，就是一种职务行为，由单位承担责任。今年7月1日生效的《侵权责任法》第34条明文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这个新法条，更明确了，记者的责任该有报社承担。

  　　而恰恰，刑法第221条侵犯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是有单位犯罪的。因为我国刑法第三十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对单位犯罪，应当对单位立案，立案对象不是记者个人。

  　　浙江遂昌警方，明知记者报道是职务行为，即使要立案也是该以经济观察报涉嫌构成犯罪，警方对记者立案，通缉记者，无疑适用法律不当。

  　　笔者不想沿着遂昌警方的思路，去讨论记者是否是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是否造成损失，是否影响企业正常经营，记者是否是恶意，这些证据，在目前司法地方化的体制下，都是很容易做到的。庆幸的是，记者的行为算是职务行为，要是一个人在网上、博客上写了批评报道，恐怕，遂昌警方之通缉，程序上都无懈可击呢。

  　　然而，如果遂昌警方真的铤而走险，用足刑法221条，对《经济观察报》立案，按照刑法31条规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如报社的执行编辑、主编和直接责任人员-记者，追究刑事责任，恐怕记者中的李庄案未必就整不出来。

  　　个案的侥幸不是国家不制定相关法律的借口，我国迫切需要制定规定记者权利、新闻机构权利的法律，对刑法221条作出明确的界定，甚至参照国外相关立法，把损害企业声誉、商品声誉罪废除，归之民事诉讼解决，记者、公民就不会再因批评别人而冒牢狱之险。在我国，法律更需拓宽舆论批评之自由，无论公民还是报纸。

  　　哲人说，法律之下才有自由。指的是，法律厘定了自由和违法的界限，让人可以在安全的范围内自由驰骋。这当然仍需依赖可信的执法机构。如果，法律变成伸缩自如的网络，犹如无处不在的地雷阵，而以批评监督为业的记者，无疑是没有什么特殊保护而在雷区奔跑，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的遂昌触雷，将不会是个案，而是常态。

  
  　　仇子明的遭遇，让人很容易联想起另一起著名的网上通缉事件。2009年10月，多家媒体报道央视前主持人方宏进被河北警方拘留，罪名是涉嫌合同诈骗。后来人们了解到，方宏进也是被河北隆尧县公安机关网上通缉，进而在异地被强制的。这起官司虽然至今没有尘埃落定，但基本事实经过媒体的深究已然逐渐清晰，即方宏进所谓诈骗只是一起普通的经济纠纷，隆尧县公安机关之所以“慨然出手”，并不是因为方宏进依法应当被抓，而只是由于纠纷另一方是当地的龙头企业而已。
  
  　　犯罪事实并不确凿，网上通缉却已经启动，这让人多少有点恐惧之感。通缉虽然不属于法律所规定的强制措施，但它带有明显的强制性质，网上通缉同样如此。无辜者一旦被通缉或网上追逃，其公民权利就受到诸多限制，不仅原有的工作和生活秩序被打乱，更可能随时身陷囹圄。被通缉的人即使尚未落网，他也已经被恐慌所笼罩。因此，从罪刑法定和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公安机关对公民采取网上通缉的措施，不能不再三慎重。
  
  　　从法律层面看，网上通缉是网络普及之后出现的一个新举措，刑事诉讼法对网上通缉并没有像对通缉那样作出明确的程序性规定，这就让网上通缉的启动可能表现出某种随意性。从执法现实来看，网上通缉在成为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利器的同时，也暴露出一定的问题，它有时甚至成为执法机关介入民事纠纷、或行政机关打压相对人的工具。要想改进网上通缉这一执法制度的运用，不仅需要各级公安机关严格自律，更需要从立法层面完善其程序性要求，避免公民陷入被网上通缉而得不到救济的窘境。如果网上通缉的自由裁量空间过大，损害公民合法利益的情形就难免一再出现。这样的可能性，是应该引起足够警惕的。
  
  　　除此之外，仇子明被网上通缉还让人思考另一个重要问题，即新闻职业的法律风险。众所周知，记者的采访报道是一种职务行为，其稿件最终见报也要经过严格的新闻出版流程。如果新闻报道涉及诽谤、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等法律纠纷，记者究竟应该承担何种责任，恐怕是需要法律加以厘清的。从近年来的一些不正常现象看，受到批评报道的机构或企业，往往绕开新闻单位直接对记者“下手”，试图以敲山震虎的方式起到威慑记者群体的作用。如果这样的做法得到执法机构或司法机关的支持，则舆论监督的作用就会被削弱，公众的知情权也难以得到保障，最终损害的是整个社会的利益。不让记者因正当的采访报道而陷入法律困境，恐怕是一个健康和正常的社会所必须保证的。
  
  　　仇子明能否最终从网上脱困，相信很多人都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