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质量分析看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1、社会经济保障(衡量“社会质量”的物质基础)

　　首先在第一个维度上是生活经济条件的保障，这方面的因素反映了社会质量的物质基础，这方面的考察不是考察GDP和人均收入产值，我们是关注老百姓生活在社会中基本生活能不能得到保障。

　　在近10年来特别是1999年以来及中国加速了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我们在10年之前是一个转型阶段，从老的社会保障体系转型到新型的社会保障体系，现在则逐渐形成了一个新型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我们进行了许多制度创新，有些制度创新具有深远意义。

　　(1)制度的创新

　　首先是在各个领域进行扩面，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使其成为一项覆盖全民的基本社会制度。最初社会保障体系只是覆盖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职工以及政府机关工作者;后来扩大到城市私营企业的职工、自营业主;后来把农民工也包括进来了，现在要求企业只要签订了合同，就得缴纳“三金”，因为农民工也签工作合同，所以也覆盖进去了;目前则希望进一步把广大的农村居民也包括进来。我们一直讲西方福利国家对全体居民提供保障，而中国大的问题的城乡二元化，我们的保障只保障城市居民，农村居民是另外一个体系，以前是基于基础福利的保障体系。在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中，这个体制的意图就是要扩面，把大家都包括进去。

　　第二个制度创新就是城镇居民低保制度的建设，并要把低保制度推向农村，这个意义很大。因为这个潜台词就是说，保障全体公民福利的责任是国家，这是国家的一种责任。虽然国家对于反贫困和社会救助的工作一直在做，但是这个理念是不一样的。反贫困、救助都是帮助处于贫困中需要帮助的人，而低保政策的制定和制度建立无形中就培育了一种公民福利权利，只要低于这个收入程度，就有权向政府申请相应的低保金。有了这个起点以后，相信在3-5年后，福利权利这个观念就会逐渐成长起来。以前人们不知道什么是福利权利，认为那是西方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观念已经在滋长，而且在不断地扩展，10年以后这个权利就会成为一个流行。所以有的时候不要把东方和西方的观念对立起来，当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这一步的问题和相应的理念和观点。

　　第三是建设农村社保(包括农村新型养老保险、新型合作医疗、农村低保)。这两年来国家在这方面加大的力度做了很多工作，以前推进不动是因为缺乏投入，当公共投入加大以后新型农保就推进很多，当然这方面我们有进展但也有很多的问题。

　　(2)目前面临的矛盾和问题

　　首先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这些制度创新大多是在最近这一两年中制定下来的，要到它能够见效还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现在看看数字很漂亮，比如说新型农保一下子覆盖面达到了90%，但它真正对于保障人们的生活有多大的实效?起到多少的作用?这个还有待观察。城市医保体系也是，公共投入制定了很多政策，但是政策的实效还有待观察。我们看到这些数字很乐观，动不动就是90%，但是它的实效怎么样?政策在一两年内从无到有、到一下子就是90%，但是现实的生活的变化要有这么快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中央政府的推进和地方政府执行态度的矛盾。因为政策都是中央政府在制定，但是地方政府的执行有一个过程，而且态度不是很积极，因为各地的情况是也有差异的。以住房政策为例，房地产领域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人们经常抱怨公共住房发展得太慢，特别是经济适用房和公共廉租房问题推进速度很慢，之所以这么慢当然有公共投入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态度和推进的力度。现在地方政府的财力根本不是问题，但是它愿意花多大的财力投入到建设公共住房，这方面是有很多问题的。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地方政府去发展社会住房和社会建设，地方政府要应对也是很容易的，比方说公共廉租房问题，在2006年全国只有10多个城市宣称建设了公共廉租房体系，后面中央政府要求各地要建立廉租房体系，结果一年多的时间内各地都宣称建立了廉租房体系。其实哪怕是搞一个区、搞一幢楼也可以说是建设了，这个是很相对的，到底有多少实效来解决当地居民的实际问题，保障无房户的居住，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中央一系列的惠民政策和社保政策不断地制定和出台，但执行上各个地方还是有差异。

　　第三个问题是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很大，相对贫困日益严重。我们经常会引用基尼指数(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指数在零和一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的概念，世界各国基尼指数高于中国的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这就表明我们收入不公平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们比美国要高，可我们还经常说美国是收入不公平的国家。

　　第四个问题是劳动者收入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这里我引用了两个表，就是世界各国最低工资和平均工资的比例，中国的情况在这两个表上都是最后。中国最低工资的标准是很低的，各国工资在人均GDP的比重在这个表中中国的水平也是最低的。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好，挣的这些钱都到哪去了?都被谁拿去了?特别是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劳动者到底收益了多少?在很多地方最低工资就成了标准工资了，农民工签合同就按最低工资设立工资标准，这种工资标准的设立无形中就拉低了劳动者总体的收入水平。昨天有报道称，中国提高了最低工资水平，这是进步，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搞社会政策的人经常在问中国GDP这么高的增长，以前是13%、现在也是10%左右，好处被谁拿去了?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不能说这些增长是不断地培养、产生亿万元户，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相对贫困的人群，尽管他们的工资也有所提高，但是整个的物价和生活水平上去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实际上在下降。

　　2、社会凝聚和社会团结(衡量“社会质量”的价值基础)

　　按照社会质量的考察，要衡量社会团结、社会凝聚这方面的问题。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质量的社会，必须要具有高度的社会凝聚力和高度的信任，这是一个社会质量高低的价值基础。在这方面我们存在的问题应该说是比较严重的，比收入保障方面的问题更严重，因为那方面政府已经行动起来。

　　(1)社会信任的缺失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星期以前，媒体上聚焦青岛的毒韭菜事件，在早一点的地沟油事件，如果再回到最近事情更多，三鹿奶粉事件、“大头娃奶粉”事件、瘦肉精、增红剂一系列的事情。我们今天真是搞不清楚端上我们餐桌上的到底是什么，这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健康问题，有人说这是政府的监管不力等问题，但是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总的社会道德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以后在各个方面会表现出来，哪怕是监管再有力，这个地方监管住了，又会在其他的地方爆发出来，所以社会诚信建设是根本。

　　这种情况不仅仅是社会的诚信问题，在人际诚信方面的问题也很大。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特点，就是相信圈内人，如果是朋友、亲戚就信任，交心交肺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但是在圈子外的就不是很信任。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人们就说这个情况甚至更糟了，对圈子内的人也开始不信任，甚至做生意还会出现了“杀熟”现象。

　　社会公共道德情况也很不乐观，在南京发生了“彭宇案”，老人摔倒了青年人去扶他，并且把他送到医院里去，然后这个老人就说你别走，是因为你推了我所以我摔倒了，结果要求这个人赔偿。这个案子经过媒体传播，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且这个案子一年之后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所以今天搞到大家看到有人摔倒了也不敢去扶。而最近南京媒体又报道了类似的情况，老人摔倒了就喊“是我自己摔倒的，请来扶我一把”。这个事情就表明有人想做好事都不敢做了，这就是说明的社会的价值体系出了问题，社会的团结精神也出现了问题。

　　(2)目前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

　　之所以我们的价值体系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跟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有关，同时也跟我们的价值导向有关。今天一开始我就说我们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未来大家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这个是社会质量研究所要考虑的问题。这方面我们的价值观体系目前可以观察到三个主要的因素包含其中：

　　一类是反映市场经济价值体系的观念，这跟我们经济建设的变化相关。现在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市场经济可以催生一系列的观念，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积极的观念有科学的理念、理性理念、法制理念，这是市场经济的要求。搞市场经济要有技术创新和产品，就要求有科学;做市场经济就要有市场预期、理性分析和理性决策，这就需要理性;做生意的过程中有纠纷要通过法律的渠道来解决，就要有法制的观念，这些是积极的。但同时市场经济也会伴随一些消极的因素，比如以个人为本位、追求私利、强调竞争、机会主义的原则和追求短期效应、损人利己甚至超过道德底线，这些方面是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不幸的是市场经济积极的价值观似乎没有消极价值观的影响这么大。

　　第二个方面就是现在的文化主流因素中，有一些世俗化甚至低俗化的因素比较流行。这是因为大众文化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大，一些媒体为了要吸引眼球、要地方收视率、争取广告效益，迎合民众的欣赏趣味，跟着民众的世俗生活走，而不是去引领民众的观念和理念。昨天我和主持人讨论的时候谈到一个观点，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就有风、雅、颂的传统。风是民风，民风是反映大众文化和反映民生的;雅有点相当于贵族文化的精神，追求的是高雅;颂是对天地、王权、威权的敬畏和歌颂。今天的社会我们缺乏贵族文化，大众文化十分流行，颂这方面的文化就更少了。所以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有通过的观察结果得出，这表明我们在文化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文化成了一种产业和大众消费的产品，而在另外一些层面上文化发展还有一些缺失，这是大众文化世俗化的观念。

　　第三个方面是“新生代”的观众，我们经常讲“快男”、“超女”现象、80后、90后的文化现象，用学术来反映就是后现代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现象。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就可以观察到这些观念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到底是有积极意义还是消极意义。现在我们还很难评价，因为它是新的观念，还有待观察。但毫无疑问，这些观念已经成为我们文化中重要的因素，并且会影响到文化的下一步发展，不管愿不愿意，它肯定会起作用的。但这个体系中唯独缺乏的就是能够引导社会向上走的价值因素，那些能够促进社会团结和把全体的民众引导到一定社会追求目标的因素，就是社会质量所要倡导和提升的工作和努力。

　　3、社会融合和社会排斥(衡量“社会质量”的社会结构特征)

　　在一个具有高质量的社会中，要把全体的民众包容进来，而不是让一些群体呆在社会之外、发生滞留，那是不行的，被排斥的群体会造成很多问题。中国古代社会的理想是追求大同社会，我们经常引用《礼记·大同篇》中的表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我们经常讨论的被社会排斥的群体有失业群体、古老病残群体、农民工群体、问题青少年、吸毒群体。

　　城镇失业群体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产生了一大批，在农村有一大批失地农民也有这个问题，这些人处在一种“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状态下，所以他们和城市失业工人所处的情况相似。人工作和不工作，其生活方式、观念以及社会网络是很不同的。如果你有工作，尽管工资很低，他的想法和社会地位跟没有工作的人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工作，他很可能就自我封闭起来，不愿意跟社会接触，而且他们自己会形成一个阶层、圈子，自认为会是社会的底层和边缘群体。这些群体如果我们不对他们进行工作，就会很容易成为社会排斥的群体，他们积极地跟主流社会接触和交流的意愿就会削弱。第二个群体就是孤老病残群体，特别是城市中的贫困老人、无人照顾的低保户，很可能会成为被社会遗弃的群体。

　　农民工群体是媒体和社会科学研究关注比较多的，这个群体是一个比较大的群体，往往容易成为被社会排斥的群体。因为他们离开了农村社会，很多时候又不能进入城市社会，就变成了边缘群体，两个社会都不接受他们，所以容易成为被社会排斥的群体。解决这个群体不仅仅是一个小的社会问题，而是中国发展前景的问题。2008年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5%以上，按照预测再过5年会达到50%，也就是说，中国全体民众中有一半的人会住到城市里来，在这个情况下很多人都是农民工移民进入城市，他们怎么样能够融入到当地的社区中，怎么样安顿、安稳下来，怎么样解决社会需求是一个大的问题，不能够使他们成为被社会排斥的群体。

　　还有一个问题是问题型少年、吸毒者和艾滋病群体，他们往往处在主流社会之外，成为一个地下群体。如果我们不去关注他们，也将会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造成社会犯罪方面的问题。我们做的相应的社会措施、社会政策还不够，连最起码的对他们的关注还不够。

　　4、社会赋权与社会参与(衡量“社会质量”的制度特征)

　　第四个衡量社会质量的维度是大众参与，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质量的社会，必须能让全体民众有表达他们利益的渠道，具有参与社会生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能实现其发展的愿望和实现自我价值。中国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威权背景的社会，在东亚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背景。这样在大众参与方面会形成几个比较消极的影响，一个是反映意见的制度性渠道并不多，而且有时候并不畅通。由于通过制度性的渠道不能反映，这就会导致大量的信访和发生群众性事件，政府就要求用危机处理来应对这些问题，现在政府已经高度关注到危机处理和群众事件问题。这就表明反映意见的渠道不畅通，如果畅通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出来从而造成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反映意见的非制度性的渠道也有限并时常受到限制，发展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也是各种反映民众呼声和民众意见的渠道，但是这方面可以看到，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现在十分有限。比方说基金会，在两年前几乎没有多大的变化，除了福利组织的数量有比较大的增长以外，民间组织的数量从1993年到2005年几乎维持在一个平行水平，当然也有上下波动。所以说我们在社会参与、社会赋权方面要给老百姓更多的机会来反映他们的意见，更多地渠道使他们能够反映他们的呼声。

　　(本文根据“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第三十六期现场速记整理，仅供学术参考，其中观点仅代表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