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针对未成年人的政治运动（一）

李临雅 朱正
上 篇 1958年初的那个寒假
一
1958年开始了。人们对刚刚过去的1957年发生的一切还记忆犹新，尚不知一场空前绝后的“大跃进”正在等待着他们。不过对于当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们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即将面临的毕业考试和高考。然而，没想到的是，一月下旬，他们正在紧张地准备期末考试的时候，各校都突然召开大会，校领导向他们宣布：省市有关部门决定，这个寒假，将在全市高中毕业生中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得知这一消息，有些同学觉得占用假期搞运动，打乱了自己的复习计划，不太高兴，但有的同学得知运动期间全体同学一律住校，差点欢呼起来，他们想象着大家都在一个教室里打地铺，可以随便翻滚、嬉戏、打闹，比起平时枯燥的学习生活，将是怎样的一种放松和惬意的情景。十六七岁的大孩子们，面对生活，更多的还是天真和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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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成都市19所中学的近3000名高中毕业班学生匆匆完成了期末考试，背着铺盖卷集中到四中、九中、十三中，这三个点分别称为第一学部（四中、十二中、十五中、十六中；工农速中也属第一学部，但留在本校学习）、第二学部（二中、三中、六中、八中、九中、十中、十七中、十九中）、第三学部（一中、五中、七中、十一中、十三中、十四中）。临行前宣布了纪律，封闭学习，不得外出，不得向外泄密，不得携带任何报刊书籍（有的学校宣布可以带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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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们当然不会知道，这是一场已经策划了几个月，精心组织和准备好的专门针对他们的“运动”，更不会知道，这将是他们一生中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对于其中的一些人来说，这场运动将改变他们的命运。
二
1957年下半年，“反右”还在继续中。11月16日，四川省委召开了第九次宣传工作会议，会上，时任省委宣传部长的杜心源作了题为《继续深入地开展中等学校的整风运动 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而斗争》的报告。他说：“……在中等学校中曾不断发现极端反动的学生，他们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散布反动言论，张贴反动标语，组织反动集团，煽动学生闹事；有的心怀刻骨的阶级仇恨，表面勤学苦练，蓄意报仇。……对这些人是首先在劳动生产中去改造呢？还是用文化武装了他们回转头来反对我们呢？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人的思想认识是模糊的。大学中的许多右派分子，就是因为中学审查不严混进的，这是应该记取的教训。今年招生，已开始注意了学生的政治审查，今后应该把新生政治审查，定为制度。仿照中央关于大学招生的指示精神，对于：（1）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2）思想反动，坚持反动立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3）品质作风极端恶劣（例如一贯盗窃、严重的流氓作风等）屡教不改的分子，均不录取。因之对中学生也应有审查，查清其家庭成分和政治情况，以便有所控制。……初中三年级以上学生应建立档案制度。” 他强调说，“有些高中生若是在大学就够右派了”“比大学的右派还毒”。“要把反动学生清出来，不能升大学”，并要高教局“严格掌握”。……
会议讨论了中学生搞不搞社会主义教育以及如何搞的问题，大多数人主张要搞，但对如何搞的问题，则没有讨论出一致的意见。会议结束前两天，杜心源传达了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5点指示：“1、技术学校、中级师范、高中毕业班都要搞大鸣大放；2、利用假期，或利用开学前，搞十天或半个月；3、对放出的言论展开讨论批判，但不搞反右斗争，不斗争本人；4、对于反社会主义份子的反动言论，要列入政治操行评定内容，作升学、就业审查。定为品行不及格，作为政治课考核内容；5、对其他年级的坏分子，除个别情节十分严重的需开除处理外（教育局审批），其余可留校考察,以观后效。”杜在传达时强调要抓好鸣放，暴露问题，不能漏掉“反社会主义分子”，规定不许这些学生升大学，规定政治课成绩不能只凭考卷，要根据鸣放的问题来评定，“反社会主义分子”政治课考得再好，也不能及格，要建立毕业生档案，加强高考政审等。
很快，由成都市团市委组织进行了对中学毕业班学生政治思想情况的调查。紧接着，成都市委有关部门给各学校党支部发了文，要求各校根据学生的一贯表现按进步、中间、落后、反社会主义四类进行初步排队，以后再根据“社教”中的表现排队。有关此项调查，有一个样本，即《省城四中高58级5班学生政治思想情况》（落款为“共青团成都市委学校工作部整理”，时间是1957年12月20日），文件上标有“绝密”、“参考材料 阅后收回”的字样。内容为这个班的人数、党团员的数量、不同出身分别所占的百分比，以及“学生政治排队情况”和“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大风暴中该班学生暴露出的几个主要问题”等几个部分。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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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中共成都市委传宣传部关于中等学校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出台。12月26日，成都市的这个文件被省委宣传部转发至全省各地、市、州宣传部，强调“学生的政治思想状况，应是评定学生操行的主要内容，操行评定和鸣放中的重要材料，应归入挡案，作为本人升学就业考核的根据。”
1958年1月10日，共青团成都市委的《关于寒假期间集中高中毕业生进行大鸣大放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意见》（初稿）作为“绝密”文件出台。1月23日，这份文件经修改后由成都市委宣传部上报市委审批，以成都市教育局党组和共青团成都市委的名义下发，文件名为《关于寒假期间集中高中毕业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前一个文件名中的“大鸣大放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改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件制定了较为详细的社教计划，强调这场“运动”的目的是“进一步摸清高中毕业生的政治思想情况，为毕业生的升学就业安排作好准备；针对毕业班学生政治思想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帮助他们端正政治方向，系统地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听取学生中的正确意见改进工作，特别是改进我们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运动的方式是大鸣、大放、大争、大字报”。“对学生的反动言行，应当列为操行评定内容，作为这个学生升学就业的审查材料。对学生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坏分子（不公开戴帽子）除个别情节十分严重，经教育局批准开除者外，其余一律留校考察教育，以观后效。”还有，“为了在鸣放中发动群众，掌握情况，各班应确定一定数量的政治上完全可靠的党、团员（每班不超过三人），作为工作上依靠的骨干，集中学习前进行适当的训练，主要是给他们交待任务。”“在干部配备方面，根据市委宣传部规定，各校按50名学生配备干部1人，由各校尽可能在班主任，政治教师和团专职干部中选派（必须是左派或中左的党、团员）。此外，尚需调配一般干部40—50人，这批干部建议从团市委、教育局，及准备下放到中学担任政治教师及团专职干部中间抽调。”
文件中专门有一条是：“为了全面摸清毕业生的政治情况，各校在集中学习前应指定专人，根据他们一贯的表现，按进步、中间、落后、反社会主义四类进行政治排队。排队的标准是：坚决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立场坚定，能分清大是大非，并积极与反动言行作斗争的划为进步分子；基本上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但对于大是大非缺乏辨别能力，在个别政治性的问题上，特别是与个人利益相联系的问题上有错误的观点或言论的划为中间分子；对党不满，对社会主义怀疑，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持有相反的观点和立场的划为落后分子；坚决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政治排队应在鸣放过程中不断进行审查订正，排队名单应由各校党支部审查。第四类人的划分要严格掌握，须经学部领导小组批准才算有效。……不得向外讲或向下传，在排队的同时，应作好收集资料和建立挡案的工作。”（从成都市档案馆查到的当年社教运动的全部简报中可以看到，凡被提到的学生，名字后面都有一个括号，里面写着“X类”，可见这项排队划类的工作在集中学习开始以前就已经完成了）。
与此同时，以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肖菊人为主要领导，以成都市教育局副局长王玉珏为组长、共青团成都市委副书记章文伦为副组长的领导班子以及从各单位抽调的人组织的工作班子也建立起来了。
一切准备就绪，就只等那些仍然天真着的学生们进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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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三个学部中，设在成都四中（现石室中学）的“第一学部”作为试点，先行一步，以总结经验，指导全局的工作进展。1月26日，共青团成都市委副书记章文伦向第一学部的654名党团员做了动员报告，要求他们带头鸣放；1月27日晚上，针对动员会后反映出来的问题，又召开了有130余人的积极分子（均为事先划为一类的学生）座谈会。1月28日，第一学部的全体学生开始集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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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第二、三学部也“正式开学”，集中在十三中礼堂听动员报告。报告人仍然是章文伦。他首先分析了国际形势，他说，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内部发生了分化是好事情……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受了坏人的煽动，用暴力反对自己的政府，结果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们国内有的人也很高兴，以为那样很痛快。他还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营垒的人心向背和物资力量作了详细的分析，激励大家相信党，忠于社会主义，相信组织，抛弃一切顾虑，向党交心，自觉地过好社会主义关……
接下来就是关于社教运动的一些很具体的内容了，他告诉学生们，这次学习，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和改造的运动，是全民整风运动的一部分，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进行反右斗争。目的是要帮助大家过好社会主义关，即帮助大家解决树立什么立场，为谁服务，成为什么样的接班人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有的同学不理解这次学习的性质，目的，以为是反右派，反出几个右派，就达到目的，不知道是自我教育。中学生也不是一张白纸，也要分左中右。运动的方式是大鸣、大放、大争、大字报、座谈会、辩论会。口号是大胆地放，坚决地放，彻底地放；大胆地改，坚决地改，彻底地改。并且说明“放的范围总的来说是没有限制的，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闪之念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切问题，接受不了的问题，不满意的问题，过去的看法还是可以鸣放，改正了的看法不一定正确，可能由一个片面到另一个片面，即使改变对了，但还不彻底，也应该放出来”“把看法、想法都摊开。”“首先鸣放自己的看法、意见，如果知道别人有意见、看法，有顾虑，鼓励他尽可能自己鸣放。只有这样才快，这是群众性的运动，揭露问题比较彻底，批评比较深刻，教育作用很大。”……章还向全体学生保证，“不反右,不抓右派,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挡案。”“保证不影响政治分数，保证不影响考大学，保证不影响团籍。你们不相信，那每班教室门口都写上。”他还和学生们“约法五章：1、集中精力参加学习2、遵守学习期间的纪律和制度3、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乱扣帽子4、只准动口，不准动手，不准哄闹5、只在校内讲，不在校外讲。”……
动员大会以后，又组织二、三学部的学生前往第一学部参观大字报，然后进行讨论。
接下来，就进入具体的向党交心的阶段了，但不知道是因为大家都年幼无知，还是因为“反右”刚过，有的人已得到了家长或亲朋好友“不要乱说话”的点拨，因此刚开始时，都谈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都是些诸如“在校园某处还可以装一副双杠，既利用了空地，又有利于健康” 、“学校厨师人数还可减少，可以组织学生帮厨” 、“洗碗槽的下水道处应该装一更细的漏网，以便收集更多的饭菜，发展养猪事业” 、“暑期学校应组织高年级同学去农村增长见识”、“学校领导工作不深入”、“班主任偏听偏信”、“评助学金有不合理现象”、“医务室不负责”等等一般性的对学校工作等方面的意见，有的还是以调侃、轻松的笔调写出来的，比如，在九中（第二学部）的校园里就有批评伙食团的菜没洗干净的：“半生半熟豆芽，拈来就往嘴夹，忽闻口里响，原来里头有沙。害怕，害怕，牙齿磨成渣渣。”批判南斯拉夫的：“苏联物资我要，美国援助也好，共产党宣言，我的签名独少。天骄天骄，随我快乐逍遥。”……另外一些提出“语言只是一门工具，全国不应一古脑儿地都学俄语”、“大学理工科还是四年制好，不一定事事都照搬苏联”之类的大字报后面签名很少或无人响应，总之，几个点上都显得有点冷清。
这种情况和第一学部刚开始的时候很相似，离运动的组织者们的期望太远了。正如《高中毕业生寒假学习情况简报》（以下简称《简报》）第4号中所言：“从大鸣大放和大字报的内容上看，属於方针政策性的问题数量比较少，属于对学校行政、教师、班主任及学校工作方面的意见比较多……为了继续解除学生中的各种思想顾虑，把鸣放引向深入，领导小组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工作：（1）在学生中反复强调要相信党，要下决心要求进步。要使学生坚决相信党是关心和爱护青年的，党给青年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党从来没有让青年去上当。要让学生认清目前的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从而决心敞开思想过好社会主义关。（2）向学生讲明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目前形势下大量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只有极少数是敌我矛盾；讲明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3）抓积极分子带头鸣放，并对三、四类学生重点培养典型，个别发动。通过召开三、四类学生座谈会或个别摆谈，摸清情况，具体解除顾虑。对称病的三、四类学生,不要冷淡，要关怀照顾，减少抵触。（4）鸣放可采取多种形式如设置鸣放意见箱和鸣放接待室。（5）在鸣放内容上，属生活细节的……要尽力劝导不提……对学校和老师的意见不提倡也不制止；对方针、政策、政冶生活、社会生活方面的意见,应加以鼓励。”
于是，积极分子、工作人员被召见，作汇报。领导们再次鼓动同学们向党敞开胸怀，多写大字报，并在班与班之间、校与校之间开展写大字报比赛……但这些方式都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2月5日，章文伦再次出面向学生们重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辩子。”并说：“现在要大胆鸣放,这本身就是鉴别你是否与党一条心……态度积极就是热爱党,听党的话的表现。有的人还不相信，动摇不安，紧张到了极大程度，这是党对青年的关怀，鸣放后不争辩，分清是非，对国家和个人都有益处。”强调“要纸有纸，要笔有笔，要座谈，给房子，要讲演，给台子。”另外，运动领导小组还专门制定了“辨论参考提纲”（见《简报》第16号，1958年2月7日），要大家进行专题鸣放。具体内容为：
“一、关于党的问题
（1）有人说：现在大小单位都是党员做头儿，党、团员一手遮天,到处马干吃尽,白丁就没眼,这不是‘党天下’吗？这种说法对不对？
（2）党的高级干部有特权思想,生活待遇特殊,仗势欺人,这不是‘新权贵’是什么？难道这不是党正在腐化的标志吗？你的看法如何？
（3）‘共产党只听好的,不听坏的,压制群众揭露阴暗面,群众敢怒而不敢言,党和群众的关系一天不如一天’，这是不是事实？
二、关于党所领导的历次运动
（1）土改、三反、五反、镇反、肃反等运动是残酷无情，缺乏人道主义精神，冤枉了许多好人’这种看法对吗？
（2‘现实社会对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岐视,工农出身的子女前途光芒万丈,剥削阶级的子女前途暗谈无光。’这是不是事实？
（3）‘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的一个策略方针,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手段。这种说法对不对？
三、民主自由问题
（1）‘我们国家的制度是民主的形式，独栽的内容’,这话对不对？
（2）我国选举制度是不是有不民主的地方？等额选举（候选人数和提名数相等）是否不民主？事先提出候选人是否不民主？
（3）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游行示威的自由是否是骗局？我们国家是否不如资产本主义国家民主、自由？
（附：（1）有人说：‘宪法规定有游行示威的自由，但又不准搞大民主，这是矛盾。’（2）‘宪法规定有出版自由，但办刊物又要党的领导，这就是矛盾。’（3）‘新闻报导限制太严，反映又不真实，只谈成绩，不谈缺点，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自由’（4）‘在现实社会中，青年没有理想和个性自由。’（5）‘现实社会中盲从多了一些，坏的也要说成好的，昧着良心说话，虽然宪法规定了言论自由，但是骗局。’这些说法对不对？）
四、农村问题和经济生活
（1）有人说：‘党不关心农民,城乡物质分配不合理,农民生活苦。’你的看法怎样？
（2）有人说：‘农村干部作风恶劣,与农民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这是不是事实？
（3）统购统销是搞好了还是搞坏了？
……”
其实，这个“辨论参考提纲”就是把1957年“右派分子”的一些典型言论和观点不加评论、不作分析地向同学们宣布（当时绝大多数同学并不知道这些言论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右派言论”），然后要大家大胆地、自由地发表对这些言论的真实的看法，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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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又组织第二、三学部的学生到“向党交心活动”开展得不错，已经形成鸣放高潮的第一学部（四中）去参观学习、受教育。在那里，除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气氛热烈的演讲会，学生们还看到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指挥刀、军装、手枪套等。那是一位觉悟了的同学主动交出来的，他曾隐瞒了其父在解放前夕已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和突然失踪的事情。时至今日，笔者接触到的好几个当年的学生都还记得他们当时看到那些东西时所受到的触动。
各个学校的运动领导小组反复向学生们强调，党是最爱护青年的，抗日期间大量有志青年冲破国民党的层层阻挠，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经过千锤百炼，如今都成了革命事业的中坚。他们中间许多人出身都不好，但能背叛自己的反动家庭……我们党的政策历来就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出身嘛，不是自己能够选择的，但革命的道路却是自己可以选择的。真诚地向党交心，大胆地鸣放，就是信赖党，就是革命的表现……
鸣放阶段，上面的意图是，开始几天是一般性的放，然后就出题放，但不是公开出题，是给各班领导小组的成员布置，要他们有意引导，如提出历次运动、国际向题、党的领导等，然后就用典型人物的发言来启发其他人（有人回忆说，参加学习之前，学校曾组织他们看过一部有关反右的新闻纪录片，内容是全国各地工农兵如何批判右派，如何用新中国的成就、工人农民解放后翻身作主人的事实反驳右派的言论。所以，在他听到要同学们讨论的一些题目时，想起了那部电影，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觉得这些论点怎么像是电影中的右派说过的话啊？咋个要我们来说呢？但也没有深想下去）。学部向每个班的领导小组布置，每天要统计每个班写了好多大字报，每个人写了几张，要将同学鸣放的情况按问题、按人头整理汇报。如果发现哪个班没有动静，就会找那个班的班干部等做工作，要他们带头写大字报，带头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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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 王建军个人博客“沧桑六十年”
Thursday, June 21,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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