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搞坏了广东？

谁搞坏了广东？

2010-07-21 14: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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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我在一篇网友的博文《粤语碍着你什么了吗？》中评论道：“中国没有坏的地方语言，只有坏的意识形态语言。”今天，我想了解一下最近为什么在网络上兴起了“废除粤语”的风潮。

在百度贴吧“日本の家吧”那里找到了一个叫“熊猫召唤师”的网友发的帖子《废除粤语刻不容缓》，声称粤语“它的文字书写盗用篡改汉字，使汉语使用者不可理解”，“以至于割裂了维系中华民族的纽带——汉字”，粤语“已经成为了割裂祖国的定时炸弹”。所以，应该“二十年时间，全国禁止说粤语”。

看了帖子的全文，我知道这位网友的真实用意并非“废除粤语”，恰恰相反，他是在批评我国现行的语言政策（注：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并且影射当前言论不自由的局面。我国语言政策的最大问题就是“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思维。言路堵塞、意识形态，此二者正是“割裂祖国”的罪魁祸首。

不过，“废除粤语”的想法，在民间社会并非完全没有市场。中国不仅有世界一流的“移民潮”，还有规模惊人的“民工潮”与“从内地到沿海的移民潮”。中国有亿万民工在广东讨生活。他们低福利、差质量的生存状态，不仅与国家政策有关，也与他们在当地由于言语不通所造成的文化隔阂有关。然而，即便如此，在广东，粤语越来越成为一种“弱势语言”。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家错误的语言政策，而这种政策之所以能够普遍生效，其最重要的手段是政府官员的“空降”。广东的省委书记从来都是北方过来的人。而且，各地级市的“一把手”越来越多的被换上了讲普通话的内地人。

广东的一些底层百姓曾经将内地人蔑称为“捞仔（读‘崽’）”，意思是内地人到广东是捞钱来的，不是什么好鸟。说实在话，我内心是认同这个说法的。【中国人在西方是“捞仔”，而内地人在广东也是“捞仔”。问题是，我们为什么都不得不成为“捞仔”，而背井离乡？】内地人到广东，表面上看起来是广东人受益，实际上，真正受益的是拼命剥夺民间财富的政府官员与不顾劳工权益的外来资本，当地的老百姓受益并不多。

相反，由于外来文化（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催生的畸形文化）的入侵，广东的本土文化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尤其是支撑文化的“人心”（即其核心价值）方面。也就是说，广东本土文化的“软基”没有了，剩下的都是硬邦邦的容易破碎的东西。广东，和中国其他区域一样，早已丧失了自己的文化自主权。与各地丧失文化自主权相对应的是，中国没有文化多样性。这在语言上表现为一种“强势话语”，例如普通话，它在很大成分上又被“官话”所支配。

我对粤语的知识不多。但我亲身感受到，粤语是一种很好听的地方语言，不相信的话，你可以看看香港“翡翠台”、“本港台”的非文艺类节目，从来都没有龇牙咧嘴的东西。粤语还是一门非常古老的语言，很多发音应该与古汉语的发音是一致的。并且，由于远离朝廷而高度开放的缘故，她的语法特征跟欧洲语言近似。另外，这种语言肯定与东南亚的语言有很多原初的基因、密码一样的联系。所以，说粤语是中国的语言瑰宝，一点都不夸张。我到广东18年，尽管不会说只会听粤语，尽管我也被广东人“卖猪仔”过，但我喜欢她以及她的声音。粤语十分和平，非常在理，根本就没有普通话的那种嚣张气焰。

一些人丑化、讥笑广东人，说这里的语言是“鸟语”，以为这里是文化沙漠，包括我们伟大的CCTV和赵本山等演艺明星。实际上，广东历来是开风气之先的地方。因为这里的人们自古以来就崇尚自由贸易以及自由迁徙，所以，早期的海外移民中绝大多数都是广东人。此外，广东的古文化遗存在年代上并不比内地或北方更晚。相反，可能这里的文明历史更加悠久。例如，在韶关偏僻的崇山峻岭之中，有十几万年前的马坝人遗址，那里的民间定期不定期地举行祭奠先人盘古的“盘王节”，还有十分丰富的关于伏羲、女娲的神话传说，它们不一定是假的，有可能就是真实的历史记录。更不要说这里还有许许多多的较晚年代的文化遗址。

我一直认为，中国各地的方言是比汉字更加了不起的文化遗产，通过它们，我们能够发现，我们的先辈祖宗并非像他们不争气的晚辈（——我们）一样，那么害怕开放，那么意识形态，那么不讲道德。我们今天的堕落现实，都是我们自己一手造成的。我们害怕开放，我们意识形态，我们不讲道德，我们允许强盗（早期来贸易的西方人并非真强盗，今天的某些“同胞”才是真强盗！）进来，我们毁坏自己的家园。我们将孔子搞成儒教，我们将马克思搞成专制魔王，我们将政府搞成衙门，我们将人民搞成奴才。

这其中，毁坏语言（包括语言本身所支撑的文化、信仰）成了毁坏一切的重要手段。我们毁坏一切，正是通过毁坏语言开始的。以致当今中国，只有一种语言了。它就是意识形态话语。不过，这是一种与真实的人心、世俗的生活脱节了的虚假的语言。这种语言已经不是“人话”。曾经在历史上高度开放的广东，就这样，被一帮不会讲“人话”的人给糟蹋了。所以，尽管近在咫尺，大陆的广东与香港，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按照现代西方语言学的理论，语言是一种社会建制。所以，语言其实是社会变迁、向善最革命性的因素。我仍然坚持主张，中国要变好，必须放开语言禁忌。一个地方使用什么语言或文字，应该由地方自己决定。如果说在信息时代之前还有语言文字“统一”的必要性的话，那么，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统一”就是一种彻底的错误。即使某个地方需要“统一”语言，政府也只能根据社会意见加以顺从，而不应该发号施令。政府搞文化，等于毁坏文化。实际上，我们对于政府权力的授予、监督与制约，正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语言来实现的。政府使用什么（法律的、政策的、官方的）语言，恰恰就是社会监督的对象，而不是将这种关系倒转过来。是“我们”有权要求政府怎么说，而不应该是政府有权要求“我们”怎么说。政府根本就没有资格教育社会怎么说话。

千言万语，一句话：要将中国的事情搞好，首先是政府学会说“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