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文化读书笔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29 08:58:08
“虽然生活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环境中，但不等于我们每个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精神都有认识。今天，我们同样需要有一种文化自觉，需要对我们自己的文化进行重新认识。”曾几何时，我们欣赏美国文化、欣赏日本文化，欣赏欧洲文化，却忘记了欣赏中华文化的绝伦美妙。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叫做抱着金饭碗去要饭。回顾中国近现代史，出于民主革命的需要，仁人志士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加以批判自然出于其时代的需要，也是对于自身的深刻反省，自有其道理。但物极必反，往往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同时，也存在一个误解，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甚至认为中国的落后挨打，罪魁祸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腐蚀。为此，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很多人奉行拿来主义，认为西方先进国家的文化也是世界最先进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落后的、是需要抛弃的。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尤其是自奥运会举办以来，随着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和谐世界的倡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日益显现出其魅力来。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面对中国文化，世界走在了我们前面。美国兰德公司学者波拉克斯在研究中国的兵家经典《孙子兵法》时所说：孙子的智慧和孔子的智慧一样具有永恒的价值。这种智慧属于全世界。这一方面是对中国文化的肯定和欣赏，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下，当别人都已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价值所在时，而我们如果仍然沉浸在对西方文化的崇拜与拿来而津津乐道、乐此不疲，我们必须反省自问，这是不是对我们自身莫大的讥讽。由此，我们可以借用书中关于禅悟的一首诗来表达我们这种反省的心情：禅门有诗道：“尽日寻春春不归，芒鞋踏破陇头云。归来笑捻梅花嗅，春在枝头已象十分。”春就在你自家的梅花树上，就在你的心中，放着满树鲜花不顾，舍近求远，舍己而求他，实在是白费功夫。通过阅览此书，不仅对于中国文化有个从点到面式的了解与感悟，而且也更加把握我们源源不断的民族文化命脉，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在当代世界的价值与地位。
举一例来说，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全球华人的粘结剂。这是一种向心力，一种民族的凝聚力。儒家文化在宗教文化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而日益受到挑战的今天异军突起，成为受到全人类倍加关注的积极进取的人生哲学，一种可以在不歧视别国宗教信仰的前提下能够倡导的精神文明。比如海峡两岸，是当前仍然还存在着巨大的意识形态差异的现状下能够迅速找到的共同语言。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能够形成全党的凝聚力和全民族的凝聚力。但是，要真正团结全球华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成为重要的粘结剂。
作为今天的我们，对待中国文化的正确态度是：既要认识到它的博大精深，增强民族自豪感，又不可盲目固步自封，拒绝任何外来文化。以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体会并不是说，我们要拒绝任何外来文化，唯我独尊，其实，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就是一个注重吸收他人精华的文化体系。古代自不必说，当代毛泽东成功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我们今天的正确做法是如何将中国文化传承下来，更加适应世界形势，融入世界民族文化之林，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热爱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使优秀的中国文化精髓得以传承和弘扬，将中国文化的和谐理念、天人合一理念去影响世界的看法和想法，比如应对气候问题，用中国哲学来解释，绝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事情，它需要全球的共同努力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习近平指出：“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是一种以一当十、含金量高的文化阅读，领导干部多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经常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可以提高人文素养，增强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把握能力，正确处理义与利、己与他、权与民、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等重要关系”。这体现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构建的重大意义。
总的来说，只有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点，树立起民族文化的自信，才是中国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之道。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处处都有值得人去思考的地方，如果说中国文化是太平洋的话，那么余秋雨就是一个航海家，而我也勉强算得上是他的小追随者。
一路上，余秋雨引领着我去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领略着大自然的美好风光，深思着中国文化的发展。他的探索之旅不像陈景润那样在字母的世界中遨游，可以说是飞翔,从山脚飞向山顶，从江南飞向那更远的地方。
第一站，我们来到了道士塔。青砖黄泥，这再普通不过；细细探探，才知道它大有玄机，可是这也是一种耻辱。道士塔只是个普通的佛教地方，可当那王道士开掘了一门永久性学问的洞穴后，这儿再也不普通。王道士也成了达官贵人宠.的“妃.”，王道士的古文物，不，是正用在阿谀逢迎的官场的中国的古文物，它们的清白也渐渐被抹黑，更糟的是：外国友人的不客气，王道士的傻笑，中国古文物就此一车一车地安全运出国境，王道士与外国友人的寒暄，唉！伤心欲绝！经历如此难堪的旅途，思的多了，得的也多了。
再乘船去那个三峡吧，离开道士塔，去找李白和刘备罢了。也许三峡之流正是为了这两股主流而日夜不息地争流着。放眼现在，三峡大坝工程的逐步完工，中国人逐渐满足了自己对能源的需求，这无不是三峡的功劳。无论怎样，三峡蕴藏着无限的能源和智慧。
苦旅，也不算太苦，只是思想上受点儿跌宕而已。对文化的追思和探索是无休止的，那是因为人生也是个无休止的边界。就正如智者说“不在乎你拥有多少钱，就在乎你花了多少钱。”同样不在乎你有多聪明的头脑，就在乎了有多少有内涵的思想，好的思想多了，人就富了。
不管是春温秋肃，还是大喜大悲，最后都是要闭上眼睛，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罢了。中国问题一切根源尽在篇首所谓第四特徵者，只不过一开始仅说第四特徵乃一神秘力量，直到篇末方将其阐发为“理性早启” 。于梁公看来，中国问题一切根源尽在篇首所谓第四特征者，只不过一开始仅说第四特征乃一神秘力量，直到篇末方将其阐发为“理性早启” 。 既言“理性早启”，则必先明确“本能”、“理性”与“理智”之别。既言“理性早启”，则必先明确“本能”、“理性”与“理智”之别。 所谓本能，即动物生而所能，而止於其所能，是有限的。所谓本能，即动物生而所能，而止于其所能，是有限的。 而如脊椎动物之先天本能安排不足，要靠后天学习方能生存的，乃是心思作用中的理智。而如脊椎动物之先天本能安排不足，要靠后天学习方能生存的，乃是心思作用中的理智。 其摆脱本能愈多，则其理智作用愈强，沿理智之途走得最远者，便是人类。其摆脱本能愈多，则其理智作用愈强，沿理智之途走得最远者，便是人类。 当理智造乎最终“无所为”的冷静地步，而后得尽其用，就不期产生了无所私的感情——这便是理性。当理智造乎最终“无所为”的冷静地步，而后得尽其用，就不期产生了无所私的感情——这便是理性。 理性与理智原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理智之用无穷，而独不作主张；作主张的是理性。” 理智乃静态的、客观的知识与方法，而理性更有向上一念，求生活之更合理也。理性与理智原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理智之用无穷，而独不作主张；作主张的是理性。”理智乃静态的、客观的知识与方法，而理性更有向上一念，求生活之更合理也。 在行为上，节足动物以本能指导行为，脊椎动物以理智渐取代之，而人正依靠心思作用摆脱本能控制最甚，以理智松开本能的机械束缚，不仅代之以理智，更产生了独有的理性。在行为上，节足动物以本能指导行为，脊椎动物以理智渐取代之，而人正依靠心思作用摆脱本能控制最甚，以理智松开本能的机械束缚，不仅代之以理智，更产生了独有的理性。 以上种种，都在以下图示中体现。以上种种，都在以下图示中体现。
既已阐明理性、理智之别，回归论述中国的“理性早启”。既已阐明理性、理智之别，回归论述中国的“理性早启”。 根据上段解释，梁公认为理性是一要求生活向上合理之追求，自有对进於无对，凡事向内寻求，这与老师课上所讲东方文化“合”对自然本根和谐的终极关怀应属一义。根据上段解释，梁公认为理性是一要求生活向上合理之追求，自有对进于无对，凡事向内寻求，这与老师课上所讲东方文化“合”对自然本根和谐的终极关怀应属一义。 理性理智虽同为心思作用两面，原本密不可分，但理性要求位元阶更高，认识了“人之所以为人”问题。理性理智虽同为心思作用两面，原本密不可分，但理性要求位元阶更高，认识了“人之所以为人”问题。 所谓理性早启，乃指中西文化早期形态——即中国出现周孔教化前的形态——虽无甚大区别。所谓理性早启，乃指中西文化早期形态——即中国出现周孔教化前的形态——虽无甚大区别。 但中国早早便转向追求理性，乃至演绎出道德与宗教的分野，中西文化自此分途。但中国早早便转向追求理性，乃至演绎出道德与宗教的分野，中西文化自此分途。 至於周孔教化之兴盛果由何道，梁公没有在书中讨论，惜其对此并无态度。至于周孔教化之兴盛果由何道，梁公没有在书中讨论，惜其对此并无态度。居文化中心而为主的，是一种人生态度，是其所有价值判断，而非为人生而有的工具手段、方法制度之类。居文化中心而为主的，是一种人生态度，是其所有价值判断，而非为人生而有的工具手段、方法制度之类。 人类文化必以宗教为开端，以其迷信、独断，取其凝聚、驯服之功用，在道德、礼俗、法律尚不存在之时建立秩序。人类文化必以宗教为开端，以其迷信、独断，取其凝聚、驯服之功用，在道德、礼俗、法律尚不存在之时建立秩序。 而后中西文化渐次分途，故其人生态度、所有价值判断乃因对宗教的不同态度见差异。而后中西文化渐次分途，故其人生态度、所有价值判断乃因对宗教的不同态度见差异。 西洋强于理智而弱於理性，则须以宗教作工具使人心智向上，故宗教林立，高下不等。西洋强于理智而弱于理性，则须以宗教作工具使人心智向上，故宗教林立，高下不等。 最终以基督宗教一派至为浩荡，自创世至末世无所不包而远开出人类知识范围处立足，给予人心智莫大安慰，终成大统。最终以基督宗教一派至为浩荡，自创世至末世无所不包而远开出人类知识范围处立足，给予人心智莫大安慰，终成大统。
而我中国文化经周孔教化提前进於理性之境，便无须也容不得退回反绕宗教的圈子，道德自觉完善为一再自然不过之要求。而我中国文化经周孔教化提前进于理性之境，便无须也容不得退回反绕宗教的圈子，道德自觉完善为一再自然不过之要求。 周孔教化原是一种学术而非宗教。周孔教化原是一种学术而非宗教。 宗教喜谈生死鬼神之事，正因它恰合於产生宗教的知识与情志要求，可使人对外在的神的理性充分信仰，而贬低人的理性价值；但子恰恰相反，不谈“怪力乱神”而充分相信人都有理性，完全信赖人类自己，要求人向内发力，此其一。宗教喜谈生死鬼神之事，正因它恰合于产生宗教的知识与情志要求，可使人对外在的神的理性充分信仰，而贬低人的理性价值；但子恰恰相反，不谈“怪力乱神”而充分相信人都有理性，完全信赖人类自己，要求人向内发力，此其一。 宗教视仪式为其神圣威信所系，故特别重视仪式规制、祭坛布置之事；而当子贡欲告朔之饩羊，子只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分毫没有指责对错之义，只把两种观点对比讨论，此乃宗教所万不能容之事，此其二。宗教视仪式为其神圣威信所系，故特别重视仪式规制、祭坛布置之事；而当子贡欲告朔之饩羊，子只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分毫没有指责对错之义，只把两种观点对比讨论，此乃宗教所万不能容之事，此其二。 故经过周孔教化改造，中国文化中虽仍保有原始宗教的部分元素，如祭天、敬祖、崇德报功，但其核心已是非宗教的周孔教化，而这些原始元素已转化为周孔教化中的礼。故经过周孔教化改造，中国文化中虽仍保有原始宗教的部分元素，如祭天、敬祖、崇德报功，但其核心已是非宗教的周孔教化，而这些原始元素已转化为周孔教化中的礼。 儒家在学术上所作的惟一功夫，便是教人反省自求而已。儒家在学术上所作的惟一功夫，便是教人反省自求而已。 除了信赖自己的理性，别无它求。除了信赖自己的理性，别无它求。 这实在是道德，远非宗教。这实在是道德，远非宗教。 道德为理性之事，存在於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理智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道德为理性之事，存在于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理智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 中国自孔子以降，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中国自孔子以降，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 道德宗教二者，同是教人向善。道德宗教二者，同是教人向善。 然而宗教速效、力大、不易失坠，道德则难度骤增。然而宗教速效、力大、不易失坠，道德则难度骤增。 这就为宗教本是个工具方法，而道德则否。这就为宗教本是个工具方法，而道德则否。 宗教向外借力求善，但这外力实在就是自己，而道德不绕这个弯，径向内部发力发掘自己的善。宗教向外借力求善，但这外力实在就是自己，而道德不绕这个弯，径向内部发力发掘自己的善。 如此看来道德本应是一迅速跨入理性的通衢，但其矛盾也在於斯。如此看来道德本应是一迅速跨入理性的通衢，但其矛盾也在于斯。 须知人类历史上，道德远比宗教为后出者，正是因为人类理性较之理智总是发育不足，因而道德广泛实现是一至难之事，理性的通衢反成为文化早熟的歧路。须知人类历史上，道德远比宗教为后出者，正是因为人类理性较之理智总是发育不足，因而道德广泛实现是一至难之事，理性的通衢反成为文化早熟的歧路。 故“道德气氛特重”与“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两特徵实为一件事之两种表达，毫无二致。故“道德气氛特重”与“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两特征实为一件事之两种表达，毫无二致。 至此，中国文化早熟理性早启之事已然在胸，进而可以此贯穿全书。至此，中国文化早熟理性早启之事已然在胸，进而可以此贯穿全书。
以理性早启为起点，中国社会呈现出职业分途和伦理本位状态，以下分论之。以理性早启为起点，中国社会呈现出职业分途和伦理本位状态，以下分论之。中国社会由於理性早期所呈现出社会状态的另一面，便是职业分途，这又不同於西洋阶级对立。中国社会由于理性早期所呈现出社会状态的另一面，便是职业分途，这又不同于西洋阶级对立。 先要讲清楚什麼是阶级。先要讲清楚什么是阶级。 若从宽泛说，人间万般高下不齐，未尝不可都叫做阶级。若从宽泛说，人间万般高下不齐，未尝不可都叫做阶级。 但这种归纳之下的阶级并非对文化过程都具有重要意义，故拮取其重要者，梁公将阶级解释为“经济政治之对立争衡的形势”。但这种归纳之下的阶级并非对文化过程都具有重要意义，故拮取其重要者，梁公将阶级解释为“经济政治之对立争衡的形势”。 此种阶级构成在经济关系上，而依托於政治制度。此种阶级构成在经济关系上，而依托于政治制度。 盖在经济上存在剥削，而政治上则土地等资源均各被人占领之时。盖在经济上存在剥削，而政治上则土地等资源均各被人占领之时。 阶级不是理性产物，甚至是反理性的：一面以强力施於人，一面以美利私乎己。阶级不是理性产物，甚至是反理性的：一面以强力施于人，一面以美利私乎己。 但人类理性总须渐次开发，当人类时间全被体力劳动所占据，便无须臾工夫开发理性。但人类理性总须渐次开发，当人类时间全被体力劳动所占据，便无须臾工夫开发理性。 只有当阶级产生令一部分人悠闲了之后，人类进於理性始得提速。只有当阶级产生令一部分人悠闲了之后，人类进于理性始得提速。 随著经济与文化进步，更多人乃至全人类都有充足悠闲时间，理性方能得到极大跨越，阶级终归消亡。随着经济与文化进步，更多人乃至全人类都有充足悠闲时间，理性方能得到极大跨越，阶级终归消亡。
那么中国秦汉以来的社会尝有阶级吗？那么中国秦汉以来的社会尝有阶级吗？ 经济上应说是不可能的。经济上应说是不可能的。 我国史上土地可自由买卖的时间占绝大多数；且基於伦理本位观念，土地不似西洋及日本之长子继承，而是在各房间均摊，故长期稳定集中土地实数不易。我国史上土地可自由买卖的时间占绝大多数；且基于伦理本位观念，土地不似西洋及日本之长子继承，而是在各房间均摊，故长期稳定集中土地实数不易。 根据梁公所获资料，全国范围内土地集中垄断情形不著，一般估计，有地者颇占多数，且此多数远不止於五十一对四十九之比。根据梁公所获资料，全国范围内土地集中垄断情形不着，一般估计，有地者颇占多数，且此多数远不止于五十一对四十九之比。 而在竞争上更为激烈的商业和工业终不能淩驾於农业之上：古代商业兴旺均依赖国际大宗贸易，而中国商业从未真正主动向国外推销，反倒是数千年海禁，摧抑有加；而工业本身限制於理性早启，人们心思聪明全在於斯却不用於此，故工业与商业两衰，其对土地集中助力甚微。而在竞争上更为激烈的商业和工业终不能凌驾于农业之上：古代商业兴旺均依赖国际大宗贸易，而中国商业从未真正主动向国外推销，反倒是数千年海禁，摧抑有加；而工业本身限制于理性早启，人们心思聪明全在于斯却不用于此，故工业与商业两衰，其对土地集中助力甚微。 所可虑者，仍在政治势力之影响。所可虑者，仍在政治势力之影响。 但政治势力促使土地集中，乃是对解放於封建的中国社会之莫大逆转，必不可久，史上不断回圈於此而不得久固。但政治势力促使土地集中，乃是对解放于封建的中国社会之莫大逆转，必不可久，史上不断回圈于此而不得久固。 因此中国社会在经济上虽有剥削者，但因其分散流动，故并不存在一剥削阶级。因此中国社会在经济上虽有剥削者，但因其分散流动，故并不存在一剥削阶级。考查政治上是否有统治阶级，与上段互相印证。下面考查政治上是否有统治阶级，与上段互相印证。 在中国实行统治的人，从大处可说是读书人，从中细辨别，可以有皇帝家族、官吏、儒生三种，以下一一说明。在中国实行统治的人，从大处可说是读书人，从中细辨别，可以有皇帝家族、官吏、儒生三种，以下一一说明。 三种人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儒生其实是个再松散不过的群体。三种人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儒生其实是个再松散不过的群体。 首先入门很容易，古人读书科考只有限的几本，不收学费的义塾亦随处可见，读过几年后就可一面训蒙一面科考，更有耕读传家、半耕半读之类方法补贴生活。首先入门很容易，古人读书科考只有限的几本，不收学费的义塾亦随处可见，读过几年后就可一面训蒙一面科考，更有耕读传家、半耕半读之类方法补贴生活。 只要有心仕途，接受教育总不是个难事。只要有心仕途，接受教育总不是个难事。 而且儒生与农、工、商皆没有明确的界限，一个人可能这一代经商务工，下一代读书，也可能此一时读书，彼一时从商，更有前面所提到半耕半读的口语。而且儒生与农、工、商皆没有明确的界限，一个人可能这一代经商务工，下一代读书，也可能此一时读书，彼一时从商，更有前面所提到半耕半读的口语。 因而儒生虽然在学问上是一共同体，但在生活中绝大多数都是不稳定於仕途和学术的。因而儒生虽然在学问上是一共同体，但在生活中绝大多数都是不稳定于仕途和学术的。 即便有豪门世家世代官宦，也占不了儒生多大比例。即便有豪门世家世代官宦，也占不了儒生多大比例。 再言官吏。再言官吏。 我们知道中国早早地便从贵族治国转入官吏治国，此事大约发生在春秋战国之时，名士鹊起各国仕官。我们知道中国早早地便从贵族治国转入官吏治国，此事大约发生在春秋战国之时，名士鹊起各国仕官。 官吏之所大不同於贵族者，即他不过是为他人行统治。官吏之所大不同于贵族者，即他不过是为他人行统治。 他在步入仕途之前不过是平头百姓，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告老还乡之后又回归于百姓。他在步入仕途之前不过是平头百姓，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告老还乡之后又回归于百姓。 任官只是一时之事，何必与生於斯、长於斯、老死于斯的百姓为水火不容之对立？任官只是一时之事，何必与生于斯、长于斯、老死于斯的百姓为水火不容之对立？ 因此只有皇帝家族才是真正的孤家寡人，除皇帝而外多数亲族不能实际掌握政权，官吏不但不愿与百姓对立，反倒常站在百姓一边，以“爱民如子”、“民贵君轻”等伦理要求皇帝。因此只有皇帝家族才是真正的孤家寡人，除皇帝而外多数亲族不能实际掌握政权，官吏不但不愿与百姓对立，反倒常站在百姓一边，以“爱民如子”、“民贵君轻”等伦理要求皇帝。 皇帝虽然一人在上万人在下，但每有大举动往往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官吏百姓们却也离不开皇帝，皇帝一倒台则天下大乱荼毒众生。皇帝虽然一人在上万人在下，但每有大举动往往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官吏百姓们却也离不开皇帝，皇帝一倒台则天下大乱荼毒众生。 千年来往往是一种消极相安之局，少有积极统治之实，而君臣百姓自然融为一大社会，都以对方为重，盖莫能逸出，更不能有阶级对立争衡之势。千年来往往是一种消极相安之局，少有积极统治之实，而君臣百姓自然融为一大社会，都以对方为重，盖莫能逸出，更不能有阶级对立争衡之势。
中国虽本有卿、大夫、士之阶级，但此阶级逐渐消失，变成官吏而职业化了，他们和农工商各司其职。中国虽本有卿、大夫、士之阶级，但此阶级逐渐消失，变成官吏而职业化了，他们和农工商各司其职。 孟子尝言：“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义也。” 往往被误读为人生而有贵贱，但结合同篇“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其真意应在於社会各有分工而无高下。孟子尝言：“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往往被误读为人生而有贵贱，但结合同篇“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其真意应在于社会各有分工而无高下。 前文已述有分工有剥削方能有进步有文化。前文已述有分工有剥削方能有进步有文化。 中国社会并非没有剥削没有统治，只是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时常易位，从不固定，故难形成阶级，我们称此状态为职业分途以区别於阶级对立。中国社会并非没有剥削没有统治，只是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时常易位，从不固定，故难形成阶级，我们称此状态为职业分途以区别于阶级对立。 西洋以强力加於人走阶级之道行剥削之事，而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从理性中获得剥削的合理性，径向理性中开出路去，取进步所必须之分工，舍剥削所流毒之阶级，更从一侧面证明中国理性之早启。西洋以强力加于人走阶级之道行剥削之事，而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从理性中获得剥削的合理性，径向理性中开出路去，取进步所必须之分工，舍剥削所流毒之阶级，更从一侧面证明中国理性之早启。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面对中国文化，世界走在了我们前面。美国兰德公司学者波拉克斯在研究中国的兵家经典《孙子兵法》时所说：孙子的智慧和孔子的智慧一样具有永恒的价值。这种智慧属于全世界。这一方面是对中国文化的肯定和欣赏，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下，当别人都已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价值所在时，而我们如果仍然沉浸在对西方文化的崇拜与拿来而津津乐道、乐此不疲，我们必须反省自问，这是不是对我们自身莫大的讥讽。由此，我们可以借用书中关于禅悟的一首诗来表达我们这种反省的心情：禅门有诗道：“尽日寻春春不归，芒鞋踏破陇头云。归来笑捻梅花嗅，春在枝头已象十分。”春就在你自家的梅花树上，就在你的心中，放着满树鲜花不顾，舍近求远，舍己而求他，实在是白费功夫。通过阅览此书，不仅对于中国文化有个从点到面式的了解与感悟，而且也更加把握我们源源不断的民族文化命脉，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在当代世界的价值与地位。
举一例来说，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全球华人的粘结剂。这是一种向心力，一种民族的凝聚力。儒家文化在宗教文化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而日益受到挑战的今天异军突起，成为受到全人类倍加关注的积极进取的人生哲学，一种可以在不歧视别国宗教信仰的前提下能够倡导的精神文明。比如海峡两岸，是当前仍然还存在着巨大的意识形态差异的现状下能够迅速找到的共同语言。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能够形成全党的凝聚力和全民族的凝聚力。但是，要真正团结全球华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成为重要的粘结剂。
作为今天的我们，对待中国文化的正确态度是：既要认识到它的博大精深，增强民族自豪感，又不可盲目固步自封，拒绝任何外来文化。以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体会并不是说，我们要拒绝任何外来文化，唯我独尊，其实，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就是一个注重吸收他人精华的文化体系。古代自不必说，当代毛泽东成功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我们今天的正确做法是如何将中国文化传承下来，更加适应世界形势，融入世界民族文化之林，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热爱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使优秀的中国文化精髓得以传承和弘扬，将中国文化的和谐理念、天人合一理念去影响世界的看法和想法，比如应对气候问题，用中国哲学来解释，绝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事情，它需要全球的共同努力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习近平指出：“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是一种以一当十、含金量高的文化阅读，领导干部多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经常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可以提高人文素养，增强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把握能力，正确处理义与利、己与他、权与民、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等重要关系”。这体现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构建的重大意义。
总的来说，只有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点，树立起民族文化的自信，才是中国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之道。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处处都有值得人去思考的地方，如果说中国文化是太平洋的话，那么余秋雨就是一个航海家，而我也勉强算得上是他的小追随者。
一路上，余秋雨引领着我去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领略着大自然的美好风光，深思着中国文化的发展。他的探索之旅不像陈景润那样在字母的世界中遨游，可以说是飞翔,从山脚飞向山顶，从江南飞向那更远的地方。
第一站，我们来到了道士塔。青砖黄泥，这再普通不过；细细探探，才知道它大有玄机，可是这也是一种耻辱。道士塔只是个普通的佛教地方，可当那王道士开掘了一门永久性学问的洞穴后，这儿再也不普通。王道士也成了达官贵人宠.的“妃.”，王道士的古文物，不，是正用在阿谀逢迎的官场的中国的古文物，它们的清白也渐渐被抹黑，更糟的是：外国友人的不客气，王道士的傻笑，中国古文物就此一车一车地安全运出国境，王道士与外国友人的寒暄，唉！伤心欲绝！经历如此难堪的旅途，思的多了，得的也多了。
再乘船去那个三峡吧，离开道士塔，去找李白和刘备罢了。也许三峡之流正是为了这两股主流而日夜不息地争流着。放眼现在，三峡大坝工程的逐步完工，中国人逐渐满足了自己对能源的需求，这无不是三峡的功劳。无论怎样，三峡蕴藏着无限的能源和智慧。
苦旅，也不算太苦，只是思想上受点儿跌宕而已。对文化的追思和探索是无休止的，那是因为人生也是个无休止的边界。就正如智者说“不在乎你拥有多少钱，就在乎你花了多少钱。”同样不在乎你有多聪明的头脑，就在乎了有多少有内涵的思想，好的思想多了，人就富了。
不管是春温秋肃，还是大喜大悲，最后都是要闭上眼睛，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罢了。中国问题一切根源尽在篇首所谓第四特徵者，只不过一开始仅说第四特徵乃一神秘力量，直到篇末方将其阐发为“理性早启” 。于梁公看来，中国问题一切根源尽在篇首所谓第四特征者，只不过一开始仅说第四特征乃一神秘力量，直到篇末方将其阐发为“理性早启” 。 既言“理性早启”，则必先明确“本能”、“理性”与“理智”之别。既言“理性早启”，则必先明确“本能”、“理性”与“理智”之别。 所谓本能，即动物生而所能，而止於其所能，是有限的。所谓本能，即动物生而所能，而止于其所能，是有限的。 而如脊椎动物之先天本能安排不足，要靠后天学习方能生存的，乃是心思作用中的理智。而如脊椎动物之先天本能安排不足，要靠后天学习方能生存的，乃是心思作用中的理智。 其摆脱本能愈多，则其理智作用愈强，沿理智之途走得最远者，便是人类。其摆脱本能愈多，则其理智作用愈强，沿理智之途走得最远者，便是人类。 当理智造乎最终“无所为”的冷静地步，而后得尽其用，就不期产生了无所私的感情——这便是理性。当理智造乎最终“无所为”的冷静地步，而后得尽其用，就不期产生了无所私的感情——这便是理性。 理性与理智原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理智之用无穷，而独不作主张；作主张的是理性。” 理智乃静态的、客观的知识与方法，而理性更有向上一念，求生活之更合理也。理性与理智原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理智之用无穷，而独不作主张；作主张的是理性。”理智乃静态的、客观的知识与方法，而理性更有向上一念，求生活之更合理也。 在行为上，节足动物以本能指导行为，脊椎动物以理智渐取代之，而人正依靠心思作用摆脱本能控制最甚，以理智松开本能的机械束缚，不仅代之以理智，更产生了独有的理性。在行为上，节足动物以本能指导行为，脊椎动物以理智渐取代之，而人正依靠心思作用摆脱本能控制最甚，以理智松开本能的机械束缚，不仅代之以理智，更产生了独有的理性。 以上种种，都在以下图示中体现。以上种种，都在以下图示中体现。
既已阐明理性、理智之别，回归论述中国的“理性早启”。既已阐明理性、理智之别，回归论述中国的“理性早启”。 根据上段解释，梁公认为理性是一要求生活向上合理之追求，自有对进於无对，凡事向内寻求，这与老师课上所讲东方文化“合”对自然本根和谐的终极关怀应属一义。根据上段解释，梁公认为理性是一要求生活向上合理之追求，自有对进于无对，凡事向内寻求，这与老师课上所讲东方文化“合”对自然本根和谐的终极关怀应属一义。 理性理智虽同为心思作用两面，原本密不可分，但理性要求位元阶更高，认识了“人之所以为人”问题。理性理智虽同为心思作用两面，原本密不可分，但理性要求位元阶更高，认识了“人之所以为人”问题。 所谓理性早启，乃指中西文化早期形态——即中国出现周孔教化前的形态——虽无甚大区别。所谓理性早启，乃指中西文化早期形态——即中国出现周孔教化前的形态——虽无甚大区别。 但中国早早便转向追求理性，乃至演绎出道德与宗教的分野，中西文化自此分途。但中国早早便转向追求理性，乃至演绎出道德与宗教的分野，中西文化自此分途。 至於周孔教化之兴盛果由何道，梁公没有在书中讨论，惜其对此并无态度。至于周孔教化之兴盛果由何道，梁公没有在书中讨论，惜其对此并无态度。居文化中心而为主的，是一种人生态度，是其所有价值判断，而非为人生而有的工具手段、方法制度之类。居文化中心而为主的，是一种人生态度，是其所有价值判断，而非为人生而有的工具手段、方法制度之类。 人类文化必以宗教为开端，以其迷信、独断，取其凝聚、驯服之功用，在道德、礼俗、法律尚不存在之时建立秩序。人类文化必以宗教为开端，以其迷信、独断，取其凝聚、驯服之功用，在道德、礼俗、法律尚不存在之时建立秩序。 而后中西文化渐次分途，故其人生态度、所有价值判断乃因对宗教的不同态度见差异。而后中西文化渐次分途，故其人生态度、所有价值判断乃因对宗教的不同态度见差异。 西洋强于理智而弱於理性，则须以宗教作工具使人心智向上，故宗教林立，高下不等。西洋强于理智而弱于理性，则须以宗教作工具使人心智向上，故宗教林立，高下不等。 最终以基督宗教一派至为浩荡，自创世至末世无所不包而远开出人类知识范围处立足，给予人心智莫大安慰，终成大统。最终以基督宗教一派至为浩荡，自创世至末世无所不包而远开出人类知识范围处立足，给予人心智莫大安慰，终成大统。
而我中国文化经周孔教化提前进於理性之境，便无须也容不得退回反绕宗教的圈子，道德自觉完善为一再自然不过之要求。而我中国文化经周孔教化提前进于理性之境，便无须也容不得退回反绕宗教的圈子，道德自觉完善为一再自然不过之要求。 周孔教化原是一种学术而非宗教。周孔教化原是一种学术而非宗教。 宗教喜谈生死鬼神之事，正因它恰合於产生宗教的知识与情志要求，可使人对外在的神的理性充分信仰，而贬低人的理性价值；但子恰恰相反，不谈“怪力乱神”而充分相信人都有理性，完全信赖人类自己，要求人向内发力，此其一。宗教喜谈生死鬼神之事，正因它恰合于产生宗教的知识与情志要求，可使人对外在的神的理性充分信仰，而贬低人的理性价值；但子恰恰相反，不谈“怪力乱神”而充分相信人都有理性，完全信赖人类自己，要求人向内发力，此其一。 宗教视仪式为其神圣威信所系，故特别重视仪式规制、祭坛布置之事；而当子贡欲告朔之饩羊，子只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分毫没有指责对错之义，只把两种观点对比讨论，此乃宗教所万不能容之事，此其二。宗教视仪式为其神圣威信所系，故特别重视仪式规制、祭坛布置之事；而当子贡欲告朔之饩羊，子只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分毫没有指责对错之义，只把两种观点对比讨论，此乃宗教所万不能容之事，此其二。 故经过周孔教化改造，中国文化中虽仍保有原始宗教的部分元素，如祭天、敬祖、崇德报功，但其核心已是非宗教的周孔教化，而这些原始元素已转化为周孔教化中的礼。故经过周孔教化改造，中国文化中虽仍保有原始宗教的部分元素，如祭天、敬祖、崇德报功，但其核心已是非宗教的周孔教化，而这些原始元素已转化为周孔教化中的礼。 儒家在学术上所作的惟一功夫，便是教人反省自求而已。儒家在学术上所作的惟一功夫，便是教人反省自求而已。 除了信赖自己的理性，别无它求。除了信赖自己的理性，别无它求。 这实在是道德，远非宗教。这实在是道德，远非宗教。 道德为理性之事，存在於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理智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道德为理性之事，存在于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理智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 中国自孔子以降，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中国自孔子以降，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 道德宗教二者，同是教人向善。道德宗教二者，同是教人向善。 然而宗教速效、力大、不易失坠，道德则难度骤增。然而宗教速效、力大、不易失坠，道德则难度骤增。 这就为宗教本是个工具方法，而道德则否。这就为宗教本是个工具方法，而道德则否。 宗教向外借力求善，但这外力实在就是自己，而道德不绕这个弯，径向内部发力发掘自己的善。宗教向外借力求善，但这外力实在就是自己，而道德不绕这个弯，径向内部发力发掘自己的善。 如此看来道德本应是一迅速跨入理性的通衢，但其矛盾也在於斯。如此看来道德本应是一迅速跨入理性的通衢，但其矛盾也在于斯。 须知人类历史上，道德远比宗教为后出者，正是因为人类理性较之理智总是发育不足，因而道德广泛实现是一至难之事，理性的通衢反成为文化早熟的歧路。须知人类历史上，道德远比宗教为后出者，正是因为人类理性较之理智总是发育不足，因而道德广泛实现是一至难之事，理性的通衢反成为文化早熟的歧路。 故“道德气氛特重”与“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两特徵实为一件事之两种表达，毫无二致。故“道德气氛特重”与“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两特征实为一件事之两种表达，毫无二致。 至此，中国文化早熟理性早启之事已然在胸，进而可以此贯穿全书。至此，中国文化早熟理性早启之事已然在胸，进而可以此贯穿全书。
以理性早启为起点，中国社会呈现出职业分途和伦理本位状态，以下分论之。以理性早启为起点，中国社会呈现出职业分途和伦理本位状态，以下分论之。中国社会由於理性早期所呈现出社会状态的另一面，便是职业分途，这又不同於西洋阶级对立。中国社会由于理性早期所呈现出社会状态的另一面，便是职业分途，这又不同于西洋阶级对立。 先要讲清楚什麼是阶级。先要讲清楚什么是阶级。 若从宽泛说，人间万般高下不齐，未尝不可都叫做阶级。若从宽泛说，人间万般高下不齐，未尝不可都叫做阶级。 但这种归纳之下的阶级并非对文化过程都具有重要意义，故拮取其重要者，梁公将阶级解释为“经济政治之对立争衡的形势”。但这种归纳之下的阶级并非对文化过程都具有重要意义，故拮取其重要者，梁公将阶级解释为“经济政治之对立争衡的形势”。 此种阶级构成在经济关系上，而依托於政治制度。此种阶级构成在经济关系上，而依托于政治制度。 盖在经济上存在剥削，而政治上则土地等资源均各被人占领之时。盖在经济上存在剥削，而政治上则土地等资源均各被人占领之时。 阶级不是理性产物，甚至是反理性的：一面以强力施於人，一面以美利私乎己。阶级不是理性产物，甚至是反理性的：一面以强力施于人，一面以美利私乎己。 但人类理性总须渐次开发，当人类时间全被体力劳动所占据，便无须臾工夫开发理性。但人类理性总须渐次开发，当人类时间全被体力劳动所占据，便无须臾工夫开发理性。 只有当阶级产生令一部分人悠闲了之后，人类进於理性始得提速。只有当阶级产生令一部分人悠闲了之后，人类进于理性始得提速。 随著经济与文化进步，更多人乃至全人类都有充足悠闲时间，理性方能得到极大跨越，阶级终归消亡。随着经济与文化进步，更多人乃至全人类都有充足悠闲时间，理性方能得到极大跨越，阶级终归消亡。
那么中国秦汉以来的社会尝有阶级吗？那么中国秦汉以来的社会尝有阶级吗？ 经济上应说是不可能的。经济上应说是不可能的。 我国史上土地可自由买卖的时间占绝大多数；且基於伦理本位观念，土地不似西洋及日本之长子继承，而是在各房间均摊，故长期稳定集中土地实数不易。我国史上土地可自由买卖的时间占绝大多数；且基于伦理本位观念，土地不似西洋及日本之长子继承，而是在各房间均摊，故长期稳定集中土地实数不易。 根据梁公所获资料，全国范围内土地集中垄断情形不著，一般估计，有地者颇占多数，且此多数远不止於五十一对四十九之比。根据梁公所获资料，全国范围内土地集中垄断情形不着，一般估计，有地者颇占多数，且此多数远不止于五十一对四十九之比。 而在竞争上更为激烈的商业和工业终不能淩驾於农业之上：古代商业兴旺均依赖国际大宗贸易，而中国商业从未真正主动向国外推销，反倒是数千年海禁，摧抑有加；而工业本身限制於理性早启，人们心思聪明全在於斯却不用於此，故工业与商业两衰，其对土地集中助力甚微。而在竞争上更为激烈的商业和工业终不能凌驾于农业之上：古代商业兴旺均依赖国际大宗贸易，而中国商业从未真正主动向国外推销，反倒是数千年海禁，摧抑有加；而工业本身限制于理性早启，人们心思聪明全在于斯却不用于此，故工业与商业两衰，其对土地集中助力甚微。 所可虑者，仍在政治势力之影响。所可虑者，仍在政治势力之影响。 但政治势力促使土地集中，乃是对解放於封建的中国社会之莫大逆转，必不可久，史上不断回圈於此而不得久固。但政治势力促使土地集中，乃是对解放于封建的中国社会之莫大逆转，必不可久，史上不断回圈于此而不得久固。 因此中国社会在经济上虽有剥削者，但因其分散流动，故并不存在一剥削阶级。因此中国社会在经济上虽有剥削者，但因其分散流动，故并不存在一剥削阶级。考查政治上是否有统治阶级，与上段互相印证。下面考查政治上是否有统治阶级，与上段互相印证。 在中国实行统治的人，从大处可说是读书人，从中细辨别，可以有皇帝家族、官吏、儒生三种，以下一一说明。在中国实行统治的人，从大处可说是读书人，从中细辨别，可以有皇帝家族、官吏、儒生三种，以下一一说明。 三种人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儒生其实是个再松散不过的群体。三种人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儒生其实是个再松散不过的群体。 首先入门很容易，古人读书科考只有限的几本，不收学费的义塾亦随处可见，读过几年后就可一面训蒙一面科考，更有耕读传家、半耕半读之类方法补贴生活。首先入门很容易，古人读书科考只有限的几本，不收学费的义塾亦随处可见，读过几年后就可一面训蒙一面科考，更有耕读传家、半耕半读之类方法补贴生活。 只要有心仕途，接受教育总不是个难事。只要有心仕途，接受教育总不是个难事。 而且儒生与农、工、商皆没有明确的界限，一个人可能这一代经商务工，下一代读书，也可能此一时读书，彼一时从商，更有前面所提到半耕半读的口语。而且儒生与农、工、商皆没有明确的界限，一个人可能这一代经商务工，下一代读书，也可能此一时读书，彼一时从商，更有前面所提到半耕半读的口语。 因而儒生虽然在学问上是一共同体，但在生活中绝大多数都是不稳定於仕途和学术的。因而儒生虽然在学问上是一共同体，但在生活中绝大多数都是不稳定于仕途和学术的。 即便有豪门世家世代官宦，也占不了儒生多大比例。即便有豪门世家世代官宦，也占不了儒生多大比例。 再言官吏。再言官吏。 我们知道中国早早地便从贵族治国转入官吏治国，此事大约发生在春秋战国之时，名士鹊起各国仕官。我们知道中国早早地便从贵族治国转入官吏治国，此事大约发生在春秋战国之时，名士鹊起各国仕官。 官吏之所大不同於贵族者，即他不过是为他人行统治。官吏之所大不同于贵族者，即他不过是为他人行统治。 他在步入仕途之前不过是平头百姓，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告老还乡之后又回归于百姓。他在步入仕途之前不过是平头百姓，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告老还乡之后又回归于百姓。 任官只是一时之事，何必与生於斯、长於斯、老死于斯的百姓为水火不容之对立？任官只是一时之事，何必与生于斯、长于斯、老死于斯的百姓为水火不容之对立？ 因此只有皇帝家族才是真正的孤家寡人，除皇帝而外多数亲族不能实际掌握政权，官吏不但不愿与百姓对立，反倒常站在百姓一边，以“爱民如子”、“民贵君轻”等伦理要求皇帝。因此只有皇帝家族才是真正的孤家寡人，除皇帝而外多数亲族不能实际掌握政权，官吏不但不愿与百姓对立，反倒常站在百姓一边，以“爱民如子”、“民贵君轻”等伦理要求皇帝。 皇帝虽然一人在上万人在下，但每有大举动往往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官吏百姓们却也离不开皇帝，皇帝一倒台则天下大乱荼毒众生。皇帝虽然一人在上万人在下，但每有大举动往往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官吏百姓们却也离不开皇帝，皇帝一倒台则天下大乱荼毒众生。 千年来往往是一种消极相安之局，少有积极统治之实，而君臣百姓自然融为一大社会，都以对方为重，盖莫能逸出，更不能有阶级对立争衡之势。千年来往往是一种消极相安之局，少有积极统治之实，而君臣百姓自然融为一大社会，都以对方为重，盖莫能逸出，更不能有阶级对立争衡之势。
中国虽本有卿、大夫、士之阶级，但此阶级逐渐消失，变成官吏而职业化了，他们和农工商各司其职。中国虽本有卿、大夫、士之阶级，但此阶级逐渐消失，变成官吏而职业化了，他们和农工商各司其职。 孟子尝言：“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义也。” 往往被误读为人生而有贵贱，但结合同篇“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其真意应在於社会各有分工而无高下。孟子尝言：“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往往被误读为人生而有贵贱，但结合同篇“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其真意应在于社会各有分工而无高下。 前文已述有分工有剥削方能有进步有文化。前文已述有分工有剥削方能有进步有文化。 中国社会并非没有剥削没有统治，只是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时常易位，从不固定，故难形成阶级，我们称此状态为职业分途以区别於阶级对立。中国社会并非没有剥削没有统治，只是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时常易位，从不固定，故难形成阶级，我们称此状态为职业分途以区别于阶级对立。 西洋以强力加於人走阶级之道行剥削之事，而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从理性中获得剥削的合理性，径向理性中开出路去，取进步所必须之分工，舍剥削所流毒之阶级，更从一侧面证明中国理性之早启。西洋以强力加于人走阶级之道行剥削之事，而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从理性中获得剥削的合理性，径向理性中开出路去，取进步所必须之分工，舍剥削所流毒之阶级，更从一侧面证明中国理性之早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