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巫溪在向东书记的带领下逐渐走向世界

【指导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
【主办机构】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
【承办机构】中共重庆市巫溪县委
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政府
【媒体支持】新华社、中新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搜狐网、城市化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中国建设报、中华建筑报、21世纪经济报道、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北京晨报、京华时报、城市化杂志等
【时 间】2010—07—04日下午13：30—17：30
【地 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建宾馆
【点评嘉宾】
金德钧：中国市政工程协会会长、原建设部科技委常务副主任、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主任。
（点评主题：社会建设在小城镇与新农村建设中的意义与作用）
陶斯亮：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兼女市长分会执行会长、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市长》主编。（点评主题：社会建设对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大意义）
王浦劬：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基地）副所长，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点评主题：从巫溪社会建设看政府公共服务的价值）
周天勇：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小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点评主题：社会建设对于劳动力输出地的意义）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法学博士。主要著作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等。(点评主题：巫溪社会建设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启示)
北 野：作家，维权代表 (点评主题：巫溪社会建设对社区工作的启示)
许传忠：山东省德州市政协副主席、山东省德州开发区原主任（点评主题：党的建设在社会重建中的作用）
陈黎曙：深圳华侨城集团原副总经理（点评主题：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的发育）
于长江：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北美民族与种族关系研究中心、华盛顿州立大学比较美国文化系交流学者、德国图宾根大学社会与行为科学学院访问学者，著有《中国大预测》、《宋庄:全球化背景下的艺术群落》等著作。（点评主题：社会重建与官民互信——对于巫溪现象的思考）
【总结发言】
唐惠建：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论横向经济联合的外部环境》等30余篇文章；长期研究区域经济、开放政策与企业发展战略。近年来对于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建设和企业社会责任投以广泛关注。先后任《海南特区经济年鉴》（新华出版社）常务副主编、《改革开放前沿问题探索》（中国经济出版社）副主编、《华南地区经济发展方向及与香港、日本经济关系展望》（海天出版社）副主编；主持或参与“深圳南油开发区发展战略规划”、“内蒙古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湖北葛洲坝集团发展战略”等重大项目的研究。
【专家主持人】
李津逵：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城市经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高级会员、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客座教授、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
【论坛主持人】顾晴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城市化杂志执行副主编

(论坛主持人顾晴)
主持人顾晴：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首先，我代表城市化委员会向莅临本次论坛的所有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感谢大家冒着酷暑前来参加第九届中国城市化论坛！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城市化杂志执行副主编顾晴。
如果说，我国改革开放第一个30年的主题是经济发展，第二个30年一定要将社会建设提上日程。那么，社会建设的主体是谁？社会建设的核心是什么？方法有哪些？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如何协调？在中国当代国情之下，如何充分发挥地方党政组织的作用，在城市化的大潮之中又如何激发人们社会重建的热情？为此，本届城市化论坛以城市化中的社会重建为主题，针对当前我国城乡社会建设中的困惑，结合巫溪县城乡社会建设这一典型案例，纵论加速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社会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现在，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出席今天论坛的领导和嘉宾，他们是：
中国市政工程协会会长、原建设部科技委常务副主任、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主任 金德钧先生
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兼女市长分会执行会长、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市长》主编 陶斯亮女士
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副所长、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浦劬先生
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小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 周天勇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法学博士 于建嵘先生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 唐惠建先生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城市经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专家委员 李津逵先生
著名作家、维权代表 北野先生
山东省德州市政协副主席、山东省德州开发区原主任 许传忠先生
深圳华侨城集团原副总经理 陈黎曙先生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北美民族与种族关系研究中心、华盛顿州立大学比较美国文化系交流学者于长江先生
世博伟业（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金锡顺女士
勺海润土董事长兼总经理 于贵红女士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秘书长 蔡义鸿先生
今天特别要向各位介绍一下巫溪县城乡社会建设的实践者和领头人：巫溪县委书记 郑向东先生
郑向东书记还带来了一支雷厉风行、敢于创新、勇于探索的队伍，一会儿我们的专家主持人李津逵教授将为大家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
此外，出席今天论坛的还有在京工作的巫溪籍老乡、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的师生，新华社、中新社等各大主流媒体的记者等。
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和嘉宾出席本次论坛！
现在，让我们有请本次论坛的专家主持人——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专家委员李津逵先生为我们做精彩主持！大家欢迎！（专家主持人李津逵）
李津逵：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今天下午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来做一个案例的研讨，大家都知道，200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是46.9%（城镇人口占总人口），但是按照城市化战略研究委员会的统计数字是30%多一点（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这中间10点多的差距，就是二元结构造成的劳动力进城但人口没有进城的那部分人群。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古今中外牛郎织女式的夫妻分居规模最大的时代！今天的中国，农村粮食产量逐年提升，青壮劳动力进城打下一个“世界工厂”，在经济上是无比合理、无比具有效率，但同时我们看到，所付出的代价是如此之大！在乡村，我们看到的是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看到的是乡村的衰落。而在城市，我们看到的是大量的非城市的成熟工业化地带、半城市化地带的富士康现象、罢工潮现象等等。这样两个“中国”加起来就是二元结构图景下的城市化。这种社会问题造成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离婚率最高的国家，20年间中国的离婚率翻了两番，每年将近30万人自杀，20万人自杀未遂，精神病疾患的人数也达到相当高的数字。我们整个城市、整个这一代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承担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地处鄂、渝、陕交界，中国的地理国心地带的三峡库区深处的巫溪县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几千口人出去打工，这样，青壮劳动力都出去了，这个乡村怎么办？城市中大家如何重新认同我们的家园？所以巫溪县委县政府，官方和民间都在思考着这种社会重建问题。今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问题，看到了他们非常了不起的实践，我们把这个实践介绍给北京的专家、行家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行家和新闻媒体，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
首先，播放一个短片，然后由郑向东书记给我们做一个案例介绍，之后大家可以提问题，请巫溪县的实践者、思想者跟我们一起互动。之后我们将有一个茶歇，茶歇过后，我们的思想进一步激荡，请在座的专家、行家、实践家、思想家进行点评。
首先让我们一起观看一个关于巫溪县城乡社会建设的短片。
（播放短片）
李津逵：这样一个社会建设，实际是在今天的经济发展、社会建设过程中，如果我们的地方党委、政府抓住这件事情，一个很好的探索开端就出现了。最后滚动的字幕中还有一些他们取得的成绩没有列在这儿，比如在经济发展中巫溪县作为一个贫困县，但是去年经济也大幅增长，在重庆40个区县中名列前茅，这些都不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参照指标。接下来我们想请郑向东书记把他这几年在社会建设中的思考，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因为向东同志一直思考在高速城市化过程中，我们地处内陆、地处山区的城乡社会出现的问题，他经常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是不是我们投资越多、我们的经济发展就越快？人民群众富裕得就越快？在沿海是这样，在内陆和山区是否是这样？人民群众是不是兜儿里的钱越多，幸福感也就同步增长？是不是放权让利，把农村的人民公社取消以后，分田到户了，农民有了充分自由了，就有了足够的安全感了？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作为一个基层的县委书记不断思考的，带着这些问题，他开展了一系列的社会实践，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网格化管理等等。我们请他把他的思考、把他的实践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大家掌声欢迎！（郑向东书记做题为《看不见的城市》的发言）
郑向东：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新闻界的朋友们，各位来宾：感谢您们对重庆边远贫困地区的高度关注和亲切关怀！从遥远的大山村来到繁华的首都北京，面对众多的领导、专家和国家级的媒体，我是感觉到有些惶恐，但是我并不孤单，在我的身后，有4千平方公里的高山大川，我的身后有山一样胸怀的53万巫溪人民，他们热爱生活，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今天，我来到这个讲台，请大家一起解析巫溪社会建设的实践历程，让各位专家为巫溪的城市化进程指点迷津。所有的成败得失，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发端于如巫溪这样一个欠发达山区，在城镇化浪潮中难以回避、必须面对的困惑和问题：我们常说，人民群众是城乡社会的主人，但为什么这个主人对自己家的事情不积极、不主动？我们梦寐以求的是一座漂亮城市，但漂亮城市等同于幸福生活吗？很多地方都在建设幸福城市，但幸福城市仅靠政府、仅有投入就能打造出来吗？我们有种惯性思维，人民内部矛盾要靠人民币来解决，有钱好办事，为什么化解矛盾的资金越多，问题越多，没钱的贫困地区又该怎么办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经常深入到大街小巷、田间地头与群众交流探讨，我们逐渐认识到，似乎有一些事情、人物和过程，能够帮助我们找到一些线索，可以接近答案。我想今天提供一些素材，建议从空间、记忆、主人、矛盾、组织这五个不同的视角来审视一下巫溪的社会建设。
空间。城市就是一个空间。这是巫溪的一个案例，我们的梦想是从规划开始的，今天我们在建设部开这个会，巫溪对规划的理解有我们的解读，我们认为规划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我们认为是一个政治问题，是替老百姓在划分或者是在分配我们的公共空间资源，所以这些事应该由城市的主人参与。看了这幅图片，这是我们的一个规划馆，只有500平米，但是接待了13万人次，我和分管建设的几位同志，直接为老百姓解说我们的规划，我个人都已经解说了大概5000人次以上了。
当所有的人都对这个城市充满信心的时候，这个城市就要增值，当所有人都想逃离这个城市的时候，这个城市自然会衰落。基于这一点认识，我们认为城市需要点燃梦想，梦想可以带来财富。这个梦想从哪里开始？从我们的规划开始。我们提出了一个规划的概念，森林之城、宁静之城、灵动之城。我们认为，除了环境的安静以外，更重要的是节奏的舒缓和色调的素雅。那么，心灵之城如何打造呢？我们认为从物质层面来说，有水则灵、有空则灵，更重要的是有生活、有人才会灵。所以我们提出这是一个空间的故事。
第二个关于空间的故事，为了消除社会隔阂，我们在着力建设一个复合的空间，在这个迎丰小区的两百亩的区域之间，廉租房、公务员住房、安置房，都是根据大家的意愿复合在一起，规划在同一个空间里，贵*高低的阶层划分都被这个城市规划轻描淡写地忽略了。我们认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社会的隔阂一般是从空间的隔离和分割开始的，我们首先从规划建设的时候就想到，一个复合社区让人们同在一个屋檐下，都是一家人。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故事。
记忆。一个城市是需要记忆的，没有记忆的城市是没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的，也不会形成一个共同的集体认同，更不可能营建起一个精神家园。
这个在山里守望了15年的护林人，他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示。15年间，他只回家15次，常年就在这个深山里，用他的双脚丈量了12万亩森林，非常不简单。有时候几个月见不到一个人，所以他最大的渴望就是有一个人在林子里跟他谈谈话、喝喝酒，但是去的人非常少，非常艰难。我想，他守护的是巫溪人对生态的尊重，对森林的记忆。我们认为守望者比远行者更值得敬重。我记得陶会长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出发得太早，走得太快，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出发。我在想，在生态良好的巫溪，在厚德载物的巫溪，实际上可能会迎来远行者的回归，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是多么难得。他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记忆，这是城市和社会需要的。
第二个故事，大家看到了这幅照片，这是英国的首席植物学家威尔逊1910年在巫溪拍摄的大宁古城的照片。从这个照片上看到的城楼，我们认为这种社会的记忆是人们精神的纽带和心灵的归属，必须要代代相传。那么，如何相传？我们有一位老先生叫做汤绪泽，他50多年研究巫溪的历史，一直呼吁把这个古城墙和城楼恢复起来，而这个古城墙，文革期间埋了40多年，我们现在把它挖出来了。汤老先生在弥留之际，我去看望他，当时他已经昏迷了三天三夜，我拉着他的手对他说，我们现在准备重新修建大宁古城，把古城恢复起来。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他的眼睛突然一亮，闪烁出一种光芒，他说我为这件事呼吁了几十年，还写了一首赋叫做大宁古城墙赋，有2100多字，你可以叫做汤洪涌拿给你。此后，县委做出决定，重修大宁古城，由汤洪涌县长主持这个工作。这是我们根据原貌完全等比例、等尺度设计出来的，下面那几套小照片是已经恢复的部分，这是在建的部分。这件事情让我们感到，这个古城墙、这些历史的记忆，让我们的心连在一起，让城市里的人更加安定。
接下来我想讲讲关于主人。一个城市就要有主人，刚才看到的北门沟的故事，图片上的中年妇女叫陈振翠，她是一个十年信访老户，她最大的本事就能迅速组织一帮人，给县委县政府提出不同意见，而且非常坚决，非常持久。为了北门沟这件事，她上访十年。刚才讲的故事就是由她产生的，在这个故事里，县委副书记罗成同志曾经说，你们自己弄脏的地方，为什么不自己弄干净呢？就这么一句话，把北门沟点醒了。他们是城市的主人，应该把它打扫干净，政府巧用这种力量，只花了20万元就治理好了北门沟。在其他地方，600万、1000万元未必能够做到，而且老百姓根本不买账，还会继续扔垃圾。更重要的是，北门沟所有的污水管网包括自家的下水管都是老百姓自己出钱。他们现在非常爱惜，哪个地方破了，有一点污水，马上弄干净。谁弄破的，他会找谁负责任。像北门沟这些地方，正是有了主人翁的意识，这个城市才有了主人。
主人当中有好人，我们怎么用好榜样的力量？我们认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是榜样还是熟悉的好。我们提出，发现身边的好人，让好人成为名人，让名人作为社会建设的带头人。老百姓熟悉的人，用触手可及的平凡生活树立了道德的楷模，老百姓效仿，就是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生活方式，润物细无声的教化是最有作用的，最好的教化就是生活，让老百姓踏踏实实地生活，不用太多的说教。大家看照片上面这个穿红衣服的人，非常不简单，他用15年的时间，用自己的积蓄赡养了45个老人，其中为24个老人送终。他是全国的道德模范，她就是我们身边的人，他也有很多喜怒哀乐，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他是大孝之子，是我们以孝治村的启发者。
第四点我想讲讲关于矛盾。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城市都有若干个矛盾，但是我们认为，矛盾是出发点，解决矛盾是转折点。我们要在矛盾和群众的诉求当中去发现工作的着力点。我们感觉，这个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下面一句话“寻找矛盾，迎着问题是最省心、最有效的工作方法”，我们不用太多地想我们要干什么，我们有多少宏伟的目标和规划，其实老百姓提出的矛盾一件一件地解决，我们就在进步，这种进步就会带来社会的和谐。
下一张照片，这也是我们在实践当中的一个感受，就是用群众的方法来治理社会是最为有效的。我这里要讲一个和事堂的故事。三宝村有一个和事堂，相当于民间的道德法庭，张家李家有矛盾，村里开一个院会，在这个会上，村里的长者、村干部、教师坐在一起，两家开始辩论，我们提出“三公开”，公开事实、公开政策、公开处理，这既是宣传的作用，也有化解矛盾的作用，非常好。我们感觉民间有智慧，关键在发现，老百姓的办法比我们多得多，有效得多，所以我们有一种感悟叫做发现就是创造，坚持就是创新。我们过去也走了不少弯路，带着一种理念、带着一些想法、带着一些模式到底下调研，不符合我的要求就不行，上级政策怎么规定，你不达到就不行，我就不兑现政策。但是效果非常不好，所以我们感觉用群众的方法来治理我们的社会，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话语系统。要说老百姓听得明白的事，听得明白的话，我们叫做平等地说话，说大白话，说大实话，这样就能把干部和群众的心联在一起。
我们认为：化解矛盾最有效的场所或者是最起作用的地方，是老百姓熟悉的生活场景。我们曾经也这么做过，建好信访办，但是去了的人都在那边吵架，为什么，他们要从乡村坐一天的汽车或者几个小时的汽车，或者是城市的边缘几个小时的路来到信访办，他的想法和目的本来是为自己办事，但是他的情绪就是要吵架。我们换一个地方，我们换到他们熟悉的场景之中，换到老年大学的边上，换到漫滩路上，散步的时候，这种场景之中，老百姓感觉非常亲切，一是很方便，二是他说话很清醒、很理智。我陪一位领导在漫滩路上漫步，一个上访户拉住我说，我知道你现在陪领导，我只说两句话，我自己的想法是想把我的事办好，不会让你们的心情变糟糕。非常感人。这使我想到，如果我们把信访办、我们为民服务的地方都放在这种场景之中，那是什么样的状况。这个确实可以把非常严肃的问题化解于笑谈之中，我觉得这是一种方法。
第五个问题我想讲一下组织。组织的作用怎么发挥。一个社会都是由主体组织和机制构建起来的，这个组织我们认为社会建设当中，我们有很多有效运作的民间组织的作用，应该好好发挥。我讲一个故事，在巫溪县有很多“总管”，就是红白喜事时候的主持人，我参加过几次红白喜事，尤其是丧事，这个总管非常有组织能力，比如说今天客人大概是50桌，就可能有另外48家人抬上自己家的桌子、板凳、锅碗集中在一家，开始做饭，吃三天，下葬之后，每一家的锅碗瓢盆又回到每一家去。
当时我就发现，我们的村组织、我们的党支部没有这种效率，也没有这种组织能力。而我们对这种组织过去是一种排斥，不予理睬，这种组织的作用应该充分利用起来。所以我们后来把这个红白喜事上的内容和形式做了一些变化，丧事要办三天两天，完全可以宣讲政策，培训农村的实用技术，只要一两个小时就解决问题了。“总管”有号召力，号召群众，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总管”当中的党员发展成我们村的带头人呢？我们现在有几个镇有37个总管，其中有20个都成为我们的支部书记、副书记或者村主任，民间组织的力量如此之大，我们为何不用呢？为何排斥在外成为对立面呢？
另外就是群众工作部，我们探索了五种方法，用共同的梦想凝聚人心、用榜样的力量营造民风、用群众的办法治理社会、以参与的方式实现互动、以网格化的组织覆盖城乡这样一些办法，但是需要一套体制、一批干部来贯彻落实到基层去，怎么办？我们向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汇报之后得到了认可，成立了一个群众工作部，这个工作部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信访办，有的地方也成立了工作部，但是就是信访办的翻版，我们不是，我们有四大职能，一是整合群众工作资源，二是研究群众工作的方法和政策，三是化解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四是监督群众工作作风的落实情况，搞民意调查。把信访、群团、司法调节、低保、社保、医保的办事以及慈善组织的捐赠款项全部组织起来了，这样就归口到这里，而且这个是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由我们县的副书记就是罗成同志直接兼任工作部的部长，由副书记进行整合，下面县里设一个群工部，挂牌的时候我们征求了老百姓意见，说是挂信访办的牌子、挂群工部的牌子还是挂什么，老百姓说干脆搞成一个联络中心好一些，我们发现老百姓智慧比我们高很多，你想他到信访办就是扯皮，到联络中心可以聊天，所以我们这个联络中心现在有700平方米，里面设备比我办公室的设备不知道好多少，包括单间的谈话室、电子查阅室都有，我们觉得非常有效。
群工部如何贯彻落实呢？我们做了网格化的管理，就是纵向整合组织资源。比如我要在我的县委常委班子里过组织生活，在我所在的党支部县委过组织生活，要在我居住的地方桃源支部过组织生活或者民主生活会，叫做三重组织生活，不是简单地解决问题或者说教，有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让人感觉到面红耳赤。我记得第一次参加的时候就感觉非常下不来台，有一位70几岁的老党员说，我的党龄比你的年纪还大，你不要以为你是县委书记有什么了不起，我给你提两个意见。一是栽了这么多树，死了那么多，这个树还要不要栽？你这个县委书记是怎么当的？第二，我昨天从家门出来，一包垃圾砸在我的肩上，你这个县委书记当得没水平。我当时就保证说，第一条，我们春季栽树的时候一定达到成活率85%。第二个问题我还有些意见，在你的社区，你作为一个党员，砸在你的头上，赖县委书记吗？这个老同志不开腔了。第二次，我又去过组织生活，他说我理解到你说的话——“一个支部一个家、一个党员一盏灯”什么意思，这个灯首先点亮自己，我要做一个好市民，同时要照亮别人，我的家人我要教育他们，其他人如果有不道德的行为我会做斗争，共产党员的斗争精神我现在有了，我这盏灯不仅点亮自己而且要照亮别人。我昨天来之前，还教育了一个随便乱扔烟头的人。
我们县里的民心工程由老百姓投票决定。今年1月份我们开人代会的时候，为一条投资300万元的漫滩路投票很多，结果发现十大民心工程落实下来之后，老百姓感兴趣的事情倒是花钱不多的，也是他们渴望的东西。所以，我们认为，组织的作用就应该是这么发挥的。这是我们的一些体会。
实践当中，我们有一种启示，这种启示就是感情决定视角，视角影响认识，认识决定结果。如果我们不带着感情，我们看问题就会出现不同的认识结果。各位专家、各位新闻媒介的朋友都熟悉，孔子习惯于登泰山而小天下，老子习惯于上善若水、回避矛盾，而佛家讲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基督说我们仰望星空，上帝与我同在。我们能这么办呢？我们能站在山顶上看吗？我们能够仰视吗？我们能够在虚空之中吗？我认为，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平视社会，深入到群众之中。所以平视这个视角可以使我们发现我们并不繁荣、富裕的城市是如此可爱，平凡的人们如此可敬，在偏远的、有一定秩序的生活中一定蕴含着民间的巨大智慧，关键是我们怎么发现。所以基于此，我们提出建一座平民的城市，有三个支撑，一是目标必须是平实的。二是社会机制必须是平等的，三是全民的心态必须是平和的。只有这样，这个城市才会是一个真正的平民城市。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叫做《看不见的城市》，我认为看不见的城市应该定位为平民之城，但是这座平民之城怎样建设呢？或者它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导则呢？一个城市的建设和规划都要有一个导则，我认为平民城市建设的导则有三个主题词就是尊重、沟通和融合。我来自于巫溪县，是巫文化的发源地，这个巫和灵是相同的，上面的雨是天上下下来的，表示我们要尊重自然，口是从历史传下来的，我们要尊重历史，这些口都是人之口，必须尊重生活、尊重老百姓、尊重群众。所以尊重这个概念我认为是规划建设的第一导则。
第二个我认为是沟通。这个照片多么祥和，就是这么一个对火的过程，但是里面体现了平和的心态，生活的场景、通俗的语境就是我们需要的沟通。
第三个主题词叫做融合，有的同志提出叫做乐和，看到这个照片，巫字下面，上面一横代表天，下面一横代表地，通天接地的就是沟通，就是人、就是通灵的人，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左面一个人是阳性的人，右面的是阴性的人，是一个和合的空间。还有就是必须要快乐，必须从容，我们太急迫是快乐不起来的。
最后就是我们渴望的快乐生活。所以基于此，我们提出来一个构架，就是看不见的城市需要平实、平等、平和，需要尊重、沟通、融合加以支撑，这就是我今天想说的。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昨天晚上我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想定名为《看不见的城市》，今天早晨我夫人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让我非常感动，她是这么说的，卡尔维诺有一本《看不见的城市》这本书，建议你去看一下。他说看不见的城市是一些由梦想的物像砌成的热望，是一些在越来越难以把城市当成家园来生活的时刻，献给城市的最精彩的一首爱情诗。有记忆的城市是有精灵驻扎的城市，既然看不见的城市是如此美好，我们又是如此热望，让我们为此努力吧。谢谢！
互动环节
李津逵：刚才那些生动的故事，可能很长时间里我们都会去咀嚼、不断地体会。当然空间、记忆、主人、矛盾和组织这五个主题词也会不断地启发我们。（巫溪社会实践的主人公代表们）
现在请巫溪社会实践的主人公的代表们：郑向东书记，汤洪涌副县长、罗成副书记、巫溪政协副主席董景明先生、城厢镇的副镇长刘家群女士、三宝村村委书记苏波同志，走到主席台前面来，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只提问，不发表自己的感言。在巫溪县，北门沟、城南社区，城厢镇等的社会建设尤为成功。在座的专家、行家、新闻界的朋友可以向他们提出你们的问题。（陶斯亮女士提问）
陶斯亮：我觉得巫溪虽然是个偏远的小地方，但是出来的人物都是了不得的，我非常想知道郑书记您是学什么专业的？有过哪些经历？我知道了你的经历和学历之后才能判断你怎么会有这样一套治理巫溪县的理论。（郑向东书记回答大家提问）
郑向东：我本科是学法律的，后来学经济，现在跟王浦劬老师学习政治学。我在公安局当了九年侦察员，随后到了市政府研究室、办公厅，后来到了永川市做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四年，如今来到了巫溪县。
陶斯亮：这么年轻就有这么丰富的经历。
郑向东：也不是很年轻，主要是看上去不太成熟。（金德钧先生提问）
金德钧：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所以我问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你们在城市化的建设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都有哪些？
郑向东：我刚才提到了一些问题，实际上还有一些困扰我们的问题，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希望得到各位专家的指点，比如社会建设是让权于民、让利于民，但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平衡点在什么地方？比如一个城市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需要大量基础设施投入，这个时候资金从哪里来？另外，城市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建得越来越漂亮，我们的农村人口进了城之后，农村的社会怎么去构建？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还没有彻底破题，尤其是城乡资源的互动、流动问题，现在还有很多政策、体制上的问题没有突破，比如说城乡建设用地的审批、农村产权的抵押问题、林权制度改革问题等等。我个人感觉，有的问题仅凭我们一县之力是不能解决的。
另外，社会建设当中，刚才讲到了核心是主体作用的发挥，在主体作用发挥当中，如何才能持续地激发出激情和动力，这是需要我们认真面对和克服的。我经常跟同事们说，可能今天老百姓为我们鼓掌，明天老百姓就会骂娘。他们的期望没有达到，他们就可能要有不同的反应，所以现在我们真是如履薄冰。（北野先生提问）
北野：如果您不在这个县了，这些事情如何才能可持续发展？因为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概念就是县里因为有这样一个领导班子，有您这样一个好的领导，比如你们亲近于民、倾听群众，想了很多办法，都非常好。问题是一个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公民社会应该是自下而上的，我们有看到这种自下而上的制度建设，但怎样保证老百姓得基本权利？怎样通过制度建设制约政府？包括政府和老百姓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利益冲突？这些冲突是怎么解决的？这些深层次的问题，请郑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郑向东：北野先生的问题非常尖锐，也是让我们非常困惑的。刚才我忽略了一些东西，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刚才说了看不见的城市，谈了精神之城，其实还有一个体制之城，必须从制度建设层面加以固定。比如规划，为什么我会让13万人次去参观，让老百姓看看拆迁之后建出来的家乡是什么样子，就是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县城未来怎么建。13万人看过的这个规划，谁也不敢改，谁改了他就下台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方法也是一个体制。我们在人大也通过了关于规划的问题，方法的问题。我刚才说了，群众的情绪需要小心呵护，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群众的期望值是不断增长的，下一任接任的同志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但是他的想法一定会比我好，比我更能满足群众的愿望，否则他会很难受的。
另一方面，刚才是我一个人在发言，我说了并不感到孤单，不孤单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是一个人。我经常说，我们这个团队是一个团结的、统一的班子，我们这个班子里也有很多年轻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同志，比如罗成同志是1971年生的，但当了8年副书记。大家一起参与了规划，一起讨论定版，这不是哪一个个人的，这座看不见的城市是存在于巫溪每一个人的心中，所以它不会改、不会变，我相信巫溪会越来越好！(巫溪县委副书记罗成在回答大家的提问)
罗成：我讲一个故事，我们从2007年开始提出了 “创建市级卫生城市”，全县开始建市级卫生城市、旅游城市等等。最开始的时候人们都不相信，认为是向东书记刚好到巫溪来，提了一个概念，做了一个号召，对是否能够把巫溪这样一个偏远的正在建设之中的城市管好，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好的生活，大家都有很大的疑问。但是经过2007年、2008年，到2009年的时候，当我们通过市级卫生城市验收的时候，不仅我们的领导哭了，我们的老百姓也哭了。哭的原因是，在整个城市改变面貌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亲自参与了这个城市的建设，改变我们这个城市。
2010年初，“创卫”检查验收完成以后，大家很疲劳，管理上松了一些，很多老百姓找到向东书记反映，因为他经常跟老百姓见面，有老同志和年轻同志跟他反映，说我感觉你现在有点骄傲，还有点退步。因为市级卫生城市创建以后，我看你就没下决心管，现在占道经营和乱堆乱放的问题有点死灰复燃，希望你管管。
这样一来，群众就参与了整个城市的管理。作为主人，他有直接反映情况的畅通渠道。后面基于机制的问题，我们专门建立了一个群众联络中心，包括民众联络所、民众联络站和民众联络点，实行的是快速收集民情民意，快速解决老百姓反映的实际问题，快速进行回馈。我们提了三句话，叫做“收民情民意，解民想民怨，集民智民力”，这样三句话通过机构建立起来之后，县委特别是书记做决策的时候就非常谨慎，他清楚老百姓今年给我们提了什么问题，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对于明星工程，老百姓的希望是哪几项，老百姓满意的是哪几项。（许传忠先生提问）
许传忠：巫溪城市管理的措施都很到位，规划得也很好。我想请问，在建设过程中，城中村的拆迁是怎么执行这个政策的？是否遇到什么实际难题？又是怎么解决的？
罗成：我是向东书记的助手，专门分管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巫溪虽然是一个贫困欠发达地区，在城市化过程中我们也想加快城市化，但是按照刚才向东书记说的我们要建一个平民之城，建一个真正属于一个老百姓的城市，建一个老百姓满意的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我们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确实遇到了很多问题，因为城市征地拆迁是全国包括全世界的一个难题。怎么解决？按照目前建设部和国家的政策，基本就是拆掉房子以后还建一个房子。
在这一点上，我们巫溪做了几个改变，第一我们拆房子的同时还你一个房和一个就业，就业有几个渠道，一是还一个门面，按照人均30平米还房，门面房是人均5平米，在学校集中区、医院集中区、在市场周围建安置房，建完以后把上面的作为住房，下面做老百姓的门面安置房，使他通过门面能够就业，能够有收入。目前一个门面大概能收入12000元左右，这远远高于在农村的收入。
二是为了让失地农民能够实现再就业，我们和重庆市的中冶建工集团建立了一个合作就业平台。该企业不仅在全国各地有项目，而且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也有工程项目，目前该集团在巫溪县有21亿的工程。我们把拆迁农户统计起来，凡是有就业培训意愿的我们统一做就业培训，推荐就业。这样就真正把老百姓从农民变为市民应当解决的就业问题解决好了。许主任在这方面是专家，也请你多给我们指点。目前，巫溪的征地成本在重庆市是最高的，但我们仍然坚持不惜用高成本为老百姓建一个和谐、幸福的城市。（于贵红女士提问）
于贵红：我是润土集团的，主要做房地产市场调查。随着城市化进程，房地产开发越来越多，刚才郑书记提到了巫溪社会重建，我觉得你们做得非常好。现在在很多城市，社区建设日趋分化，高档小区、中档小区的和普通老百姓住的普通社区可谓是泾渭分明。刚才郑书记提到巫溪的社会重建，不分贵*，把阶层划分都融化掉了，请问，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罗成：刚才郑书记放映的视频资料上，有一个占地240亩、4层楼的房屋，也有6+1的房屋，还有12-13层的房屋，一共住了三种类型的人员。其中10%是廉租房，就是低收入者，不能买房的这一块。20%是公租房，就是白领、工薪阶层、夹心层，钱不多，买小户型的房。第三个是搞市场开发的，大概占70%，目前有两个小区在做这个实验，在城中村改造中也做了一些试点。这两个小区里我们做了两件事，第一是将这三种类型的居住者在不同的楼宇进行安置；做第二个小区的时候，大概是100多亩，每个楼宇按照1：2：7的比例关系进行相应的安置。这种做法看似简单，但里面这需要的做工作有很多，需要和开发商之间做很好的沟通，廉租房是有政策的，比如廉租房是每平米500元买的，是中央、市、县补贴以后，还要开发商按给我们10%的优惠价格，我们作为廉租房。公租房价格稍微高一点，但也必须是成本价格，公租房是政府持有，都是小户型，70平米、50平米，如果要买的话，我们按照成本价卖，但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必须是“夹心层”。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个成本核算体系，专门请了一个中介机构进行全过程的成本核算和控制。这个沟通确实很难，但是我们在努力往这个方向上做，因为没有空间的融合，就不可能有人的融合。谢谢！
李津逵：公租房是重庆解决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的一种政策探索，当北京的天通苑物业给居民发的通知有英文和韩文时候，深圳小区可以停宝马的时候，重庆提出了公租房的概念。（王雪同学提问）
王雪：今天有很多专家，也有巫溪县的领导班子。我是一个巫溪籍的大学生，虽然在外求学，但我一直关注家乡的变化，经常上巫溪论坛看最新的新闻，参加巫溪十佳事迹的评选。尽管每次向大家推荐巫溪的时候都会说巫溪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但我真的觉得巫溪有特别美的景色和特别多的自然风光，我觉得这是我的骄傲，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我上次回家，发现县城有特别大的变化，特别感激我们的领导。但我觉得巫溪除了有县城以外，还有很多乡、镇。当我坐在车上，从巫溪县城向乡村望去的时候，我发现还有不少地方依然较为贫困，基础设施建设很落后，比如道路依旧坑坑洼洼，尤其当我回到我的老家上皇的时候。我三年没回去，但是这次回家，我觉得变化不大，这是让我特别难过的一件事情。
我想说，县里的理念有没有被各个乡镇的领导班子好好地执行？因为我觉得郑书记的这些好的发展理果能真正被各个乡镇贯彻执行，一定会给我的家乡带来很多变化，不知道县领导是否在这方面考虑过？（苏波先生回答大家的提问）
苏波：我来自农村，刚刚有求学在外的巫溪老乡提问，关心家乡建设，这是巫溪的骄傲。我曾经也是打工仔，为什么要回到家乡，因为我知道要改变我们的落后现状，主要还是靠我们巫溪几十万人的打拼。我们三宝村都是按照县上的一些要求在做事，所有好的政策，我们都实实在在在贯彻、在落实，三宝村曾经也是坑坑洼洼，通过我们集体投资和县里的资助，如今我们把道路建设好了。
郑向东：非常感谢你对我这么寄予希望，我也感觉到担子越来越重，而且感觉到压力很大。农村的问题一直是我很揪心的问题，我们曾经在城市化建设和城镇建设中提出了“三不”，第一是不动摇，不要怀疑巫溪可以走城市化的道路，这是大潮。第二是不放弃，第三是不抛弃，就是指我们在城市化过程中，我们绝不会抛弃我们的乡镇。我们在创建卫生城市的过程中，四个乡镇已经达到了重庆市的卫生乡的标准，还有三个镇正在在逐步推进中。今年年初，县委县政府人大的同志正在研究巫溪南大门的建设，怎样来打开这个大门，怎样展示巫溪的形象，现在已经纳入规划，包括布局，我们也请重庆市规划院的同志做了一个乡镇的规划体系，其中上璜镇是其中一个重要结点，而且高速路在未来两年左右就会通到上璜镇，所以你今后再回家的时候，你的家乡将会是一马平川的康庄大道。（汤洪涌先生回答大家的提问）
汤洪涌：县委县政府抓城市建设的时候决不忘了乡村，这是城乡互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王雪的老家，我们今年还准备干一件事情，这是书记、县长亲自主持的，从县城到你们家乡，沿途公路所有的农民房，我们政府给补贴，一户补一万块钱，对房前屋后的环境进行综合整治，从你的家乡到县城大概有2000多户，今年年底政府要投资近3千万元，把所有的农房搞得漂漂亮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今年春节你再回到家乡，看看农民的房子会发生什么样的巨大的变化。（于建嵘先生提问）
于建嵘：刚才唐汤县长说要进行农村危旧房改造，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我决不能搞一些形象工程，因为农村的发展，城镇化过程是想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今后农村城市城镇的发展问题。二是农民和城乡统筹的问题。我想了解一下，在城乡统筹过程中，如何使农民和城里的居民在身份等其他问题达到一体化，因为这是城市化进程中社会重建的核心问题。
郑向东：关于农村改造，不是简单的农房穿衣戴帽，我们提了叫环境的综合整治，是以完善功能为主体的，不仅仅是穿个衣服、戴个帽子，而没有什么实质性改变。这是一个。第二，这个工程的实施，是以重庆市委市政府推动的城乡统筹政策作为支撑的，对巫溪这个贫困县来说，2千万元环境整治资金怎么解决？主要有这样几个渠道，其中一个渠道就是农村宅基地复垦之后的地票交易，这是重庆的首创。现在农民修了新房之后，旧房不拆，因为土地资源流不进城市，经过国务院批准，我们把农村的宅基地的指标放在城市去交易，现在交易挂牌的费用达到了14万元一亩，这些钱全部返给农民和县里。这是城乡统筹的一个城乡要素流动的非常有效的办法。
关于户籍问题，重庆市现在探索把农村和城市户籍做一个深度的改革，一个创新性的改革，农民进城之后，有三件衣服要脱掉，宅基地、承包地、林权，同时还要穿上五件新衣服，社保、医保、养老、入学、居住。这些钱从哪里来？都是从要素市场的流动和互动中来，除了宅基地之外还有土地复垦，另外还有一块就是林权和房屋流转费用，这就构成了城乡统筹的政策支持体系。我们要做的事情，确实需要大量的钱。对于这些钱，我们希望通过市里的统筹来获得。
李津逵：今天华侨城集团的陈黎曙先生也来了，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华侨城社区成为深圳市管理最好的城区，他对社会建设有非常深厚的心得，请陈总提问。（陈黎曙先生提问）
陈黎曙：本来准备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被北野先生抢走了。第二个问题，被于建嵘先生抢走了。我只好提第三个问题了，我看刚才播放的片子里有一个北门小区的改造，我有问知道，北门小区改造以后的常态化管理，是个什么样的机制？是完全政府主导的一个管理机制？还是居民自治管理机制？如果是有自治管理机制，这个机制是怎么构成的？比如有没有业主委员会之类的组织，如果有，又是如何运营的？
罗成：刚才我们有两个案例，一个北门沟，一个是城南小区，我们在社会建设过程中，发现并解决了问题。北门沟重建的源于群众的请求，回应了群众的呼声、满足了群众的期盼，因此老百姓非常高兴。第二，环境改善后，谁来维护这个社区的环境？谁来消除人和人之间的隔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成立了几个组织，首先是在城南小区成立了一个党小组。刚才书记介绍陈镇翠的时候说她是一个有着十年经历的上访老户，跟她一起上访的还有另外两名党员，但她是整个小区里的骨干，老百姓信她，他们为老百姓在呼唤利益，因此小区改造的时候建组织，就把信访带头人转变为自治组织和党组织的带头人。另外跟她一起的两个党员，我们成立党小组的时候，老百姓推举他们两个成了党小组的组长和副组长，而陈振翠当年还没有入党，就成了居民自治小区的组长。社区党小组成立后，有问题就通过这些小组反映到自治小组里，反映到党组成员，就得到了很好解决。虽然问题得到了解决，但社区依然缺乏活力，于是我们决定在社区里面成立一些文娱活动团体、协会，如社区舞蹈协会、太极拳协会等，这样一来，整个社区就活起来了。如今在小区里，无论是早上，还是晚上，随处可见一些人在唱歌、跳舞等，整个社区也显得其乐融融，非常和谐。由此可见，进行社会建设离不开人，离不开党组织。
城南小区还有一个小故事，当时我们进行网格管理以后，建立了一个小广场，但是广场建立起来以后没有人去，最后我们找党员骨干分子和社区工作者，要求成立组织，引导人们空闲时去广场参加集体活动，现在每天城南小区有150-200人在社区活动。所以，社会重建一定要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不仅是党组织和自治组织，还要有中介组织，有第三方组织，有文体协会进去，包括物管，只有在为老百姓做事过程中，他们才会信任你。这也是发展自治管理中很重要的三方组织问题。陈黎曙：这么多活动、这么多组织、这么多人，需要投资，钱从哪里来？（刘家群女士在论坛上）
刘家群：钱通过居民自筹资金。
陈黎曙：交物业费吗？
罗成：我讲得比较直接一点，因为她（刘家群）是在管社区，她那一块经费是通过老百姓自筹，我还有一个观点，我认为钱不是问题，我说的三个方面第一是自筹；第二个是建立了网格管理，我们认为这个网格管理和全国的网格管理有一些不同，我们把县级单位110个单位划到了城区里，划了110个小区，我们叫做网格区域。这个网格区域里的网格单位负责六件事情，包括清洁卫生、绿化、灭四害、居民评比等等，由网格管理和社区一起做，因此有一部分钱是网格责任单位出的。第三部分就是现在要搞社会管理和创建过程中，有一部分资金是来帮助社区通过小规模的投入来发挥大作用，比如北门沟社会重建中所需的20万资金，这个小区肯定是拿不出来的，一定会有一个单位来出这20万，它就是政府。
李津逵：由于时间有限，我们现在请打算提问的朋友一起把问题抛出来，由郑书记和他的团队来一一作答。（中国文化报记者提问）
提问：我是中国文化报的记者，我的问题是，我们巫溪在城市化进程中是如何做好文化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建设的？（巫溪在京学子提问）
提问：我是巫溪人，到北京求学，现在在北京工作。我的问题是巫溪为什么会吸引郑书记？北野老师刚才说您最终是要离开巫溪的，您的出发点或者您最终的归宿是什么？
提问：我想问郑书记一个问题，刚才听郑书记的报告我很受感动，您很有魄力也有很多方法，您现在最大的困惑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最为难的事情？
郑向东：你说我的归宿，我也很关心。你说巫溪为什么会吸引我，刚才我已经谈到了，巫溪有大山大水，这么优美的风光、这么好的人民，所以我非常热爱巫溪。任何一个人，感情决定认识，认识决定结果，没有感情就不会有结果，就不会有工作推动的方法。
说到文化的问题，巫溪一直是一个富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巫溪是《山海经》里面记载十巫升降的地方，也是神农尝百草的地方，还是黄帝老师的故乡。逍遥巫溪逍遥游，巫溪肯定会欢迎大家的。
对古城墙、对四千年的盐道和两千年悬棺，巫溪都采取了很多保护措施。包括巫溪流传的《五句子山歌》，这也是屈原的离骚和楚辞的基础，目前我们已搜集了1200首，它们已经成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在于文化，如果我们不打文化这张牌，我们将失去最有力的竞争力。
对于困惑的问题，我个人感觉，天天跟老百姓在一起，有时候自己也感觉到想做很多事情，但是做不了。我和县里的一些同志常常吃过晚饭后经常会到路上转转，遇到问题就商量。有一天我们散步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让我非常感动，一个老百姓拉着我的手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只要天天在这个路上，我们心里就很踏实，我们感觉非常好，希望你能够办好我们想办的事。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困惑就是如何把群众关心的事办成群众满意的事，这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谢谢！
（茶歇）
专家点评
李津逵：请专家对巫溪县的城乡社会重建做一个点评。首先请主办方——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主任金德钧先生做点评，大家掌声欢迎！（中国市政工程协会会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主任金德钧做点评）
金德钧：刚才巫溪县的同志们给我们介绍了他们县城以及这个县域里的农村在城市化过程当中的社会重建问题，向我们揭示了社会重建在城市化进程当中的重要性以及当前的矛盾问题，也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经验。我觉得他们的介绍是一种警示，更是一种启发，一种鼓舞。我们研究城市化，这些年都在研究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以往的研究更多注重的是城市经济的发展、产业的培育、人口的迁移，当然这些问题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今后还要进一步研究，经济还是基础。但是，巫溪的同志们从他们的所见所闻所做，向我们明确地指出社会建设是关系城市化质量乃至关系城市化成败的重大问题，全局性的问题，社会重建的问题解决不好，一个健康、有序、人民安居乐业的城市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巫溪县城是一个小城镇，而且是一个地处比较偏远、经济也欠发达的一个小城镇，小城镇在城市化的总盘子中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要向大中城市输出劳动力，特别是向东部的沿海地区城市；同时还要大量地接纳周围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如何使由城镇出去的已经分居两地的家庭正常生活，怎么生活好，特别是对农村大量转移到小城镇的家庭能够安居乐业，这都是小城镇在城市化过程当中必须解决的大问题。而我们都很清楚，作为一个小城镇哪怕是县城，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都很有限，特别是巫溪还是属于欠发达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市政的基础设施严重缺乏，也很落后，在这个地区，教育、医疗、文化设施的基础相对来说都应该是比较薄弱的，而且养老、失业、医疗这些社会保险的水平都不高，这是客观情况。县一级的财政财力肯定不强，不发达地区更是不强，社会管理的力量和大中城市相比相对比较薄弱，而且特别是受长期的户籍制度影响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得在城里生活和在农村生活的不同的人的生活习惯、理念，差距又很大。
这种情况下怎么在城市化进程当中，使进到这个小城镇的家家户户安居乐业，形成一个和谐的社区，真正形成一个平民的平和的和谐城市，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但是反过来，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城市化的总链条当中，这个链条出问题就会断裂。所以他们的经验在小城镇的城市化过程中是非常有实际意义的。
另外，农村在城市化当中也处于一个至关重要的地位，农村大量劳动力输出了，为城市经济发展、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而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又是我们国家现代化当中的基本目标之一。中央文件常说，中国的三农问题没解决好，中国的问题就没有解决好。而农村的壮劳力大量外出，老人、小孩、妇女们在农村，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现代农业的时候，如何使我们还住在农村的这些农民换句话说叫做居民，能够形成一个有现代化水平的小社区，怎么样能够使他们身在农村这样一个自然环境很好的情况下，享受到城里人所享受的现代文明的生活条件，包括农村的社会保险问题、农村的医疗、文化设施问题，还有农村大量欠债的基础设施问题，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好？这些问题不解决，农业问题不解决好，我们谈的城市化是一个缺了腿的城市化，是根本实现不了的城市化，这些问题都必须解决。
巫溪的同志们在小城镇、在新农村的社会建设方面，他们还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积累了可供大家借鉴的宝贵经验。我认真地看了他们的资料，他们在社会建设当中坚定地以党建、政府工作作为主导，坚持以民众作为主体，充分发挥骨干的作用，包括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而且注重典型示范，直接面对矛盾，紧紧围绕着民生、民情、民意，用群众的办法来扎扎实实地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薄熙来同志说民众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句话说得最好，老百姓最讲实惠，谁全心全意为他们考虑问题，一心一意地领着他们去解决问题，他必然就会拥护你，跟着你走。因此我认为现在我们巫溪的同志们已经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是他们进一步做好社会重建的力量的源泉、工作的希望。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研究城市化的同志、做城市化具体工作的同志，要认真借鉴他们的经验，通过我们的实际工作，也要赢得民众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我们城市化面临的问题太多了，刚才给他们提了一个问题，是我非常想知道的，就是小城镇也好，新农村也好，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从社会建设这个角度，到底有多少主要的矛盾和问题，这里问题很多，但是我也坚信中华民族是有不懈创造力的民族，只要我们真正地以人为本，科学实践，我相信我们这个城镇化的道路一定能走到我们希望的终极目标。谢谢大家！
李津逵：谢谢金主任！社会建设是关系到城市化质量的重大问题，小城镇、新农村在城市化过程中到底面临哪些全局性的问题，需要我们继续深入地探讨。接下来我们有请陶斯亮大姐给我们巫溪县做一个点评。（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兼女市长分会执行会长陶斯亮做点评）
陶斯亮：这是专家论坛，我作为市长协会的工作人员，跟中国的官员打了二十年交道，深深感觉到官员队伍这二十年来确实在发生着变化，有的变化是好的，有些变化确实是不敢恭维，好的变化就是市长这支队伍越来越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以前不可比拟的。懂外语的、在海外留过学的市长大有人在，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另一方面，二十年来，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们也有一批市长出了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官员非常浮躁，在自己的市长岗位上，总想着往上怎样走，想升上去，所以干部队伍总是在一个非常不稳定中，处在非常浮躁的状态。所以为此我也写过好几次提案，我们市长的机制，一两年就换了，市长书记一年一个，这还做什么事情？所以由于腐败、由于工作上的浮躁和官僚主义，现在和老百姓的关系越来越恶化。现在我觉得在沿海地区的财大气粗的官员、市长们，觉得自己有钱，什么都可以搞定，所以他们搞的一些东西，虽然搞得很漂亮、很阔气，但是老百姓也没觉得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另一个极端，在一些贫困落后的地区，很多的官员又觉得自己没钱，什么事也干不了，所以把精力主要花在怎么样去弄钱，通过什么手段去挖钱去。觉得没有钱就无所作为。今天我听了郑书记的报告以后，我觉得他固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城乡统筹的非常鲜活的例子，但是我更看重的是，以郑向东书记为首的这些县领导，给官场树立了一个典型，我觉得这个意义甚至大于你们介绍的实践的意义，因为我觉得你们解决了有钱市长做不到、没钱的市长也做不到的事情。你们用传统的两个法宝，一个是党的领导，一个是群众路线，你们没有用很多的钱，而是调动了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感受到了幸福，感受到了满意，感受到了党对他们的关怀，所以我就觉得，你们给我们一个希望，让我们觉得在共产党的基层干部中还有这样的一批干部，这是我们的希望。所以最应该感谢你们的应该是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不要等到这些好的共产党干部都去世了以后再去宣传，合理的时候就应该宣传。他们给我们一个经典的意义，本身就是一个经典。谢谢！
李津逵：谢谢陶斯亮大姐。大姐的角度跟我们确实不一样，我们是从社会建设，大姐是说你们做了有钱的市长、没钱的市长都没做成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两个法宝，下面掌声欢迎王浦劬教授。（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副所长，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王浦劬做点评）
王浦劬：尊敬的金主任、陶会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向东书记、主持人，非常感谢今天有这个机会，把长久关注的巫溪县治理经验，拿到你们面前，不是我拿来的，是向东书记主动要给你们介绍的。向东跟我讨论巫溪的经验，但还是不够丰满，而今天的介绍，相对比较丰满。
关于城市化的问题，中国的城市化问题涉及到相当多的复杂问题，尖锐的各种矛盾和错综复杂的人、制度和文化。我用简短的时间概括地说一下向东书记和他带领的巫溪县的班子带来的案例，并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他所介绍的三个方面的典型案例，一个是城南小区，一个是北门沟区，还有一个叫做三宝村。这三个方面的典型案例，在这个案例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个要素，我就简要地概括一下，叫做欠发达地区城市化过程当中的公共治理模式问题。我觉得今天讲的是社会建设，社会建设从本质上来讲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对于现在的政府对于公共权利来讲，社会建设主要是指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职能，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三位一体，我们称为公共治理。
欠发达地区以它特殊的情况来管理，我觉得最特殊的情况、最典型的特点大概有两个，一个是它不像沿海发达地区那么有钱、有货币的资本。二是它不像沿海地区那样市场已经发育成了一个机制，市场可以参与和介入公共治理。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怎样实现良好的公共治理，同时能够在发展中实现这样一个欠发达地区的良好的公共秩序和社会建设，我觉得这是一个路径的探讨问题。
在东部地区看到现在的这种模式和方式已经呈现多样化了，而且有几个方式现在正在向国际接轨，参照国外的一些方式，比如我们原来是单一以政府进行公共治理和社会建设、社会保障，现在，由政府和企业共同联手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公共设施的建设，现在发展为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就是所谓的公司合作，或者说公共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的合作，在巫溪这样的欠发达地区，怎样实现在既有的条件下特别是缺钱、缺少市场主体的情况之下，怎么发挥我们自己的优势，能够探索一个中国的社会建设和公共治理的优良道路，同时为了实现社会的文明和人民的幸福以及党的领导，这就是我听了今天介绍以后最核心的一个感受。这个最核心的感受，刚才华侨城的这位领导说了，看来抓住机遇很重要。
陶会长刚才已经说了，如果没有这个东部地区的货币资本，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西部地区的社会资源。我们的公共治理本身，归根到底最后取决的还是社会资本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所谓的货币资本可以起到一时的效果，可以得到一时的所谓政绩，但是可持续发展和耐久力是远不如社会资本。
我们从向东的介绍和巫溪班子的介绍当中看到社会资本的持久作用，一个方面是群众自己的自治；第二个方面是群众的自主意识；第三个是这个地方深厚的文化特色。这些东西使它实现良好的治理和善政善治的社会治理。
第二方面用的是组织资本、组织架构。这种组织架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党的领导的架构，就是群众的自治组织的系统架构，这些架构的作用，在它上面增加新的元素和活力，使党的架构在社会建设和公共治理这一块，架构专门的组织机构，比如群众工作部，而且使得群众工作部作为一个专设机构一直到基层，再加上群众的自治的街区的自治、社区的自治和乡村的自治，我觉得这就是它形成特有模式的一个基本特点。
这个模式的基本特征，我认为可以理解为政治与自治的结合，治理的有效性和民主性的结合，治理的组织性和文化要素的结合，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两者之间的结合。这个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党和政府主导、党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所谓的微观意义上的典型案例。谢谢！
李津逵：王教授回应了陶大姐，当东部富有货币资本的时候，西部可能富有的是社会资本，而这件事情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原因。接下来我们请于建嵘博士做点评，这是一个长期观察底层政治和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大家掌声欢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点评）
于建嵘：很高兴参加今天的会，针对今天的问题我谈谈自己的意见。城市化的进程中社会重建问题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城市化进程中社会重建主要是什么问题呢？我认为，随着城市化进程中，一部分人进城了，对城市社会带来了影响；另外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当中城市化的要素下乡了，农村很多农民进城了，对农村的影响，这是两方面的社会重建问题。
今天我们很高兴看到了巫溪县的组织重点建设了城镇化进程，对于一个县城、小城镇带来的影响以及他们解决的问题，也特别高兴地看到郑书记总结的治理模式，讲到底，他讲了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要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找好城市建设的主体到底是谁，他们提到了是人民群众。第二个，他提到了意愿，怎么满足他们的意愿，怎么表达他们的意愿。第三个他提到了组织，特别强调了民间组织，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而且我特别注意到了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是现在所有搞城市化工作的人经常忽略的一个问题，他提到了复合空间，富人、穷人、廉租房和公寓放到一起建设，这个经验很重要，现在发生了很多问题，把城里人特别是进城的农民怎样隔膜起来带来的问题，法国发生骚乱就反映了这个问题，最主要原因就是把当年的移民与主流人民隔离，所以我认为这一点是现在特别强调的，要建立复合空间，要让我们的城市是所有人包括穷人、新进城的农民共同的家园，这是非常重要的经验。
另外，对于如何解决农民进城之后，特别是在城镇化过程中城市要素开始进入农村之后的农村问题，是一个更要探讨的问题。在我看来，一个县主要的是农村，我们讲县城，县政、县域经济主要是讲农村的发展，今天由于时间关系，郑书记他们没有重点介绍这个经验。但是在我看来如何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会的重建可能是我们目前要解决的更为迫切的问题，因为空心化问题已经出现了，而且城里原来的社会组织也出现了问题。在这个会议休息时间，我讲了一些想法，而且郑书记的材料也讲了这个问题，我很同意这一点。大家在研究城市化进程中会议主题之外的对于农村社会的重建的经验，我建议大家不要忽略了，这可能是他更为重要的经验，他中间提到了怎么组织、怎样把农民调动起来，怎么使农村的农民享受一个幸福的生活，他提到了这一点。我认为这是解决欠发达地区最为重要的经验。我今天简单做了这个点评，谢谢会议主办方，谢谢郑书记、谢谢各位！
李津逵：长期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于建嵘博士看到了这里的几个主题词，就是主体问题、意愿问题和组织问题，并且他很细心，我们的资料袋里面有很多附件，包括案例和今天没有讲的，比如向东同志的一篇文章《把农民组织起来》，他认为农业产业的背后是农民能不能组织起来，如果农民没组织起来，仅仅有城市的工商资本下乡，带来的结果是很令人忧虑的，所以大家有时间可以像于建嵘教授一样多看看我们发给大家的附件。接下来请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做一个点评。周天勇教授在研究城市化，比如城市住房问题，是和农村土地问题联系起来的一个宏观的视角整体研究。大家欢迎！（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小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周天勇点评）
周天勇：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我说几点，一是这个社会确实处在一个变化之中，从计划经济到了市场经济，从以前的单位人、公社人转变到了自由的人，从原来固定的人口转变到迁移、流动的人口，从原来一个工作岗位一辈子到退休，可能一生要转变许多工作岗位，从原来的家属院管理、村庄管理，转变到现在的小区管理。所以我们这个社会处在一个不断变动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怎样重建这个社会的治理模式，我觉得巫溪做了一个很好的探究。这是第一点。
第二，我是学经济学的，我们在学制度经济学的时候说，国家的警察、军队为什么会出现，就是因为人们发现解决这些问题的成本太高，最后把这些权力让渡出来，形成了政府、军队和警察机构等等。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种公共权力的移交以后发生一些异化，可能公共权力移交以后，公共权力对于移交公共权力的民众发生了过度的制约，或者发生了利益的重新分配。我觉得巫溪的案例典型意义就是处理这两个问题，一是社会变迁，一是公共权力的异化。我今天看到的巫溪的例子，首先做官你要心底里做好老百姓，要不然你做不好官的，我想这是一点。第二点，你要把这个城市、把你的这一块一亩三分地当做一个家来经营，只有具有这两种心态干事的人，才能对这个地方有他的责任，有他的良知，有他的使命。我今天在巫溪这个案例当中确实看到了这样一种精神，就是这个领导班子。
巫溪的案例我觉得有这么几个转变，一个是在这样一种精神下，需要有新的思路、新的办法、新的对策，而且还要有新的执行力，一定能够把这个问题来落实。
第二个就是过去的行政党务治理这个社会的那样一种传统的程式化的、官僚化的管理，要转变为适应这个社会，适应这个千变万化的许多问题的过程，使其平民化、灵活化。而且刚才一些专家们也说了，从我们被组织到社会的自组织调动积极性，从一种官方语言解决问题到平民语言来行政，可能是为了部门利益、为了自己的权力。刚才我听了网格化管理，说你可能要掏钱负责这个网格的事情，实际上把行政转为真正服务性的政府、服务性的部门。我想这么几个转变的意义在于，就是社会与资本，一个地区可能有硬的资本，但是我想也有软的资本，两个是互相促进的。硬的资本中有文化资本、习惯资本和环境资本，就是这个社会的环境特别好。现在这样一个社会，肯定是降低政府管理的成本的，人们的精神、人们的思想、人们的习惯、人们的文化是降低这个成本，提高收益的。而且怎样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我在这儿看到了一种新的鲜活的例子。
最后我想提一下，整个社会向城市化迈进，经济学上有一种集中与分散的成本与收益问题，我觉得任何社会都挡不住城市化，所以一定要处理好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的关系，一定要把分散的人集中到一块，要把小村子整理成大村子，要把大村子变成小镇，要往城市集中，这样我们的资源才能集中，我们处理污染的时候才能规模化处理，不需要那么多修路的钱，成本可以节约，而且人们的生活方式才能改变。谢谢大家！
李津逵：周天勇教授一贯的观点就是城市化势不可当，在这样势不可当的城市化过程中一定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局，但是应对这个变局的国家公权力有异化的危险，巫溪给我们提供了可以进一步探索和研究的非常好的案例。我现在给周天勇教授找一个知音，就是说小村子一定要集中、大城市一定要集中，城市化一定要集中，在这个过程中要安顿好农民，让他们拥有工资收入、经营收入、资产收入，在这方面有成功经验和成功实践的德州开发区原主任、德州市政协副主席许传忠先生！（山东省德州市政协副主席许传忠做点评）
许传忠：首先感谢郑书记介绍巫溪县的城市化管理的经验，我们很多专家和领导都有很多的研究，我实实在在地讲，是从基层干到现在，是农村和城市化建设工作的一个实践者，也是一个工作者。从巫溪的介绍，我感觉巫溪县的县委县政府的班子做的工作是非常强的，功夫下得是非常到位的，取得的成果也是非常明显的。具体来讲，我感觉他们自始至终坚持了一条主线，把和谐社会的建设和科学发展观的理念结合他们巫溪县的工作实际，二者有机结合到一起，实实在在来讲，城市化规划建设和管理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学问，里面的工作是错综复杂的，矛盾是千差万别的，非常难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巫溪县工作做得非常细，自始至终把群众关心的一些难点和热点当做他们工作的重点。实践证明，只有我们党的各级领导特别是基层同志们，心中装有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很多事情都是非常容易解决的。但凡不把群众关心的难点和热点当成我们工作的重点，整个县、乡、市可能就要出大问题。实践证明，相信群众办法多，依靠群众办得到。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作为我们县级以下的各级党委的同志们，特别是乡镇和村的同志们，接触的群众多，所以一定不要放弃对老百姓的领导，不要回避问题，也不要回避矛盾，你放弃领导、回避问题、回避矛盾，你放弃领导就等于慢性自杀。我的体会是，有些问题能够当天解决的就要当天解决好，解决不掉就会出现问题。
第三点，巫溪县做的一个工作，他们把城市的管理和社区建设，用创新的理念和机构的创新有机结合在一起。人创造环境，环境改造人，你把县城环境改造好了，对老百姓就会产生作用，老百姓的素质就会提高，城市化管理水平才会延续下去，最后做出更大的成绩。我个人认为，这三点，郑书记的工作我很佩服。另外也是给你们提一个建议，你们的城市建设，在科研过程当中，肯定会涉及到失地农民的问题，会涉及到城中村改造的问题，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些事情，你处理好，是既得利益的关系，老百姓要求的基本利益和城市建设发展的速度和招商引资的大的政策，你把它们结合到一起，我认为三个关系处理好了，老百姓满意，城市发展了，你们的环境也改变了，这个城市肯定发展得很快。我以前在开发区拆迁过程中，也就是04年我在开发区任职的时候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文章，是深圳市的城中村工作，我在开发区已经搞了五年了，好几个城中村都在集中，在集中过程中如果不及时改造，脏乱差这些事情都非常难解决，所以我就下决心抓了一个村，在这一个村试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错综复杂的，城中村集体土地拆迁到现在也没有文件，只是参照哪个来执行。我看全国都是一个共性问题，城市发展哪个村庄，一夜之间这个村子的房子一层变成两层，两层变成三层，拆迁问题搞不清楚，比城市拆迁成本还高。在拆迁过程中，我操作了一个方法，国家明令政策是参照什么解决，我基本上是几家应该有几个房子我都清楚，有几个房子是合法的，无论你盖多少，都按照宅基地的拆迁补偿来补，一直坚持到现在，一开始阻力很大，富裕户盖得很多，因为毕竟没有法律依据。今天我就讲这些，欢迎大家到德州去做客。
李津逵：许主任的点评就是高手点评，不能回避矛盾，回避矛盾是慢性自杀，拆迁是以宅基地的面积来计算，而不是以建筑面积计算，建筑面积一计算，大家肯定要抢建，这里你要坚守得住，能够对所有人说我一碗水端平。这样一些实战中的经验非常宝贵。在五年前，当许主任谈到深圳城中村这件事的时候，我在深圳一直是为城中村说话的，加速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利益可能会被剥夺的时候，农民建了城中村，为深圳的低收入阶层提供了廉租住房，这是他们的贡献。但是，如果任由农民抢建城中村，深圳的发展就没有明天了，现在深圳有一个街道办，有50万人口，只有8000原住居民，去年政府发出停止违章抢建的通知书，发了3500份，从老人到孩子，一共就8000人，但是发了3500人，您想想违章抢建已经到什么程度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说，政府应该强有力地对违章抢建进行制止，否则的话霍华德难题，后面的人永远进不来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将没有明天。
接下来邀请另外一位行家，也是有充分实战经验的，在深圳最好的城区不是政府在建设和管理的，而是企业在建设和管理，一个是蛇口，一个是华侨城，华侨城是深圳城市建设的楷模，建设的总管就是华侨城的副总陈黎曙先生，我们欢迎他进行点评！（配图27：深圳华侨城集团原副总经理陈黎曙做点评）
陈黎曙：今天很开脑筋，因为我看到了另外一个我所不太熟悉的一个领域，我老是觉得我在华侨城主持了五年以上的城市管理工作，觉得华侨城很漂亮、很好，觉得我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听了巫溪县的介绍，听了郑书记的介绍，我忽然感觉到我在华侨城所进行的工作、所思考的那些问题，可能相对来说简单了一些。在城市化过程中，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可能到一个县尤其到一个欠发达地区，所表现出来的矛盾更加复杂、更加尖锐。我想说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可能在一个城市的管理方面所采取的模式，大量的都是政府主导的模式，我们有没有可能再去探讨一个由社区或者由城市片区一个组织或者一个机构、一个团体或者是一个企业，能够拿出它的经费来，能够拿出它的精力来，去治理这样一个社区，把它作为一个企业回馈社会的一种手段，这个可能性到底有没有？我建议大家到华侨城去看一下，因为华侨城成立二十多年来，实际上所走的路就是这样的路。如果算起来，华侨城每年可以为政府节省城市管理费用大约是1000万元以上。但是华侨城现在城区的城市管理每年企业要投入3000万，管理力度、管理效果应该说比政府主导的管理社区要好得多。因为今天是在讲巫溪的案例，所以我也就不再多讲华侨城的情况了，如果在座各位专家、各位教授有机会的话，我可以引荐大家到那儿去看看。
李津逵：谢谢陈总，陈总还给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接下来我们想请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副主任、副所长于长江教授进行点评！感谢于教授作为北京大学的一个学者来到深圳这个文化的沙漠，播下社会学的种子，大家一起代表深圳感谢他！（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于长江做点评）
于长江：今天说巫溪，我觉得这个不能算是一个点评，实际上我不止一次去过巫溪，上个月刚刚去做过调研，我觉得更主要的是一个见证者，也是一个目睹者，刚才他们通过文件和影像以及郑向东书记的介绍看到了一些情况，我实际看过，做了一些调研，实际还正在做的过程中。
我想谈几点：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包括和郑书记本人以及郑书记的团队，我们也建立了很多的联系。不管是在正式的还是在私下的交流中，有一个概念，就是乡土情怀问题，郑书记团队在很多时候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当然不是专门作为一个正式的说法，也是作为自然流露的一个表达，就是有乡土情怀，我觉得这一点是建设非常重要的基础。中国的农村曾经是中国人的一个心灵归属，是我们永远挥之不去的一个乡情，我们一直有这个情怀，从50年代的“一条大河波浪宽”到80年代的“希望的田野”，都有这样的情怀。到了今天，大家经常跑农村就可以看到农村已经凋敝到什么样，作为中国农业文明这样一个大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这样的情况，具体怎么回事大家都知道了。但是我觉得人们的情怀很重要，实际在80年代，很多当时做小城镇研究的很多社会学者一直回避用城市化这个词，不是说城市化不对或者不好，也不是说有什么问题，而是这个词本身容易造成一种暗示，好像是农村的存在好像不对，好像都要变成城市，不幸的是现在就发生了这个问题，农村的存在方式似乎在现在的语境下变成了一个错误，所有关于它的都在谈改造问题，我觉得这个情怀有很大变化。原来我们一直用的是城乡关系或者叫做城乡发展，有相当一段时间回避这个词，不是这个词对不对，而是怕经常暗示，造成心情的变化。我觉得这是巫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基础。
GDP问题，我们今天没有谈到GDP，这也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欣慰的一个现象，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疯狂的GDP崇拜，到底一个经济发展，所谓的经济统计数字的增长和生活到底是什么关系，到底是正相关关系还是一步一步走向了对立面？一味的经济发展，在某些语境和某些场合下，尤其是在一些二线的所谓不发达的地区，到底意义何在？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免GDP走到了生活的反面，巫溪在这方面做了很有意义的探索，郑书记也说我们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搞不出什么GDP，这个地方太贫困了，但是我说这也算是天助巫溪，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使得我们反而平常心，变成了一个平民的城市，反而代表了一个新的方向、新的希望。
在实际操作中，我个人感受，巫溪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人的工作要用人的方式去做，而不是把它置换或者偷换成钱的问题或者经济问题，实际上就是人的问题，既然关乎人们的生活和幸福，我们就从人入手，这也是回到党的工作的根本点。当年十几个、二十几个党员，后来发展到一共才两百万的队伍就能在全国建立新中国，建立一个宏大的事业，其实当时我们奋斗的目标很简单，就是人们过好日子，现在实际还是这个问题，就回归到一个很基本的定位，怎么样叫做好日子？好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现在我们终于开始回归到了这个层面上来了，我们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怀着这样一种心态，其实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比如情感建设的问题，比如心灵建设的问题，这就不仅仅是物质建设的问题了。我注意在巫溪介绍的演讲中，用的频率最高的词是“心”，实际最后在我们交流中也经常谈到“人心”，我们要做有心人，人心人情、天地良心、将心比心，“巫”是天、地、人，人和人是将心比心的问题，是心灵沟通的问题，最后有情有义的工作，巫是平视的问题。
关于梦想，我想再提一点，在郑书记讲规划的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很有遗憾的展览，对于自己城市建设中觉得有错误的、需要反思的这部分，这是让我非常震惊的，我们对梦想本身有反思，不是几个人把我们的梦想就说成了人民的梦想、全县的梦想，其实并不一定，也可能个人的梦想和民众的梦想不一定完全一样，最后我们要有深刻的反思，这也是巫溪经验中非常重要的让我感觉到非常深刻的东西。
最后我想谈一下，关于贫困县的问题，在我们这个调研中我经常在考虑，贫困，我们现在都是用纯粹的货币化的标准来看一个地方，所以有贫困这套说法。我觉得任何事情都不是简单用一个标准的，比如拿巫溪这个县来说，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财富就是地理位置，可能别人觉得地理位置是那么边远的，离主城区重庆最边远的地区，但是在我们研究中它是三省交界的地方，这个地方在现在几个行政区交界处，是很特殊的一个区域，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支点，这个县的发展与否关乎不仅仅一个县本身，而是关乎整个区域，这个区域关联着三个省，还有很多的县和地区，所以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货币的资产，这方面，它的发展还有这样一层意思。时间关系我就不介绍了，实际上巫溪的经验和案例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对于区域发展尤其是几个地区交汇处的发展有特殊意义。我一直觉得我们很关注这个地方，也是因为这个地方的意义有很多维度，不仅仅是农村这一个维度。谢谢！
李津逵：谢谢于长江教授。城市化这个词，我觉得这样一个反思是非常好的，城市化不是不要乡村，不是乡村就放在我们的盲区，而是乡村也要同步现代化，人的问题要用人的方法来解决，就是郑书记说的用群众的方法来治理社会，而梦想，我们提出的梦想和人民群众的梦想也要在不断反思中不断清晰，变成大家的共识和远景。
接下来请一位作家来点评一下巫溪的经验，北野先生是作家，同时又是一个在住区中捍卫公民的权利的一个维权的公民，他对于巫溪城乡社会建设有什么见解呢？我们掌声欢迎北野先生谈谈！（作家、维权代表北野做点评）
北野：首先感谢郑书记的精彩发言，我是希望能够与大家分享一段我作为一个非系统体制内的人对城市化的看法。城市化起源于古希腊，今天我们熟悉的文明这个词就是由古希腊语“城市和城市人”组成的，城市化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为什么今天说城市化不可阻挡，城市化提供了在传统的血缘和村落基础上的人类全新的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个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跟随着他们走这么一条路。
从2500年前到今天，西方整个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就两个，一是对人来说，到底什么是幸福。二是通过什么样的文化和制度建设，可以使个人的幸福变成现实。今天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大概在2500年当中走了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作为一面镜子，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城市化的进程和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最早的时候，古希腊城邦相当于今天的村子，也就是中国城市的商品房小区，理想人数在2000-2500人之间，希望他们能够彼此相识，选出自己的代表，所以他们的城邦大部分是奴隶主和有钱人，生意都在城邦之外。当时希腊城邦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发现当人有了民主权利、自由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时候，人变得更坏，因为人可以利用这些权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当时古希腊哲学提出的最核心的一个理念就是美德。也就是说，在现代化、城市化、文明化建设过程中如果没有美德，说什么都是白费。
过了五百年西方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碰到一个缺德不要脸的人怎么办？就不给你讲美德，就要有法律。古罗马人有尊重城门法的习惯，用法律来治理。又过了500年发现了第三个问题，如果人的心老想坏事，有机会就干坏事，谁管人的心呢？基督教来了，神管你，三尺以上有神灵，神在管你的心。所以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就是说如果我跟郑书记做生意，突然有一天我不在了，郑书记良心受到一个考验，我的钱郑书记是吞了还是给我们家人，因为除此之外就我们两个人知道，所以人的良心是要由信仰来负责的。上帝管一切吗？不对，人太聪明了，人如果用上帝名义干坏事就更坏了，所以过了一千年才有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这个时候欧洲开始强大了，宗教改革管了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政教合一，按今天来说你是裁判就当裁判，是运动员就当运动员，中国古老文明到今天面临一个核心的制度上的问题依然是政教合一的。西方的古代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宪政、民主、资本主义才这么走过来的。大概走了这么一个进程，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在这个进程当中，西方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这是作为一个社会从原始农业走向现代所付出的一个巨大的代价。
有一次我问一个以色列外交官，我说你怎么看中国？他说如果中国是大象吃草，我们就不理它，如果有一天中国改吃肉了，我们就得小心了。这就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在全球有原子弹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同样走西方这条道，我们需要资源、需要贸易、需要利益、需要工业化，我们将会重复整个西方已经犯过的所有错误，今天中国30年发生的事情就是西方2500年以来发生的所有事情的一个集合，农村问题、城市问题以及所有问题我们都在重复。所以我想用最后一分钟时间提出一个改革的思路。我就在思考，在现行的政治体制情况下能否找到一条出路，就是党既能接受又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又符合现代社会和可持续发展，胡主席老说创新，说基层创新，为什么老鼓励这个事，就说明他意识到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在全球化、一体化情况下不能骗自己。所以我们能不能有这种改革的可能性，下一步再说。谢谢大家！
李津逵：因为北野考虑到七分钟发言时间，所以把我们最关心的话放到了会议之后。
北野：我想讲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华尔街的金融家，到古巴去度假，到了古巴以后，他看一个年轻人躺在海边上，他就问他每天都怎么生活？他说每天晒太阳。然后呢？吃饭。然后呢？再晒太阳。他说你这样不行，应该到政府贷款，然后去买条船，出海打鱼，赚很多钱，做更大的生意。他说为什么？他说你可以到海边度假了。他说我已经这样了。巫溪就是这样，大家追求的事情，你已经有了。我们还老想要我们没有的东西干嘛呢？谢谢大家！
李津逵：举重若轻，这种宏大的历史感，非常难忘。接下来请今天的主办单位之一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唐惠建教授上台。（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唐惠建做点评）
唐惠建：谢谢！刚才很多专家学者郑书记做的关于巫溪的典型案例的介绍做了非常精彩的点评。来之前我看了这个材料，一是把农民组织起来，第二个是关于城镇化的社会重建问题。今天听了郑书记介绍以后感受进一步加深，我谈一点体会：第一，我觉得真的是来自大巴山区的那么淳朴，他们的经验很平实、真实、感人，而且他们的团队针对所有来的问题都能解答，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基层的地方政府或者党委，面对着这么多专家学者提出的那么多尖锐的问题能够一一化解，而且我觉得解答得非常好，真的很不容易。我想谈一下巫溪经验的社会价值和时代意义。
我觉得他们县委县政府的经验是在时代发展中的很重要的结点上提出来的，这个结点就是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GDP的崇拜也好或者GDP高速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所谓全球第二也好，但是后面带来的问题，人与自然的问题、资源与环境承载力匮乏的问题、以及农村和城市、贫穷和富裕之间的差距、区域发展的差距等等问题越来越大。中央经常说的“矛盾凸显期”，在这个时候提出来，所以它的价值非常大。
三十多年前，安徽省的小岗村农民提出了包产到户，目的就是要生存，自己养活自己，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目标。但是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目标，那么多人在那里按了手印，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走出了中国改革的第一步。反过来看巫溪县关于社会建设的价值，我觉得跟它比拟起来是不逊色的，它的价值就在于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城镇化的程度46%，无论这个数字是真是假，至少速度是非常快的，这种现象的存在对于农村发展或者对于整个中国的全面的小康社会的建设、和谐社会的建设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总有一天会停止甚至倒退。所以我们再想想这个问题，不管是小岗村的农民提出的包产到户，还是巫溪县委县政府因势利导，充分利用了来自民间的首创精神和创造性，因势利导就是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做相应的引导，把它做得有声有色，有它的价值，因为它是一个边远的国家级贫困县，我没有去过，但是我也到过一些贫困县，我感觉确实他们在那种环境下，能够做出这么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非常难能可贵。我觉得更难能可贵的是，我本来想问郑书记提一个问题，他是学政法和经济的，但是这里却充满了生活中的哲学和哲学中的生活。他所概括的理念，而且在这个理念指导下的行动、各种方法、概括的经验，我觉得是非常富有生活哲理、生活的逻辑，而且这种逻辑是来自于民间，我觉得非常难能可贵。他具有划时代意义，他的重建社会、让农民组织起来的理念都实现了，我觉得在后面中国三十年的发展中可能会起到非常非常大的作用。当然中国面积那么大，情况非常不一样，在一个贫困的欠发达地区，就已经有这样一些观念。关键在于理念，方法是各个地方因地制宜，可以见仁见智，可以发挥你的创造性，但是这种重要的理念我觉得是可以贯穿其中的。
刚才陶大姐概括了两个，一个是党的领导贯穿始终，第二个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因为我来自深圳，我感觉整个深圳市的发展就是领导做主，哪里是老百姓做主？几大民心工程，我看民心的体现很难看到。关于这个，我觉得巫溪的经验是非常不容易的。正是因为他在这个时代结点上，能够提出重建社会这个理念，我觉得王教授（王浦劬）也说了包括公共治理结构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有很多矛盾，新的一些焦点，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理念先行太重要了，因为有了这种理念，后面的事情就好办得多。
这个论坛办得非常好，请来那么多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一线的实践者，这些实践者恰恰也是思想者，而我们的专家学者是来自于理论，但是又非常关键的在实践运用中证明其可行性和它的社会价值，这两者相互交换位置，在中国城市化论坛的平台上做这个交流，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谢谢大家！
李津逵：我们今天经历了一次非常激烈的思想的洗礼，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就像巫溪所处的位置一样，就是在中国的三峡边上，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说中国两千年来实际上就发生了两次社会大转型，一次是秦汉之间的大转型，一是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大转型。那次转型，我们是从分封制到了郡县制，建立了一个大帝国，今天我们要从帝国的管制变成了民间的自治，变成一个公民的社会，这样的一个转型中，我们正在搞三峡工程。在搞三峡的过程中，我们一定会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空间的问题、组织的问题、管制的问题、政府的问题、财政的问题、人民群众的方方面面民生问题，但是我觉得今天大家讨论的结果，我们发现核心就是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个关系可能就是我们未来的三十年要破解的一个新的重建的问题。
前三十年我们是彻底否定了阶级斗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直走到了以GDP为中心。第二个三十年我们又面临着一次拨乱反正，要把GDP为中心转化成转变发展方式、转变成科学发展，这个科学发展的核心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社会建设。
刚才很多专家讲到古希腊，今天中国任何一个县的财政力量都超过古希腊的雅典，但是人类历史上再没有一个城市超过古希腊的城市文明，那个城市文明是什么？就是一个自治的社会、一个相互信任的社会、一个相互监督、相互帮助并且每一个人除了挣钱以外都在社会建设中承担着那种不同的角色的一个社会，这就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今天的巫溪县案例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思考，谁是社会建设的主体，如何让主体的主人翁还原于他的位置，政府如何建立各种各样的公共的组织，来建设一个善治的社会。如何建立一个有人性的城市的空间？最后我们的政府和官员、我们党和政府的领导，从感情上、从视角上如何还原一个普通的平民？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提出这些问题，都是今天非常宝贵的财富。
最后，我觉得金德钧主任作为城市化委员会的主任，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就是今天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城乡社会建设到底面临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说一二三，我们能不能系统地把它把握一下，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是上升到了理性，上升到了学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
感谢巫溪县所有今天到京给我们介绍案例的同志，除了刚才介绍的几位领导以外，我还想向大家再介绍一下为今天案例做了很多工作的同志，他们是，县商务局局长任骏主任、陈钢先生，片子的编导、撰稿、研究室刘玉明先生，这么生动鲜活的案例的文字，不是一个久居水泥森林中的人写出来的，作者就是县委宣传部的副部长余明芳主任！
此外，感谢城市化委员会秘书长蔡义鸿先生带领他的团队给我们做的所有的会务工作！谢谢你们！谢谢今天所有的专家、所有的领导、所有新闻界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合影留念。下一次城市化论坛再见！（与会领导和嘉宾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