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恒甫为什么会想到写这封公开信

新京报:您为什么会想到写这封公开信？
邹恒甫:我收到张维迎的信很气愤。他们院长不能这么欺负中国的教授啊。知识分子第一没有权,第二没有钱,为什么要来撕中国知识分子的脸面呢。在中国的教授已经快被这些院长欺负死了,我就要站出来,为中国的教授说话。
新京报:看到张维迎给您的信中说的是,之所以让您离开北大,是因为您上课时间不够,还有在其他学校和机构办学担任职务？
邹恒甫:我的上课时间不够？我比光华很多流动教授在北大呆的时间多多了。我每年在光华的地下室第五室上完课后，就在我五道口的家里辅导我的研究生。他没有看到我就说明我在北大呆的不够吗？我在其他学校和机构办学,他们都是知道的。这是我的自由,而且我办学是免费的。我个人是中国人民的走狗,我把我的才能贡献出来,有错吗,我绝对没有错。
新京报:那当时您和北大有没有这方面的协议,比如说每年必须达到一定的课时,以及不能够担任过多的其他学校的职务？
邹恒甫:没有,怎么可能有这些协议。当年请我过来的时候,张维迎自己在东方时空上说过,我答应到北大的那个晚上,他都高兴的睡不着觉。光华有些教授四处去做讲座,我从来不做那些所谓赚大钱的讲座。我给光华的学生讲课,而且我还负责光华一份杂志,这份杂志是要算两个课时的。张维迎的那种计时是非常可笑的,就好比我给了他一间房子他问我为什么不给他冰棍。
新京报:那您认为您被开除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邹恒甫:这你去问维迎好了!
新京报:有人说,你发这封信是学术圈的内斗和个人恩怨？
邹恒甫:怎么会是个人恩怨呢。我和张维迎没有个人恩怨。我早就和他十分坦诚地交了底。这也不是内斗,我是为了中国的教授能够有更好的空间,不能总是让院长这些官僚来欺负教授。
新京报:您认为你的问题在中国学术界不是个案？
邹恒甫:我的例子不是单独的一例。
在中国的许多学校里, 领导对教授都是非常不客气的。现在中国就是官僚治校,不是教授治校。有的教授被官僚们整的死去活来。 说句实话,我个人好办,我在全世界都能找到饭碗。我今年四十五岁, 我的年龄加工龄(十八年)已六十三岁. 按世界银行六十岁法则, 我可以拥有所有福利和保障地在世界银行退休。但想想处于跟我不一样地位的全中国的大部分教授: 当他们受到维迎这样的领导打压时, 他们到哪儿去找公道啊? 所以, 我一定要出来发表此公开信。我就不相信中国教育界会一直让这种现象存在。
新京报:那你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在哪里？
邹恒甫: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你我能做到的。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让大学同行政脱轨,建立董事会制度。把官僚治校变成教授治校。就像在美国,学院的院长不能这样折腾他们手下的教授。美国的院长是服务员!
新京报:您期待这封公开信能够有怎样的结果？
邹恒甫:我对公开信的结果充满了信心。我想我这封信是教授治校走出的伟大一步。我将为中华民族所有的教授树一面旗帜,哈,但愿此公开信比令我的刘道玉老校长骄傲的易中天还厉害。我要学我的老乡和同年级的武汉大学校友易中天!人大的张鸣教授做不到的,我能做到。我的这封公开信肯定能为中国的学术体制转变起到重要作用。
新京报: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写给周济呢？
邹恒甫:他是教育部部长,他了解我的性格。我如果有不当之处,他也一定会原谅我.他已经原谅我好多次了!
新京报:您收到回信了吗？
邹恒甫:哈哈,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你觉的收不收到回信有什么意义吗？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要把官僚治校这个问题提到桌面上来,让大家看到,能做到这一点就够了。
新京报:您和张维迎发生的冲突,除了您对他的抨击,是否也有在光华办学理念上的不同而导致现在的结果？
邹恒甫:如果说有的话,那也只是我的办学理念是形而上的,他是形而下的。我是为了学术而学术。他可能是为了钱和权而学术。
新京报:张维迎对光华的办学您认为没有贡献吗？
邹恒甫:如果说有,那就是他办了EMBA,这个能捞钱。到现在我都感到奇怪:为什么维迎一定要当正院长？活活地把光华折腾成两大派系.悲剧啊.
新京报:您觉的您还会回北大吗？您还希望回到北大教课吗？
邹恒甫:当然回北大上课,不要钱也上课.
新京报:您认为中国的高校体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官僚治校吗？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邹恒甫: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大问题.慢慢来吧.
新京报:中国经济学界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是经济学家新闻化吗？
邹恒甫:真正献身于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人都还没有几个,还谈什么其它的大问题!经济学家新闻化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学家没有在国际上发文章的压力.且不说美国大学,在我们世界银行研究部, 每人每年也要发两篇学术论文(书里的一章也算).有这一巨大压力,经济学家如张维迎和樊纲他们就没有时间到外面当董事作报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