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发现《咸说历史》战争中兴旺的城市

第四集《战争中兴旺的城市》
抗战时期的1938年4月，当时已迁至成都的南京金陵大学为了拍摄一部反映井盐工业的科教电影，他们向四川自贡市派出了一支摄影队，带队的是一位年轻的摄影师，名叫孙明经。孙明经见多识广、阅历丰富，但是他发现，自贡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城市，它虽然地处长江上游，但只要几千公里之外的长江下游发生战争，那么自贡就一定会兴旺发达起来。
在自贡，人们只要一提到“川盐济楚”这个词就眉飞色舞，这把刚到自贡的孙明经弄得一头雾水。当时，四川盐务局局长缪秋杰送给他很多关于自贡历史的书籍，于是，孙明经一下子走进了这座城市传奇的历史之中。
可以说，地球上很少有哪个城市像自贡一样，地下既埋藏着丰富、优质的盐卤资源、又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天然气资源。丰富的卤水加上廉价的燃料，这是古代盐业生产中最重要的两大优势。所以，缪秋杰对孙明经开玩笑说，如果自贡不以盐业作为支柱产业，那么上帝会很生气。
在长达上千年的历史岁月中，自贡果然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食盐生产基地，而且还发展出一整套领先世界的盐卤和天然气的开采、生产技术，使得它的盐业经济早在明朝初期就已经遥遥领先于中国的西部。
但是，自贡出产的食盐仅能销售到四川南部，以及与云南、贵州部分地区，连覆盖四川全省都难以做到。过去，四川、云南、重庆很多地方也出产食盐，它们虽然没有自贡那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从古至今，中国盐政就实行定点运销的制度，也就是说，某地出产的食盐只能就近销售到政府指定的地区，不得越界倾销。因此，自贡出产的食盐即使质优价廉、生产能力巨大，它也无法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其实，自贡人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四川位居长江上游，与它邻近的湖北和湖南两省人口稠密、经济发达，但是这里并不产盐。川盐可顺江而下运销到湖南和湖北各地。如果这样的话，以自贡为首的四川盐业将前途无量。但是自古以来，两湖地区就被淮盐所垄断，淮盐就是产自江苏沿海的海盐。
对此，缪秋杰很有发言权，因为他以前就担任过管理淮盐的两淮盐运使，在一次与孙明经的闲聊中，缪局长坦言：与四川的井盐相比，海盐产量更大、成本更低，同样具有长江水运的优势，所以两湖地区尽管离四川很近，但它们一直被朝廷划定为淮盐的销售专区。而川盐要进入两湖地区，就只有耐心地等待历史赐予的机会。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两年后，太平军攻陷武昌，随后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定都南京。从此，江苏出产的淮盐无法通过水运到达湖南、湖北两省，致使这一地区盐价飞涨。于是，清政府下令，将四川的盐调往湖南湖北，这就是自贡人经常在孙明经面前提起的“川盐济楚”，也就是说，一个千载难逢的商机突然出现了。
盐商获取了暴利,消息传回自贡，大大刺激了盐业生产。包括盐商在内的各色人等纷纷筹措资金投入到新盐井的开掘上，一时间，大批的盐井、天然气井、煮盐灶房开工建设，自贡经济空前繁荣，百业兴旺。
这是一个充满梦想的淘金时代。所有人都认为：只要有钱，大家都可以凿井煮盐，如果运气好，就可以一夜暴富。
可是，由于地下盐卤和天然气矿脉的分布千变万化，埋藏的深度也不一样，是否一定开采到地下的宝藏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当时，开凿一口井少则数年，多则十余年，每口井的投资多达上万两白银，相当于人民币几百万元。如果盐井的位置选择不当，最终将血本全无。
新市场的开辟毕竟为自贡盐业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些资金雄厚的盐商赚钱后又向农业和商业投资，积累了庞大的财富。在“川盐济楚”时期，自贡逐渐形成了“王、李、胡、颜”这四个富甲一方的家族性企业，他们后来被称为“四大家族”，每一家的资产几乎都超过了一百万两白银，相当于今天几亿元人民币。
在自贡期间，孙明经经常在酒楼茶馆听当地人“摆龙门阵”，也就是讲故事，他们讲的最多的就是大盐商王朗云的故事。王朗云祖上历代为官，在自贡拥有大批的土地。后来，他与人合股在自己的土地上开掘新的盐井，获利后又大举进入食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领域，在“川盐济楚”的过程中，他获取了巨额利润。当时号称“富甲全川”。
王朗云发财后上演了一出惊天动地的好戏，足以显示出自贡盐商非同寻常的能量。
当时，为了剿灭太平军，四川奉旨在一些水陆码头设立厘金局，征收额外的战争税，这样就严重影响了盐商的利益。于是，王朗云和其他盐商一起，鼓动盐场工人在夜里突然捣毁了厘金局。当时四川总督骆秉章闻讯大怒，马上责成当地县令陆矶将王朗云拘押审问。
在自贡，每口盐井都有一个巨大的绞车，用来抽提卤水。绞车一般使用牛来驱动，为了让牛健壮有力，常常给它们喂黄豆、胡豆等精饲料。但是每到饥荒年代，大批灾民涌向自贡逃荒、要饭，他们只求温饱，人力成本比牛还低。于是，丘二门就让灾民来推动沉重的绞车。为了让他们在夜间不瞌睡继续干活，丘二门甚至请来妓女在一旁打情骂俏，刺激工人为他们卖力。
有一天，孙明经在拍摄人力凿井这张照片时看到，照片左上角的工人们昼夜不停地踩踏杠杆，来提起重达几百斤的钢锉。为了奖励工人，工人每踏一次，丘二就发一个铜板的奖金，说这叫做“脚脚红”。为此，孙明经很羡慕。不过后来他听说，工人的命运其实很苦，他们有时稍有不慎，就可能跌下井架摔伤，丘二们随意付点钱之后就将他们开除，如果因工致死就给丧葬费八吊钱，然后一切不管。当时资本家还得意地说：你要老子的钱，老子要你的命。
另外，在绝大部分时候，高级职员的工资比普通工人要高数倍至二十倍。这使得劳资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
炎帝宫是早期的工人帮会组织。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工人们很早就成立了自己的帮会。比如：烧盐工人组织炎帝会，挑水工人组织华祝会，锉井工人组织四圣会等。
炎帝会是烧盐工人的组织，成立于嘉庆年间。他们经常为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工资福利向资方提出要求，这些要求遭到拒绝后，他们就组织自贡所有的工人罢工。罢工断断续续进行了三年，最后资方还是让了步。华圣会的组织最严密，每年城隍庙会，他们就组织挑水工人就用围巾扎成巨龙在街上游行，挑水工人人多势众，因此游行队伍声势浩大，所以资本家轻易不敢欺负他们。对于他们提出的要求，资本家往往要费很大的劲，才能使工人做些许让步。
孙明经不知道，这很可能是中国、乃至于东方最早的工人运动之一，当时正值十九世纪中期，与马克思同处一个时代。可惜这位研究世界工人运动的德国人没有来过东方，否则，当他看到自贡的工人为罢工胜利而欢呼的时候，他可能会在著作中加入东方的内容，使他的理论早点与中国的实际相地结合。
“川盐济楚”持续了十多年，由此而暴富的四川盐商被人骂作“发国难财”。但是孙明经不赞成这种说法，他认为，如果没有“川盐济楚”，两湖地区必然因为没有盐而发生更多的战乱，导致更多的人死亡。对此，缪秋杰深为赞许。
天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长江下游水运重新开通。为了重振被战争破坏的江浙一带的经济，朝廷下旨，淮盐重新进入湖南湖北，而川盐的控制区就只剩下与四川邻近的湘鄂西地区。这样一来，不仅四川的盐商蒙受巨大损失，四川省的财政收入也大幅下滑。当时，四川总督名叫丁宝桢，丁宝桢办事干练、为政刚毅而闻名于当时。四川名菜“宫保鸡丁”就诞生于他的官邸之中。“宫保”就是丁宝桢拥有的“太子太保”的官衔。
为了革除食盐运销体制中的弊端，增加财政收入，丁宝桢决定，在四川推行由官府控制食盐运输和批发业务的“官运官销”制度，这一制度使得盐商无法通过垄断而哄抬盐价、牟取暴利。于是，王朗云联合其他盐商，将控告丁宝桢“与民争利”的状子送到了北京。他要再一次证明：钱可通神。
在孙明经看来，王家的败落，不仅仅是官府的报复，实际上淮盐在重新进入两湖地区的那一天，就宣告了一个黄金时代的终结。对于过去拥有食盐运销垄断地位的“四大家族”来说，丁宝桢的“官运官销”制度只是雪上加霜。
然而，为了改善自贡的水运条件，丁宝桢也作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这是孙明经拍摄的当年自贡釜溪河里运盐船只万船云集的盛大景象。釜溪河是自贡通往长江的重要水道，但是它的河道很窄，急流险滩众多，一到枯水季节，大型的运盐船只就无法航行。为了保证枯水季节也能通航，自贡当地政府除了用炸药炸掉部分险滩以清理河道之外，他们还在自贡仙市这个地方筑起一道临时的挡水坝，等河里的水位上涨到一定高度，将所有的运盐船全部漂浮起来之后，官府就打开临时挡水坝，让釜溪河里的运盐船只顺流而下，一直冲到长江里。这不免令孙明经想起秦始皇时期奉命开凿灵渠的水利专家——史禄，他当年就是用这种方法打通了长江与珠江流域的航运交通。
然而，史禄当年却无法解决一个问题，灵渠河道窄小，来来往往的船只很多，这些船往往容易在河道转弯的激流处发生迎面碰撞的事故，导致河道堵塞，影响其它上下行船只的通行。自贡釜溪河的情况与此几乎一模一样，但是这里的能工巧匠门成功地解决了两千年前史禄的难题，再一次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创新能力。他们设计了一种船头向左歪斜的船只，然后规定釜溪河里所有的船一律向左行驶，这样，即使船只迎面行驶，它们也会因为船头的独特设计擦身而过，不会导致严重的碰撞事故。这种船在当时有个很朴素的名字，叫“歪脑壳船”。
这种船经常顺江而下到达湖北各地的码头。那里的人见到它之后觉得莫名其妙，给它起了一个不雅的名字叫“川歪子”。但是，孙明经觉得，如果这种船行驶到广西的灵渠，当地人一定会茅塞顿开，惊叹于四川人的聪明才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在担任英国驻重庆办事处官员的时候，就专程来自贡考察过这种木船，并在他大名鼎鼎的《中国科技史》这本书里多次提到它。
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猛攻上海。国民政府将大批人员、物资运往武汉等内陆地区。随后，上海、南京、天津、广州先后沦陷，日军禁止沿海地区的食盐运往内地，企图逼迫国民政府投降。这时，四川出产的井盐就成为了中国坚持抗战的重要物资，再一次迎来了全面繁荣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被称为“第二次川盐济楚”。
就像第一次“川盐济楚”一样，自贡突然间百业兴旺，大批的资金投入到新盐井和天然气井的开凿上。同时，国民政府还主动给盐商们提供贷款，鼓励他们在生产中大量采用机械设备以提高效率和产量。
孙明经到达自贡时，正值国民政府刚刚宣布“川盐济楚”政策，因此自贡历史上第二次“川盐济楚”就成了自贡人最兴奋的话题。
在这种兴奋情绪的感染之下，孙明经为自己在自贡拍摄了唯一的留影。在他的身后，是自贡标志性的建筑——天车，也就是盐井的井架。当时，中国最高的摩天大楼是上海国际饭店，当孙明经看到自贡耸入云霄的天车时，这位受过西方教育的摄影师非常自豪，同时也对创造这一切的盐业工人很崇敬，因此在照片中，他除了表现这些劳动者艰苦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之外，还极力展示出他们的阳刚之美和乐观向上的精神。然而拍着拍着，他发现一个问题，盐工们每天这么累，身体却如此健壮。
孙明经一直不知道，他有可能是第一批品尝这道著名川菜的南京人。因为这道菜直到后来才由自贡名厨范吉安改造后推向饭馆，并在抗战胜利后传到南京上海等地。
后来孙明经发现，自贡的盐业生产中使用的牛果然很多，鼎盛时期居然多达十万头。每天光牛拉的牛粪就非常多，如果这个问题放在今天的北京、上海等大都市里，一定是个很严重的环境问题，但在当年，盐工们一定会把它收集起来，制成粪饼，晒干之后就是非常好的燃料。做顿饭用一个粪饼就足够了。特别是在冬天，盐工们还会把牛肉片成很薄的片，用盐腌过之后放在牛粪饼上烤制，百步之外就浓香扑鼻。工人们叫它“火边子牛肉”。后来它居然还成为自贡的著名小吃，并行销海内外。
当然，孙明经的镜头还对准了新崛起的一代盐商巨富。这些人大部分曾经在老的“四大家族”中担任过高级职员，拥有丰富的盐业生产、管理、经营方面的经验。他们只用很短的时间就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当时被称为“新四大家族”。
当时令孙明经感到很奇怪的是，为什么盐商们个个都腰缠万贯，却大多衣着简朴，尤其爱穿蓝布长衫。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前任四川盐务局局长刘树梅一生倡导节俭，极端痛恨盐商的奢侈浪费之风。所以，为了投其所好，盐商们个个都穿起了廉价的蓝布长衫，久而久之形成了习惯。看来，新一代盐商从王朗云的故事中总结了教训。
新一代的自贡盐商究竟拥有多少财富呢？没有人愿意向孙明经透露自己的秘密。但是，如果他几年以后再来自贡，一定会大开眼界。
1943年11月至1944年6月，冯玉祥将军两次到自贡发动“节约献金救国运动”，自贡的盐商踊跃捐款，照片中这位名叫余述怀的大盐商除参加团体捐献之外，个人又捐了法币1200万元。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一个月的工资是6000元。也就是说，这笔钱可以为2000位教授发放工资。
当时，慷慨解囊的盐商还有很多，有些人甚至没有留下名字就捐了600万元。更令冯玉祥将军感动的是，自贡的盐业工人表现出崇高的爱国热忱。1943年首次献金运动中，他们仅三天内就捐出50万元，这些钱可以买3万斤大米。第二次献金运动，他们又捐出1000万元。所以，冯玉祥非常感动，他即席作诗一首：巍巍自贡市，贤才多济济。各地都像你，飞机大炮坦克车，齐齐都能买新的。
1945年抗战胜利后，孙明经随金陵大学迁回南京。随后，国民政府颁布命令，淮盐重新进入两湖地区，川盐退回原先的运销区，自贡的黄金时代就此终结。当时，盐商们愤愤不平，既然四川的食盐在抗战中为稳定大后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为什么国民政府不能在抗战胜利之后为川盐保留两湖地区的运销区呢？哪怕一半也行啊！
此时，缪秋杰已调往上海中国盐务总局担任总办。对于这个问题，缪秋杰曾在一个私人聚会中表示，国民政府也有难言之隐啊！因为两淮地区的盐商历来就是中央政府的大金库，像自贡的王朗云花数万两银子在慈禧那里捐个虚衔这种事，在两淮盐商们看来，那只是“儿戏”。听到这里，孙明经顿时叹息道：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