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刀下的书信(下) (探索·发现2005-148)

刺刀下的书信(下) (探索·发现2005-148) --------------------------------------------------------------------------------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5年08月04日 16:46 来源：CCTV.com
 
 
 吉林省档案馆藏日本"邮政检阅"档案
　　吉林省档案馆最终保留下来的这批《通信检查月报》，不仅能够反映日军在东北沦陷区进行邮政检阅的情况，而且还能够反映出一些他们在中国其他地区进行邮政检查的内容。这是因为，由于关东宪兵队和日本驻华中、华南、华北其他宪兵队的联系非常紧密，加上各宪兵队司令部在上报邮检情况的同时，不相隶属的各宪兵队之间也会互相交换信息，所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保存的《通信检查月报》档案中也保存了一定数量的异地邮检月报。这表明，在当年，除了关东宪兵队在实施邮政检阅制度外，在中国关内的其他日本宪兵队也实施了邮政检阅制度。 　　比如，南支那派遣宪兵队本部编写了《支那邮件检查月报》，其内容和邮件处置的方法与关东宪兵队的大致相同，很多报告中就反映了当时湖北、湖南、广东等省市的军民抗击日寇侵略的呼声和对日军暴行的愤慨。 　　汾阳县冀村鎮无名氏寄给陵川县晋南商店张曼石的中写到：“无论是谁都必须佩带身份证，即便一会没有佩带如果被日军发现了，轻的是要被抓去拷问，重的则会被当成八路军而被判刑或者判处死刑。” 　　由于被检查的相当一部分信件是中国军人的通信，所以日军还通过邮政检阅获得了大量中国军队的部队番号和所在地的信息，甚至包括武器装备的数量等情报。 　　关东宪兵队邮政检阅的主要对象除了通信和电话外，还包括了电报检阅，所以，吉林省档案馆保留的《通信检查月报》的档案中还涉及了大量电报检阅的内容。而这些电报检阅的大部分内容，又和关东宪兵队在伪满洲国进行的“军事访谍”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  
 
 日占区
　　在伪满统治时期，东北境内活跃着一批由第三国际领导的地下情报人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利用自己的隐蔽身份，接触和收集有关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政府军的军事情报，再将这些军事情报整理后利用无线电电台发给位于苏联伯力，也就是现在俄罗斯远东哈巴罗夫斯克的苏军情报部门进行分析和掌握。 　　关东宪兵队通过邮政检阅察觉到了这些地下情报人员的存在，他们通过采用让宪兵队无线电侦察班锁定可疑电波，确定发报位置，并派宪兵与伪军警突击搜查的手段，在几年之内先后破获了东北地区的两个地下电台，逮捕了一批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的地下情报人员。但是，从1940年开始，有一个活跃在奉天，也就是现在沈阳的地下电台却始终未能破获。 　　这是一本在日本出版的《日本宪兵正史》，在此书中，记载了日本关东宪兵队于1943年2月,在沈阳的白塔堡,侦破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地下电台的经过。 　　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当年的无线电侦察也就只能在对方使用电台发报的时候，把电台的大致位置锁定在方圆500米的范围内。经常情况下，当日本宪兵和伪军警对该地区进行挨家挨户的搜查后，均是一无所获。即便是日本宪兵派特务化装成小贩、苦力等多次反复侦察后也是没有任何结果。再加上在一年的时间内，这个电台曾数次变换发报位置，无论宪兵们利用怎样的手段，这个电台却始终能够向外发出电报，这一情况让关东军宪兵队大为头疼。 　　赵福元，又名赵汉卿，辽宁沈阳人，他就是那个让日本宪兵头疼的秘密电台发报员。从1940年初他和其他几位情报工作者把无线电电台从哈尔滨秘密捎回沈阳后，赵福元就靠着他在沈阳人熟地熟的关系，先后找了3个地下电台的工作地点，并且地点的变换和电台的转移都是由他个人安排的。通常情况下，赵福元每周都会利用电台和外界联系一次，凡是其他情报人员收集来的日军情报都是由他及时发出去的。 　　庄克仁，今年96岁，64年前，他曾是沈阳地区秘密情报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作为赵福元的同事和上级，庄克仁直接参与和领导了沈阳秘密电台的筹备及运转工作，并且也是该秘密电台遭日军破获后的幸存者。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写下了很多有关当年秘密情报工作的往事。  
 
 湖南常德的吴奥久写给江苏吴福久的信
　　从1942年春节过后，庄克仁和赵福元的秘密地下电台就转移到了沈阳城内。因为安全原因，电台又被先后数次转移了几个地方，到第二年的春天，秘密电台被转移到了沈阳以南15公里的白塔堡地区。在白塔堡，庄克仁和赵福元租用了两间民房，又找来了两个同事的老乡作为掩护。这两个老乡的身份是菜农，平日里他们正常种菜，每当赵福元从城里前来发报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外面望风。由于赵福元的借口是要从白塔堡给自己在城里的烧饼铺子买粮食，所以周围的人没有对他的身份产生过怀疑，甚至当时连房东本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房子都已经成了反日秘密电台的工作据点！ 　　这个时候，负责电报检阅的关东宪兵队第86部队的无线电侦察班也发现，他们一直追踪了2年多的那个秘密电台又更换了发报地点，很快，宪兵们再次锁定了秘密电波发出的位置——沈阳以南15公里左右的白塔堡地区。 　　1943年2月10日的深夜，赵福元像往常一样发完电报，准备上床休息时，此时100多名日本宪兵在月夜下，将鞋上都包上了毛巾，蹑手蹑脚地包围了这两间房子。日本宪兵冲进房子，当场开枪打死了一个负责望风的老乡后，又逮捕了赵福元和另一个40岁左右的男子。战后被作为战犯而被进行审讯的日本关东军宪兵队班长渡边一雄在他的口供中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1943年2月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根据驻屯新京86部队宪兵无线电侦探班的报告说，在白塔铺附近有苏联无线电工作者，便命令奉天宪兵队进行搜捕。我担任班长，包围了该村庄，抓获了赵福元等二人，并没收了无线电台和密码本。” 　　而在战后被作为战犯而进行审讯的日本关东宪兵队伍长大窪武夫也在他的口供中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1943年2月11日早上4点左右，在沈阳市南方白塔堡根据奉天宪兵队长磯大佐的逮捕抗日爱国分子的作战命令，我和大约100名特设宪兵队队员在清香少佐的指挥下，开始了行动，一面用电波探测器搜查一面接近村庄。最后将中国的抗日爱国者赵福元和一名姓名不详男子逮捕，被逮捕的两个爱国分子在奉天宪兵队本部拘押拷问后送哈尔滨石井部队予以杀害。”  
 
 邮政检阅的主要对象除了通信和电话还包括了电报检阅
　　第二天，宪兵们又闯入位于沈阳铁西区的那个烧饼铺子，逮捕了另外一位生病卧床的地下情报工作者，由于庄克仁没有和赵福元他们住在一起，所以日本宪兵没有找到他。白塔堡事件后，庄克仁离开了沈阳，继续参加到了其它情报工作中，并活了下来。 　　在《通信检查月报》的档案中，人们还看到了一个叫张惠民的名字。张惠民也是第三国际领导的地下情报人员，他也曾经在关东宪兵队的眼皮底下领导建立过一个人数众多的地下军事情报站，他的本名叫张永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永兴参加抗日义勇军，抗击过侵入辽西一带的关东军。1933年，张永兴在苏联接受了搜集情报和无线电收发报技术训练，并于第二年被派回齐齐哈尔，收集日军伪军在齐齐哈尔的军事情况。为了工作方便，这一年年末，张永兴搬到了东二道街仁惠胡同一号。这是一套典型的深宅高墙的大院，街外行人较少，便于隐蔽。有了固定地点后，张永兴又秘密潜回苏联，领取了短波无线电台一部后回到了齐齐哈尔。 　　张永兴将发报地点设在了仓房里，每当使用电台时，电台的天线就会被伸出挂在墙壁上。电台的发报工作是由张永兴的弟弟张克兴来负责的，每次发报50分钟。关东宪兵队的无线电侦察机关曾多次探测到齐齐哈尔市内的异常电波，但却始终未能发现电台的所在地点。此外，为了更好地开展情报工作，张永兴还发展了多名情报人员。到1935年底，情报站已发展到20多人。 　　张永兴和他所领导的地下军事情报站，搜集日军军事情报的计划之周密，手段之巧妙，让关东军齐齐哈尔宪兵队非常吃惊。 　　大量的军事情报源源汇集到张永兴手中后，经他亲自整理分类，能用电台传递的就及时发出，用电台传送有困难的，就派人直接送往上级情报机关。从1935年5月以后，张永兴 　　亲自或派人化装秘密携带重要情报，多次过境，把情报送到苏联伯力的远东军区情报部。  
 
 赵福元
　　1937年11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张永民被捕。被捕的还有其弟张克兴及其10余名情报人员。被捕后的张永兴宁死不屈，1937年1月，张永兴及其弟张克兴等八人被齐齐哈尔宪兵队枪杀于市郊外。1948年春当时的嫩江省政府民政部门将张永兴，张克兴两位烈士的遗骨安葬在西满革命烈士陵园。1988年7月，黑龙江省国家安全厅又为两位烈士重新立碑，并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 　　1990年6月，当年杀害张永兴等人的关东军齐齐哈尔宪兵队长土屋芳雄曾来到齐市，在张永兴的烈士墓前附罪，并向其家属磕头，要求赎罪。 　　总的来讲，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在中国东北地区实施的邮政检阅制度一直持续到了战争结束，在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这段时间，关东军宪兵队实施的邮政检阅，为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实行殖民统治提供了极大的帮助。那些被邮政检阅认为有问题的当事人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惩罚。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当事人中竟有一部分被宪兵队直接送往了关东军731部队，被日军当作了细菌活体实验的标本！ 　　在吉林省档案馆保存的大批《通信检查月报》档案中，人们会发现这样的字样：“处置意见：特移及”。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特别移送”。这样的字样出现在了各类邮政检阅的《检查月报》中，显然，这是关东军宪兵队对于那些被邮政检阅制度检查出问题的当事人进行惩罚的一种方式。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 　　所谓“特别移送”是指关东宪兵队等军警机关不经过法庭审判，将抓捕的抗日爱国人士及其他人员移交到731细菌部队进行人体试验的隐匿行为。 　　当被问及将什么人送到731部队时，橘武夫又交待： 　　“遭受此种特别移送的是如下几类犯人：首先是被控为替外国当间谍或有与外国侦察机关相沟通的嫌疑者，以及所谓的匪贼，即中国游击队员；其次是反日分子和不可救药的刑事累犯。”  
 
 张惠民（原名张永兴）
　　从橘武夫的交待中人们不难看出，特别移送的对象正是关东军希望通过邮政检阅挖出来的那些人，因此，特别移送很自然地被当成了邮政检阅制度的延续，一部分被邮政检阅发现的反日人员，被关东军宪兵队以特别移送的方式直接送到位于哈尔滨的日军731部队。 　　因为邮政检阅制度实施的时间很长，并且深入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通过邮政检阅而遭到逮捕并被特别移送到731部队的人有很多。比如沈阳秘密电台的发报员赵福元，在被捕后不久就被特别移送到了731部队，有关他被特别移送的证据至今还保留在中央档案馆里。除了中国人外，关东军宪兵队对于那些被邮政检阅查出有反满抗日思想的外国人也进行了特别移送的处理，他们中有苏联人、蒙古人、朝鲜人，甚至也有日本人。1944年，牡丹江宪兵队就特别移送了一名有反战思想和共党间谍嫌疑的日军少佐。 　　当时，随着731部队对所需实验人体的数量逐渐增多，关东宪兵队也加大了邮政检阅的力度，不断增加特别移送的人数，并对工作成绩显著的人予以提升或奖励。于是宪兵们都“红了眼”，一些情节较轻的当事人也被送往了731部队。 　　关东军的宪兵们已经出现了为保障731部队的供给而制造事件的现象。 　　张志强：“日本关东军在731部队设置了特制监狱，这样他就需要大量的实验人员，1938年日本关东军制定了一个关于如何特别移送这么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下达以后所有的日本关东军的所在部队，包括有关警察和日本宪兵队只要看到特移及，特别移送处理，（就）明白要将这个人送到哈尔滨731特制监狱也叫四方楼进行人体实验。在中国经过我们调查，应该说现在没有活着的实例。” 　　邮政检阅制度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通信自由是维护人权的基本要求之一，而日军随意没收、扣押、删除信件，无疑是一种犯罪行为。它阻碍了民众之间的信息交流，致使通信不能正常进行，限制了人身自由和通信自由，并且由此而产生的特别移送等残酷处理方式，更加触犯了国际公约。  
 
 1937年1月张永兴等8人被齐齐哈尔宪兵队枪杀
　　日本关东宪兵队《通信检查月报》档案的公布，在日本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吉林省档案馆保留下来的这批档案十分珍贵，它详细地记录了日本关东宪兵队的活动，是日本当年侵略中国东北的重要罪证。这些档案记载了东北沦陷后的许多重要事件和人物，经过档案馆多年地挖掘和整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逐步浮现，为人们更深地去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参考，也让那些日本右翼分子否认日本侵华的狡辩显得愈发苍白无力！ 　　（CCTV《探索·发现》供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601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