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与常识： 邓实用理性（《告别革命》片断）

主义与常识： 邓实用理性（《告别革命》片断）   2010-06-30 主义与常识： 邓实用理性（《告别革命》片断）   2010-03-13 主义与常识
    邓小平的实用理性
 
    刘(再复)：最近邓小平在南方的讲话，倒有一些理性精神，好像正是你所说的“实用理性”。
    李(泽厚)：在共产党的高层中，他是最清醒的，他从让人民富裕、发展生产力这个角度去总结过去的教训是对的。
    刘：邓小平的讲话版本挺多，讲了不少，最使人感兴趣的是关於社会主义的看法。他说，甚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让人民富裕，就是发展生产力。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有，资本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有，社会主义也有。这个社会主义的定义没有意识形态性，但把社会主义和人类生存发展的常识连在一起。现在，我对庞大的意识形态体系不感兴趣，倒比较喜欢常识。
    李：不迷信意识形态，这是他的长处。他很善於提升常识，这也是“实用理性”。他的一个特点是不讲理论，与毛恰好相反，毛是每次必讲理论。
    刘：我们这个世纪不断革命，为了革命，引入各种庞大的理论体系，加上毛泽东又创造一套思想观念，这些观念系统，本来是要作为指路明灯，但是，不知怎么搞的，最後我们的国家倒弄得民不聊生，丧魂失魄。这裏有一个巨大的陷阱，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家意识形态陷阱。天天年年念念不忘，就是天天年年在陷阱中不能自拔。後来，斗得没饭吃，文化大革命时经济已完全崩溃。几十年的阶级争斗，我们也被弄得很累很累。筋疲力尽，我们的民族真变成一个很疲倦的民族了。现在到了世纪未了，倒是重新发现庞大理论体系之外的一些简单的常识是很重要的，例如，人类要生存，首先就得吃饱饭，得发展生产力。所谓社会主义，也就是发展生产力的主义。邓小平的讲话最有意思的就是说明这一点。这是常识，但常识往往比“真理体系”更重要。
    李：实用理性是从孔夫子以来我国的一种传统。它的好处是避免陷入高头讲章，避免陷入完全脱离实际的理论迷魂阵。高头讲章，大本本，确实是一种陷阱，我们的国家几十年整个地陷入过“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陷阱，陷到最後，就是井中蛙的贫穷和互相厮杀。实用理性是实践性较强的理性。它面对的是实际，虽然谈的好像只是普通常识，但好处是清醒，不怪诞。当代中国，有点实用理性是很好的，但也不应当排斥“形而上”的纯理论的抽象思考，现代科学也需要有这种纯抽象的思辨。有意思的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并不与之相冲突，中国人在科技领域同样可以作出极好的成绩，这说明中国的实用理性有很大的适用性和灵活性。它能够随时代的发展而扩张，但也要注意，它也有弱点，包括今天为甚么许多科学家都一直崇奉“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而不怀疑的重要原因。理论为甚么一定要联系实际呢?不一定吧，外国人就不会这样想，特别到现代，科学发展本身有时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数学某些部份、高能加速器等便可以与当前现实无关，尽管它们最终还是会联系到现实，但也许八十年也许八百年。我们谈中国实用理性的好处时，也要注意这一点，这才能真正继承和发展中国实用理性的传统。
    刘：也许中国的各种思潮流派，可以在“常识”中找到“共识”，人民要有饭吃，要富裕起来，经济要繁荣，中国经济经过百年沧桑，穿过庞大真理体系的高山大海，最後返回到一种“常识”，这是世纪末中国的常识，但也可能是世纪末中国的共识。
    李：要找到一些共识，就得对各种主义有个理性的认识。通过自身的经验教训来评价这些“主义”，而找到自己的路。这条路不一定是某种主义的路，但一定是符合理性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路。
    刘：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进行一些思考、反省，这本来是很正常的，用不着害怕。在这个世纪的下半叶，毛泽东和许多领导人，也包括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都以为通过政府集中管制的办法可以达到社会正义的目的，以为这种管制是万能的，可以把千千万万人的活动、要求、欲望协调起来，现在看到，这个办法不行。几十年的经验证明，这种办法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这种负面作用就是使社会经济萎缩，使人失去热情和积极性，使生产失去效率，财富创造不出来，社会停滞不前，这样一来，社会正义就变成是空的。大家都陷入贫穷和无休止的斗争，还有甚么社会正义？因此，就必须对社会主义有个反思。前十几年，实际上我们已走过一个反思的过程，反思之後就知道，毛泽东那种希望用政府管制的办法达到社会正义的目标，带有空想性，是一种乌托邦，他的空想性就是以为高度集中地控制社会公平的办法可以解决一切。
    李：他忘记了市场经济，忘记了这种自动运转的社会之手。资本主义就运用了这只巨手，并以庞大而复杂的法律作保障。毛是大空想家，他总想要一个没有市场甚至没有货币亦即没有贫富、没有等级、没有差别的“共产主义”。但要达到这一理想，靠平均主义、道德主义，根本不可能。
    刘：资本主义生产管理方式在中国的环境中很容易被认为不要社会正义。其实，我们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看一看，了解了这些国家社会问题不少，但生产力确实高度发展，而且它也不是不要社会正义，问题在於如何寻求正义？正义的条件、前提、标准是甚么?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是绝对贫困的平均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讲社会正义有甚么意义。像非洲的有些国家，也标榜社会主义，但它绝对贫穷，这种贫穷的均衡就没甚么意思。如果鼓吹这种贫穷的均衡，只能说有点道德义愤，不能说有实用理性，也不能说有历史主义眼光。
    李：社会发展常常要以打破社会表面上的公平为代价。在中国的今天，恐怕正应以社会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也就是历史主义优先。邓小平的实用理性正是确定了这一优先。
    刘：在中国，改革的艰难和人们对社会正义的看法有关。中国确实有许多特殊的矛盾、特殊的文化心理。许多矛盾的冲突非常激烈，如果不是这么多矛盾，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造反有理、革命神圣等等观念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市场。但是我们也看到，到了今天，这些观念，在广东及沿海其他一些城镇，就不那么有市场了，人们就不接受了。
    李：广东和沿海省份，通过改革，社会基础已有了变化。那是已有了容纳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土壤，也就有了容纳另一种观念的土壤。
    刘：这就是我要和你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改革除了社会基础外，是不是还有精神层面的准备问题。我一直认为，中国的改革，这两方面的问题是互相关联的。一方面是社会基础的问题，也就是中国薄弱的社会基础能不能容纳自由经济、自由市场这样的资本主义方式；另一方面是能否容纳又取决於人的期待，即与个人的思想意识有关。在社会发展中，人愈有承受力，愈看清社会发展与个人利益、个人活动紧密相关，就愈有信心。如果人人都对社会发展抱有信念，抱有远见性的期待，那么，资本主义方式造成的各种“非正义”观念就会被抵销，人们头脑中的“非正义感”和由此引起的各种反感和敌对感也就会随之消失。西方学者研究市场，觉得市场相当神秘，最神秘的是有时一个大市场崩溃了，并不是物质原因，而是人们对这个市场没有期待了。韦伯（Weber）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新教伦理的关系，就涉及到这个问题。
    李：韦伯研究的正是资本主义方式发展的精神原因，我想，一个社会容纳一种大的生产方式，与这个社会的精神文化是有关系的。韦伯认为中国儒家学说不同於基督教（新教），可能产生不了资本主义。这一论点近十年不断遭到批评。批评者都举出四小龙的例子。我以为问题很复杂。目前关键之一恐怕仍在於如何打破几十年来大锅饭平均主义的思想观念，这问题也不简单，因为大锅饭也确有其优点，这我以前也讲过，这也是一个值得作学术研究的课题。
    刘：韦伯的关注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社会发展确实与物质基础有关，我们过去的基本教训是忽视这一基础。但发展这一基础又与人们精神的观念相关。困难的问题是理清这两者的关系，如何界定这两者的关系是件麻烦事。
    李：现在一些反对采取某些西方生产、管理方式的人，强调的就是中国国情不允许经济优先、历史主义优先。还是要精神优先，意识形态优先，这就有问题。所谓国情几乎是一个无所不包而又并不确定的概念。甚么是国情?我以为八亿农民和落後的小生产方式就是基本国情；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这就是国情。这些正需要输入西方生产、管理那一套，邓小平不也如此说么，姓社姓资要看是否有利於发展生产力，有利於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共同富裕。台湾讲“均富”，与中国传统也并不矛盾。“共同富裕”和“富之教之”等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对传统作一种新的阐释，从而使“西体”中国化，这不也就是具有中国特点，符合中国国情吗?不能说只有姓社姓穷、搞贫穷的平均化才符合中国国情。
    刘：是的，三十年代在关於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辩中，马克思主义派取得胜利，他们主要的论点就是认为资本主义方式在中国行不通，理由是中国人口太多，太落後，财富分不均，基础不行。现在何新又重复他们的论点，认为商业方式行不通。其实，从十年来的改革中可以看到，是否容纳一些资本主义方式先是与人的期待相关，最後还是取决於经济发展。例如，改革麻烦的问题之一是物价体系的调整问题。对这一问题，同样在中国，北京市民和广州市民看法和期待就很不相同，实际上，价格不合理，就因为政府补贴太多，现在政府削减补贴，从长远来说，对社会的发展肯定有好处，但是北京人总是不支持政府这个行动，一涨价就哇哇叫。在南方，人的期待不一样，广州市民与北京市民不一样，他们明白，这种改变，对个人利益有好处，从长远说，更有好处，这就是通过发展生产来弥补物价调整时的暂时损失。个人多打一点工，艰苦一点，但生产一发展，物质一丰富，就可以补充损失，大量增加财富。结果他们成功了。
    李：北京市民对物价上涨、腐败现象反应都比广东激烈。这的确并非都是正常心态，它们保持了小生产国度和传统中儒道特别是墨家的某些消极东西，包括前面讲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所以对传统可以有两种态度两种应用两种继承。我主张“西体中用”，反对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也是这个道理。全盘西化不去说它了，前面已讲。中体西用就是保持传统的经济方式、经济基础以及其意识形态，如上述的平均主义，所谓“不患寡”不正是小生产的落後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吗?所以有红眼病，生怕别人发财，自己没份。
    刘：对腐败现象当然都有反应，但反应的强烈程度也不一样。广东也知道不对，但比较不在乎，他们似乎感到这是改革中不可避免的代价，社会转型期总是会发生这种现象。
    李：只要看看狄更斯的小说，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的小说，就知道工业社会、商业社会发展时，真是人欲横流，道德败坏。恩格斯不也说过，恶是推动历史的杠杆么?
    刘：从官本社会向金本社会转变，一定会发生一些腐败现象。对於这种现象，仅仅着眼於社会正义，就会忧心如焚，以致反对改革。这自然是与先验的过高的道德期待相关。
    李：如果此时眼光现实一点，然後又放远一点，就好了。就会了解并分析其原因，从而不是用道德义愤而是用法律手段来逐步制止贪污腐败。新加坡这方面就抓得紧，从而效果不错嘛。新加坡严得很，在电影院抽烟罚款五百元，谁也不敢抽。中国则在公开贴有禁止抽烟的地方（如火车上）大抽特抽，没人过问。一切要用法治而不是道义、革命来解决。
    刘：如果现实一点，那么，就应当在容忍度上有个沟通。大家都看到腐败，一种是看到而认为，这是法律不健全、不完善，应在完善法律上去下功夫；一种是看到而认为，改革带来道德沦丧，不可救药，天天想革命。
    李：这也是改良与革命之分，改良，就得逐步完善法律体系，并逐步但坚决执行之，这当然是很艰苦很麻烦的工作，比“打倒官僚”的口号或运动、示威游行等难多了。
    刘：中国的事确实得一步一步来做，不断调整、建设，不断调和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以追求人民富裕国家繁荣为目标，这自然就会好起来。能调和，政治就开始发生变化了。政治自然不能完全不改革。经济基础发生大的变动之後，僵死的意识形态硬顶，是顶不住的。
    李：政治当然要改革，但要有改革的经济基础，政治才能改革好。例如政治家说：知识分子们，我给你个性发展，给你个人自由。可是，你没有经济基础，没有个性和自由生长的土壤，自由随时都可以让政治家们收回。“六四”前知识分子已有不少言论以至结社的自由，但“六四”後就被收回了。一夜之间，就没有了。
    刘：我在（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失落与回归）中，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个性缺少合理生长的土壤，现在正在被批判。
    李：我还是坚持这种看法。民主政治、个性自由没有经济基础是不行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要有现实基础。中国知识分子为甚么难以保持其独立性呢?还不就是首先经济上不能独立，而且也没有法律形式保障猾立的社会地位。 
    刘：例如，两年前贺敬之他们说我们的书是自由化，列入禁书，书店就不敢出了，我主编的丛书，有的主编名字抹掉，如“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有的甚至整套书不能出版，如“十年中国文学理论大系”（十卷本，浙江人民出版社已做好纸型），他们依据哪一条法？我们被禁，又靠哪一条法?
    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倒还没去掉我们的名字，据说有人不高兴，说社科院在护着我们，其实是依法办事嘛，我当时还是全国人民代表，你当时也还是全国政协委员。没触犯哪条法律，没违反出版法，为甚么要擅自删掉我们的名字呢?江苏、黑龙江等就把我的主编、顾问名字或删掉或贴掉了，有人好奇却偏偏撕下贴掉的人名，发现原来那裏面是我，於是写信来，我只好一笑置之。你到哪裏去讲理?这就是上下民众都没有法律观念嘛。又如社科出版社拒不发给我主编应有的编选费，“六四”後口头一直说一定照章付款，却硬是拖了三年有余，明明是在欺负我，哪有这种道理呢?我如果是个大小官员，他们就不敢这样了，现在我愿意藉此声明：我并不稀罕那几千元钱，并且早决心不要了。但我要在文字上记下这笔账，这不是私怨，我和那管事的毫不认识，无冤无仇，只是想记下这种社会现象，这种只怕官不管法的丑恶事实。鲁迅当年可以告章士钊，我们却连对付一个小小的司局级或所谓副局级的小官僚也对付不了。
    刘：鲁迅那时才是一个教育部的“俞事”，章士钊把他开除了。这场诉讼事件也是源於学生运动。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学生运动，北洋军阀政府为了加以扑灭，发布了女师大停办令。可是，女师大的师生抵制这一命令，自行组织了校务维持会，鲁迅也是维持会的会员。章士钊作为北洋军阀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就免去鲁迅教育部佥事的职务。鲁迅不服，就向北洋军阀政府的平政院提出诉讼，这个院是专门处理行政诉讼的机关。鲁迅当时亲自到院裏投递了诉状，他依据的是法律《文官保护法草案》，结果经平政院裁判，鲁迅胜诉。当时国务总理贾德耀根据平政院裁判结果还签署了给教育总长的训令，勒令教育部取消对鲁迅的处分，教育部也不得不颁发了鲁迅的复职令。
    李：是呀!当时还有这种法律形式来保护知识分子的合法权益社会地位，我们现在就投诉无门了。
    刘：知识分子“无树可依”，没有可独自立足的现实土壤，确实是根本性问题。
    李：封建时代的士大夫有很强大的地主阶级作为他们的经济後盾，因此他们的示范作用很大。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则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的经济力量的支持，所以毛泽东说，他们是“毛”，必须依附於无产阶级这张“皮”上，於是就任凭这些人假借这张“皮”的名义来随意宰割了。外国有些人不懂这一点，老奇怪中国知识分子何以如此“软弱”，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哪裏知道，饭碗不在自己手裏，稍一不慎，个人不足惜，一家老小以及亲朋戚友都要“一损俱损”，连讨碗饭的地方都没有，这又如何硬得起来?稍稍硬一点，如胡风敢上万言书，结果便是几十年的囚禁；路翎不能低头认罪，结果便被逼成了个疯子。路翎十八岁便写了轰动一时颇有影响的《财主的儿女们》，一九四九年後还满腔热血去朝鲜写战地文学，像海明威一样，但这样一个人才却硬被扼杀。我至今还保存了一套一九四九年前出版的《财主的儿女们》，这是把我当作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批了一年之後，宣布是“思想问题”，“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无任何政治组织或私人连系”之後，偷偷买的。真是，整了我一年，丝毫不见成效。当时我二十几岁便尝过这种种厉害（如硬逼我承认是“反革命”），如今的大批判，当然不在话下。并且我对批我的人，除了极少几个品质太坏的人外，我从心裏对他们无敌意或恶感，只是他们写的东西实在太差劲了，不堪卒读。
 
载自《告别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