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杀前后

2010年07月13日 08:30:10 　来源： 新华网综合



文章摘自 《国学大师之死》 作者：同道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国学大师王国维
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京师震动。四五月间，革命军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在河南为奉军击败，河北、山东情势非常危急，时局可谓一夕数惊，北京各界大为恐慌。此时，清华大学校园内尚属安静，国学研究院刚刚评定完学生成绩。
6月1日，国学研究院第二班毕业。中午，王国维参加了师生叙别会。宴会上，王国维为门生谢国桢及其朋友著青在扇面上各题诗一首，后又为同学们侃侃而谈蒙古杂事。
自从1925年接受清华教职以后，王国维改攻西北地理和元史，两年来著作颇丰。平时十分缄默的王国维，此时似乎兴致非凡，学生们很受感染，觉得老师正当盛年，学养深厚，治学兴趣如此之高，日后如能继续受教，定当收益良多。席间有个别学生有感时局而发叹息，但并没有影响到整个聚会的氛围。
午后，宴会结束，王国维拜访陈寅恪，两人同属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列。
当晚，学生刘节与谢国桢去了王国维家里——清华西院18号，问疑阴阳五行的起源，并讨论日本人研究天干地支的得失问题。其后，说起眼下的时局，王国维神色黯然，说到冯玉祥即将入京，张作霖想率兵总退却以保卫山海关以东地区的时候，王国维说：“北京日内有大变。”
王国维的意志消沉可能和当时北平《世界日报》晚刊上刊登的《戏拟党军到京所捕之人》有关，这篇文章上面赫然有王国维的名字，虽说是“戏拟”，难免使人惴惴不安。自1927年初至5月底，国内政治形势动荡，北伐军在南方节节胜利，清华园内的教授们都很不安，如梁启超就在连续发表的《给孩子们书》专栏文章中写道：“近来耳目所接，都是不忍闻不忍见的现象……现在南方军人确非共产派，但他们将来必倒在共产派手上无疑。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北京正是满地火药，待时而发，一旦爆发，也许比南京更惨。希望能暂时弥缝，延到暑假。暑假后大概不能再安居清华了。”
6月2日，天色微亮，王国维照常起床，潘氏夫人服侍他洗漱之后，和当时在家的三子贞明、女儿东明共进早餐。餐毕，王国维去书房整理了一下书，然后独自出门，往研究院公事房去了。8时许，王国维到公事房，猛然想起已经批改完的学生成绩本没带，就让院里的听差去家里拿。然后，与研究院办公处同事侯厚培商谈下学期招生的事情。谈完之后王国维向侯借两元钱，侯身上没有零钱，随手给了他一张5元的钞票。王国维一向不理财，当时清华给他的薪水是每月400元，已经算是高薪阶层了，不过他领到工资之后就直接交给潘氏夫人分配使用，平时身上从不带钱，只有去买书的时候才会向夫人取用。
王国维拿了钱出公事房，在院里吩咐听差雇洋车，正好轮着35号车当值，王国维上车坐定后，即吩咐车夫往颐和园方向而去。
10点钟到达颐和园，王国维买票入园，并给了车夫5角钱，让他在园外等候。王进得园内，径直走向石舫，在石舫前坐了良久，后漫步进入鱼藻轩，从怀中取出纸烟，慢慢抽起来，烟尽火灭，他一纵身跳进了昆明湖。
原本在远处忙碌的园丁听到落水声，急忙赶来下水打救。水很浅，但湖底的淤泥很深，只见王国维头入泥中，费力捞起后，口鼻之中全被污泥塞满，探摸鼻息，已经咽气，这时距园丁听到落水声不过几分钟而已。下午1点多，清华大学的学生先赶到颐和园，由园丁带到鱼藻轩。王国维的遗体自打捞起来后就停放在了这里，上面盖了一方芦席，四个边角以四块砖镇着。园丁把芦席刚一揭开，学生们就不由得失声痛哭，眼前的王先生已经断气二十多个小时，面目紫肿，四肢蜷曲，匍匐地上，惨不忍睹。学生们想起先生前日风采，又瞻其眼前遗容，不由悲从中来，恸声不止。
不久，家属和学校办事人员陆续赶到，验尸官却迟迟没到。天气渐渐热了起来，阴云密布，雷声大作，但没有雨。下午4点多，法官带着验尸官姗姗而至，简单查问后，开始检验。王国维当天穿着一贯的马褂、长袍、汗巾和布鞋，从他衣袋中寻出了4块多钱和一封遗书，遗书的纸已湿透，字迹仍完好。信封上写着：“送西院18号王贞明先生收。”遗书上写着：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五月初二日，父字。
“五月初二日”是阴历，即公历的6月1日。很明显，遗书是自尽前一天，即国学研究院师生叙别会召开的那一天写好的。
验尸完毕后，学校的杂工即将遗体移到颐和园西北角门外以前内庭太监住的三间小屋里入殓。傍晚7点多的时候，才扶棺到清华校南成府的刚秉庙停灵。当天，到场送殡的除了研究院的学生外，还有清华大学的教授梅贻琦、吴宓、陈寅恪、梁漱溟、陈达及曾受蔡元培之托三邀王国维任教北大的马衡、燕大的容庚等。
王国维逝世当天，其外甥、清华研究院助教赵万里给在天津的罗振玉拍了电报：“师于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代奏。”罗振玉与王国维是30多年的好友，而且是儿女亲家(王之长子潜明娶罗之第三女)，听闻噩耗甚为悲痛，准备亲来北京清华园吊唁，家人恐怕他来后时局有变故，极力阻拦。无奈，罗振玉只好派其子赴京奔丧。电文中所谓“代奏”，是请罗向驻驾天津的溥仪报告死讯。曾经的清帝溥仪15年前已经退位，13年前，被冯玉祥逼出故宫，12年前由日本便衣警察护送到天津日租界。罗振玉曾担任清廷学部参事，王国维曾任“南书房行走”一职，虽然时过境迁已久，但二人一直与溥仪保持君臣之义。
6月7日，罗振玉据情上奏溥仪，并代递了一封遗折，这封遗折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对王国维的死因众说纷纭。其实这封遗折是罗振玉感念他与王国维的友谊，对于两人失和之事甚感愧疚，为了弥补自己的歉意，不惜冒着欺君的罪名为他谋求谥法，因此让他的第四个儿子模仿王国维的笔迹作了个“遗折”。
溥仪看过“遗折”后大受感动，发出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恻朕怀”，于是特“著加恩予谥忠悫”。派贝子溥伒当天前往祭奠，赏给陀罗经被和两千银圆治丧。三个月前，康有为猝死青岛，门生们曾向溥仪申请谥号“仁忠”，但遭拒绝。可见溥仪对王国维的“殉清”相当看重。
王国维的家人遵照他的遗命，于阴历五月十七日(公历6月16日)申刻卜吉营葬将灵柩下葬。当天下雨，道路非常泥泞。由于正值暑假期间，研究院很多学生都放假回家了，送葬的只有包括校长在内的几十人。墓地选在了清华园往东二里的七间房，在田间高处的麦垄中，深约六七尺，宽三四尺、长约丈余，以西门汀筑成。棺木放在中间，上面放了一块石板，用泥土堆起来，葬礼完全是按照北方的习俗办的。坟是由清华的泥水匠做的，上面立了一个碑，上书宣统皇帝的谥号“王忠悫公”，坟地四面都种上了树。
罗振玉又在天津设“忠悫公”灵位公祭，随后赴京，参与处理后事，并送上一份在亲友中间数额最高的葬礼银1000元。
事后，罗振玉主持了王国维遗著的校理和编辑出版工作，一年内，将其已刊和未刊的著作分编四集，以《海宁王忠悫公遗书》为书名出版。
两年后，清华研究院同仁请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陈为王国维写下墓志铭：“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静安先生平时对时局悲观，看得很深刻，他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采取激烈的对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一途。——梁启超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
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郭沫若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为什么要投河自尽?

王国维与罗振玉，1916年摄于日本京都
不可不说的王国维
王国维，字静安，1877年生于浙江海宁。他是一位世人景仰的学术大师，对学术界做出多方面的贡献。
与他同在清华研究所工作的梁启超这样评价:“若说起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那是不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其最显著的实在是发明甲骨文。和他同时因甲骨文而著名的虽有人，但其实有许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人作的。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矫正他的绝少。这是他的绝学！不过他的学问绝对不只这一点。我挽他的联有‘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一语，通方知类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的全体。他了解各种学问的关系，而逐次努力做一种学问。本来，凡做学问，都应如此。不可贪多，亦不可昧全，看全部要清楚，做一部要猛勇。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辩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近两年来，王先生在我们研究院和我们朝夕相处，令我们领受莫大的感化，渐渐成为一种学风。这种学风，若再扩充下去，可以成功中国学界的重镇。……”除梁启超外，陈寅恪、吴宓、郭沫若等国学大师无不对王国维的学问表示钦佩。令世人震惊的是，王国维竟自沉而死。对此，人们纷纷发表看法，探究王国维的死因。总而概之，有“逼债说”、“由于国家没有研究机关而致死说”、“《殷虚书契考释》出王代撰说”、“受罗振玉影响说”、“不问政治说”、“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说”、“因病厌世说”、“受梁启超排挤说”等等。国学大师陈寅恪的评价则更受世人重视，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先生显然对王国维之死有至高的评价。
笔者对王氏之死的真正原因，不愿妄加评论，只想根据多方面的资料，梳理一下王国维生命中最后一段时间内的所作所为及周围情况。也许，真实死因也就自然而出了。
“最黯淡的一年”
王国维是在1927年自沉的。他的女儿王东明称这一年为王“最黯淡的一年”。其实，最黯淡的光景早在1926年后半年即已开始。
9月，王国维年仅28岁的长子王潜明在上海病故。这对久历世变、境况寥落的王国维无疑是一沉重的打击，更加郁郁寡欢了。而雪上加霜的事接踵而来。不到一个月，因婆媳不和引起误会，亲家罗振玉愤而将女儿领走，王国维陷入巨大的忧怨当中。　对王国维来说，罗振玉不仅是亲家，还是最为亲近并对他影响至深的师友。1898年，22岁的王国维入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得到罗振玉的赏识，并器重之，免其各费，使其专力治学。之后，王国维的大多数重要活动几乎都与罗振玉密切相关。留学日本，系罗氏资助之；到南通师范学院讲学，系罗氏推荐之；入京任晚清学部官员，系罗氏带领之；乃至于王国维先学西学，后转而专治国学，也是罗振玉相劝之功……徐中舒《王静安先生传》记:“辛亥之役，罗氏避地东渡，先生亦携家相从，寓日本之西京。罗氏痛清室之沦亡，于西洋学说尤嫉恨之。至是乃欲以保存旧文化之责自任，且劝先生专治国学。先生乃大为感动，遽取前所印《静安文集》尽焚之。”[3]以此类推，王国维对清宫以及逊帝溥仪的浓厚得化不开的死结，也与罗振玉有莫大的关系。
罗振玉学问不及王国维，但在其他方面则长袖善舞，当过末代皇帝的老师，参与重要的政治活动，还有很强的经营手腕……他对王国维有恩，但也让王国维做了许多事情。据说，罗振玉不少重要的学术成果其实本是王国维的。这种说法不是空穴来风。
王国维与罗振玉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非常好的。当罗振玉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王国维的长子后，双方自然是亲上加亲，像一家人。可惜的是，王国维潜心学问，不善于管理家事，长子王潜明一死，家庭矛盾迅速扩散。也许还有其他原因吧，罗、王之间多年的挚友关系从此破裂了。
王国维系耿介之人，他还想尽力挽回与罗振玉的感情。1926年10月24日，他写信给罗振玉:“维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变。于维为冢子，于公为爱婿，哀死宁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图中间乃生误会，然此误会久之自释，故维初十日晚过津，亦遂不复相诣，留为异地相见之地，言之惘惘。”[4]又说:“初八日在沪，曾托颂清兄以亡儿遗款汇公处，求公代为令嫒经理。今得其来函，已将银数改作洋银二千四百二十三元汇津，目下当可收到。而令嫒前交来收用之款共五百七十七元（镯兑款二百零六元五角，海关款二百二十六元五角，又薪水一个月一百四十三），今由京大陆银行汇上。此款五百七十七元与前沪款共得洋三千元正，请公为之全权处置，因维于此等事向不熟悉，且京师亦非善地，须置之较妥之地，亡男在地下当感激也。”王国维在信中流露出想要化解误会的心意，且汇款给罗振玉，并用“求公代为令嫒经理”、“请公为之全权处置”等委曲求全的语句，表达了自己的诚意。
罗振玉并不领情，以自己女儿的名义，将钱退回。
王国维不甘心，10月25日，又致罗振玉信，仍请罗将钱收下，说:“令嫒声明不用一钱，此实无理，试问亡男之款不归令嫒，又当谁归？仍请公以正理谕之。我辈皆老，而令嫒来日方长，正须储此款以作预备，此即海关发此款之本意，此中外古今人心所同，恐质之路人无不以此为然也。京款送到后，请并沪款一并存放，将原折交与或暂代为收存，此事即此已了，并无首尾可言。”
罗振玉仍不领情，再次将钱退回。
一而再地被拒绝，王国维觉得自己最看重的人格受到了侮辱。他生气得不言语。女儿王贞明看见父亲从书房抱出了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王贞明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有道……
10月31日，他又一次写信给罗振玉，说:“亡儿遗款自当以令嫒之名存放。否则，照旧时钱庄存款之例，用‘王在记亦无不可。此款在道理、法律，当然是令嫒之物，不容有他种议论。亡儿与令嫒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义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其所天之理，何以于其遗款如此之拒绝？若云退让，则正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总之，此事于情理皆说不去，求公再以大义谕之。此款即请公以令嫒名存放，并将存据交令媛。如一时不易理谕，则暂请代其保存。”直到此时，罗振玉才收下此款，回信说:“拟以二千元贮蓄为嗣子来日长大婚学费，馀千元别有处置之方法，以心安理得为归，不负公所托也。”
虽然如此，二人的心结一直未能打开。1925年8月上旬罗振玉六十大寿的时候，王国维还专程到天津祝寿并写诗贺之，诗尾有“百年知遇君无负，惭愧同为侍从臣”句。不料，刚刚不过一年光景，二人关系竟发生如此巨变。此事无疑在王国维心中留下巨大的阴影。
赴津为清废帝祝寿
1927年，王国维51岁。清朝灭亡已15年之多，五四运动也已过去8年。世事变幻，使清华园内的人文景观也为之大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变了，衣服穿着也随之而变。惟有两人，以其最独特的方式固守着自己原有的信仰。他们留着辫子，毫无顾忌地行走于大庭广众之下。学生们因景仰他们的人品，没有人强迫他们剪去脑后那带有特定含义的辫子。这二人，一为梁启超，另一位就是王国维。
在王东明的记忆中，父亲“每天早晨漱洗完毕，母亲就替他梳头，有次母亲事情忙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很值得人玩味，他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9]
王国维对已灭亡的清廷也有类似的执著——既然受过清廷之恩，既然是清廷旧臣，既然已效忠于清廷，那么，不管怎样，不管世事如何变化，我王国维总是要效忠（或者说是愚忠）到底。
早在1924年溥仪被逼离开紫禁城的时候，王国维便整日忧患，并打算自杀。幸亏家人警觉，时刻防备，悲剧才未能上演。不久，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发表《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对清皇室破坏大宫山古迹提出批评。王国维知道后马上冲冠而出，为清皇室辩解。他长久地处在忧患中不能自拔，甚至于听说有人在紫禁城坤宁宫捡得古器，他也不忍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