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中国经济转型的文化人类学解释

“稻作性格”与“电玩性格”

——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文化人类学解释

郭宇宽

富士康连续12人跳楼的惨案，其背后的问题根源到底是什么？最简单的解释是，富士康是“血汗工厂”。确实，富士康的流水线工作乏味枯燥，且持续高强度。但问题是，为什么以前没有这么多人跳楼？难道以前富士康的工作就不乏味，不单调么？难道在全国各地的加工制造型企业的流水线上的工作条件，比富士康好么？待遇比富士康高么？

有很多人注意到，这次富士康跳楼的工人，都在20岁上下的年纪。有人提出“新民工”的概念，认为这些人和第一代农民工有本质的区别。而本文则结合笔者在农村的生活体验和对打工子弟第二代的调查研究，试图解释“新民工”和第一代民工的区别是什么。

稻作与麦作：

勤庄稼与懒庄稼

我刚上大学时，从江苏来到陕西，就感受到一些文化冲突：陕西当地媒体都在议论陕西人“醒得早，起得晚”。普遍情况是，陕西的农民不爱外出打工，到南方的工厂里上流水线干活，都觉得受不了那个苦。陕西农民给我的感觉是，尽管很穷，也懒洋洋的，但性格比较祥乐。

而我老家江苏的农民实在太勤劳了，外出打工的很多。我父亲在农村租了一块地，从村上请两个农民兄弟来平整土地，这两个兄弟，在广东打工，恰好赶上企业不景气，把他们遣散回家，我爸付给他们一天20块钱，在当时是比较高的工资，结果两个兄弟干得格外卖力，从早到晚除了喝水，几乎一分钟都不歇气。我劝他们歇歇，他们都不歇。而我观察过陕西农民干活儿，干一会儿，要歇很长时间，他们叫“抽袋烟”，抽一下就要半个小时，而且到了中午，还要午休很长时间，尤其是天热的时候，都在乘凉，几乎没人干活。

都是农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当时很让我困惑。有一次和陕西作家贾平凹聊天，他不承认陕西农民都懒，因为他家乡是陕南商洛地区，他家乡的农民非常勤劳，外出打工的很多。不过在他看来，关中和陕北农民确实懒。另一次，我和另一位陕西作家陈忠实聊天，他是关中人，很为关中自豪。他认为，谁叫八百里秦川是天下最好的黄土呢，麦子撒下去根本不用操心。以我在关中农村调研的经历，确实是这样，只要保证关键时候浇够两遍水，其他时候都不用管，确实很省心。而在陕北，种植小米则更不必费心，撒下去种子，几乎就没人管了，广种薄收。

而水稻则可以算作粮食作物里最让人操心的了。我们的老祖先，五六千年前就发现，稻和野草在淹水条件下有不同反应，通过水淹可以达到除草的目的。水稻是在水中生长，水层的深浅对水稻的生长会产生很大影响，于是要求田面平整，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水平深浅一致，这样需要对稻田长期精细维护，还要控制每天的水位。

而且，水稻的种植和收获时间比麦子、高粱、玉米更加严格。种麦子只要不赶上特别不合适的雨水，早几天、晚几天，问题不是太大，玉米更是嫩一些收、老一些收都行。而水稻的收种却几乎一天都不能耽误，而且双季稻的“双抢”——抢收早稻、抢栽晚稻，恰好是在南方天气最热的时候。这段时期基本上从天蒙蒙亮到天黑，需要不歇气地劳作。我爷爷在世时跟我说，他们小时候，赶上“双抢”，帮工每天都要吃至少18个馒头或者饭团，以说明劳动强度之大。所谓“起早贪黑”，就是描述这样的劳作。再加上，水稻田单块面积普遍比较小，也限制了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所以直到现在江苏的农村，还有用水牛耕作的，而北方早已推广了拖拉机。

所以，同样是农民，种水稻的农民和种小麦高粱玉米的农民在有些方面是很不一样的。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文化差异，而是生存环境和技能训练的差异。在陕西这么不大的一块地方，种水稻的陕南农民和种小麦的关中农民及种小米的陕北农民性格都不一样。

“稻作性格”与中国模式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在全球化产业链中，承担劳动密集型的代工制造。中国资源禀赋的优势，就在于能够提供大量适应流水线生产节奏的产业工人。

而我在南方的流水线制造型企业调研时发现，员工主要来自于安徽、四川、江西、福建、江苏等地区，而这些都是中国主要的传统水稻产区。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等地外出到流水线上打工的工人，相对很少，尽管这些地区很多地方经济也欠发达，而这些地区是传统的麦作区。

我相信这并非巧合，在世界范围内，能够在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方面有竞争力的国家中，从最早的日本、韩国到发展中的越南、菲律宾也都是传统稻作区。水稻田的劳动经验和他们能顺利转型为流水线上的手脚麻利的产业工人是否有某种内在联系？

我亲眼见到流水线上的工人，就像是《摩登时代》里卓别林扮演的拧螺丝师傅一样，从事的是几乎机械般的高强度劳动。富士康现在加薪了，可在我看来，那主要不是加薪能解决的问题，你就算给我一个月一万块，我也干不了那个活儿，最主要是受不了那种枯燥和乏味。

但是对那些有稻作经验的民工来说，他们却表现出来比较大的承受力。劳动条件再恶劣、再枯燥，难道能比太阳底下弯着腰保持一个姿势插秧更辛苦、更枯燥么？中国的血汗工厂，经常为了赶订单，让员工加班加点，但能够比得上“双抢”的劳动强度么？

这里不是笼统地讲谁能吃苦，谁不能吃苦。比如蒙古和藏族的牧民，时常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放牧，不能说他们不能吃苦，但那是一种不同的苦，对于流水线上枯燥乏味的苦，他们中的有些人就很难受得了。

我听说有一个政策，在一些民族地区，选拔年轻人到南方打工，作为一种扶贫手段。很多地区选拔来的青年就不太适应。而笔者亲见云南、贵州的侗族、苗族之类水稻民族的青年，外出打工，到流水线工作中，就基本可以适应。

中国经济的所谓奇迹，有不少就是这批“洗脚上田”的稻作农民所创造的。他们的坚韧和勤劳，忍受了不仅西方人，就连一般中国人也忍受不了的流水线劳动，成就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

电玩一代登场

这次富士康跳楼的12个年轻人，都在二十岁上下，在我看来是有标志性意义的，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人。 他们十三四岁的时候，如果按照传统，已经可以下田帮父母干活儿。但这个时期他们的父母或者是自己承担农活儿，希望孩子好好读书以便跳出农门；或者是自己外出打工，赚了钱，更不舍得孩子干农活。所以这一批成长起来的农村孩子，几乎少有真正的农村劳作经验。

而这个时期，游戏厅已经开始遍布村镇。从小学到初中，对这些孩子中的大多数来说，最吸引他们的活动就是电子游戏。有很多学者研究电子游戏对于儿童性格的影响。有一点可以形成共识的就是，电脑和网络游戏，是高刺激性并且兴奋点快速转移的。同时，电子游戏又有一种鼓励人雄心勃勃和竞争性的机制，比如对于积分和不断“通关”、“升级”的追求。

当这样的孩子到了十八 九岁，按照传统社会期望，他们应该能够成家立业了，而这些孩子最有可能找到，并且看上去相对他们的父辈还不算低档的工作，就是在富士康这样的流水线制造企业。

等他们进去以后，才发现这样的工作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乏味枯燥并且似乎看不到“通关”和“升级”的希望。对他们的父辈来说是习以为常、以为是宿命的劳作，对他们来说如同炼狱。

于是有些人最终在绝望之下选择了跳楼。也许，在飞身一跃的时候，他们想起的是游戏里经常出现的“Game over”!

富士康案的警钟

固然富士康在很多问题上应该被指责，但什么才不叫血汗工厂呢？难道大批量生产订制电子元器件的富士康可以像谷歌公司那样，让员工在办公室里养宠物，边喝咖啡，边慢悠悠地干活？

如果按经济学的话语，人们会认为，刘易斯拐点到了。这同样太乐观了，所有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算真正严重的问题。富士康跳楼事件，在我看来本质上不是一个劳动力价格问题。

在富士康跳楼的那些年轻的孩子，并不是黑砖窑的奴工，是他们自己选择了这份工作，富士康给的工资基本上并不偏离市场预期，甚至比市场上其他工作还好，但最后他们还是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真正的富士康警钟，在我看来，是要去理解，人是什么、一个生命体是怎么成长的，去体会人性需求的复杂性。

中国有水稻劳作经验的这一批民工，现在最年轻的也40岁上下了，他们很快就将跟不上流水线的工作节奏，逐渐退出流水线工业的劳动力市场。而打电子游戏成长起来的一代，注定难以长期忍受乏味、枯燥的流水线工作。打电子游戏形成的性格和流水线作业的要求注定是格格不入的。这种巨大的反差所产生的心理压力甚至痛苦，不是靠涨工资就能解决的。

在我看来，从小就玩电子游戏的一代和从小在水稻田里干活的一代，根本就是不同的生命经验体。只要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位置不变，即使市场机制让他们选择富士康式的工作，市场机制也会给他们一份还不错的收入，但市场机制并不能弥补他们所感受到的，也许不像我能表达得这么清晰的痛苦。

很多学者还在议论，“中国模式”能不能持续？我想答案就在于其中。

(作者系长策智库研究员)

马光远：人力资本优势丧失论贻误经济转型

马光远

据新华网报道，6月1日，富士康宣布加薪三成后，6月6日，富士康再度宣布加薪。据称，自10月1日起，富士康集团深圳地区各厂区，新进员工经三个月考核合格，标准薪资再上调66%，为每月2000元。而在上周，本田方面也同意给员工加薪。

站在企业员工的角度，加薪无可厚非。但笔者也关注到，有些专家对此忧心忡忡地表示，本田和富士康的大幅加薪，必将逐步影响其他企业，外企加薪潮或将到来。这样将使中国人力成本优势丧失，导致产业向越南、印度等地转移。

上述专家的担心不无道理。而且这种论调每每在法律天平向劳工倾斜时，更是喧嚣一片：《劳动合同法》实施的时候，我们就听到过这种论调。的确，提高劳动者报酬，肯定会影响企业的利润空间，而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制造”在全球大行其道的一个根本原因，的确是劳动力成本低廉。近年来，各界都在呼吁中国经济转型，要求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改变中国在利润最低端的冷酷现实。但比较优势和产业转移的路径依赖告诉我们，中国要想在短期内改变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恐怕不太现实，诸如富士康之类的“代工”企业，在中国依然具有存在的必要。但问题的关键是，一个“中国制造”的大蛋糕，被国外分走了大部分，国内生产者只分享了小部分，在剩下的小部分比如10%里，劳工只分得其中的1%究竟合理与否？国外的大部分与国内的小部分，属于国际分工问题，而10%与1%，则属于真正的分配问题。

事实上，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经济蓝皮书》和5月21日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李长久提供的三组数据的历史变化，可以一目了然地揭示政府、企业与民众在分配关系上的真相：

一是改革开放3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1%。都远远低于GDP年均增速。这一方面说明经济成果大部分归于国家。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0.95%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二是近十年来，就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论，消费在GDP里的贡献从60%下滑到目前的36%，不仅远远落后于诸多发达国家，更是落后于“金砖四国”等其他国家。三是1997年-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降至39.74%；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升至31.29%，利润挤占工资现象突出。

再从绝对数看，央行在2009年6月曾经发布的一组关于广东东莞农民工工资增长的调查更能说明问题：调查显示，东莞最低工资标准从1994年的350元/月提高到2008年的770元/月，15年间年均增长速度也不足5%，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21%。再从小时最低工资看，我国平均是0.2美元左右，而欧美等国是25到30美元，是我国最低工资的100多倍。

结论非常明白：从收入分配的基本特征看，一是政府过快的收入增长挤压了居民的收入，二是企业的利润增长挤压了工资的上涨空间。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的“中国模式”显然建立在“利润挤压工资”的畸形分配基础上，低劳动成本的确降低了产品成本，获得了价格的竞争优势，但同时，由于收入太低，势必导致居民购买力低下，从而导致消费不振。在外需旺盛的情况下，这种分配的弊端不会出现，但当外需大幅下滑，必然导致所谓的“产能过剩”和内需不振。

“中国制造”的崛起，的确与劳动力低廉不无关系，但正是因为这种“绝对优势”，导致企业在技术创新和产品更新换代上过度迟缓，导致今天面临最大的经济转型危机。退一步讲，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待遇，真会导致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丧失吗？持这种论调者一方面罔顾我国人均收入排名在全球100多位之后的事实，将个别与中国不具可比性的国家视为参照对象，另一方面，也没有看到产业可以从中国东部转移到西部的事实。而且，从小时最低工资看，欧美等国是我们的100多倍，和很多东南亚国家比，我们的人均收入依然很低，何来优势丧失？

袁剑：是中国模式还是中国想象

袁剑

中国经济之所以被视为奇迹，乃是由于其持续的超乎寻常的增长速度。但是放眼全球的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史，与中国同样处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实在非常之多。以金砖四国(编按：指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为例，在采取了某种更加自由的市场化改革政策之后，它们几乎都实现了相当持续的高速增长。

考虑到这些不同经济体高速增长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它们共同的原因：那就是更加开放和更加自由的市场化改革，以及伴随着所谓全球化的全球市场体系在最近20年中的高速扩张。

至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出其他三国的那一部分，实际上也很容易在中国内部找到制度性的解释。在我看来，各级政府人为压低各种成本的特殊能力(比如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税收成本等等)，以及远远超过其他三个国家的投资能力(高投资率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正是超越其他三个经济体那一部分的恰当解释。前者使中国在全球资本竞争中赢得了更多的投资，并能够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后者则显著拉升了中国的投资。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经济结构较之其他同样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在结构上更为失衡，因而前景也可能更不稳定。

一般而言，所谓模式是一个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制度结构总和。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近20年所形成的制度结构，其稳定性、持续性还远远没有受到时间和危机的考验。事实上，已经有相当多的迹象显示，在全球市场体系扩张动力逐渐衰竭的今天，中国曾经有力推动经济增长的这种制度结构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证诸历史，那些成功并为后来者效仿的所谓模式，无一不是在应对各种严峻挑战而进行的不断调整和革新之后才最终得以形成的。我以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中国模式才可能真正成立。

在相当程度上，中国模式不过是若干知识分子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失望和不满，在匆忙之中遴选出来的一个替代物，一种对神秘事物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