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学通：未来十年：中国安全吗？

闫学通：未来十年：中国安全吗？时间:2010-06-29 11:50 作者:闫学通点击:1351次
　●总体讲来，今后十年我国战略安全环境将不如90年代，中美结构性矛盾是我安全环境恶化的根本，台湾分离主义增强了我安全问题的紧迫性，而经济全球化使我面临一些不熟悉的安全问题
　　●争取较好国际安全环境有两种基本策略，预防性策略侧重于防止冲突的发生，而对抗性策略则侧重于在冲突和危机中取胜。由于我国综合国力在今后十年仍处于地区强国的水平上，因此预防性策略宜为我安全战略的主导方面
　　●我今后十年的安全战略目标不宜定得过高，以我安全环境不出现重大危机为目标相对合理
　　自冷战结束以来，我国没有卷入任何战争，为现代化建设基本上争得了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那么在于21世纪的头十年，我国能否继续保持与90年代相似的国际安全环境呢？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安全问题。
　　90年代安全环境的变化
　　要了解今后十年我国安全环境的变化趋势，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冷战结束以来我国安全环境的主要变化。
　　1．我无世界大战及外部军事入侵之虞，但卷入局部战争的危险则由小变大。只要美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间没有全面战争，世界大战就不可能发生。90年代的历史表明，由于我国实力的不断增长，外部军事入侵的可能性不断下降，到90年代末我国总体安全环境仍好于冷战时期。
　　虽然没有世界大战和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危险，但绝对实力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我安全环境的改善。与90年代初期相比，我国目前的安全环境的改善。与90年代初期相比，我国目前的安全环境已难称为是最好的时期了，因为卷入局部战争的危险已大于90年代初期。台湾分离主义逐渐成为可能使我卷入地区军事冲突的威胁，使我国卷入地区军事冲突的危险又增长了许多。
　　2．国际力量结构未改变一超多强的特征，但中美战略矛盾加深使我国面临更大的安全压力。国际格局包括实力结构和战略关系两个层面。在实力结构的层面，1991年苏联的解体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日本、俄国、德国（或欧盟）的综合实力都难以与美国相提并论，其它的地区大国和地区集团的实力就更不可能与美国同日而语了。在90年代里，各主要力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然而这些变化都没有改变90年代初形成的一超多强的国际力量结构。
　　与国际力量结构的变化相比，大国的战略关系在90年代发生的变化则是深刻的，尤其是中美战略矛盾深化了许多。90年代初期，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并不十分确定，美国也没有明确的主要战略对手。1992年美国舆论开始炒做中国威胁论，但美国官方并不认为中国的实力足以成为美国的现实战略对手。而到了1995年美国就开始有人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了。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当时所说的“如果你把中国视为敌人，中国就将变成敌人”的名言，反映了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过程。1996年大国战略关系基本定型，90年代初多极化造成的大国战略关系模糊性逐渐消失。美国与日本、欧洲的战略矛盾主要是经济领域的竞争，与俄国的主要矛盾是安全方面的，而与中国则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三个方面都有着严重的矛盾。台湾问题、人权分歧、市场准入、武器扩散都已成为中美之间长期无法解决的矛盾。
　　3．陆地边界安全有所改善，但军事实力差距离并没解决，而非传统安全问题却不断增加。90年代初，我面临的传统战略安全问题主要是领土安全与军事实力差距。90年代末我西南边界安全状况有了实质性的改善，而其它边界安全状况则改善得有限。我与美国在某些军事技术上的差距有所缩小，但军事实力上有差距依然很大，总体作战能力上的差距在有些方面还有所扩大，如军队信息化的反弹道导弹等方面。
　　与90年代初比，我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严重。90年代初期，我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是国际经济情报战、走私、败毒、跨国犯罪等问题，到了90年代末，此类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变得更加严重。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变化是，90年代初期并不突出的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破坏活动和信息问题也变成非常现实的安全威胁，而此类问题有导致经济全面衰退、民族分裂和社会性暴力冲突的危险。也就是说，我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到了90年代末已具有一定的战略安全性质。
　　今后十年安全环境走向
　　要准确预知未来十年的变化仍是极其困难的，因此这里只能对战略安全环境的发展趋势加以评估。总体来讲，今后十年我国战略安全环境将不如90年代，台湾问题、中美结构性矛盾和经济全球化的负作用将是我面临的战略安全威胁增长的主要原因。
　　1．台湾分离主义势力的发展将使我卷入局部战争的危险不断增长，但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极小。冷战后，民族分离主义活动的势头在欧亚地区呈上升趋势，今后十年这一趋势有进一步发展的势头，而且西方国家公开集体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分离主义活动。这将促使台湾分离主义分子加快公开独立的步伐。台独势力发展速度加快，将从时间上给我和平统一政策造成战略上的困难。
　　台湾的“大选”和美国大选恰巧都在2004年和2008年。时间上的巧合将使得台湾和美国的政治气候在选举前向台独势力倾斜。
　　今后十年，中美虽有因台湾独立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但避免战争升级为世界战争或引发大规模军事入侵仍是可能的。冷战时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都曾将核大国卷入其中，但是核战争灾难的威慑力曾有效地抑制了这些战争升级为世界战争，而且也防止了军事大国之间的相互大规模军事入侵。今后十年内，只要新军事技术不能使核武器失去这一威慑力，任何地区性局部战争升级为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都很小。同样原因，台湾军事冲突使我陷于大规模外部军事入侵的危险也很小。
　　2．中美结构性矛盾的深化将增强我战略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但中美仍有机会发展消极安全合作。1946-1969年和1970-1988年，我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分别经历了一次25年对立为主和一次18年合作为主的历史时期。1989年起，中美战略关系又进入了对立为主的历史时期。由于今后十年内出现一个共同战略威胁的可能性较小，中美关系对立为主的性质也难根本转变。特别是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要在21世界维持其世界霸主地位，而我国战略目标是要在21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这两个战略目标使中美之间出现了结构性的战略矛盾。今后十年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日本、欧洲和俄罗斯的可能性很大，这将使中美之间的结构性战略矛盾更为突显。因此，尽管美国称霸世界的政策将使其与所有的世界主要力量之间矛盾加深，但在众多双边矛盾之中，美将把美中矛盾置于突出位置。在90年代，中美政治制度的分歧以及人权斗争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美国对华主要是施加政治方面的压力。随着中美结构性矛盾的不断突显，美国从战略上防范中国的心理会增强，由此其对华施压的政策重点将不断向军事方面移动。
　　3．加快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将使我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严重。冷战后的经济全球化与冷战之前的经济全球化相比，其主要区别不是动力性质不同而是速度不同。由于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在技术和管理方面落后，因此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总是便显得更为严重。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按协议将在2005-2006年完成与世贸组织规则接轨工作。这意味着我将进入速度越来越快的经济全球化主流，从而我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在21世纪初也将变得严重起来。今后最主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有可能是信息安全与金融安全，信息安全事关各行各业的保密和正常运转，金融危机造成的后果将可能不亚于一场局部战争。这些都将构成一种战略性的安全威胁。今后十年，虽然我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将更加严重，但是与传统安全问题相比，这些问题仍将是次要的。卷入战争的危险越大，非传统安全的地位就越下降。今后十年，由于我传统安全问题变得严重，因此非传统安全问题在我安全战略中的位置难以上升。
　　争取基本安全的思考
　　争取较好国际安全环境有两种基本策略，一种是预防性的策略，一种是对抗性的策略。预防性策略侧重于防止冲突的发生，而对抗性策略则侧重于在冲突和危机中取胜。笔者认为，由于我国综合国力在今后十年仍处于地区强国的水平上，因此预防性策略宜为我安全战略的主导方面。
　　1．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重视威慑战略的研究，有效地抑制冲突的发生。综合国力是国家战略安全的基础，但是不同内容的国力在提高国家战略安全上的作用不同。鉴于今后十年的传统安全环境将不如90年代，因此有必要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以减慢局部战争危险上升的速度。中美国防支出的巨大差别决定了我要在十年内缩小中美军事装备差距是不现实的，但通过新战略战术的研究与发明，则可以较大幅度地弥补实力上的差距，因此，我国防现代化应强调武器研制与战略战术研究并重，特别是应重视符合我国装备水平以弱打强的战略战术的研究。鉴于台湾分离主义势力是加速局部战争危险的直接原因，因此我军备建设和战略战术研究应以争取在台海局部地区的军事优势为目标，而不是争取大规模全面战争的军事优势。我国防建设应以确保有效的最低战略威慑为标准。
　　2．加强区域安全合作，发展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争取较好战略安全环境不能只靠国防现代化，改善同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也至关重要。我国非常需要考虑如何发展与美国在地区安全合作上的关系，如何通过多种形式的安全合作减少美国对我施加军事压力的动机，约束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除积极参与现有的地区安全合作组织之外，我也可考虑开展东亚次区域的安全合作，这将有助于加强东亚国家独立的区域安全意识，增强相互之间的安全信任。有关中美日俄四国安全论坛的问题也有值得考虑的一面。因为是四方论坛，与会各方都需要有相应的独立立场，即使是消极合作，也将有助于减弱日美同盟对我构成的战略压力。
　　3．加快战略经济部门的体制改革，增强我经济体系的竞争力与抗危机能力。要提高我国经济体系的竞争力和抗危机能力。要提高我国经济体系的竞争力和抗危机能力，需要加快信息、金融等战略经济部门的改革。首先需要加大这些部门的国营企业间的竞争力度，如果国内没有竞争练习，则无法寄望它们在国际竞争中取胜。二是要扶植民营企业进入这些战略经济部门。在危机发生时，民营企业将与国家共患难，共同承担危机压力。
　　结论
　　由于本文分析认为今后十年我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将不如90年代，因此争取较好安全环境仍应是我国今后十年的重要战略任务。虽然台湾分离主义、中美结构性矛盾及经济全球化负面作用对我今后十年的安全环境都有重大影响，但三者所起的作用不同。中美结构性矛盾是我安全环境恶化的根本，台湾分离主义只是增强了我安全问题的紧迫性，而经济全球化不过使用我面临一些不熟悉的安全问题。因此，我今后十年安全战略目标不宜定得过高，以我安全环境不出现重大危机为目标相对合理，而且这有利于使我安全战略更符合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
 来源:中国国关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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