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人﹖做奸人﹖这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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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忠君报国一直作为重要的道德规范和从政准则为国人所尊崇。早在启蒙阶段,孩子们就接受到有关「忠能兴邦,奸则祸国;忠良受人敬仰,奸佞遭人唾骂;忠臣流芳百世,奸臣遗臭万年」的传统教育。按说,问一个成年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读书人选择做忠臣还是做奸臣,就像幼儿园的阿姨问孩子们是要做乖孩子还是做野孩子一样,得到的回答应当是异口同声。然而,事实情况远非如此。有人在选择做忠臣还是做奸臣的问题上颇费踌躇,有人甚至前后相悖。历史上有个叫裴矩的人,在隋朝时选择做奸臣,在唐朝时又选择做忠臣,很是耐人寻味。
据《旧唐书.裴矩传》载,裴矩,字弘大,河东闻喜人,幼年丧父,由伯父抚养,少年好学,博闻强记。隋文帝做定州总管时,征召任命他做秘书,因其头脑活络,善于揣摩皇帝意图,很是得宠。
隋大业六年(公元六一○年)正月,在东都洛阳上演了一场荒诞剧,端门大街上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奏乐者逾万人,灯火自昏达旦,一直折腾了一个月方罢,所费巨万。并且在和外人互市的市场,屋宇「整饰如一」,盛陈帐帷,其中摆满了珍玩宝器,甚至连卖菜的都铺上了龙须席。无论外国人走到哪个饭店,都要以好酒好菜招待,且宣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正月的北方,树上无花叶,就用绢帛缠上,外国人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便问:「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而事实上,此时长安一带正由于徭役繁重,造成百姓失业,郡县破家,人畜死亡!这场荒诞剧的总导演便是裴矩,其目的无非是想让皇上高兴,赢得圣上欢心。
裴矩在隋朝时确实出了不少祸国殃民的歪点子。有一个时期他是负责外交的,他主张征讨高丽,并吞吐谷浑,使炀帝「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他主张招徕西域各族,造成了郡县「疲于迎送,糜费以万万计,卒令中国疲敝,以至于亡。」这些主张都是为了迎合炀帝好大喜功的心理,炀帝赞之曰:「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朕未发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
隋亡之后,裴矩又入唐为户部尚书,此时他却一反常态,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成了敢于犯颜直谏的诤臣。唐太宗刚即位时,致力禁止奸邪诈伪,听说各官署中的审案主管,多有接受贿赂之事,于是,派人用财物来试探他们。有司门令史接受了赠送的一疋绢帛,唐太宗大怒,打算杀了他,裴矩劝谏说:「这个人接受贿赂,确实应该严厉地惩罚。只是陛下用物来试探他,就施行极刑,这就是所说的用罪恶来陷害人,恐怕不是倡导道德整饬礼节的行为。」唐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还郑重其事地召集百官说:「裴矩遂能廷摺,不肯面从。每事如此,天下何忧不治!」
为什么同一个裴矩,在一生中会作出两种截然相反的选择呢?司马光的解释是:「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诤。是知君者表也(表,标志),臣者景也(景,影子),表动则景随矣。」元朝名相拜住比喻得更形象:「盘圆水圆,盂方水方」。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臣子。隋炀帝喜媚,奸臣成堆;太宗喜直,君子齐集,这就是风气的效应。
也许你会骂裴矩「墙头草两面倒」、「奴颜媚骨」、「巧言令色」、「奸佞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