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中国人 (豆瓣)

柏杨：丑陋之上还有尊严  J  


　　四月最残忍。
　　贾植芳先生的追悼大会还没来得及开，柏杨接着走了。残忍之处更在于，二十年前我们谈起柏杨是为了热切拥抱，今天我们谈起柏杨只是为了遗忘埋葬，柏杨已经随着他的时代成为背影。
　　
　　“鸦片战争是外来文化横的切入，对中国人来说，固然是一次‘国耻纪念’，但从另一角度看，也未尝不是一次大的觉醒。”柏杨对于内地的切入，今天看来也是一场意外。很多人记得柏杨，往往是从《丑陋的中国人》开始。柏杨在书中把中国人的丑陋源于传统的“酱缸文化”，指出“由于长期的专制封建社会制度斫丧，中国人在这个酱缸里酱得太久，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围……一切行为价值，都以酱缸里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为标准”。
　　
　　这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言论无意间触及时代精神，在内地几乎人手一册，成为华人地区最流行的书籍。不过，这本多少有些“好作惊人语”的畅销书让柏杨八十年代在大陆声名如日中天之后，又几乎因为同样的原因销声匿迹，其书一度被查禁。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潮流，八十年代的开放让中国重新回到世界，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昌明，柏杨的当头棒喝让国人再次陷入五四时的反思命题：回归传统还是彻底西化？很多人批评柏杨文章偏激刻薄，学养不足，李敖甚至特别著书反驳,称“中国民族性中固然有丑陋的一面，但以偏概全式的处理，却涉及这种作者的人格与学格的问题。”
　　
　　仔细回顾，柏杨的书实际上仍旧承接了五四学人的追问，他的批评言论背后仍旧源于知识分子对文化、国家惯常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甚至他对国民性批判也与鲁迅形似神近。几代传统知识分子面对山河破碎人心颓败，往往将国家命运归结于文化原因，不过文化并不能成为一切原因的原因，正如秦晖所言“文化无优劣,制度有高下”，从这个意义上《丑陋的中国人》已经落伍。
　　
　　提柏杨，只谈《丑陋的中国人》无疑偏颇，柏杨把自己的写作曾总结为“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通鉴》”。晚年的柏杨一直忙于著史，比起他的小说、杂文，他显然对历史著作寄望甚高，这也与他的入狱经历息息相关。当1968年柏杨因为翻译漫画触怒当局被以“侮辱元首”之名投入监狱，几乎十年。在狱中，柏杨遭遇了非人待遇，他对整个体制产生怀疑，希望能够找到国人病态的根源。身陷囹圄成为柏杨一生中最重要转折点，由文化转入历史，从历史中他深感中国文化的基因从来缺乏人权与民主思想。柏杨史学方面著述颇丰，尤以《柏杨版资治通鉴》、《中国人史纲》最受欢迎，前者在台湾被誉为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后者被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
　　
　　柏杨的历史写作更是看重“小民的历史”，以幽默直白的文字追溯历史，有人甚至说他开创了一个“平民体”。如果说《丑陋的中国人》点破国民的文化隐疾，那么《我们要活得有尊严》、《天真是一种动力》则是柏杨关于中国人特性的药方：以尊严克服丑陋，以天真追求理想，国民的尊样应是国家的追求方向，“我们也并不一定要效法美国，效法效法德国、效法效法日本，也是自救之道。战败后的德国和日本，固然成了三等国家，可是他们的国民却一直是一等国民，拥有深而且厚的文化潜力。”
　　
　　《柏杨曰》是《柏杨版资治通鉴》的精华版，其中的序言号称是柏杨的封笔之作，柏杨在开篇问道“读历史，人能够从中取得教训吗？”这是无数中国人曾经追问过的问题，事实上，观看柏杨这个苦难先民的后裔，他的个人心灵史也是一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不断现代化的历史。在一个知识分子不断世俗化的时代，柏杨成为旧时代知识分子的最后一批代表，他个人的不完美也与此直接相关：我们可以指责柏杨的国民性批判情绪大于论证，带有文化决定论的简单粗暴；我们也可以指责柏杨的史观没有超越鲁迅的“吃人”历史；我们甚至可以指责柏杨身上也有丑陋特质，比如他对国民党的表态……但是，柏杨始终影响过一代人，他一生也一直努力实践知识分子的底线，正如这篇封笔序言的结尾：“我摆脱传统文化的包袱，不为君王唱赞美歌，而只为苍生、为一个‘人’的立场和尊严，说‘人话’”，作为文化个体，柏杨行动的实践意义并不输于文本。
　　
　　在《丑陋的中国人》之前，也有美国人写过《丑陋的美国人》、日本人写过《丑陋的日本人》，前者被美国国务院拿来作为他们行动的参考，后者的作者却被撤职，对比柏杨的坎坷经历，三国国民性高下自现。巧合的是，《丑陋的中国人》与《丑陋的日本》分别写于台湾日本经济起飞之时，如今内地经济崛起，自信满满的同时精神荒芜的阴影却挥之不去，这也许就是柏杨在今天的最大意义,盛世更需要危言——纪念一个作家的最好方式就是阅读他的著作，因为他早就告诫过我们：“我们丑陋是因为不知道自己丑陋”。